這位政治哲學家說《君主論》是一部憲政專著

馬基雅維利歷來是歐洲主流思想詬病的主要對象，尤其是《君主論》經常以「惡毒的小冊子」「媚臣寶典」等諸多惡名流傳於世。然而，擔任過四屆美國總統特別顧問的菲利普·博比特，憑藉近他50年的從政經歷和治學基礎，在《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造的世界》一書中，重新解讀了《君主論》並還原了被曲解的馬基雅維利。他說，《君主論》是一部憲政專著，而馬基雅維利是一位憲政主義者。

菲利普·博比特是怎樣得出這樣驚人的結論的呢？下面我們節選了一段《朝服》的序言，各位可以從中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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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之道——馬基雅維利的悖論

文/[美] 菲利普·博比特

譯/楊立峰

節選自《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造的世界》

自從《君主論》於作者逝世後的1532年出版以來，有五個具體的理念構造著對它的理解，正是這些基本的背景性假定導致了那些由來已久的學術問題，這些問題在當前的馬基雅維利研究中仍舊十分突出。並且，這些假定本身就是馬基雅維利悖論的始作俑者。這個悖論就是：為何一個人的著作能使他成為自亞里士多德之後最有影響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或許可以去掉這個「之一」，同時對於他實際上在說什麼卻又存在著如此深刻的分歧？

《君主論》

第一個背景性理解是，《君主論》是一部「鑒書」（mirror book），它是對古代一種創作體裁的模仿：著作者在宮廷上向君主或官方諫言該如何行事。西塞羅的《論義務》（De officiis）就是這種體裁的代表作，當然還有許多其他有影響的例子。然而，《君主論》顯然與這類著作極不相同，因為它並沒有建議統治者遵循古典的德性，而是力主在某些情況下統治者應該拋棄那種做法。這種認為《君主論》是一部反常的鑒書的觀點構成了以下此種主張的基礎：馬基雅維利式的君主就是蔑視古典德性或基督教德性的君主。這個主張已經引起了大量的爭論。儘管這個主張及其引發的爭論都源於第一個背景性理解，但二者並不等同於它。批評者們或許在關於馬基雅維利寫作這本鑒書是出於警告還是指導上有分歧，但他們都同意無論其意圖為何，它都屬於鑒書這一範疇。

第二個基本理解是，《君主論》是一部試圖服務於獨裁政體的著作，因此與馬基雅維利在《論李維》中表達的共和主義理念是相抵牾的。這種看法導致了下列疑問：馬基雅維利寫作《君主論》時掩飾了他的真實意向嗎？他的觀點隨著他年齡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嗎？馬基雅維利的著作集是本身內在不相一致的，還是它是以某種方式寫作以此來隱藏他的真實意圖——因為它們可能冒犯他的政治庇護者？

第三個基本觀點是，《君主論》表明了馬基雅維利對天數與命運問題的解決方法。《君主論》把機運（fortuna）與virtù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這麼做是試圖回應這個問題：君主是否能夠控制自己的命運？馬基雅維利的回答是「他能」，方法主要是通過充分地實踐virtù。馬基雅維利所給出的關於機運與virtù相鬥爭的隱喻是有關一條毀滅性河流的隱喻，機運的洪流可以由堤壩與水渠——人類智謀與計劃的產物——來阻擋和疏導。在《君主論》中，具備此種virtù的領導人的主要例子是殘暴的尼采式人物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馬基雅維利似乎是他的粉絲。但是這種觀點也導致了若干難題。因為切薩雷·波吉亞最終垮台了，而且並沒有多大程度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因為馬基雅維利在談到其他同時代的人物——其中有教皇朱利葉斯二世和佛羅倫薩的正義旗手皮耶羅·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時指出，時代的特性決定著成功與否；而且他總結說，沒有哪個人的本性是如此靈活可變從而能夠始終適應時代的變化。因此，這些理由似乎表明virtù並不足以左右命運。為了解釋這個矛盾，常常有人暗示或許馬基雅維利最終接受了後者，當他晚年發現自己遠離權力且不再能夠影響時局之時，接受了這種更為絕望的觀點。

馬基雅維利

第四，眾所周知，《君主論》最初是打算獻給佛羅倫薩的統治者朱利亞諾·德·梅迪奇（Guliano de』Medici）的，而且長期以來有人假定—這種假定具備有力的證據—這部著作是在對這種可能性的渴望下創作出來的：熟悉馬基雅維利並為他所欽佩的朱利亞諾，或許會恢復他佛羅倫薩秘書廳秘書長的職務。這就是有些作者把《君主論》描述為一部「求職申請書」的原因。但這種解釋引出了這個問題：實際的題獻對象是朱利亞諾的繼承者洛倫佐，他並沒有表現出賞識馬基雅維利的跡象，也沒有證據表明他事實上曾經讀過這本書，甚或收到過它。此外，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撰寫的誇張結語——他敦促解放義大利——在獻給無能且感染梅毒的洛倫佐時，看上去完全不切實際。

最後，常常有人主張，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利割裂了政治和道德。有人指出，對於許多人文主義者來說，正確的政治選擇就是合宜的道德選擇。善即真理（the good is the true），反之亦然。然而，對馬基雅維利來說，君主有時必須選擇去冒犯一些馬基雅維利自己也認為是符合德性的價值——這些價值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們所倡導的價值沒有什麼差別。這個主張引發了下列問題：由於《君主論》把事實與價值區分開來，所以它就是政治科學的肇端嗎？馬基雅維利倡導政治活動與任何支配性道德規則相分離的現代觀念，因而就是「一位惡之導師」嗎？

馬基雅維利

在我看來，這些關於《君主論》的基本的、結構性的理念都是錯誤的，因而，它們所引發的那些學術問題基本上都是偽問題，或者至少是極其誇大的問題。以這樣一種論斷為基礎，我打算用一種單一的、內在一致的且有說服力的解讀方式來解決馬基雅維利悖論。我自知，對於我這樣一位既不是研究文藝復興的學者，更不是馬基雅維利二手文獻方面的研究專家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激進的、甚至自恃過高的目標。那麼，我如何來支撐這些大膽的主張呢？

我將表明，在我們對《君主論》及其姊妹篇《論李維》所做的解讀中，所遺漏的是它們的憲政要素。馬基雅維利處於從封建秩序向第一種現代國家——16世紀的君主國——的憲政秩序進行轉變的過渡期。他幾乎是唯一認識到這種變化之人，而且他的著作必須依據這一判斷來解讀。這或許讓人感到困惑，因為有時同一個詞——例如「國家」（lo stato）——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解讀，依據的是馬基雅維利是否在論及君主的地產、地位或者關於君主國的一種新奇理念（即一種新的憲政秩序）。這種情況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他的同時代人對他的著作的原初性誤解。如果依據它的憲政目標，以及這些目標與15世紀晚期義大利的動態戰略局勢的關係來閱讀馬基雅維利，則會對上述五個背景性假定得出全新的看法。

在本書中，我將接受馬基雅維利的倫理與道德；接受他有關應該——作為一個實踐問題——如何統治國家的理念；接受他關於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的理解；而且把他自己的個人經歷當作是對變化中的憲政秩序的反映。我主張《君主論》並不主要是一部政鑒書，而是一本憲政專著，相應的結果是他的道德格言得到了廣泛誤傳。我主張，馬基雅維利信奉而且一直信奉《論李維》中所倡導的共和制政體，《君主論》中的道德格言不否認這一點，也並不與之相矛盾。我主張，他關於機運與virtù論述中的前後矛盾，只有置於憲政情境中並且依據他一生豐富的外交與戰略經歷加以理解才能得以協調。我主張，《君主論》——與馬基雅維利一生中其他重要的首創之物一樣——的寫作，以及這本書本身的結構和它令人費解的成就，都是義大利統治者們所面對的戰略機會的結果。當時，憲政秩序從封建制向君主國的轉變出現在他們面前，馬基雅維利首先看到了這些機會，他不顧一切地設法為當時的政治領導人們加以闡明。

這是進行憲政與戰略研究的馬基雅維利。他關於這些主題的偉大著作，以及這些著作之間的相互關係，至今沒有得到正確理解。這個馬基雅維利才是他的重要性的真正根源，我的批判和評論因此將圍繞這個馬基雅維利展開，而不是圍繞著他的某些批判者們所描繪的那個「邪惡巫師」展開，也不是圍繞其他人所描繪的那個溫和的自由人文主義者展開。這並不是說傳統的馬基雅維利研究就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如果缺少了這個憲政緯度，這種研究就是極不完善的，從而也是誤導人的。

因此，在這篇序言之後是我對馬基雅維利的這些偉大作品的理解，這種理解在我對歷史、戰略和法律之間關係的研究中找到了共鳴與和諧。這就是我所發現的馬基雅維利——一位憲政論者。我希望我的這種個人視角會得到寬恕，如以賽亞·伯林在談及馬基雅維利的批評者時所指出的那樣，「這裡已經存在超過二十種的解讀，因此，再添加一種解讀，也不會被視為一種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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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服：馬基雅維利與他所創造的世界

[美] 菲利普·博比特著

楊立峰譯

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

ISBN : 978-7-100-12698-4

定價: 48.00元

預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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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讀《君主論》

還原被曲解的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歷來是歐洲主流思想詬病的主要對象；攻擊最甚且流傳最廣者，莫過於莎士比亞的《亨利六世》。《君主論》也因對缺失基督教德性的「馬基雅維利式君主」的推崇，以「惡毒的小冊子」「媚臣寶典」等諸多惡名流傳於世。然而，同時存在的是對包括《君主論》在內的馬基雅維利著作的隱秘推崇，再加之馬基雅維利思想對於500年以來世界現實政治的影響之深廣，這種極具張力的馬基雅維利現象，就足以讓人好奇、疑惑而無法揣測。菲利普·博比特，不僅擔任過四屆美國總統特別顧問，更對憲法理論、法學、國際形勢甚有心得。他憑藉近50年的從政經歷和治學基礎，對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諸多案例進行剖析，指出了馬基雅維利邪惡形象的由來，以《君主論》中的「馬基雅維利悖論」為線索，發掘「論國家」的宏大主題下《君主論》與《論李維》的一致性，進而闡明馬基雅維利對歐洲封建秩序終結、新古典主義國家興起的隱秘預言。博比特還對馬基雅維利思想在歐洲憲政史上的地位做了精準闡述，並且在當代政治語境下，指出了一種不同於民族國家形式的市場國家在當今時代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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