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印度根本超不了中國

方紹偉：印度根本超不了中國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起飛幾乎同時發生。19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的時候，印度也開始改變自己的計劃經濟模式；1990年代初，中國加快了市場化的改革步伐，印度也差不多在同時啟動自己的改革開放。

由於相近的大國規模和近似的經濟發展速度，印度在經濟上趕超中國，便成了近年來在國內外被再三提起的一個話題。但是，這個話題的「熱量」卻部分地歸之於話題本身的模糊程度，例如，說「經濟上趕超」，這指的是總量GDP還是人均GDP呢？是GDP的總體規模還是GDP的增長速度呢？還有，在分析經濟發展的原因時，我們應該強調的是經濟效率對經濟總量的影響，還是應該強調財產權利對經濟總量的影響呢？

當我們考慮「總量GDP還是人均GDP」時，人口的因素就進入了「印度趕超中國」問題的視野。最近又有西方經濟機構預測，在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後，印度可能在2050年趕上中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因素在中國趕超美國時沒有成為障礙，但當中國的總量GDP超過美國時，中國的人均GDP卻將遠遠地落後於美國。而在中印對比時，人口因素會對印度的總量GDP和人均GDP超越中國都有較大影響。從現在到2050年還有不到40年的時間，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過去40年（1970年到2010年）的中印情況對比。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進行計算（unstats.un.org），按可變美元價格來分析，中國對印度的GDP比例，從1970年中國是印度的149%，1980年的166%，1990年的124%，上升到2000年的255%，2010年的333%；就是說，40年內中國從總量GDP1倍多於印度，發展到3倍多於印度。相應地，中國對印度的人均GDP比例，從1970年中國是印度的103%，1980年的120%，1990年的96%，上升到2000年的216%，2010年的310%；也就是說，40年內中國從人均GDP大約等於印度，發展到3倍多於印度。

很清楚，同樣在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增長都大大優於印度，即便考慮了通貨膨脹及匯率因素之後也如此。

與此同時，按照聯合國的統計資料，中國對印度的人口比例，從1970年中國是印度的144%（8億比5.5億），下降到1980年的138%（9.6億比7億），1990的129%（11.2億比8.7億），2000的118%（12.5億比10.5億），2010的108%（13.2億比12.2億）。也就是說，40年內中國人口增加了5.2億，印度的人口卻增加了6.7億。而且，印度人口的增加，不僅沒有使印度保持經濟規模大於中國，反而是使印度經濟在總量和人均上的落後都在持續擴大。

過去40年如此這般，未來的40年印度又能拿什麼超越中國呢？

有一種觀點認為：「幹活的人少了，被扶養的人多了，經濟發展速度就會降下來。美國、日本戰後的高度經濟增長，中國今天的經濟奇蹟，無不和人口的增長和結構息息相關」（薛涌：「印度超越中國是遲早的事」，《中國經濟網》，2010-10-28）。這個觀點企圖證明，中國人口的日益老齡化將使印度獲得比較優勢。

可是，從過去40年的數據看，這個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因為，在過去的40年里，印度也一直在從人口增加比中國更快中獲得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好處，可這個好處並沒有使印度變得更好，反而是在相對優勢上變得更壞。而未來人口結構的更大好處，面臨的將是更大的人口總量的壓力。在人口總量壓力還沒那麼大的過去40年里，印度經濟對中國的相對落後尚且在持續擴大，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印度在未來40年會突發奇蹟呢？

在我看來，預測印度經濟在2050年趕上中國，這可能非常符合某種美好的願望，但它肯定是笑話，起碼是對過去40年的情況對比不了解。當然，更重要的是一般人都對經濟發展的原因存在基本觀念的模糊。可以肯定，印度能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只能是人口總量而不可能是經濟總量，更不用提是人均GDP。

按聯合國的估計，印度的人口可能會在2030年前後，就超過中國而成為世界第一。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下屬的人口司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版》稱，如果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水平，到本世紀末，印度人口將可能達到中國的兩倍，世界人口也將突破100億。這是非常可怕的預測。

按照印度聯合健康部的說法，印度2045年實現人口穩定在14.5億的目標已經無望，現在只能爭取在2060年將人口穩定在16.5億左右。「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否則的話，教育、醫療、食品、住宅、乾淨飲用水、保健衛生及清潔環境都無從談起」（「印媒稱2045年印度人口難穩定」，《環球網》，2011-01-12），更不必提經濟的更快發展。

在過去的40年里，由於印度經濟從有利於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製造業，持續地轉向了不利於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服務業，印度的就業問題一直比較嚴重。隨著人口的繼續上升，印度要考慮的恐怕就不是人口結構年輕化的好處，而是人口結構年輕化所帶來的更大就業壓力。所以，印度政府現在更操心的，與其說是解決新增人口的就業問題，還不如說是如何更好地將避孕用品送貨上門，並以相當於成本10%的價格賣出，甚至乾脆白送。

人多力量大的謬論，我們中國人早就領教過了。人口擁擠是突發事件、社會危機甚至是國際衝突的溫床。實際上，人口問題還是考驗制度能力的大事，因為計劃生育會損害人權，不計劃生育也會損害人權。關鍵之處是，計劃生育對人權的損害是明的，不計劃生育對人權的損害是暗的。所謂暗的，就是經濟學裡講的「負外部性」，它是一種無代價和附帶性的資源損耗。就像空氣污染，排污時無代價，污染是生產或消費的附帶行為，結果損害的是環境。

人口的量度是個難題，太少了不行，太多了就變成類似於污染的相互影響和干擾。突破人口總量的臨界點，個人對社會的凈貢獻就會遞減。可麻煩的是，具體的個人不是平均意義上的個人，誰也無法事先知道個人對社會的凈貢獻；個人的平等權就這樣導致了大量「負貢獻人口」的出生。現在印度的問題，本質上是以對人權的暗損害去替代對人權的明損害。人權通過「負外部性」而被損害，這就是我提出過的「民主公地悲劇」的觀點。除了印度的人口問題外，西方的赤字公債是另一個突出的例子。當然，「民主公地悲劇論」是一種實證的歷史哲學而不是一種規範的政治哲學，「民主公地悲劇論」不是在反民主，而是在描述民主的歷史結果（見方紹偉：「產權國家論」上篇，《領導者》2010年4月號）。

由於人口結構和個人權利問題日益突出，中國的人口計劃生育是到了適當調整的時候了，但是，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劇」必定是一個爆炸性的問題。

在人口問題之外，也有別的「印度趕超論者」，從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優勢。華人學者黃亞生先生就認為，印度在法治、司法獨立、資本市場、企業家精神、市場競爭、產權保護等方面都優於中國（見黃亞生2003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的「印度能超過中國嗎？」及2012年3月9日《財經網》的「中國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國」兩文）。不過，印度的腐敗也超過了中國。按「透明國際」公布的過去10年（2002-2011年）的「廉潔指數」（「貪腐印象指數」）：中國大陸的「廉潔指數」是3.2-3.6，印度過去10年的「廉潔指數」是2.7-3.5，印度的廉潔低值和高值都比中國大陸差。

即便認為印度與中國的腐敗一樣糟，中國在基礎設施、僑資外資、高儲蓄率、教育水平、政府效率等方面卻優於印度。但關鍵的問題是，如果印度的上述優勢，能夠如黃亞生所說的那樣使印度實現趕超，那麼，在過去的20年里，這種趕超效應為什麼偏偏沒有發生呢？在黃亞生2003年文章之後的近10年里，這種趕超效應為什麼也沒有發生呢？而且，為什麼實際的結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後還在持續擴大呢？

黃亞生認為，中國是「自上而下型發展」，印度是「自下而上型發展」；中國依靠外資，印度依靠內資；印度超越中國的前景，可以從依靠私營經濟的浙江超越依靠外資經濟的江蘇的類比中看到。可正是在這裡，黃亞生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道理很簡單，浙江和江蘇在制度背景上的「強政府推動」因素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而「強政府推動」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發展」的不足。也就是說，只有浙江以中國的制度為背景、江蘇以印度的制度為背景，整個類比才能成立。所以，問題根本不在依靠外資還是依靠內資，而在於對經濟發展原因的總體理解。

簡單地說，一國的經濟發展取決於該國的「相對投入變動」、「相對優勢變動」和「相對制度變動」（見方紹偉：「產權國家論」下篇，《領導者》2010年10月號）。中國在過去的40年里之所以能擴大對印度的經濟優勢，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在法治和市場競爭上的單項劣勢，被這個「三大相對變動」上的總體優勢所超過，而「強政府推動」的因素，碰巧也反映了中印兩國在「政治文化傳統」上的差別。黃亞生把「中國模式」比附於「拉美模式」也表明，他似乎漏讀了中國的政治制度的慣性和新變動，從經濟上而不是從政治上去把握「中國模式」，也正好是他誤讀「中國模式」本質和經濟發展原因的緣由。

當然，這裡討論的僅僅是一個總量GDP和人均GDP的實證問題，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財產權利、經濟效益和平等分配等規範問題，並且也會涉及到這些規範問題如何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問題。因此，中印兩國的經濟比較，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一，中國「平衡三大相對變動及相關規範問題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第二，印度「平衡已有優勢及人口規模影響經濟發展的程度」。

中國在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上的挑戰顯然是巨大的，但是，我們根本沒有理由可以認為，印度能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靠突發奇蹟而在經濟上超過中國。民主的印度之所以還那麼腐敗，那僅僅是因為文化規則決定了制度的運行；印度經濟的總體績效差，正是因為政府的執行力是制度文化決定的。

中印之間是一個有趣的對比，政府執行力弱的印度存在運行績效問題，政府執行力強的中國則存在公民權利問題。誰超過誰只是個數字問題，關鍵還在於相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