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髮經濟」的空間

07-08

　　按照聯合國數據的推算，從2015年到2040年的25年里中國老年人口(65歲以上)比率將進入一個迅速攀升的時期，高齡化率將從不到10%跳躍似的上升到20%以上，逼近超高齡社會指標。

　　近年來關於人口紅利消失等論調的一個依據多少也立足於這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帶來的社會財政負擔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成為中國經濟走勢預測時一道繞不過去牆。經濟實力曾風光一時的日本也正是在從高齡化社會(高齡化率7%-14%)向高齡社會(高齡化率14%-21%)過渡的1990年代後期逐漸失去了活力，其GDP增長率無法與潛在成長力匹配導致出現長期通縮壓力，經濟表現萎靡不振。日本經濟的這種現象正好成為一部反面教材，加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擔憂。

　　但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目光開始關注日本國內規模龐大的銀髮經濟：迎來退休生活的老年群體相對於年輕人具有更多的餘暇時間和財力去消費，為適應不斷增加的老年人生活需求，目前在日本這一特定領域已經形成了巨大的消費市場。據推算老年人消費在日本個人消費中的佔比已經從2002年的33%上升到2011年的44%，目前日本的GDP中個人消費的貢獻約在300萬億日元，所以老年人消費的規模超過100萬億日元。

　　今年7月日本政府發布的經濟財政白皮書也指出這一社會群體的巨大消費能力：2006年以來的25個季度里，老年人的消費支出同比上升次數多達19次，遠遠超過其他年齡段的消費者。這些數據似乎表明老年人口增多也並不見得是負面影響，甚至還有新的商機。這幾年中國國內老年人消費市場雖然亂象叢生，但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該市場具有足夠的利潤空間，只要發展得當，其前景也還是值得看好的。有觀點甚至認為銀髮市場的擴張可以緩解中國面臨的未富先老風險。

　　可是進一步分析就能發現，日本這種消費結構其實並不值得炫耀。在2007年到2009年，由於當年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群開始大量進入退休年齡，日本國內一致認為將迎來一輪老年人消費的高潮。但日本政府的上述統計數據表明這個期望實際上已經落空，儘管現在65歲以上人口的消費增長比較突出，但剛60-64歲人口的消費還在逐年下降。勞動人口的收入水平增長情況本來也不盡人意，還面臨各種社會和家庭負擔的拖累，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其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下，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的消費能力得到凸顯其實也在情理之中。

　　討論日本的目前的銀髮經濟時需要注意日本經濟長期動向和人口變化的特徵。日本在1990年高齡化率達到7%，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當時日本的人均GDP大概為9700美元，其後雖然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但人均GDP依舊不斷攀升，在高齡化率達到14%的1995年超越4萬美元。其後雖然增長有所停滯，但由於過去長期的積累，在日本勞動者自身積累的個人財富之外，企業和國家掌管下的各種社會保障性資金也處在慣性增長階段，即使有所減慢，整個社會財富的存量依然巨大。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收入分配比較平均，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目前的老年人口中能夠享受到年輕時的努力成果也是正常的。

　　這一群體因為經歷了日本歷史上經濟最為強勁的歲月，生涯儲蓄和投資收入比較豐厚，這讓他們在退休的同時能夠從大企業那裡一次性領到數目不菲的退休金，而且他們還部分受惠於日本社會保障制度：年金支付，以至於65歲成為日本銀髮經濟的一個時間區分。日本個人金融資產高達1500萬億日元，大部分依舊是現金儲蓄，從1990年代到現在政府和金融業界對這筆財富的再平衡動用了很多資源，希望它能流動起來更多的帶動股市上揚，甚至支撐國債發行。但包括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401(k)」等各種市場化改革都沒能改變日本老年人口在資產運用上的安全指向。反過來說剛到達退休年齡的群體依舊缺乏安全感，從而擴張消費的意願相對低下。

　　不過日本1500萬億日元的金融資產中的60%由老年人口持有，這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這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所謂日本銀髮經濟光鮮一面的基礎。所以不難理解很多議論圍繞著所謂的「資產效果」展開，無論商家還是日本政府都在不斷窺視這筆巨額財富。但就家庭收支的角度而言，退休後的資金流入顯然大幅減少，老年人對生活保障的現金流更為謹慎，長壽化讓他們對維持生活的穩定感有著極強的訴求。

　　日本政府所提倡的老年人自立、互助和共生體系中，後二者實際上更多依靠財政支出，老年人的自立其實更加加劇了他們的不安感覺，為自立也要保持良好的財務狀況。這樣的情形中，有選擇的消費雖然給某些個體企業帶來商機，但難以帶動經濟的良性擴張。所以日本國民龐大的資產累積加上老年人口不斷增加的趨勢僅僅為日本經濟帶來一定的支撐效果，而無法帶來景氣浮揚效果。儘管很多人也在關注日本政府多年來對高齡人口的措施，但就1996年來的高齡化社會對策而言，其投入其實遠遠比不上保險業或者年金支付等社會保障負擔，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該項花費會成為主要政治話題的背景。就結果而言無論基礎多雄厚，個別企業或者產業能收益於銀髮經濟的興起，經濟整體的發展停滯必然帶來嚴重的副作用。

　　再看中國，今後要面臨非常快速的高齡社會轉變，而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日本當年的9000美元。那麼多的經濟學家在擔憂未富先老不無道理。目前中國政府也在逐步調低經濟增長目標，那麼是否能充分應對今後逐漸沉重的社會保障負擔呢?從日本的經驗而言，前景或許並不那麼悲觀。拋開人口政策的靈活性餘地而言，中國在經濟增長方式和收入分配等方面依舊還有巨大的改善空間。實際上，筆者並不認為中國的潛在成長力已經大幅下降，勞動生產性的改善也不是沒有可能。即便經濟發展速度減緩，實現更好的社會福利和厚生也並不天方夜譚。

　　首先經濟一定要保持名義GDP的正增長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需要兩個前提：拖住房價的上升速度，管理好通脹預期。外界關注日本經濟，一般都愛談論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10年或者泡沫經濟時代的輝煌。但我們以10年經濟周期來看，1975-1984年才是日本經濟和國民的黃金10年。那十年被稱作昭和50年代，圖表列出了其主要經濟指標的變化。GDP增長在列島改造論帶來的泡沫破滅後不斷下降，但通脹也同時下跌，房地產價格的增長減速，可是股票市場的年均上漲達到11%，且10年中只有一年是下跌。這個在視覺上並不引人注目的盆地型增長率曲線有兩個重要的啟示：經濟增長率的減速自身並比可怕，處理得當同樣能達到良好的增長環境，這種增長還能幫助國民財富增長的穩定。

　　目前房價的增長在中國是一個千夫所指的敏感忌諱，但就國民經濟而言房價保持適度的名義上升並不是壞事，泡沫是毀滅性的，但大幅下跌帶來的衝擊也是極具破壞性的。只要政策能把握好收入增長幅度適度超越較低的房價和地價上揚率，中國依舊可以在低通脹環境中實現國民財富的穩步上升。日本在1985年後股價地價看似的飛速上揚，但就經濟周期10年而言，平均上升率比前10年遜色很多。重要的是，昭和50年代的平穩增長帶給企業的是長期經營和技術開發的安心感，這也為股價的持續上揚製造了良好的基本面環境，股價的波動幅度降低使得投資者的風險承受力也不斷提升，這種良性循環帶來的社會效應不容小視。

　　中國這幾年最低工資不斷上升，今後將面臨增速下降的局面。但只要平均保持4%-6%左右，同時拖住房價上漲率在2%-4%以下，7%左右的GDP增速伴隨的通脹壓力應該不大。堅持9-10年房價對家庭年收入的倍率也將逐步接近國際標準，房產泡沫的壓力將消失。這期間低速經濟不再引發過往那種減速—刺激—過熱—緊縮—減速的惡性循環的話，企業能得到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業績更具持續性的話，股市的平穩上揚不是沒有可能，加上地價的低速增長，通過資產價值平穩上升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值也是可以期待的。

　　2020年前後中國的高齡率會超過14%，正式從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能否減輕這個結構變化的衝擊，實際上也有賴於整體社會厚生的增厚。這一轉變必將對中國製造業的勞動力優勢產生衝擊，但是，由於中國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養老服務業都還沒有起步，考慮到城市龐大的老人規模，銀髮經濟的空間是巨大的，但我們不能把希望寄託於銀髮經濟自身，因為銀髮經濟的前提是經濟內生髮展帶來的社會財富增值。

　　(作者為日本某投行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