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唐詩研究的鑒賞學派與聞一多的貢獻

   唐詩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驕傲,而且是整個中國文化的驕傲。唐詩研究有著悠久而漫長的歷史。一千多年來湧現了眾多有成就的唐詩研究者。縱覽唐詩研究史,我們可以發現存在著三大研究方向,或者也可以說是形成了三大學派,那就是考據學派、鑒賞學派和歷史學派。

   唐詩研究的考據學派,所做的工作側重在資料整理方面,從搜集各種版本、佚詩、異文,到辨別真偽、校勘字句、箋證注釋、考訂作者,以至進一步研究詩人身世遭際,為其詩系年、為其人制譜等等。這一系列工作大抵屬於文獻學的範圍,主要是運用文獻學和小學功夫。從宋代開始,那些專事搜集唐人遺詩,為他們編訂詩集並不斷有所輯佚,有所考辨箋釋的學者,就應列入這一派。杜甫、韓愈、李商隱等人的集子,最早就是經宋人整理而稍具規模的。明代的朱警、胡震亨,清代的季振宜、席啟寓等人在搜集校勘唐人詩集方面,成績尤為突出,《全唐詩》就是在以上這些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所形成。許多唐代詩人的年譜和詩作的編年,也是從宋人就開始草創,而後逐步改進、漸至精密的。本世紀以來直到今天,在這個研究方向上,成果數量和質量均十分引人注目。

   鑒賞學派研究唐詩,主要立足於自身讀詩的美感體驗,著眼於對唐詩的美學分析,發掘唐詩的美學意義,並努力從中抽出某種帶規律性的認識,同時也使儘可能多的讀者能夠領略唐詩之美。他們的工作屬於詩學的範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文藝學範疇。這一派至少也可從宋代算起,宋代出現大量詩話,這些作品的一大內容是評騭和賞析,從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范溫《潛溪詩眼》、釋惠洪《冷齋夜話》到葉夢得《石林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和嚴羽的《滄浪詩話》,詩話家們形成了最早的鑒賞派隊伍,歷宋、元、明、清,這一學派延續不斷,研究範圍不斷擴大,不限於唐詩,成果形式也有所發展,如出現了評點(包括眉批、句批、總批、圈點等多種樣式),數量極為可觀。甚至可以說,一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大體就建立在這一學派著作的基礎上。但這類著作的缺陷和不足也很突出,主要是理論性不強和缺乏系統性。本世紀初,西方文論大量傳入,這一學派觀察、分析的角度增多,批評的理論、方法和語彙趨於豐富,理論色彩也開始加強。中西合璧的鑒賞,為本學派開拓出新的局面,出現了不少舊學深厚而思想新穎、方法獨特的唐詩研究者。在這方面,聞一多先生的成績突出,他在實踐中克服了舊式鑒賞隨意零碎、全憑印象的弊病,大大提升了這一學派的學術境界,遂成為這一學派在現代最傑出的代表。

   歷史學派研究唐詩的特點是他們總是從詩歌史、文學史、文化史的角度來審視唐詩,致力於回顧和探索唐詩的發展流變,致力於描繪(其實是構建)唐詩從初期到大盛、中經低潮、重振到最後衰亡的一部歷史。這是史學工作的一部分或一方面,研究者不但要懂詩,還需要發揮史學家的長技。即使不從更早,而從元代編撰《唐才子傳》的辛文房、編選《唐音》的楊士弘和明代編選《唐詩品彙》的高棅算起,至今也有了數百年的歷史。《唐才子傳》是詩人傳記的匯聚,按時代先後編成,可說已粗具史的規模。後兩部書都是唐詩總集,編選者卻對唐詩史有明晰的觀點,提出了初、盛、中、晚的分期概念,其影響至今可見。這一學派在西方學術傳入的20世紀發展尤快,許多文學史和詩歌史(含唐詩史)的出現,便是證明。

   文獻學、詩學、史學,既是三個學科,也是三種研究方向,自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不同,而他們各自在自己的方向上努力前行,久之,各自的特色愈益顯明,加上代有傳人,於是就形成了學派。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這三大學派並無高下優劣之分。這一點無需費辭論證。第二,學派的劃分是相對的,他們的學問長處、著作面貌和研究方法固然不同,但絕不對立,而是有著相通之處。這相通之處,表現在他們之間既有共同的基礎,又有相互支援和促進的一面。所謂共同的基礎,是指三派研究全都不能脫離的唐代歷史。唐詩是在唐代政治、經濟、文化、民俗影響制約之下的唐人社會生活和心靈生活的產物,無論用哪種方法研究唐詩,都不能不考慮這個大前提。這一切也就成了他們的共同基礎。在具體方法上,他們又可以互助互補,詩學研究和史學研究必須利用、借鑒文獻學研究的成果,文獻學者和詩史專家也要具備高度的感悟能力和鑒賞水平才好,這都是不言而喻的。從研究者個人來說,往往也是綜合地運用種種研究方法,特別是一些大師或巨匠級的人物,更是不拘一格,左右逢源,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像我們今天要論述的聞一多先生就是如此。我們只是根據他們的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成果的性質、特色,來分辨他們屬於哪個學派,而並無軒輊褒貶之意。

   我們說聞一多先生是唐詩研究鑒賞學派在現代的傑出代表,有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的鑒賞是立足於嚴謹的資料考訂和自覺的歷史觀念之上的。聞一多先生對唐詩和唐代詩人做過系統的文獻研究工作,《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少陵先生交遊考略》《岑嘉州系年考證》《岑嘉州交遊事輯》(註:諸文均見《聞一多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顯示了他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力。他根據唐人詩集、唐人選唐詩和歷代唐詩選集、 總集編選過《唐詩大系》, 按他的審美標準選錄了204家的1400首詩(註:此數字據開明版《聞一多全集》本統計。 按聞先生的一位學生鄭臨川說:先生對《大系》的選目每年要審訂增刪一次。見鄭氏《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出版社,1984。)。這本《唐詩大系》按時代先後編排唐代詩人及其詩,對每一位作者的生卒年和某些詩的真偽作了儘可能的考證,有些結論至今仍然確不可移。與此相關,聞先生還做了《全唐詩匯補、續補、辨證》《全唐詩校勘記》《全唐詩人小傳》《唐文學年表》等一系列工作(註:以上諸文分別見湖北版《聞一多全集》卷七、卷八、卷十。),聞先生心目中是有一部成形的唐詩史或唐代文學史,只是還沒有來得及寫出而已。總之,聞一多先生對唐詩的鑒賞,是建築在他對唐詩全面把握和對唐詩史的深刻認識之上的,所以他即使是論一個詩人,甚至賞析某一首詩,總是有全局在胸,有充分的文獻學依據,而絕不是就詩論詩和孤立地品評一個作家的。

   當然,聞一多先生唐詩研究最輝煌的成就和給人們最深刻的印象,還是他對唐詩的精闢鑒賞,如果說他的考據成績還有不少同行可與比並,那麼,他的唐詩鑒賞卻可以說是獨張一幟,絕難企及。聞先生對唐詩的鑒賞不僅體現於他的許多論著,因為他是大學教授,所以尤其表現於他長期的課堂教學中,可惜後者已隨時間流逝,難以再現,我們只能從其當年弟子的介紹中略窺一二。根據我粗淺的了解,我覺得聞先生唐詩鑒賞研究的成就和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他從這五個方面大大提高了唐詩鑒賞批評的學術水平,為鑒賞批評樹立了很高的標準,也就提高了這一學派的學術價值和地位。繼承和發揚聞先生的成就,對於這個學派在21世紀的發展,使其能同世界學術同行進行高層次的對話,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深入詩人的內心世界

   聞先生長期在大學任教,他的講課極為精彩,據他在西南聯大的學生鄭臨川介紹,他上課「講時代背景像講自己豐富的生活經歷;講詩人活動像講熟識朋友的趣聞軼事;分析作品又像變成了詩人的化身在敘述這篇作品的創作過程。」他的學生把這樣的講詩稱為「現身說法的教學法」。「現身說法」,不就是化身為唐代詩人,深入到他們的內心,設身處地地生活於遙遠的唐代之意嗎?知人論世是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方法,而現身說法則是知人論世的最高境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地了解這位詩人的全部生活和全部人格。無怪乎他的學生們當年會聽得如醉如痴,就是多少年後讀他的文章,我們也仍有身臨其境、如對故人之感。

   比如他對孟浩然的分析(註:見開明版《唐詩雜論》中《孟浩然》一文。),先從一幅詩人畫像講起,把詩人「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籍負琴而從」的形象和氣韻如特寫鏡頭般推到讀者面前,接著論孟浩然在「開元全盛日」卻不汲汲於功名,而是一味地隱居的原因。「孟浩然原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在他這回,無疑的那默契的對象便是龐德公。孟浩然當然不能為韓朝宗背棄龐公。鹿門山不許他,他自己家園所在,也就是『龐公棲隱處』的鹿門山,決不許他這樣做。」於是聞先生引出孟浩然的《夜歸鹿門山歌》:「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然後問道:「這幽人究竟是誰?龐公的精靈,還是詩人自己?」並作出這樣的回答:「恐怕那時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為心理上他早與那位先賢同體化了。歷史的龐德公給了他啟示,地理的鹿門山給了他方便……只要念頭一轉,承認自己是龐公的繼承人,此身便儼然是《高士傳》中的人物了。」這樣的分析無疑是深得詩人之心的,而秘密就在於聞先生深刻地了解詩人的心理狀態和形成這種心態的主客觀原因。如果我們說在分析孟浩然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時,聞先生就是孟浩然,恐怕不算過分。正因為做到了這一點,聞先生才能舉重若輕地說出以下這樣一些言簡意賅、發人深省的警句:「張祜曾有過『襄陽屬浩然』之句,我們卻要說:浩然也屬於襄陽。也許正惟浩然是屬於襄陽的,所以襄陽也屬於他。」「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不,說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更為準確。在許多旁人,詩是人的精華,在孟浩然,詩縱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餘。」這些都是最最切合孟浩然其人的分析,也是對孟詩最深入的鑒賞,因為它精彩,所以讓人過目難忘,掌握了這些觀點,再去讀孟浩然詩,體會自然能夠深入一層。

     二、強烈深沉的歷史感

   好的文學鑒賞家絕不能就詩論詩,就文論文,而一定要把具體的詩文放到其產生的歷史背景中去論析。聞先生在這方面也是我們的榜樣。「現身說法」的一個含義是設身處地,是身臨其境,其實質是對於時代的透徹了解。時代是一個長過程,一個並無頭尾的流動過程,功力愈深者,就愈能從漫長的歷史中為眼前的現象找出根據和淵源,並勾勒出歷史發展的線索。

   聞先生論賈島(註:見開明版《唐詩雜論》中《賈島》一文。),文章不長,卻精確地勾勒了他所生活的時代,描繪了以孟郊、韓愈、元稹、白居易為代表的中老年詩人如何地在「忙著挽救人心,改良社會」,而賈島、姚合這批青年詩人又如何地「只顧躲在幽靜的角落裡做詩」的矛盾狀況。他到時代特色中去尋找賈島詩風的成因:「他(賈島)目前那時代——一個走上了末路的、荒涼、寂寞、空虛、一切罩在一層鉛灰色調中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與他早年(出家為僧——引者注)記憶中的情調是調和、甚至一致的。惟其這時代的一般情調,基於他早年的經驗,可說是先天的與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對於時代,不至如孟郊那樣憤恨,或白居易那樣悲傷,反之,他卻能立於一種超然地位,藉此溫尋他的記憶,端詳它,摩挲它,彷彿一件失而復得的心愛的什物樣。早年的經驗使他在那荒涼得幾乎獰惡的『時代相』前面,不變色,也不傷心,只感著一種親切、融洽而已。於是他愛靜,愛瘦,愛冷,也愛這些情調的象徵——鶴、石、冰、雪。」這裡對賈島詩風的鑒賞是準確到位的,又是照應著左右前後、富於歷史感的。

   關於初唐樂府的成就,聞先生講它們的繼承和革新,講盧照鄰的《長安古意》、劉希夷的《公子行》和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就一直追溯到梁陳和隋代的宮體詩,把初唐樂府定性為「宮體詩的自贖」。他在充滿感情地講解了《春江花月夜》,給了它「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這樣的考語之後,說道:「從這邊回頭一望,連劉希夷都是過程了,不用說盧照鄰和他的配角駱賓王,更是過程的過程。至於那一百年間梁陳隋唐四代宮廷所遺下了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這樣一首宮體詩,不也就洗凈了嗎?向前替宮體詩贖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後也就和另一個頂峰陳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張若虛的功績是無從估計的。」唐詩從初期到全盛的一條歷史軌跡,就這樣簡潔而鮮明地勾畫出來。

     三、突出美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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