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超 ⊙ 陳超說話

必要的「分界」：當代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寫作　　 陳超內容提要：由於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詩歌場域的複雜性，使當代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寫作、研究有著特殊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體現在文學（詩歌）史寫作、研究中，既有有益的一面，也有令人擔憂的一面。本文主要揭示詩歌批評對詩歌史寫作和研究的「制約」作用，指出文學（詩歌）史敘述應對詩歌批評話語產生的具體寫作語境有自覺的過濾和理性沉澱，以保持自己不斷敞開的歷史視野的豐富性，或敘述問題時的複雜張力；在歷史批判和歷史敘述兩種不同的行為間保持必要的平衡。提出在當下條件下，詩歌批評和文學（詩歌）史寫作、研究應進一步實現可能的「分界」。關鍵詞：詩歌批評文學（詩歌）史抗辯語境制約 分界就一般情況而言，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寫作應該具有不同的目標、方法、價值和職能。詩歌批評是對以詩歌作品和詩人、詩潮為中心的詩歌現象進行及時的分析、探討和評價，它以詩歌評析為基礎，包含思想批評和藝術欣賞兩個因素。文學（詩歌）史則是研究詩歌歷史的科學，它通過對詩歌的發生、發展、興衰演變的事實和規律的研究，對具有代表性的詩人詩作的評介，總結一定時期的文學（詩歌）思潮、流派、風格和創作實踐等的歷史發展過程。從發生的時間上看，詩歌批評無疑是早於文學（詩歌）史，帶有及時跟進創作的特性和批評家鮮明的個人色彩；而文學（詩歌）史家則需要經過一定長度的時間沉澱和理性過濾，依據那些可靠的詩歌事實，和該時代詩歌研究界的基本理解力（共識），將對象歷史化、規律化和「經典化」。但是，中國當代詩歌批評和文學（詩歌）史的關係，較之上述「一般情況」要複雜得多。特別是新時期30年以來，社會歷史文化不斷走向開放，詩歌場域日趨豐富、複雜，求新求異和「重寫文學史」持續成為詩人和詩評家的目標，普遍的對「陌生化」的審美追求，使通常的詩學理念每每會感到力不從心。在這種情況下，詩歌批評界對重要詩歌文本的評析、解讀，對詩人創造力形態轉換的及時跟進「總結」，對被以往文學（詩歌）史所遮蔽的對象的挖掘、「重寫」，就不僅影響到那些關心詩歌的讀者，也同樣會直接影響到文學（詩歌）史作者和研究者。我們看到，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文學（詩歌）史對一些主要詩人、詩歌現象的敘述，與在此之前的詩歌批評對他們的「定論」幾乎完全重疊。當代文學（詩歌）史與當代詩歌批評的這種過分密切的關係，無疑有特定歷史時期所帶來的特殊性的一面，而且應該說受益良多。但是，長此下去，又會帶來文學（詩歌）史被動受其批評制約，接受批評界彼時的「命名」，讓有可能經過時間沉澱後得到的對「固定化」描述的自覺反思付諸闕如。本文雖著意於揭示文學（詩歌）史研究對詩歌批評的過度依賴所帶來的後果，提示前者應具有相對明確的「分界」意識和自主性；但是我論說的前提也不是認為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寫作、研究在方法、價值和職能上應有絕對嚴格的區分，而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盡量減少彼此掣肘的可能。一近年來，一些當代文學史、文學理論家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之間過於緊密的關係，提出二者應有相對明確的「分界」意識①。其中，程光煒先生的表述最為顯豁。他將之命名為「文學史研究的『批評化』」。在他看來，新時期前十年文學批評的地位過高，批評的作用就被無形地放大了。一大批文學批評家，兼任了事實上的文學史家，他們的觀點、主張、預設和結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成果和結論。而批評的影響過大，就會過分「干擾」文學史更為理性化的過濾、歸類和反思性的工作。「文學史研究的『批評化』，指的正是這些『影響』、『干擾』文學史研究的因素。這種文學史研究的批評化，實際也不再是嚴格的文學批評，而具有了模糊曖昧的文學史研究的面目，並帶有強行進入文學史敘述的現時功利性。它模糊的文學史面目，在上世紀80年代是通過『文論化』（也即『批評化』）的研究方式建立起來的。」②作為有影響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專家和詩歌批評家，程光煒的言述表現了他的敏識。就當代文學史而言，我們看到，當史撰敘述採取了基本認同彼時「批評的結論」，而缺乏史家理性化的辨析、歸類和反省糾正時，文學史就會被批評所裹挾、所籠罩，從而陷入「批評影響的焦慮」的尷尬境地。程光煒在此文中列舉了18位80年代的著名批評家，以及兩套著名的文學批評叢書，以說明他們的批評觀點對當代文學史寫作的覆蓋性影響。我注意到，在這些批評家及叢書中，幾乎沒有一位是專職的詩歌批評家。這種列舉，無論是出於文章作者的自發還是自覺，詩歌批評家及著作的「缺位」，似乎都可以透出更為曲折的消息。我願意以為，或許程光煒是考慮到了中國當代詩歌評論與文學（詩歌）史寫作，就某一方面來說具有的非常特殊的關係：與小說批評有所不同，中國當代詩歌評論對文學（詩歌）史寫作而言，所起的作用既有「影響」、「干擾」，同時更有特殊的助益，後者特別表現在那些搜尋和重新評價被歷史所遮蔽的詩人詩作，鉤沉詩歌「隱流」材料，企圖激發新的文學（詩歌）史敘述向度，從而盡量修復歷史真實的詩論文章中。與小說等敘述性文體不同，簡單地說，詩歌主要表達詩人個體的內在的情感經驗。由於當代歷史特別是前30年對統一的類聚化的社會政治的強調，個體生命經驗的表達就受到了高度的壓抑乃至剪除。「七月詩人」「現代派詩人」「九葉詩人」的命運不待多言，即使那些主流詩人如艾青、郭小川、何其芳、流沙河、孫靜軒、邵燕祥、昌耀、蔡其矯、公劉等，本意是想在統一的政治主調中容留一點點個人情感經驗的空間，也很快就被視為異類，受到批判和人身迫害。為了抒發個體的情感經驗，同時避免遭逢與前輩同樣的命運，當代青年詩人中的一部分人被迫採取了「潛在寫作」（或稱「地下寫作」）的方式，比如上世紀60年代初的「X小組」（代表詩人有郭世英、張鶴慈、孫經武、牟敦白、金蝶等，自印有民刊《X》）；60年代中期的「太陽縱隊」（代表詩人有張郎郎、張久興、甘露林、食指、張寥寥等，自印有民刊《太陽縱隊》《曼佗羅》《格瓦拉》）；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白洋淀詩群」（代表詩人有多多、芒克、根子、林莽、方含、宋海泉等，詩歌作品採用手抄本形式彼此傳抄）；至於新時期以來出現的在民間廣泛傳閱的先鋒詩歌流派刊物《今天》《他們》《非非》《莽漢》《傾向》《九十年代》《象罔》《現代漢詩》……更是不勝枚舉。筆者置身民間詩歌寫作和批評已近30年，可以負責地說，大部分「朦朧詩人」，「第三代詩人」，「女性主義詩歌」，「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新世代」……如此等等，其重要作品都最先出自民刊，然後才被正式出版物有保留地選載。因此，如果只是按照可以考證的公開出版物所發表的詩歌及詩歌批評文章，來作為當代文學（詩歌）史敘述的基本材料和可信資源，那麼這樣的文學（詩歌）史在很大程度上就缺乏真實性、完整性。對以上所舉的當代文學（詩歌）史上的重要線索之一的「現代主義傾向詩歌」的挖掘、評論，是多年來詩歌批評界在喑啞之地所做的重要工作。似乎可以說，對它的挖掘、「塑型」，是當代詩歌批評界著力較多、成績較大的部分之一。由於此前當代文學（詩歌）史對這條線索的不公正的排斥，反而激發了那些有活力的批評家更多地直接面對「潛在寫作」工作，這樣的詩歌批評便包含著對主流敘述偏見的顯見的反抗性和歷史建構性（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現代文學（詩歌）史專家對象徵派、現代派、九葉派、七月派、新月派的全方位重新挖掘上。它帶來了甚至至今不衰的高度重複性的所謂研究「熱點」）。沒有從80年代中期以降，詩歌批評界的持續努力，這條線索就不會浮出歷史地表。我們看到，90年代中期以來，當代文學（詩歌）史的敘述，正是在大量汲取了這些挖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才贏得了不可或缺的某個側面的歷史敘述的真實性、有效性和可信感。比如洪子誠先生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新詩史》，王光明先生的《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程光煒先生的《中國當代詩歌史》等，之所以被視為同類著述中較為精彩的著作，其中一些史實及觀點、評價，應該說是受惠於80年代以來中國詩歌批評的成果，當然他們本身也是重要的詩歌批評家。所以，就這個角度說，中國當代文學（詩歌）史寫作與詩歌批評的關係，二者是緊密合作、彼此受益的——且前者更先地受益於後者。我以為，正是由於當代詩歌批評的理論活力，艱苦挖掘和重估被歷史掩埋了的詩歌真相的努力，才使得文學（詩歌）史著作獲得了整體地打量歷史的視野和史論說服力。對批評家和文學（詩歌）史研究專家的注意力在許多地方發生的重疊或「共感」，我們不能視為前者「干擾」後者。文學（詩歌）史著述，要求研究者回到歷史的真實狀況中去，以揭示歷史生存和生命經驗的審美語言的深度為標準，總結詩歌歷史和現狀，並指出較為穩定的內在規律——而這些其實也是不少詩歌批評家的願望和天職。這些詩歌批評家本身就有強烈的還原歷史真相的意圖，他們也不缺少文學史的眼光和責任意識。我們看到，隨著每一次歷史的鉤沉，當代文學（詩歌）史的敘述就會被增補或局部改寫，所以，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詩歌）史與詩歌批評寫作的關係，就這個方面來說主要是良性汲取。 二考慮到當代詩歌場域較之其它文體有更複雜的諸多因素，就如上方面而言，對文學（詩歌）史與詩歌批評的密切關係，我們理應持「特殊情況特殊對待」的態度，不宜將二者做嚴格的「職能」劃分。但是，問題的確還有促人反思的另一面，在今天似乎更值得我們注意，即批評對文學（詩歌）史研究和撰述的制約作用。對當代詩歌批評界而言，其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始終是與詩歌創作現狀緊密相隨的，在許多時候，它是對剛剛面世的有創新生氣的詩歌創作現象的分析。但即使如此，詩人還嫌批評界「反應慢半拍」，於是，在追求「日日新」的某些特殊時期，詩歌批評甚至是與詩歌創作「平行」或「對稱」出現的，而不只是「追蹤」式評論。特別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詩歌理論和批評還經常會起到價值預設、召喚更新理念、將詩人強行歸類、「控制」閱讀維度的作用。作為將近三十年寫作「工齡」的詩歌批評從業者，我深知詩歌批評家們的活力、有效性，與其局限性是同步到來的。由於現代詩需要不斷為自己的意味和形式創新的合法性辯護，在不同時期都帶來了批評的即時性抗辯語境。在抗辯語境中，批評家往往不憚於申說自己的「偏見」，「性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如此等等。這既屬於這個行業的魅力的部分，同時也必然會帶來它的缺失。由於缺乏時間的沉澱，理性的反思，更開闊的文學（詩歌）史參照系統，加上對詩歌「象徵資本」的爭奪等因素，都會使詩歌批評不同程度地有著明顯的「時評」色彩，「站隊」色彩，甚至是不期然中的「沽名炫奇」色彩。有不少需要經過漫長的心智成熟，或「事過境遷」的時間沉澱後才會出現的內容和識見，是追求「深刻的片面性」的詩歌批評邏輯所無法容納的。面對詩歌批評這種特性（長處和缺失），文學（詩歌）史作者、研究者應做到心中有數，儘力迴避被批評界「牽著鼻子走」。讓我們試舉幾例，看看詩歌批評對文學（詩歌）史寫作的「制約」作用。比如對朦朧詩思想意蘊的總結。朦朧詩的濫觴期應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白洋淀詩群」，到1979年末民刊《今天》創刊，正式走上地面，至80年代到達廣泛的涌流期。對於當時那些習慣於詩歌緊跟主流意識形態的宏大抒情的讀者而言，朦朧詩情感經驗和措辭方式中體現出的某種程度的「個人性」，使他們感到了強烈不適，於是，「迴避時代」，「表現自我」等指責紛至沓來。而出於當時抗辯語境的需要，那些積極肯定朦朧詩意義的詩歌批評家，也以「表現自我」的合理性、合法性為朦朧詩辯護。於是，「表現自我」就成了朦朧詩的主要「標籤」。其實，如果懸置當時激烈爭辯的話語場域，細讀朦朧詩人的主要作品，我們會看到，用「表現自我」來總結朦朧詩的主要意蘊是不恰當的。朦朧詩人比之同時代活躍於詩壇的大部分詩人，可能更具有深入地揭示生存、洞透歷史、介入時代的「代言人」品質。但是，由於詩歌批評的巨大影響力，「表現自我」就構成了對朦朧詩意蘊的基本「定評」，被後來的當代文學（詩歌）史著述反覆徵引，成為範式。再如，八十年代中期出現的「第三代詩」，含有對朦朧詩「影響的焦慮」的挑戰色彩。由於在詩歌語型上第三代詩普遍處理日常經驗，採用口語入詩，詩歌語境透明，易讀易解，當時詩歌批評界一般是將之視為詩歌的「平民化」追求，並以此質疑朦朧詩的「精神貴族」色彩。詩歌批評界的這種指認，受當時社會生活和文化氣氛逐步從過強的政治色彩中走出，走向世俗經濟生活的「日常化」的影響。其實回到歷史和詩歌文本看，就第三代詩的內部發生機制而言，它主要不是走向什麼「平民化」，而是走向審美自主性，追求詩人身份的自立。與其說他們「平民化」，勿寧說他們更具有另類的「先鋒性」。無論是于堅在「元詩」意義上提出的「語感是詩歌有意味的形式」「拒絕隱喻」，還是韓東提出的「詩到語言為止」「三個世俗角色之後」（詩人應是「政治動物、文化動物、歷史動物」這三個世俗角色之外的獨立審美角色），其含義都指向個體詩歌精神的「獨立性」內涵。「他們」「非非」「圓明園」「海上」「女性詩」的大量詩作也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多年之後，我們仍看到不少文學（詩歌）史著述，受當時詩歌批評界對「第三代詩」意蘊的「定性」制約過深，仍然未能總結這一重要向度，而只在「反對精神等級制，使詩回到普通人」之社會學的層面評述。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學（詩歌）史成為對當時詩歌批評關鍵詞式的不加反思的使用。這種被動認同當時詩歌批評觀點的文學（詩歌）史寫作和研究，雖然不無重溫彼時批評抗辯話語「現場」的意義，但無疑對話語生產的抗辯性的前提，缺乏歷史和理性的眼光和自覺的過濾。對個體詩人的評述，文學（詩歌）史著述和研究也時常會受到詩歌批評的「制約」。就詩歌批評家的普遍情況來說，他們更願意活躍在詩歌創造的「現場」，這使得他們往往是針對某個詩人某一階段創作的重要作品，特別是其中所出現的「新質」發言。就我的觀感，這種寫作的發生學方式，一直支配著80—90年代的詩歌批評，而較為完整的重要的「詩人論」文章（全面論述詩人的創作道路，文本構成的基本特性，在流派詩群中的意義，詩藝系譜傳承，持續處理的重要詩歌母題，其寫作「範式」對詩歌界的影響……等），則大多出現在新世紀後。文學（詩歌）史著述、研究者應該考慮到，由於批評家活躍的天性所帶來的求新尋異的熱情，面對詩歌文本，其實他們往往是僅就自己感興趣的某個角度縱深挖掘，時常還會為了突顯一端而不惜「過度詮釋」。就一篇批評文章而言，尖新而集中的角度也許是適切的，它有助於問題的鮮明性，不致被「客觀全面」的複雜的意向糾葛所淹沒。因此，對批評家而言，「我評論的就是我」，「沒有偏見的文章不是好文章」，「漏洞正好透出清風和閃光」等說法，未嘗沒有道理。但是，對已經經過多年時間沉澱的文學（詩歌）史寫作和研究來說，在評述一個重要詩人時，則應考慮到詩人創作的整體狀況，細讀其大量文本，努力還原其客觀狀貌，得出自己的結論，盡量避免被動地接受批評的單一視點而使對象「標籤」化。比如對詩人海子的描述，由於海子生平特別是其激烈的死亡方式所帶來的「後制」作用，加上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具體歷史語境的猛烈的「轉捩」因素，和八、九十年代之交「詩歌崇拜」的氛圍，當時詩歌批評界一般是將之作為單一的理想主義的「精神升華者」，甚至是自覺的「殉詩烈士」來論述的。顯然，批評界的這種命名，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源於批評家借海子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的心理動因，與海子文本的實際情況頗不相符，是對海子文本複雜性的大力簡化。多年之後，用不著多麼高深的解讀能力，冷靜下來的我們都看得很清楚，海子詩中所表達的噬心的矛盾，自我懷疑和分裂，乃至最終的絕望，比之「理想主義升華」和自覺的「殉詩烈士」之類，更為顯豁、真切，直接衝擊人心。然而，在後來諸多文學（詩歌）史的描述中，依然不加反省地接受了當時詩歌批評界形成的類乎「輿論化情感表達」（唐曉渡語）的定位，導致了廣大讀者甚至中學 《語文》課本對海子基本形象和詩歌母題的「強誤讀」。再如對詩人翟永明的描述，由於詩人80年代初的成名作組詩《女人》得到了當時批評界及時的高度評價和深入解讀，並由此將「女性主義詩歌」的概念引入詩歌批評，翟永明從此就被「焊死」（詩人自語）在「女性主義」的標籤上。而多年過去，文學（詩歌）史對翟永明的評述，依然只集中圍繞著那些有明確的「女性主義」色彩的詩作展開。其實，在組詩《女人》（1983）之後，翟永明寫出了更多豐富而優異的作品，完全超出了「女性主義」的畛域，如重要組詩《靜安庄》《死亡的圖案》《咖啡館之歌》《十四首素歌》《如此坐於井底》《盲人按摩師的幾種方式》《周末與幾位忙人共飲》《潛水艇的悲傷》，及大量抒情詩等。海子和翟永明經由「批評化」進入文學（詩歌）史的情況，只不過是信手舉出的二例，諸如此類的例子其實是不勝枚舉的，正如同樣被文學（詩歌）史「標籤」化的詩人北島不無悵惘地說道，「連榮譽都是誤解的總和」。這裡不是苛求文學（詩歌）史撰述和研究要具備比之批評家更多的敏銳和洞透詩歌「肌質」的能力，只是想強調前者的工作性質。由於時間必須的「後發」性所帶來的理性沉澱，加上材料的完備，它應該贏得比之「及時趕到」的詩歌批評相對來說更客觀、完整的認知，保持不斷敞開自己歷史視野的豐富性，或敘述「問題」時的複雜張力，防止閉鎖「問題」。詩歌批評家與文學（詩歌）史研究、撰述者，畢竟是在不同的發生機制、不同的時間條件、不太相同的目標下工作，後者作為回溯的歷史性評價，理應盡量統攬詩歌流向、詩人創作的全局，在拉開一定的時空距離後，重新打量對象，重新審視乃至審查彼時批評界的單一視角指認，然後給出相對理性、客觀的評述。三新時期以來，詩歌批評界有著自己特殊的動力系統，突出審美性的語言創新和「重寫詩歌史」是其主要訴求。誠如青年詩人批評家姜濤所說，詩歌批評和詩歌理論，「和它所處理的對象『新詩』一樣，實際上一直和周圍的歷史處在『較勁』的狀態，或靠汲取歷史整體的勢能來噴吐高亢的美學，或靠孤注一擲的先鋒態度來挑釁既定的成規。由此，新詩研究一度確實風光，在整個文學研究中引領潮頭，吸引了不少相對精彩的頭腦，也出現了不少相對精彩的言論。」③在我看來，與小說等其它文體的批評現狀相比，這個特殊的「動力系統」至今依然在詩歌批評界起著重要作用。如果說經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小說批評界已經日益減弱其「較勁」、「高亢的美學」、「靠孤注一擲的先鋒態度挑釁既定成規」的狀態，而漸漸放鬆下來轉入一種可稱之為「常態」的批評的話，那麼詩歌批評（包括詩歌創作）界，由於其固有的纖敏的感知力和精神叛逆性，由於其對周遭的「實利主義」現實對詩歌所採取的睥睨態度的反擊，則持續強化了挑釁性的先鋒態度。我認為，對詩歌批評來說，這種情勢未嘗不是幸事，受益於抗辯語境所帶來的張力，會使我們的批評寫作與生存和語言發生更內在的強烈磨擦，使其充滿對「自我意識」的感應力和思考的緊張感。但從更開闊的文學（詩歌）史視野看過去，不加分辨地認同這種先鋒態度的抗辯性，就會帶來史家視野的單一化，從而對歷史敘述的真實性構成某種遮蔽。如所周知，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當代詩歌批評的主要構成可視為「先鋒詩歌批評」。雖然也有不少詩歌批評家面對「常態」詩歌展開評論工作，但應該說殊少構成實質性影響。正如前文所述，經過先鋒詩歌批評界的持續「打撈」和「勾勒」，至今似乎已形成了有關當代先鋒詩歌發展史敘述的結構性鏈條，即「X小組」「太陽縱隊」——「白洋淀詩群」——《今天》派，朦朧詩——《他們》《非非》《莽漢》等「第三代詩」——《傾向》《象罔》《標準》《北回歸線》《九十年代》等「九十年代詩歌」——世紀末「知識分子寫作」，「民間寫作」兩大先鋒陣營——「後口語」「新世代詩」……，應當說，就詩歌發展的某一條線索而言，這個敘述鏈條言說有據，基本符合當代「先鋒詩歌」發展的實際，我們理應積極肯定詩歌批評界挖掘工作的意義。但是同時我們還要清楚，此鏈條的勾勒者本身是站在特定的文化價值判斷、審美趣尚的角度，按照自己對文學歷史向度的預設性偏好來選擇論述對象的，它只是對某條詩學系譜的構造、描述。緣此，那些不能被「先鋒性」詩歌社團或寫作「潮流」所歸類、整合的優秀詩人，就遭到了殘酷的忽略，甚至是刪除和遺忘。相應地，也有不少詩思和詩才都很平庸的詩人，由於加入過某個有影響的先鋒社團、流派，編輯出版過某份著名「民刊」，而得到詩歌批評家的鄭重評介。由於受當代詩歌批評這個強勁的 「動力系統」的籠罩，當代文學（詩歌）史中特別體現在對60年代中後以降的詩歌發展史的描述，基本依循了批評界所建構的敘述結構／鏈條。那些曾被歷史遮蔽，後來被挖掘出來的先鋒派的「潛在寫作」，成為文學（詩歌）史敘述的主要對象。或許這樣的敘述意在提醒人們在非正常的年代「顯／隱的詩歌場域」的複雜性，但從讀者對文學（詩歌）史的接受效果上看，過分凸顯當時的「潛在寫作」的完整性、連續性、影響度，也會造成新一輪的線性敘事，干擾文學（詩歌）史敘述、研究中應有的對過往年代詩歌場域還原的「歷史性」，從另一方面使對當時中國詩歌的基本狀貌的敘述「失真」。筆者多年在大學講授當代文學史，並為研究生開設「當代詩歌史研究專題」課程。由於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的雙重身份，使我很少對自己的講述內容有所忐忑。但是近幾年來我的學生們的結課作業，提醒了我對自己的講述內容進行某個角度的反思。受老師的強烈影響，當學生們在回答「當代詩歌發展輪廓」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選擇將先鋒性「地下寫作」作為當代詩歌最顯豁的連續文脈來描述。這種「不約而同地選擇」其實不是他們真正的選擇，我意識到，這種描述其實是包括我在內的詩歌批評家們（其中不少是高校教師），按照自己的文化價值取向、美學標準，和對主流文學（詩歌）史進行「瓦解」的願望，對實際文學（詩歌）史的「陌生化」處理，所「建構」出來的。而冠以「詩歌史」之名，卻會給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接受者造成「這才是主要事實」的錯覺，而忽視批評家在「發掘」過程中所必然附帶的強烈抗辯語境的信息。洪子誠教授和程光煒教授，是我尊敬的當代文學史、詩歌史專家，對文學（詩歌）史撰寫、研究中出現的「歷史化還是審美化」的「兩難」矛盾，他們有著早於大部分同行的自覺反思，他們的某些文章還專門討論了如何避免文學（詩歌）史撰寫、研究中的「非歷史化」這一問題，給人以重要啟示。然而饒有意味的是，即使是具有自覺意識的他們，也不免在自己的著述中存在著較為明顯的重現代審美趣味，而輕歷史面貌還原、「歷史同情」的問題。我曾看到過由謝冕先生主持的意在全面展示（或檢視）中國新詩百年歷史面貌，有明確詩歌史訴求的十卷本的《中國新詩總系》部分卷冊的選目和導語（發佈於2008年12月21日「中國新詩總系」研討會）。其中「1960年代詩歌」和「1970年代詩歌」這兩卷，分別由洪子誠和程光煒二位先生編選並撰寫導言。在洪子誠的60年代選本里，內地、台灣、香港詩人的入選比例是13／28／12。在內地入選的13位詩人的作品中，當時的「主流詩人」與「潛在寫作詩人」的入選篇目比例為20／28首。在程光煒的70年代選本里，內地和台灣詩人的入選比例是19／26。在內地入選的19位詩人的作品中，當時的「主流詩人」與「潛在寫作詩人」的入選篇目比例為9／164首。作為詩歌批評家，從詩歌本體的視點看，我完全贊同二位選家的眼光，而且我也做過類似指向的編選（《中國當代詩選》兩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從真實展示（或檢視）中國當代新詩發展歷程，有明確詩歌史訴求、「還原」實際歷史面貌的角度，人們有理由為這樣的歷史展示而「擔憂」④。當代詩歌史研究和敘述——「中國新詩總系」無疑也是「文學（詩歌）史」敘述最重要的「准文本」——不可能面面俱到，編著者必須要在一定篇幅內有所突出、有所選擇。但似乎用不著深入細辨，我們會看出這裡的關鍵其實主要還不在「篇幅」問題。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編、撰者本身即兼任重要詩歌批評家身份，且受到80年代以來處於強勢的先鋒詩歌批評觀念的巨大影響，被高亢而單一的先鋒系譜所「牽制」的結果。就當代文學（詩歌）60年的基本狀況看，不宜被突出敘述為獨立性的文學（詩歌）意志或受控或勃發的歷史，在文學（詩歌）史著述、研究中，著者對自己的「本體」趣味，應暫時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歷史批判」和「歷史敘述」兩種不同的行為（前者是價值指認，後者為事實指認）間保持必要的平衡和控制。與文學（詩歌）批評家的目標和方法有所不同，如果文學（詩歌）史著述、研究者的身份職能過度模糊，二者的工作性質過度地打成一片，在某些方面就會妨礙史家更好地釋放自己的研究能力。正如韋勒克和沃倫所提醒的，「歷史派的學者不會滿足於僅用我們這個時代的觀點去評判一件藝術品，但是這種評判卻是一般文學批評家的特權；一般的文學批評家都要根據今天的文學風格或文學運動的要求，來重新評估過去的作品。對歷史派的學者來說，如果能從第三時代的觀點——既不是他的時代的，也不是原作者的時代的觀點——去看待一個藝術品，或去縱觀歷來對這一作品的解釋和批評，以此作為探求它的全部意義的途徑，將是十分有益的。」⑤ 詩歌批評根據「今天的文學風格或文學運動的要求」來評說詩人或詩歌潮流或許不為無益，但如果文學（詩歌）史寫作也主要接受「今天」的先鋒趣尚來篩選和敘述詩歌史，就會缺乏必要的視野和歷史同情，使自己的言述缺乏更有效的概括力和普遍的說服力。而且，考慮到現實和將來，我們已看到， 90年代後期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詩歌界的生態日益複雜化，過去支撐詩歌場域的基本結構已經變換至少是鬆弛了，先鋒／常態，詩歌審美自主性／意識形態規訓，官方／民間，精神產品／藝術消費，如此等等二元對抗性的結構邏輯，已無法容納複雜的詩歌現實。如果今後我們的文學（詩歌）史敘述仍然長久地依賴於這種已趨消失的二元抗辯結構，將無助於我們對當代詩歌發展做出可信的認知，我們會被自身的唯「先鋒性」的價值預設和評價系統所「體制化」。問題還不僅於此。文學（詩歌）史過度認同和凸顯詩歌批評所確立的先鋒詩歌趣味標準，所建構的先鋒詩歌發展鏈條，反過來又會對後起的詩歌學者、詩歌批評家們構成強大的「籠罩」和「干擾」。從文類角度講，由於「文學史」著會自動給人帶來可靠的「教科書」般的事實性、整體性、知識性和規律性的暗示，人們對「史」著預先就具有異常莊重和信賴的「定位期待」。而它造成的後果是，我看到不少後起的詩歌學者、詩歌批評家，簡單站在前人「建構」的史述線索的基礎上，不置疑、不分辨就認同了這些「歷史敘述」、「歷史定評」、「價值預設」，接受了似乎可以超時間、超歷史的「先鋒詩學標準」。因此，在特定階段（包括特定身世體現的「磨難度」）的抗辯結構中產生的尖銳的思考，變為教科書「結論化」的學問和知識，流動的歷史語境中的言述，變為不再隨時間和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本質」。批評家們似乎不再有能力揭示歷史敘述的複雜性，不再打開新問題，而是用過往的建構來套框新問題，將豐富的詩歌場域簡化為在先鋒／保守間「劃線」「站隊」。而且，據我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這就是目下我國高校現、當代詩歌教學、研究的「結構性狀況」。這不但導致了當代詩歌教學、研究內容的單一，碩、博詩歌研究論文選題扎堆，變相的淺層次重複研究（往往有著「深」層次的表面的話語效果），對某些流派的過度開採；還導致了「近十幾年來，新詩研究整體是處在衰落之中，越來越缺少與當代文化生活、以至當代詩歌寫作對話的能力，越來越淪為圈內技術含量不高的複製性生產。雖然，從數量上看，有關新詩的論文依舊不少，一些專題的討論也煞有介事地斷續湧現，但坦率地說，無效的勞動居多。一些話題雖然堂皇嚴肅，但實際上缺乏新意以至乏味，效果只在勉強支撐了一個新詩『在場』的局面，原因只在過去的動力已經枯竭，而新的還沒有『養成』。」⑥曾經體現為開放的詩歌批評界，一旦長久依賴二元抗辯語境，浸漬於「以不變應萬變」的先鋒審美優越感，和定型化的文學（詩歌）史評價框架中，就會日益顯出它的封閉性，最終會使哪怕是「先鋒」的詩歌批評觀念和範式失去時代活力、效力。筆者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從正、反兩方面考察詩歌批評與文學（詩歌）史的關係，提出在當下條件下，二者可能實現的進一步的「分界」。只不過為使問題更急迫的一面得到突出，我更多地談到了詩歌批評對詩歌史寫作和研究的「制約」作用。同樣作為一部詩歌史論的作者，與其說此文是對文學（詩歌）史寫作的某種缺失，對文學（詩歌）史與詩歌批評在價值、職能和方式的差異性上界限過度「曖昧」的批評，莫如說它首先是一場自我反思。說到底，文學（詩歌）史寫作應在不斷的「實踐—反思」中進行，它應有別於詩歌批評的話語構建方式。而自我懷疑和相對明確的「分界」意識，只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助益，使我們的文學（詩歌）史寫作、研究，更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從而避免被批評所「壓垮」的命運。（註：此文已發表於《文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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