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歷史中的犧牲者

面孔　　對於中國人而言，利瑪竇的相貌與魔鬼近似。即使是帥哥，西洋人的長相也無論如何不符合當時中國人的審美觀，這預示著利瑪竇在中國的道路不可能平坦。一五八二年，澳門已經成為葡萄牙人的「飛地」。晚明學者張燮曾經對葡萄牙人作如下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長著貓一樣的眼睛，嘴巴就像黃鸝，臉色灰白，鬍子捲曲，像黑色的紗布，而他們的頭髮卻幾乎是紅色的。」更令人覺得奇怪之處在於：當囚犯被拉去斬首的時候，他們在後面吟唱著宗教經典里的讚美詩。　　儘管如此，一個洋人的到來，在帝國引起的震蕩是有限的，儘管此後數百年中，傳教士在中國陷入一種長期複雜的糾葛中，以至於今天對他們進行判斷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時，沒有人——包括利瑪竇自己——能夠意識到，他的到來，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歷史拐點。由於最初的變化過於細微，即使對於當時最敏銳的人來說，也不可能觀察出來。　　一五八○年的大明王朝，已經步入它的黃金時代，王朝的一切都像黃昏之前的景象一樣明亮和耀眼，儘管所有明亮的事物已經具有迴光返照的性質。那一年利瑪竇剛好三十歲，按照中國人的說法，正值而立之年。　　大地以前所未有的遼闊出現了，有一千隻飛鳥在它的上面盤旋，翅膀的影子在他年輕的臉上一一掠過。南方的土地，各種從未見過的植物肆無忌憚地生長，風藏在樹冠里，像歌謠一樣不期而至。太陽落山之前，男人們在河中洗澡、釣魚，婦女們淘米、洗衣，偶爾還將乾枯的經血殘片傾倒在河中。一大群幼小的魚苗密匝匝地追逐著那些殘剩的、頗有些言不及義的紅色。物質如此這般的奇妙循環，讓人覺得這裡從頭到腳都充滿生機。一切都與他的故鄉馬切拉塔不同。他的嘴裡情不自禁冒出一個字：「主。」　　他的發音很輕，在廣闊的大地上，沒有人聽到他的發音。但在這裡發出這個音節，令他感到奇特、陌生和刺激。那個音節立即被土地上的各種聲音吞沒了，它像一個隱秘，深埋在利瑪竇的心裡。但它沒有消失，它會在時間中生長，像真理一樣，日益強大。他沿江北上，展現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桑葉似的國土，莖脈如河流一樣密集豐沛，站在邊緣，他就能聽見水流在桑葉內部的轟然迴響。這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它的疆域超出了上帝的視線，所以，被上帝無所不至的光芒所忽略。他為主的缺席而深感遺憾。他和他遙遠的組織——耶穌會都認為，有必要使這塊土地沐浴在上帝平均主義的光芒之下。當然，這是一份艱巨的任務，他從未對此有所低估。　　OCTOBER無須證實，僅從表情上，他就對中國人的態度心知肚明。中國人對經驗以外的世界懷有斬釘截鐵的懷疑態度。關於佛郎機人的各種可怕傳說在南方的海岸線上神出鬼沒，他們擁有所有的惡行，不僅殺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獸，專吃童男童女。在中國人的常識中，佛郎機國與狼餘鬼國對面，狼餘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後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雲其國唯國（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佛郎機，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葡萄牙。好在葡萄牙人不懂中文，否則他們將被氣死。與他們的飲食習慣相比，他們的烹飪方法更加恐怖：他們會用一口巨大的鐵鍋燒好開水，然後，把盛在鐵籠子里的孩子放在鐵鍋上蒸，等到孩子渾身出汗，再用鐵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這時，孩子仍然活著，在廚師的注視下艱難地喘息，廚師看火候到了，就及時剖開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內臟，將他蒸熟，美味佳肴應運而生。　　中國人把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構築成「神—魔關係」或者「人—鬼關係」。這是一種簡單的二元對立關係。它使降妖除魔的歷史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中國人的肩上。它既表明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恐懼，也是文化優勢造成的心理幻覺。作為一種原始思維，它透露出某種無知與狂妄，諸如「解放全人類」這類豪言壯語，只能產生於這種想當然的思維方式中。仰仗著文化上的優越感，中國人在現實世界中與西方發生的關係都被納入這一話語體制下。一五八○年前後，幾乎與利瑪竇進入中國的同時，一部名為《西遊記》的小說問世，玄奘法師孤行萬里前往印度取經的歷史變成了抵抗妖魔的傳奇；一五九七年，即義大利詩人阿利瓦本尼杜撰的中國傳奇《偉大的皇帝》出版那一年，流寓南京的中國文人羅懋登完成了他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在這部小說中，偉大的航海者鄭和蛻化為一隻蛤蟆精，而他的航海事業，更應感謝呼風喚雨、法力無邊的碧峰長老的拔刀相助。中國文化總會生產一批奇異的舌頭，文化英雄們創造的歷史奇蹟在他們引人入勝的講述中煙消雲散。他們關注點不在文化地理探險，而志在批發數量不菲的西方魔鬼，等待中國人繩之以法。耐人尋味的是，伴隨西方走向現代社會的步伐，對中國人進行妖魔化，也列入他們的日程。中國人以醜陋不堪的形象（所謂「東亞病夫」）在各種圖像中頻繁出沒。這是他們對中國人的回應，當然，這同樣不能使他們顯得崇高。對他者的蓄意矮化，最終會無一例外地傷及自身。　　無論怎樣，利瑪竇赤發綠眼的形象，剛好驗證了中國人的傳說。從上岸那一天起，他就著意對洋人們臭名昭著的外表進行修改——首先剃光了自己的鬍鬚，然後穿上中國式的長袍。他試圖將面孔引發的衝突，通過服飾緩衝下來。況且，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小心翼翼的，以免無意中刺痛中國人敏感的神經。總之，他把自己深隱在異國的人群里，生怕他們像挑選渣滓一般，把自己挑選出來。他在寫給校友富利加蒂的信中，聲稱自己已然變成中國人：「我們的服飾打扮，我們的容貌舉　　利瑪竇止，我們的待人接物，在所有的外觀特徵方面，我們都已經變成中國人。」儘管如此，他們對身體的修改畢竟是有限的，「長身高鼻、貓睛鷹嘴」仍然會隨時出賣他們的身份，並把他們置於可怕的危境。有一萬種危險等待著他。當然，對於信仰奇蹟的人而言，所有的危險，都微不足道。　　教堂　　最初的教堂是以近乎簡陋的形象出現的。這與歐洲中世紀的輝煌教堂形成鮮明反差。在利瑪竇的故鄉，教堂，這上帝的人間居所，華麗而威嚴，與上帝的身份相呼應。它挺拔入雲，各種複雜的廊道如樹枝般縱橫交錯，彷彿通向天國的幽秘暗道。建築內部蘊藏著一股神秘的力量，使孤立無援的人們獲知來自天堂的消息。與中國平面鋪展的木構建築不同，教堂以不可置疑的態度表達著對高度的追求。正是藉助它無與倫比的高度，尖頂上的十字架即使在一個遙遠的距離之外，也能被看見。實際上，教堂對於高度的追求中，暗含著對於廣度的追求，即：它的高度，隨時可以被換算為它的覆蓋面。中國的宮殿試圖通過凌空伸展的飛檐表達它的擴張性，這是一種橫向的努力；而教堂的野心則孕育在一種縱向的努力中，它重現了《聖經舊約》中「巴別塔（即通天塔）計劃」的本性。然而，神聖的信仰在這裡遭遇了技術的阻撓——教堂它不可能無止境地上升，高度的有限性，標明了教堂的限度。「巴別塔計劃」也因此成為宗教世界的隱痛。為此，它需要更多匍匐在地的信徒作為補充。除了高高在上的十字架，它更需要前赴後繼的傳教者播撒福音，讓那些看不到十字架的地方，聆聽到神的旨意。　　利瑪竇和羅明堅在一五八三年九月抵達肇慶。他知道，自己行將開始的傳教事業，將如同在岩石上播種一樣艱難，充滿未知數。他對當地知府說：「我們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崇奉天主為唯一的真神。我們來自那西方世界的盡頭，走了三四年才抵達中國，我們為它的盛名和光輝所吸引。」然後，他向知府表達了他們微薄的願望：請求允許他們修建一棟小屋，作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遠離他們在澳門時體驗到惱人的塵囂與商人的喧嘩。總而言之，他們需要建立一個住所並度過余年，這就是他們的全部願望。　　作為這種表白的補充，利瑪竇向當地知府贈送了他從義大利帶來的望遠鏡。這是中國式的交際方式，他深感內疚卻又無可奈何。他對知府說，這是中國人經常提到的「千里眼」，用它能夠看清任何遠方的事物。知府對他的話顯然持有懷疑態度，但是當他用望遠鏡看清遠處田野里的一個草人時，他開始用一種無法言喻的目光打量著眼前的洋人。片刻之前，他還無法相信這位洋人的話，但是現在，他認為他是個誠實的人，並且對這個來自遠方的小夥子或多或少有了幾分好感。他更加讚賞手中的望遠鏡，知府顯然被望遠鏡迷住了，舉著它四處望個不停。這個精巧的望遠鏡，居然能夠在他的眼睛與遠方的事物之間建立一種聯繫，而這種聯繫，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距離割斷了眼睛與許多事物的聯繫，使它們各自孤立。這是一種多麼神奇的魔法！或許，中國人不如洋人走得遠，正是因為中國人不如洋人看得遠。中國人不知道遠方是什麼，但是遠方卻被西洋人提前看到了。知府又好好看了看送上門的洋人。興奮之餘，他順便允許了洋人們的請求。對於洋人，這無疑是至關重要的。洋人們按中國習慣，在他的面前下跪，三次叩頭，那顆年輕的義大利頭顱結結實實與中國南方的大地發生了碰撞。　　自抵達肇慶以後，利瑪竇和羅明堅一直寄居於一個簡陋的窩棚中。他們開始滿懷欣喜地建造房屋，使自己得以寄居於神的腳下。他們的計劃一絲不苟。他們打算按照歐洲的式樣，修建一座小巧動人的建築，有兩層樓，與中國的平房相區別。他們親自勞動，艱辛的勞動不能絲毫減少他們的興奮。他們把這一想法報告給了澳門的修道院，修道院的院長回答他們，這一計劃可能使多疑的中國人認為他們在修碉堡。出於慎重，他否決了他們的想法。　　院長的答覆傳到肇慶時，他們的工程已經進行了一半。他們沒有經費進行修改了。利瑪竇從行囊中拿出一個玻璃三稜鏡，舉到中國人面前。他看見圍觀的中國人在這塊神奇的玻璃面前都流露出驚奇的神色。他們一致認為，眼前正站立著一位法力無邊的僧人，甚至能篡改陽光的線路。利瑪竇說，你們誰都可以將這件法器請回家。這句話在中國人中引起更大的騷動。　　利瑪竇賣掉了玻璃三稜鏡，它的價格是二十枚金幣。這筆錢足以維持他剩下的工程。一切看起來還算順利。兩年後，一座基督教堂，在肇慶的天空下出現了。　　我相信沒有一個歐洲人會把這座平淡無奇的房子當做教堂——這座教堂並沒有露出哥特式建築尖尖的外形，而是像所有中國式建築一樣蹲伏在地上，它質樸得近乎寒磣，但在利瑪竇看來，這是他的一個巧妙的權宜之舉，儘管他受到耶穌會的嚴厲批評。但重要的是，這座房屋，已經成為這座小城的一部分。人們的視線，已經無法超越這座樸實無華的房屋。與外形相配，這座教堂同時擁有一個中國式的名字——「仙花寺」。這個佛教化的名字，是當地知府王泮送給它的。他還送了一幅匾額，讓他們掛在中堂，匾額上寫：「西來凈土。」通過利瑪竇自己的記錄，我們知道，這座最初的傳教室，「在兩頭各有兩間房，中間是間空屋，用作教堂」。當利瑪竇小心翼翼地把聖母畫像掛在中央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第一個願望，已經實現了。　　一五八五年的肇慶人或許能夠看到這樣的場景：一個年輕的洋和尚對著房屋頂端的十字頂禮膜拜。陽光照亮了每一粒灰塵。他表情安詳，清澈的淚水順著面孔蜿蜒而下，沒有人能夠分辨他是快樂還是悲傷。這是一場盛大的典禮，但它只存在於他的心中。他感覺自己在抬眼的瞬間遭遇了主溫熱的目光。　　出於好奇，中國人開始走進那座房屋。他們在房屋中央看到一位面容秀麗的女子塑像，懷中抱著一個男孩。他們認為，那一定是送子觀音。於是，他們開始虔誠地匍匐在地上，對著女人的塑像頂禮膜拜。　　這微小的開端令利瑪竇激動不已。他試圖用中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播他們的宗教。教堂的人氣，開始越來越旺了。但是有一天，當人們走進教堂的時候，他們的臉色驟然變得煞白，目光中充滿恐懼。　　——那個秀麗的女子消失了，取代她的，是一個形容枯槁、面目猙獰的男人，更重要的是，這個不知廉恥的男人竟然不穿衣服，只有一小塊破布耷拉在他的胯下。他的手足被釘在十字架上，鮮血橫流，青筋暴露。這與前面那個慈眉善目的女人形象形成多麼強烈的反差。用耶穌像代替聖母像，這一行動的冒險性質顯露無遺。中國人從未在莊嚴的神殿上看到過如此駭人的形象。他們迅速地逃離，並以這一果斷的行動，表明他們對這間繚繞著不祥之氣的房屋採取了斷然拒絕的態度。　　那間充滿恐怖氣息的房屋，似乎證明了有關佛郎機人吃人的傳聞。這是最初的轉折。利瑪竇完全沒有察覺，他們的教堂已經被一種怒氣所包圍。傳聞還說，洋人從那位受洗者的面容中，看出他的腦子裡有一顆寶石，他們照料他，是為了可以佔有他的屍體，並把那顆無價的寶石取出來。不久，第一顆石頭飛向教堂的屋頂。在這顆石頭的帶動下，越來越多的石頭義無反顧地飛向教堂。利瑪竇看不見投擲石頭的人，只能聽見那些石頭在屋頂發出的尖銳的聲響。利瑪竇透過窗子往外看，飛翔的石頭令他感到一陣眩暈。　　僕人拎著一個孩子的衣領，把他摔在利瑪竇的面前。僕人說，他親眼看見他往教堂扔石塊。孩子戰慄著，像犯人一樣，等待著懲罰。他在這一刻里溫習著從大人們口中得知的洋人吃孩子的所有細節，即使戰慄也無法阻止他的回憶。那些傳說中的細節在他的回憶中已經清晰畢現。這使他的戰慄更加瘋狂。孩子的同夥迅速向孩子的父母報信，父母又糾結了更多的人。一個可怕的信息在人群中傳遞——洋人給孩子吃了一種奇特的葯，使他無法喊叫。這個信息一經傳出就無法阻攔，憤怒被傳染，並將成為一顆決定性的石頭，砸向利瑪竇的教堂。群情鼎沸的百姓已經同時包圍了衙門，要求官府出面，討回被捉去的孩子，如果遲疑，孩子就會成為洋人盤子里的美餐。所有人的情緒都接近了燃燒點。利瑪竇對於突如其來的危險毫無準備，他甚至對人們憤怒的原因一無所知，因為那時，他對於佛郎機的傳說聞所未聞。他驚呆了，他的辯解被嘈雜的哭喊所湮沒。他不知所措。這是他在中國經歷的第一次險情。他似乎沒有做錯什麼，但可怕的事情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他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此刻，除了依賴主的保佑，別無他法。　　書簡　　我有時會想，一個外國人，受耶穌會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面對一片遙遠而陌生的大陸，他的心境會是怎樣？　　一個人，一旦進入歷史，有關他個人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秉承著對歷史人物的一貫態度，我們很難從史籍中尋找到與他們的內心有關的記錄。他們來龍去脈、喜怒哀樂，都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消失了。每個人都將經歷空洞化的過程。歷史將掏空原本附著在他們肉身上的一切，除了一個名字，他們將一無所有，連一個表情也留不下來。既然他已經佔用了歷史的一個席位，那麼，他們也必將接受歷史的盤剝，這是再公平不過的交易。對於這樣的原則，幾乎所有的歷史人物都心領神會。一切都由歷史說了算，他們不需要再補充什麼。　　但我仍然無法掩飾我對利瑪竇的興趣。初來北京時，我曾在北京教育學院的校園裡，與他的墓地不期而遇。那是一座中國式石碑，碑頂有雙螭旋轉盤繞，依依不捨，碑額為十字架圖案。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幾個漢字，是京兆尹王應鱗的手筆。兩側分別用中文和拉丁文書寫著利瑪竇的生平。沒有人來憑弔他，他的墓地顯得空疏、寥落，猶如他寂寥的生命年華，黯然消泯於暮秋昏晚的風裡。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對他的興趣與日俱增。伴隨著這種興趣，各種猜測油然而生。他來中國的時候，幾乎像我當時一樣年輕，並且，擁有一張近乎完美的面龐——這一點是重要的，尤其在義大利，那地中海邊的美麗國土，盛產陽光、美酒和歌聲，歌聲里，少女茁壯成長，等待收割——從一個人的臉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成長。那張臉，被一張線條粗疏的畫像保存下來。但那張紙並不重要，我們可以從當今意甲球星們的臉上，找到應屬於利瑪竇的青春。他身體內部的所有潛能，都將歸結在他的臉上，通過這張臉得到完美的表達。這張臉，以及它所代表的年輕雄健的身體，無疑有著可觀的使用價值，但利瑪竇卻做出一項出人意料的選擇——他用一襲幽黑的教袍，遮蔽了自己日益蓬勃的身體。　　那時的義大利，宗教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八十三歲高齡的教皇保羅四世，已經在一聲漫長的嘆息中溘然離去。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空。莊嚴的教義被噴涌的火苗所否定。火焰的高度迅速超越了哥特式尖頂的高度。從前正面形象全部成為打倒的對象。世界正在急速變化，而利瑪竇，卻從慾望浮動的世俗街景中轉身，走向背負惡名的修道院——那空闊、冰冷、頑固的舊日殿堂。不知他是否預見了那個世界裡的人慾橫流，預見到身體在擺脫禁錮之後又迅速陷入迷途，預見到後工業時代的芸芸眾生成群結隊地重返教堂。與那些躍躍欲試的身體相比，他更熱衷於沉默無語的教會和修道院，在他看來，克己、苦行、冥想、祈禱、獨身、齋戒、甘於貧困，都是超越人的動物性本能的必經之途，只有踏上這條必經之途，信仰、啟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紛至沓來。靈魂活躍的必要前提，是身體的必要塵封。他的冷峻，暗含著某種輕度的瘋狂。　　當他以陌生的目光打量中國，中國也在用同樣的目光打量著他。一個地地道道的外來者，即使他僥倖進入這個封閉的古國，也必將消失於汪洋的人海。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固體，像陸地一樣堅硬，彼此制約，任何改變它性質的企圖都將是遭到否定，哪怕僅僅是微觀的改變。但利瑪竇顯然對此有不同意見，他遠赴中國，不是來度假的。他要完成上帝賦予他的使命，為此，他將承受更多的艱苦、孤獨、貧窮，甚至兇險。我從不懷疑，他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但他首先是人，那麼，他就理應像你我一樣，有軟弱、懷疑、動搖甚至絕望的時刻。抵達新大陸的興奮最多維持一個星期，此後，他將被無邊的孤獨所湮沒，最初的興奮，將消失得無影無蹤。茫茫的人海無助於消解他的孤獨，相反只能使他加深內心的荒涼。儘管他們得到地方官員的寬容，但他們卻在人們的懷疑和誤解中被一再驅逐。他開始寫信，寂寞使他的傾訴慾望變得極為強大——後來幾乎所有耶穌會士，都養成了寫信的癖好，是異國生活中的被逼無奈。他們的文字，像寂寞一樣沒完沒了。這不僅為我們留下了浩繁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即使在十七世紀，這些書簡就已經在歐洲正式出版。通過遠渡重洋的水手，把信帶回祖國。為了保險，他有時甚至將內容相同的信，經幾個不同的渠道寄出。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里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與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裡的野獸差不多。甚至他們表示外國人這個詞的書面語彙也和用於野獸一樣，他們難得給外國人一個比他們加之於野獸的更尊貴的名稱。　　這些書信可以被認為是對利瑪竇寂寞時光的最好證明，如果不是因為難耐的寂寞，這位同時兼任了醫生和建築工人的耶穌會士不可能留下這麼多的文字，使我們能夠穿越時光的阻隔，覺察到他的哀樂。　　年輕的義大利人在油燈下寫信，講述他的無奈與寂寥。他需要與人交談，即使他看不見對談者的臉，寫信，就是這樣一種交談方式。儘管茫茫的海洋延緩了談話的周期，他的話，要過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才有反饋，但對方是存在的，他不是對著一片虛空在說話，這多少令他感到踏實。他的傾談對象，是耶穌會的教士們，一些與他同樣寂寞、貧窮而堅韌的人。在他看來，即使在義大利，也只有他們，能夠聽懂自己的語言。　　在我看來，利瑪竇更像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人。作為舊時代的遺民，他無法獲得進入新時代的護照。當他義無反顧地決定為上帝獻身的時候，上帝的光環已經黯然失色，他的「組織」，也不再擁有當年的權力。他不能得到榮譽，相反只能忍受苦寂。他離開義大利，離開宗教的聖地，前往遙遠的東方。他認為上帝的希望正暗含在那條危機四伏的道路上。他把一切都交給了那條神秘莫測的道路，如同他當初果斷地把自己交給上帝。他從不為自己的選擇後悔。現在，他試圖把他所知道的關於道路的一切，告訴故鄉的人們。有意無意之間，這些信件透露了關於中國的消息。這些是一個親歷者從東方發出的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報道。對於歐洲人來說，中國從前曾經出沒於各式各樣的「海外傳聞」中，而利瑪竇這些耶穌會士，則帶來了關於中國的「現場報道」：

　　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特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

　　如果沒有這些信件，除了少數教士，故鄉的人們可能已經對他的存在一無所知，而在中國，當時知道他的人也寥若晨星——儘管一個洋人在大明王朝長期居留是件不同尋常的事，但是，對於這個天國上朝來說，他的存在略近於不存在，即使他已經開始傳教，但他的影響力仍然微不足道。這是一些私人信件，它們表明了一個耶穌會士在東方的存在。但人們感興趣的，並非利瑪竇本人，而是他所講述的那個國家。傳教士們的來信，已經涉及了中華帝國的版圖、物產、科技、制度、習俗、歷史、宗教的方方面面，那些零散的紙片也因此匯聚成一部關於中華帝國的百科全書。在西方視野中，有關中國的信息逐漸凝聚成一個完整而龐大的形象、一種真切的觀念力量、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一個尺度、一種視角、一個無法超越的「他者」。　　到一五五○年，歐洲了解中國的渠道還少得可憐，只有馬可?波羅、曼德維爾等提供的少數版本，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和內部傳達，呈現出真實與想像相結合的東方世界。耶穌會士的書簡，則動員了諸多更加權威的舌頭，使歐洲的中國形象在親歷者的眾說紛紜中變得日益清晰。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幾乎在歐洲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見到結集出版的耶穌會士的東方書簡。中國書簡已經開始以「新聞簡報」的形式，在歐洲所有縣團級以上的地區廣為傳播，在它們的吸引下，無數耳朵蠢蠢欲動。人文主義者們——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正是在這些信息的聲援下，完成了關於中國的科學性的總結著作。一五八三年，幾乎與利瑪竇抵達肇慶，著手修建第一座教堂的同時，奧古斯丁修會的修士門多薩開始編寫他歷史性的龐大著作《大中華帝國志》，學者公認，這部著作「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優越的中華帝國形象，它的意義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實的信息，而是總結性地在西方文化視野中樹立了一個全面、權威或者說是價值標準化的中國形象。為此後兩個世紀間歐洲的『中國崇拜』提供了一個知識與價值的起點」。有人說，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包括大地測繪、田野調查等，目的是為後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提供情報準備，也就是說，傳教士的進入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場陰謀，他們是帶著諜報使命進入中國的。我對當時的西方人是否具有這樣的「遠見卓識」深表懷疑。學者認為，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歐洲正處於近代早期，他們正忙於從教會的壓迫下進行自我解救，而征服東方那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對於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西方人來說，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法國思想家蒙田一五八一年在羅馬梵蒂岡圖書館發現「一本中國書；印的是奇怪的字，書頁材料比我們的紙要輕得多，更透明，而且，因為紙不能經受墨汁，只有用一面印字，書頁是雙的，外沿邊疊起，連在一起；他們認為那是用某種樹皮製成的」。蒙田用一連串複雜的法語描述的，正是在中國司空見慣的線裝書。此後，蒙田在一篇名為《談馬車》的隨筆中談到中國時，語氣中依然充滿驚奇與惶惑：

　　即使我們知道的歷史記載都是真的，其數量與未被知曉的事相比，真是微乎其微。而有關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世界的面貌，我們——包括求知慾最旺的人——的認識又是多麼貧乏和簡單！且不說那些經造化之手變成千古傳頌或儆戒的個人事件，就連那些偉大文明和偉大民族的情況，我們未能知道的也比我們知道的多百倍！我們對自己發明的大炮和印刷嘆為奇蹟，殊不知，其他民族，遠在世界另一邊的中國一千年前便已使用。倘若我們看到的與我們看不到的東西一樣多，那麼，可以相信，我們會發現層出不窮、變化萬千的事物。

　　一五八八年，明萬曆十六年，英國的海盜艦隊歷史性地打敗了由一百三十二艘巨艦組成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雙方制海權此長彼消。這一年，第一位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羅明堅返回歐洲，對中國的回憶與懷念伴隨他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故鄉的田園中度過他一生中的最後時光。與此同時，隱居在法國波爾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想家蒙田，默默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隨筆集》。　　那些攪亂了整個歐洲的思想秩序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如今已經在圖書館裡沉睡多年，人們對它們的存在早已漠不關心。耶穌會士如同歷史中的郵遞員，在完成一次次遞送任務之後銷聲匿跡。與強大的白紙黑字相比，郵遞員的渺小不言自明，沒有人注意他們的長相、表情和身世。他們是作為文字的衍生物存在的，是信件的輔助器官，協助那些體質單薄的紙頁，完成信息的傳遞。所有的耶穌會士，都如歷史中犧牲者一樣，悲壯而又無奈地消失了。但思想並沒有因他們身體的退席而停止旅行，在他們身後，他們書信中的文字仍在堅持不懈地奔跑，尋找著自己的盟友和敵人，在版本不同的快意恩仇中生存和死亡。它們強大的遺傳基因使得無數思想的胎兒茁壯成長，演變成語詞、書籍和精神的華麗家族，把整個歐洲托在了它們的掌心。　　歐洲在「對外開放」的歷史機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國。中國，於是以一個強大的「他者」形象，令整個西方世界自慚形穢。耶穌會士們似乎沒有想到，他們的「東方來信」，將他們所信奉的《聖經》置於一個無比尷尬的境地。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描述，使歐洲人逐漸相信，在上帝創世之前，世界就已經存在。無論是盤古開天，還是大禹治水，都遠遠早於上帝創世和諾亞方舟。一七二一年，孟德斯鳩在著名的《波斯人信札》中，直言不諱地質疑《聖經》的歷史觀，表示「很難理解上帝為何在漫長的時間裡都無所事事，而要經過那麼久的等待，直到距今相當短的一個時期以前才創造了萬物」。伏爾泰甚至覺得，以色列寫下的那部天主教自願視為其信仰基礎的書是有罪的、無恥的。《聖經》只是一個小小的牧羊人部落為自己撰寫的，所涉及的只是他們所了解的中東的一個小角落，結果卻被認為包含了全世界的歷史起源。　　一個簡單的事實不可迴避地呈現出來：中國人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創造了偉大的世俗文明，這表明上帝的存在無足輕重。對於一向自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這一常識對他們形成了強烈的刺激。作為對於這種刺激的反應，他們對教會的仇恨更加勢不可當。於是，耶穌會士製造的輿論，剛好被啟蒙主義者加工成刺向教會胸膛的利刃。在「中國形象」的聲援下，他們開始了打倒教會的事業。於是，「東方書簡」產生了預想不到的結果：它們正在取消教會和傳教士們存在的理由，他們的艱辛、忍耐和犧牲，非但沒有擴大教會的影響，感化自己的同胞，反而全部成為自己日後的罪證，這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殺行為。利瑪竇這批上帝的信徒，恰到好處地擊中了上帝的要害，在失去了上帝的庇護之後，他也註定會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地圖　　在利瑪竇看來，他的許多信件都石沉大海了。他像一個斷線的風箏一樣孤苦無援，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飄蕩。除了偶爾從耶穌會得到一些指令，他與他的國家幾乎斷絕了所有聯繫，如果沒有中國人以異樣的目光提醒他，連他自己，都幾乎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白人。　　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他一再遭到驅逐，如同一個多餘的渣滓，不斷被手疾眼快的人們揀選出來。他在肇慶一敗塗地，最終落荒而逃，爾後在廣東遊盪——韶州、南雄，又輾轉南昌、南京，他已記不起來，在南京，他遭到第幾次驅逐。在逃離南京的途中，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陌生的行人在質問他：「你就這樣在這個龐大的國家中遊盪，而想像著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連根拔掉並代之以一種新宗教嗎？」　　利瑪竇自從進入中國，從來沒有透露過他的計劃，所以，他回答道：「你必定要麼是魔鬼，要麼是上帝，才知道我從未向人吐露的秘密。」　　那人回答他：「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　　利瑪竇的臉上露出了驚訝的神色，他夢見自己跪倒在上帝的腳下，含著眼淚說：　　「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為什麼不在這困難的事業中助我一臂之力？」說完，他趴在地上，泣不成聲。　　主回答他：「我將要在兩座皇城向你啟祥。」　　上帝的回答，與上帝曾在羅馬答應幫助聖依納爵的話，字數完全一樣。利瑪竇夢見自己進了皇城，自由而安全，被那座聖潔而荒淫的東方都城所接納。他醒來的時候，眼淚早已在夢中就匯合成一脈細緻的水流，決堤而出，正順著他瘦削的面頰，蜿蜒而下。　　利瑪竇在自己的書簡里記錄了這個夢。他把這個夢講述給自己的同伴，使這個夢在暗夜的深黑里具有了某種光源的性質。他必須堅持自己的信仰，除了做到這一點，在這片繁忙的國土上，他無事可做。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了夢的預言性質。此後幾年，當他從北京無功而返時，他在大明王朝的另一首都南京獲得了成功，他進入的南京，與他所夢見的一模一樣。繼而，他得進入北京的宮殿，並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傳教團。但那些都是後來的事了。此時，他必須想好怎樣應付眼前的困局。　　多少個世紀以來，上帝表現了不止用一種方法把人們吸引到他身邊。垂釣人類的漁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們的靈魂落入他的網中。任何可能認為倫理學、物理學和數學在教會工作中並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國人的口味的，他們緩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藥物，除非它憑藉知識的作料增添味道。　　萬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就在肇慶的那次危機化解之後，知府王泮來拜訪利瑪竇，他被牆上一幅帶有橢圓框的世界地圖迷住了。這是這位知府第一次看見「世界」的形象。這個「世界」，自然與他心目中的「世界」大相徑庭。在他的心目中，中國就是「天下」，其他國家只不過是幾片不毛之地，或者幾個無關緊要的小島，眼下的「世界」，則要豐富和廣闊得多，而中國，也並不碰巧處於世界的「中心」位置上。這表明他對於「世界」的認識必須重新開始。也許，把王泮當做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更加妥當——他要求利瑪竇再為他繪製一幅，加上中國注釋。歷史的驚人巧合出現了——就在這一年，葡萄牙人巴布達（Luis JorgE De Barbuda）為歐洲繪製了一幅中國地圖，歐洲的第一幅中國地圖正式出版。與中國地圖在歐洲的聲名顯赫相比，世界地圖在中國的履歷則平凡得多，以至於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皇帝還搞不清楚，那個英吉利王國到底在什麼地方。　　利瑪竇神甫是以一種對中國人來說十分新奇的歐洲科學知識震驚了中國學術界的，以充分的和邏輯的推理，證明了它的新穎與條理性。在利瑪竇看來，在經歷了無數個世紀以後，中國人才從他那裡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圓的。從前，他們堅信一個古老的信條，即「天圓地方」。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地球吸引著有重量的物體，或引力把落體引向地球。他們不知道大地整個表面大都居住著人，而人們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兩面而不會跌下去。有些事情他們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們許多人卻難以想像。一直到利瑪竇那個時候，他們還不理解月食是由於地球走到太陽和月亮中間而發生的。他們對月食的荒謬解釋對於他們的心靈，比對於月亮本身，更增加了黑暗。中國的一些哲人說，月亮同太陽面對面時，由於月亮極端恐懼而失去了它的光輝。還有人說太陽裡面有一個空洞，月亮走到那個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當他們知道太陽比整個地球大時，感到無比驚奇；但有些人卻傾向於相信，因為在他們古代的數學書籍中記述說，他們曾用某種儀器測量過太陽，發現太陽有一千多英里寬。他們聽說有些星球，人眼看來是那麼小，卻比整個地球還要大，感到這是個悖論。他們從來不知道，事實上也從未聽說過，天空是由堅固實體構成的，星體是固定的，並不是在無目的地遊盪，有十層天軌，一層包著一層，由相反的力量推行運行。他們原始的天文科學一點也不知道橢圓軌道和周轉圓。他們不知道相對於地平線，極地的高度隨著地球上地帶的不同而高低變化不同，而且除了赤道以外，晝夜長短也變化不同。　　直到利瑪竇神甫來到中國之前，中國人從未見過有關地球整個表面的地理說明，不管是做成地球儀的形式，還是畫在一張紙地圖上；他們從未見過按子午線、緯度和度數來劃分的地球表面，也一點都不知道赤道、熱帶、兩極，或者說地球分為五個地帶。利瑪竇曾看見在中國人的天文儀器上標明了許多天體軌道，但他從未看到他們把這些轉繪到地球表面上。他們一點都不知道一個星盤加上圖版就能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地區，他們也看不出地球是一個圓球，或者是一個懸在空中的球體。他們沒有關於兩極的知識，一個是固定的，一個是移動的，從這裡面他們就可能知道許多有關行星運動的知識。他們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牆上怎樣能使用日晷，他們也不肯相信這些和無數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使他們感到驚奇的莫過於看到利瑪竇記為二十四度的黃道帶合適地刻畫在一個日晷上，以至表影與中國字說明的白晝指示線沒有絲毫不合。他們感到驚奇的是，只用象限儀就能夠測出一個塔的高度，一條溝或者一個山谷深度，或者一條路的長度；算數能夠採用筆算，而無須藉助算盤，這對他們來說也是稀奇的。　　在利瑪竇看來，所有這些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向他們當中最頑固的人作了試驗和證明。當一種事實被清楚地證實之後，其餘的也就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了——其中也包括上帝的存在。　　從現在的眼光看，利瑪竇如同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在執行著兩種截然相反的使命——傳布宗教和傳播現代科學。十六世紀以後來華的傳教士，如畢方濟、卜彌格、湯若望、南懷仁、戴進賢、劉松齡、徐日升、沙如玉、楊自新、郎世寧等，大都兼具科學家、機械師和設計師的身份。一六八五年初，法王路易十四甚至向中國任命了六名「國王數學家」派往中國，他們是：洪若翰、劉應、白晉、李明、張誠、夏塔爾，並親自簽准從國庫中撥款九千二百鎊給他們作為年俸。清代康雍乾三朝，中國政府的天文部門欽天監的領導崗位幾乎全部被傳教士壟斷。對於這些耶穌會士而言，在中國似乎找不出比欽天監更適合他們的崗位了。這裡有助於他們利用自身的天文學造詣對朝廷施加影響，又能接近皇帝，從而保證教務的順利進行。一種有趣的歷史現象於是應運而生——就在歐洲教會迫害伽利略的那些年代，伽利略的望遠鏡正在中國為湯若望——伽利略的羅馬學院同學——贏得傳教的機會。這使我們打量教會的目光變得更為複雜。在我們的印象里，科學與理性，是啟蒙主義者的專利，是他們刺向蒙昧時代的利刃，而作為愚昧與迷信的化身，教會業已成為傷痕纍纍的標靶，已有的史書眾口一詞地證明了這一點。而令我們意外的是，科學與理性，竟同時成為這群上帝信仰者的護身符。火刑柱已在不知不覺中銷聲匿跡，科學披上了僧袍，天文學的巨大發展也並沒有驅逐他們心目中的上帝。即使今天，在太空梭和宇宙飛船的進逼面前，上帝也絲毫沒有退卻之意，相反，它聚集了更龐大的信徒群體——據統計，當今世界擁有數以十億計的基督徒，無數人把《聖經》這部形成於兩千年前的古老典籍當做自己現時的人生指南。從某種意義上，科技絕佳地滿足了人們好逸惡勞、好吃懶做和熱愛墮落的天性，然而，如果我們把科學視為至高無上，必須依靠一個假設：人類以及人類生活僅僅是一個物質世界，而靈魂則是一件不存在的事物，倘非如此，上帝的教誨便不會過期作廢。科學可以用漂亮的勾拳，把宗教暫時擊成腦震蕩，但它不能消滅宗教。它們本質上並非敵人，只是分工有異，各司其職而已。物質的慾望越是強悍，人們就越是期望獲得一種超越這種慾望的力量，通過犧牲短暫的肉慾來追求靈的聖潔與永生。　　為什麼近代科學派生於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在懷疑上帝的中國？這表明，科學與宗教之間，存在著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複雜、詭異的勾連。即使愛因斯坦，也毫不掩飾對上帝的敬意。這表明了西方文化通過異質文化驗證和調適自己的卓越能力。這種能力不僅存在於東西方文化之間，也存在於基督教文明與科學文明之間。儘管人文主義者發現了上帝的限度，但他們並沒有剝奪上帝的生存權利。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能夠從悲劇中獲得滋養的文明。血腥虐殺既違背上帝的意志也有悖科學的精神。它們能夠從血泊中得到警示，通過對方來對自身進行重新闡釋和印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論遭到拒絕，至少在這一點上，科學與宗教達成了一致。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是客觀的，而宗教是主觀的，但美國著名宗教學家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既不像人們假想的那樣客觀，宗教也不像人們假想的那樣主觀。兩個領域側重點固然有不同，但這些區別不是絕對的。」耐人尋味的是，在最早的科學促進機構英國皇家學會（The Royal Society）中，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清教徒，其中許多人是神職人員。二者之間，或許存在著某種建設性的關係，甚至，它們之間存在著互證的可能。如果我們想避免無窮追溯世界源頭的話，就必須假定存在一個第一因。把天文學和高能物理學的證據彙集在一起，人們就能重構出一種可信的宇宙歷史，來闡明從大爆炸之後三分鐘時間開始的那些事件。同樣，哥白尼應該為此感到安慰，即：他的天文學說在十七世紀已被基督教普遍接受，對《聖經》中似乎和科學證據相衝突的章句作隱喻性的解釋，在大多數天主教的教派里都得到認可。天體物理學家羅伯特?賈斯特羅（Robert Jastrow）提出：「天文學的證明證明了《聖經》關於世界起源的觀點。」他不無幽默地說：　　「迄今為止，科學似乎永遠無法揭開蒙在創世奧秘上的帷幕。因為科學家以對理性力量的信仰為生，所以這個故事的終結就像一個噩夢。他翻過了重重無知的山巒，將要征服最高的頂峰。當他自己攀上最後一塊岩石時，迎接他的卻是一群神學家，他們在那裡已經坐等了幾個世紀。」　　中國的皇帝和官僚部分笑納了利瑪竇的好意，但在更多的時候，他們對此不屑一顧。儘管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地球儀令他們驚奇不已，但它們並沒有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把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西方巨變的波幅，在漫長的傳導中被削弱為零，中國人對此，既毫無反應也漠不關心——中國人的悲劇是殘酷的。他們絲毫沒有與世界核準時間的意圖，也不準備根據經緯線調整自己的坐標。那些縱橫交織的經緯線，並沒有像利瑪竇期望的那樣，變成使不同的大陸肌體相連的血管神經。中國皇帝固然注重發揮人才優勢，充分挖掘耶穌會士的科學潛能，但他的全部志向，僅僅是聘請他們組織和領導全國範圍內的大地測繪，編製《大明混一圖》或者《皇輿全覽圖》這樣的國家地圖，他的國土，是他視力所及的最大範圍，他的高瞻遠矚在超越這一範圍之後就變得力不從心。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漠不關心，這顯然源於農耕文明培育出的狹隘意識。中國皇帝無論怎樣高貴，都無法修改他的農民身份，欣賞自己的財產，被他看做人生的最大享受。康熙皇帝任命耶穌會士雷孝思、白晉、巴多明等測繪、編製《皇輿全覽圖》，緣於他統治版圖的不斷擴張，不僅超出了他目力所及，甚至超出了他的想像，而國家地圖，剛好是對他勢力範圍的視覺化呈現。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圖標明了皇帝對大好河山的全部所有權和使用權。它不僅滿足了皇帝的虛榮心，同時，它也是作為紀念碑存在的，在它的上面，書寫著皇帝的宏大志向和豐功偉業。中國皇帝曾被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定義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這並非言過其實，皇帝是最高級別的地主，他的全部焦慮和幸福，都來源於他的財產。康熙五十年，《皇輿全覽圖》大功告成，康熙說：「《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大地以一幅氣勢恢弘的圖畫來回應皇帝的野心。這幅地圖給皇帝帶來的快感，也是這塊國土所能提供的最高快感。　　身兼技術知識分子的傳教士們，只有在皇帝圈定的範圍內，才能發揮他們的技術專長，此外，他們百無一用。西方科技儀器，在宮廷政治的龐大機器中擔負著零部件的職責，淪為為皇權政治效力的「御用科學」，這無疑是科學史上奇特的一頁。對此，本文將在第六章繼續闡明。總之，無論中國的學術傳統、思維方式、心理定式，還是現實政治，既不需要基督教，也對他們推薦而來的科學興味索然。　　大清官員楊光先曾經寫過一篇《不得已》，對曾受順治皇帝恩寵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發出如下質問：如果你說地球是圓的，那麼地球上的人站立，側面與下方的怎麼辦？難道像蜾蟲趴在牆上那樣橫立壁行，或倒立懸掛在樓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湯若望先生喜歡奇思怪想，你是否見過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國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沒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魚鱉，湯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創造世界等於說天外造天，那麼，上帝又是誰造的呢？宇宙萬物、虛空眾生，無始無終。如果說耶穌是天主，那麼漢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無天的世界，如果說亞當是人類的始祖，豈不把中國人都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　　這些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十足的理性主義者提出的「十萬個為什麼」，因為他的所有質問都是具體和實在的，因而它們理直氣壯，這篇文章無疑會好評如潮。如果這些質問發生在歐洲，那麼，楊光先極有可能贏得與伏爾泰相同的名聲，但它不幸發生在中國，它旗幟鮮明地表明了中國傳統思想的防範意識，儘管中國的「國門」已經小心翼翼地向外國人敞開，但中國人心理上的「門」，仍然緊緊地封閉著，以一絲不苟的態度，維護著亞細亞思維方式的純潔性，拒絕著任何來路不明的事物混跡其中。文明意味著限定性。文明的衝突實際上為不同的文明系統提供了新的檢驗尺度，使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可能通過其他文化來檢驗自身。西方人對此心領神會，他們在中國歷史的啟迪之下創造自己的新歷史，或者說，西方的新歷史，是「借腹懷胎」的結果，它的成長，很大程度得益於中國文化的胎教；反過來，傳統的強大卻使中國人染上了文化自閉症，對體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著強烈的排異反應，而文化誤讀，當然是這種反應的直接癥狀。楊光先通過這篇《不得已》向西方傳教士嚴肅地申明，中國人民不是好糊弄的，他們有自己的信仰，並將與所有的異端邪說鬥爭到底。　　但是，在這些頑固的中國官僚和知識分子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外，這個人，就是利瑪竇的私人朋友——李贄。在成群結隊的聾子中間，李贄是絕無僅有的傾聽者，他聽懂了利瑪竇述說的每一個字元。他早就對中國居「四海之內」世界中央的說法提出過質疑，所以，當他在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從利瑪竇口中第一次聽說「天體若雞子（即雞蛋），天為清，地為黃，四方上下皆有世界」時，大有找到了同志的感覺。三年後，這位中國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門板上，由御林軍押解，悄無聲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獄中從侍衛手中奪過剃刀，一把插在自己的脖子上。　　鐘錶　　如果我們打量十六世紀末的大明王朝，我們會發現，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正處在它的拐點上，整部中國歷史，也同樣處在它的拐點上。義大利人利瑪竇，在無意識間闖入這個歷史拐點。出現在這個拐點上的中國皇帝，是臭名昭著的萬曆皇帝。利瑪竇在肇慶傳教的一五八七年，剛巧是著名的萬曆十五年。　　這個平常的年份，因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先生的一本史學名著而廣為人知。根據黃先生的敘述，「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難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令人難以置信，萬曆曾經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皇帝，他十歲登基，在老臣張居正的輔佐下，政治經濟雙管齊下，一手整頓吏政，一手推行「一條鞭法」，使大明王朝呈現出一派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更重要的是，面對來自邊疆的軍事壓力，這位少年天子果敢決策，一舉平定了來自寧夏的蒙古韃靼部和來自四川的土皇帝楊應龍的叛亂，力保西北和西南版圖，並且，擊潰了日本豐臣秀吉政府對朝鮮的入侵，取得了抗日援朝戰爭的勝利。內政外交、文治武功，萬曆未在任何一門功課上輸給前任皇帝。似乎沒有什麼事物能夠對他構成挑戰了，從此，他躲進深宮，關閉了通往朝廷的大門，留下一個荒蕪的政權，數十年無人打理。　　鞠躬盡瘁的張居正，已於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就是利瑪竇第一次進入中國那一年，不幸逝世。兩年後，萬曆帝命人抄沒了張家。除了皇帝，沒有人知道張居正犯了什麼罪——他死那年，皇帝還賜他文忠公的謚號，贈上柱國銜，張居正，也算是死得光榮吧。張居正堪稱萬曆的恩師，皇帝是在張居正的護佑下成長起來的，只有推翻這個偶像，把他批倒批臭，長大成人的皇帝，才能建立自己的功業——這是皇帝內心深處無法言說的秘密。　　張居正為官耿直，一生得罪官僚無數，其中有一位，叫丘橓。隆慶年間罷官賦閑，萬曆年間，因張居正壓制，而始終不得復出。這一次，萬曆任人唯賢，以伯樂的身份，將抄沒張家的歷史重任託付給他，丘橓果然不辱使命，以血腥手段對張居正家族進行殘酷鎮壓，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因交不出丘橓收繳的所謂「贓款」，又抵不過丘橓的酷刑，自縊而死。死前留下一份遺書曰：「丘侍郎、任巡按，活閻王！你們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　　沒有人同情張居正，相反，張居正家族在血泊中陳列的屍體，為冷寂已久的朝廷增添了一道好景緻。張居正死有餘辜，他曾經獲得的勝利是渺小的，經不起流言飛語和秋後算賬，因為他不是與某一個官員作對，因為每一個官員都與更多的官員相勾連，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一個人是孤立的，一個孤立的官員在王朝的生態系統中不可能生存下去。張居正忽略了這一點，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與龐大的文官體系，與整個朝廷作對，這決定了他必然失敗的命運。面對朝廷上令人眼花繚亂的「潛規則」，他發動了重振道德的運動，如黃仁宇所說，「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何況，皇帝自己也絕不是什麼道德完人，相反，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為朝廷提供的絕對腐敗的升級版——一種無可救藥的體制性腐敗。他斂財、好色，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年）三月，曾經一天娶了「九嬪」。他同時還是一位資深同性戀者，在宮中養了許多男寵。皇帝以實際行動瓦解了張居正的所有努力，使朝廷窩藏的所有醜行獲得了來自最高領袖的精神支持。通過自我犧牲的方式效忠那個被龍袍包裹著的行屍走肉，那無疑是愚蠢的，所有的犧牲都毫無價值，不僅會斷送前程乃至性命，而且，他們也得不到他們期望中的英名，因為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犧牲的人，則不可能再具有書寫歷史的特異功能。他們生前所唾棄的所有惡名，待他們死後都將無一浪費地安在他們身上。道德理想主義者最終將成為自己的敵人，他們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屠殺了自己。　　對張家的抄沒大快人心。顯然，沒有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在掃除張居正的影響方面，以貪腐為己任的朝廷百官表現出空前的團結。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因張居正的雷厲風行而喪失已久的安全感，已悄然回歸，被撕破的關係網在頑強地修補，行賄者與受賄者、後台老板與前台走卒、利用者與被利用者之間的生態平衡又得以恢復，貪污腐敗如怪獸般復活，成為時間中的最後勝者。對此，張居正再也無能為力。　　大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找出一個像張居正那樣敬業的內閣首輔了。　　此時的大明王朝如同任何一個所謂的「盛世」一樣，呈現出浪漫主義的亮麗造型和現實主義的一地雞毛。黃仁宇在書中以「世間已無張居正」這個標題來形容他的傷感。他說：「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於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於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即使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見萬曆帝的面龐。他的面龐被畫在繡像上，四百年沒有變化。一九五八年，在考古學大師夏鼐的主持下，定陵內萬曆的棺槨被打開，屍骨復原後得出的結論是：萬曆帝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量，頭頂至左腳長一米六四。顯然，明神宗朱翊鈞並不具有與他的地位相稱的身軀。而且，來路不同的歷史資料也一再向我們透露了他身體的秘密：他體弱而多病。一五八六年，即萬曆十四年，萬曆帝傳諭內閣，說自己「一時頭昏眼黑，力乏不興」。禮部主事盧洪春為此特地上疏，對皇帝的身體做出如下診斷：「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這一診斷已經露骨地挑明了皇帝的身體與床笫之歡的直接聯繫。那一年，萬曆帝只有二十四歲。四年後，萬曆在評價自己的身體時承認：「腰痛腳軟，行立不便。」皇帝的病例與國家的實際狀況呼應得那麼嚴絲合縫。　　成吉思汗的東征，打通了歐亞大陸橋；明成祖朱棣派遣的鄭和船隊，又從海上溝通了東西方交通。元明兩季，分別以戰爭與和平的方式，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書寫了各自朝代的不朽神話。把中國人視為全球化的先導者，應當不算自誇。戰馬和海船，都是宮殿的延伸，它們包含著皇帝對於空間的蔑視。但是，剛剛向世界打開的宮門，又被萬曆帝武斷地關上。他的內心版圖，一天天變小——由天下、朝廷、後宮，最終萎縮成一具躲在幃幄中的瘦小身體。除了被窩裡的快樂，只有煉丹能令他振作起精神。他欣賞著自己的微縮景觀，國際形勢的瞬息萬變已與他無關。他已經放棄了對於空間的所有興趣，而專註於對時間的控制中。或許，在他看來，成為空間的主宰者，對於帝王來說易如反掌，這是已經被他的祖先們一再證明的事實，但無論多麼偉大的君王都要接受時間的裁決。對此，他心有不甘。他拚命地煉丹，企圖延長自己的生命。那是一股黑色的隱秘激情，調動了他身體中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能量，青紅的爐火映照出皇帝焦慮的面孔。如同對春藥的熱衷，他無可挽回地陷入悖論——閃爍的金丹，包含著對延時的許諾，但它是建立在預支時間的基礎上，它通過對時間的預支來滿足人們對時間的期待，而透支者，不僅要償還他們的本金，還要付出利息，使時間的存款日益減少。可以說，金丹的事業是一場騙局，對時間的貪婪使這位皇帝輸掉了自己半生的時間。　　混世魔王萬曆，有一天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份奏疏，問：「那座鐘在哪裡？」當值太監不明就裡，不知怎樣回答。萬曆又說：「我說，那座自鳴鐘在哪裡？就是他們在上疏里所說的外國人帶給我的那個鐘！」　　那應該是一座無比精緻的自鳴鐘。利瑪竇曾經費盡心機地想把它進獻到皇帝的手中，但在當時，這確實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使命。他的禮品，一旦進入了中國的官場程序，就會去向不明。它們會完全脫離利瑪竇預想的線路，去投奔新的主人。那些人對於利瑪竇來說可能聞所未聞，但他們不僅存在，而且把守著利瑪竇前往皇宮的道路上的各個重要據點，是利瑪竇前往北京的道路上必經的關卡。他們在暗處，不動聲色，卻隨時可以腰斬利瑪竇的事業。甚至那些宮廷太監，都可以無所顧忌地向這位洋人展示他們慾望的深度。利瑪竇必須隨時用那些精湛的西洋禮品餵飽他們的佔有慾，稍有不慎，就會招致無妄之災。　　這是一次充滿阻力的奔跑，儘管他使出渾身力氣，但他已覺得筋疲力盡，可能永遠無法接近他的目標。而且，離目標越近，他的危險可能越大——在官僚聚集的京城，他遭遇各種不測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無論從正面還是從反面評價，太監馬堂註定在利瑪竇的事業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馬堂，這個張居正時代的漏網之魚，如今在皇帝身邊已經格外活躍。利瑪竇一行乘船抵達臨清港的時候，船上有人向馬堂出賣情報，說船上有外國人要向皇帝進獻禮物。這一情報引起馬堂的極大興趣，因為他此次出京，名義上是收稅，實際上就是搜刮民財，而利瑪竇的到來，可謂送貨上門。對於帝國里的大臣和太監，貪污不僅是他們的主要日常工作，而且已經成為他們的生理需求。沒有外財的生活是多麼的乏味。他們的斂財技術不僅無師自通，而且大都爐火純青。在大批珍貴西洋禮物的吸引下，馬堂很快來到利瑪竇乘坐的船上，親自查驗這批禮物。那些來自遙遠歐洲的禮物沒有讓馬堂失望，他說，這批貢物與中國皇帝的威嚴十分相配，他要求把所有禮物搬到他的船上去，他會向皇帝稟奏此事，但利瑪竇驀然感到自己置身於一個極為可疑的環境中，他預感到它們危在旦夕，因而迅速思考著對策。　　馬堂想盡了各種辦法，但是除了一份禮品清單，馬堂沒有從洋教士身上得到任何東西。日子就這樣在彬彬有禮的僵持中消耗著。終於有一天，馬堂失去了耐心。在天津，利瑪竇和他的全部貨物突然被當地官員扣押。他們強迫教士們把全部輜重搬進一座廟裡，然後派士兵把人和物全部看管起來。利瑪竇問這是怎麼回事，得到的回答是，他們是按馬堂的指令行事。此時，馬堂的奏摺可能已經遞到萬曆手中，但萬曆的煉丹事業正如日中天，沒有一件事能比這件事更加重要。這份奏摺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消隱於那堆積如山的奏摺中。這無疑將西洋人的禮物置於空前危險的境地。它們可能全部淪為官場運作的潤滑劑，而皇帝將對此一無所知。那時已經臨近冬天，河水快結冰了。馬堂在一個西北風呼嘯的黃昏出現在利瑪竇面前，臉上帶著陰騭的笑容。他指責利瑪竇的清單有所隱瞞，沒有如實透露他的禮物，要求當場查驗。士卒們就在利瑪竇無效的阻攔中，把所有輜重搬到院子里，翻箱倒櫃的聲音在冬日乾燥的空氣中顯得焦灼和雜亂。那些精緻的禮品在士卒們粗暴的動作中被撞得叮噹作響，有的還被士卒們不耐煩地摜在地上。於是，耶穌會為中國皇帝精心準備的禮物，就在皇帝僕人的手中，在刺耳的尖叫中，紛紛化為碎片。　　馬堂沒有找到被利瑪竇「隱瞞」的東西，他很憤怒——我們可以猜測他憤怒的原因：可能是一種表演，也可能因為利瑪竇把所有的禮物都如實寫在清單上，沒有預留「手續費」。他惱怒的目光最終停留在那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上。耶穌血肉模糊的形象令他一驚。這尊耶穌像最終給了他發火的借口。　　「誰都看得出來，」他說，「製造這東西就是專門要用害人的巫術使人中邪，你們帶著這個魔物，就是要用妖術謀害皇帝。」　　利瑪竇說：「依照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上的形象是最神聖的人的肖像。基督為了拯救人們的靈魂，選擇了那種可怕的死法。為了紀念他，基督徒們用油畫和雕塑把他死去時的樣子表現出來。」　　與馬堂同來的兵部官員說：「用這麼悲慘的死法來紀念一個人，這成何體統！」　　馬堂決定抄走部分物品。其中包括兩個烏木匣子，一個是十字架形狀，另一個的樣子像一本書。他還抄走一隻教士們用來做彌撒的銀質聖餐杯。馬堂粗短的手指緊緊抓住聖餐杯，這令利瑪竇十分氣憤，他右手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說：　　「那是用來祭祀上帝的，在基督徒的心裡，那是最神聖的器物，除了經過特別的儀式就任聖職、可以獻祭的人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摸它。」　　太監聽了這句話，把聖杯舉起來，在手裡轉了轉，說：「沒有人可以摸它？我現在不是在摸嗎？你能怎麼樣？」　　利瑪竇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污辱，他的眼淚即將噴礴而出。他從懷裡抓出一個錢袋，向馬堂扔去，錢袋划過一個短暫的弧線後，在馬堂腳邊安然降落。利瑪竇說：　　「請吧，杯子有多重，你就拿多少金子，或者，你願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吧，可是得把聖餐杯還給我。」　　利瑪竇和馬堂相互逼視著，空氣立刻凝固了。　　一隻蒼蠅飛到他們視線的中間，像被什麼擊中，猝然墜地。　　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最先動搖的，是那個沒有在史書中留下姓名的兵部官員。他看了看馬堂，說：「你看，他看重那隻杯子，不是因為它的價值，而是因為他把它看成聖物。他向你出雙倍的價錢索回它，我勸你還是還給他吧。」　　太監想了想，就把聖餐杯還給了利瑪竇，事實證明這並非一件難事。彷彿為了補償自己，他命人把較大件的禮品和他揀選出的物品集中起來，共約四十件，包括一件飄垂的長袍、一些印度棉布、幾隻玻璃瓶、日晷、沙漏等等，吩咐士卒們運到他家裡。他格外慷慨，把那座較大的鐘，以及聖母雕像都留給了教士們。那座鐘，才可能最終到達皇帝的手裡。　　皇帝竟然在某一天突然想起了那份奏摺，並且對利瑪竇的鐘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前往皇宮的大門突然敞開了。當值太監回稟：　　「萬歲爺若不賜下馬堂進京的奏摺，夷人怎敢擅自進京？」　　這件事，在今天看起來頗為神秘。但無論如何，它給利瑪竇帶來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機。萬曆皇帝終於從那摞閑置已久的奏摺中找到那個留中未發的奏摺，批道：

　　天津稅監馬堂奏遠夷利瑪竇所貢方物暨隨身行李，譯審已明，封記題知，上令方物解進，利瑪竇伴送入京，仍下部譯審。

　　此時的帝國已經成為一個藏污納垢的巨大身體，它看上去像個強人，但時間正一點點將它摧垮，它的所有皺褶，正日益成為各種細菌的寄生之所，各種病灶，在不被察覺中潛滋暗長。對於官吏太監們的貪婪，皇帝心照不宣，卻從來不加約束，因為他首先無法給自己的貪婪提供合理的解釋。在一個放浪形骸的皇帝手中建造一個道德王國，那絕對是痴人說夢。在他看來，即使依靠本能，帝國依然能夠正常運轉，即使它在更多時候都在無效地空轉。但此刻，被官吏太監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教士們，突然峰迴路轉，柳暗花明。來自帝國內部的所有障礙，都在一瞬間消失了，埋伏在暗處的重重機關，此時都已失效。馬堂似乎更希望他的奏摺被皇帝所忽視，這樣，他不僅可能從利瑪竇身上撈取更多的好處，直至全部貪污他的貢品，而且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但那封奏摺還是突出重圍，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與眾不同。除了漁色和煉丹，萬曆實在找不出其他的事可幹了。現在，他想看看西洋鍾到底是什麼模樣。　　或許，皇帝對待那份奏摺的態度，取決於他對時間的態度。是西洋鍾，喚起了他對時間的敏感。時間總是悄無聲息地流逝，不疼不癢地征服著我們的身體，控制每個人的來龍去脈，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出它的手心。這是一種如影隨形的專制，比大明帝國的錦衣衛制度更加深入骨髓。但它卻從不給我們任何提示，不僅讓我們忽略它的存在，甚至產生時間無窮無盡的錯覺——春去冬來，月落日升，那些消失的時間，似乎都會重新出現。時間以這種方式麻痹我們，使我們在昏蒙之中一敗塗地。　　鐘錶的意義在於為無形的時間提供了有形的刻度，使時間變得可以計量——如同那些有重量的事物一樣。中國人當然早已開始以自己的方式計量時間，如更鼓、銅壺滴漏、日晷，但它們都有各自的限度，比如日晷，在夜晚就無法報告時間。鐘錶就不同了，它不僅方便，而且準確——它已經把時間劃分到分秒這樣細小的單位，使每一個瞬間，都能找到它對應的數值。它把無形的時間視覺化、數字化，更何況，鐘錶自身就是藝術與技術的完美結合。　　對於像萬曆這樣一位對時間高度敏感的人而言，一部好的時間測量器是重要的。時間對於以下幾種人至關重要：一、運動員；二、戰場上的士兵；三、怕死的人。萬曆無疑屬於最後一種。他擁有無盡的財富，像他自己宣稱的：「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但他的時間存貨實在有限，自從他登基那天起，就進入了死亡倒計時——只有當一個人獲得了無限的權利，才會意識到死亡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它將成為他最大的敵人，它將剝奪他的所有榮耀，將他的所有財富化為烏有。　　據此，萬曆對先帝們的事業不屑一顧，也無意向洋教士打探地球另一端的消息。只有一個奇蹟等待著他——超越死亡和時間。火爐里閃爍的金丹是他最後的武器，他要用鐘錶——這時間的載體，見證自己的奇蹟。　　宮殿　　宮殿以昏沉的金黃色迎接來自遠方的客人。那座眩暈的宮殿是他們全部里程的真正終點，所有顛簸的道路都指向這座宮殿，他們的全部遠大理想，都維繫在這座宮殿上。如同先前的夢中所預示的，他們如願以償。他們對宮殿的權威毫不懷疑。這座宮殿所發出的強大聲音，他們遠在萬里之遙就可以聽見。所以，他們以無比卑微的姿態，小心翼翼地走進這座燦爛之城。這一天是公元一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世紀的光芒沒能稀釋大陸上的夢魘。這一年，蘇州發生民變，殺織造太監六人；吏部尚書李戴以京畿、山東、河南、山西大旱，民不聊生，亟言礦稅之害。此前一年，在伊麗莎白女王的倡導下，吸取東方財富的榨汁機——東印度公司剛剛成立，源源不斷的東方財富使日不落帝國的慾望與體重同步增長，三百年後，即一九○○年，腦滿腸肥的西方人以另外一種方式重新進入這座宮殿——粗魯、無禮、傲慢，他們對從前的苦行僧角色充滿不屑，而是像所有的強盜一樣，把罪惡當做資本加以炫耀。耐人尋味的是，利瑪竇進京的一六○一年，與中國簽訂最大一單賣國合同的一九○一年，有著相同的年號——辛丑。　　在這兩次進入之間，存在一種多麼奇妙的因果轉換。但在當時，無論是西洋人，還是中國皇帝，對此都不可能有先知先覺。他們對這次朝見給予了符合他們各自身份的詮釋。利瑪竇希望他的傳教事業得到中國皇帝的幫助，而作為時間愛好者的中國皇帝則對他帶來的鐘錶器械情有獨鍾。　　萬曆把他對時間的佔有慾轉嫁到鐘錶上。如果沒有那些西洋鐘錶，萬曆似乎永遠不會有召見耶穌會士的熱情。所以，在萬曆眼裡，那些傳教士的作用，與鐘錶搬運工異曲同工——他們把巨大的自鳴鐘，從遙遠的歐洲故鄉帶到中國。此外，萬曆對這些西洋人毫無興趣。他寧肯讓宮廷畫師為神甫們畫等身像，再通過畫像打量他們，也懶得接見他們一次。所以，那些畫像，不止一次地作為傳教士們的替身，受到皇帝的接見；而神甫們自己，卻不可能擁有超越朝廷百官的特權——朝臣們已經忘記了多久沒有見過皇帝的面了，皇帝的面容，對於他們將日益陌生。　　但是，那些巨型鐘錶在經歷了長途勞頓之後，已經疲憊不堪，不再勝任準確報時的使命——它們既不守時，又不報點。朝廷上再也沒有什麼事情比這件事更令皇帝寢食難安。在耶穌會士的指導下維修這些鐘錶，成為當時皇宮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太監們把一個小鐘擺在萬曆的案頭，他們為小鐘上了發條，小鍾就開始像一個忠實的奴僕一樣為皇帝效勞了。這大大緩解了皇帝的焦慮。萬曆對太監們進行了犒賞，那幾名擺弄鐘錶的太監，在宮廷中的地位也日益顯赫。　　時常罷工的鐘錶，凸顯了神甫們的價值。否則，他們將不被准許留在京城。鐘錶挽留了他們的腳步。出於維修鐘錶的需要，皇上欽准神甫們可以一年進宮四次而無須要求批准，「從那時起，他們就可以進入皇宮，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經常隨意進出了，還可以自由地帶領此後來京的教友同去參觀」。　　探險者的價值，需要終點來認證。沒有終點的認可，他們所有的艱辛都不值一提。歷史從來不對半途而廢者抱以同情的態度。然而，對於利瑪竇而言，作為終點的宮殿是那麼的神秘莫測，製造著強烈的迷宮效應——它在對他的不屈不撓進行嘉獎的同時，也對他的事業進行著徹底的瓦解。不知傳教士們是否意識到，他們的勝利同時也是他們的失敗。就像雨水降落在沙漠，他們建起了規格不等的教堂，但與佛教的傳播相比，基督教在中國的「勝利」是值得嘲笑的，相反，倒是一批批的西洋傳教士，前赴後繼地被中國的宮殿所吸納和改造，他們來自歐洲各地，以飛蛾撲火的熱情投入宮殿，旋即變成宮殿的一部分，成為宮殿中各種名目的工作人員，成為技術官僚，成為龐大的官僚體系中不可替代，又無足輕重的一分子，他們離上帝的事業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中國宮殿具有一種超強的敘事功能，它以斬釘截鐵的敘述手段，表達了亞細亞政治關於尊卑的主題，通過建築本身的層次錯落，完成了對等級秩序的設定，它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實現了對皇帝的聖化和對民眾的矮化過程，即使像利瑪竇這樣的局外人，一旦進入宮殿，就會被吸納到它的話語體制中，不知不覺中擺出一副順從的姿態，遵從它的語法、節奏與發音。如果不考慮他的長相，他已如他給富利加蒂的信中所說的，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這是中國式空間政治的重大勝利。它進一步加強了中國皇帝對自身的幻覺，為一百九十二年後的「中英禮儀之爭」埋下了伏筆。　　宮殿如同一個巨大的自鳴鐘，只要給它上足了發條，它就會自行運轉起來。它的每一個部分，都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只有在這一固定的體系內，才能相互找到生存的理由。或者說，每一個獨立的存在，只有依附於宮殿，才有價值，它們的價值是從宮殿獲得的。為此，它們必須對宮殿的存在心存感激，儘管宮殿無情地剝奪了它們的個體獨立性。或許，這就是萬曆痴迷於自鳴鐘的原因之一。在他眼裡，自鳴鐘與他的宮殿具有相同的屬性，擺弄鐘錶，與駕馭宮殿沒有太大的區別。精巧無比的自鳴鐘，就是一座微縮的宮殿，置放在他的掌中，被他操縱和玩弄。出於「曲線救國」的考慮，這些傳教士全盤接受了宮殿的規則，他們對於這個沉腐王朝來說堪稱全新的知識體系，並沒有震懾這個朝廷，宮殿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異見都吞噬掉了，進而，他們所有的科學知識，都成為帝國政治的鑲嵌，他們緊密團結在皇帝周圍，為皇帝的秩序保駕護航。　　儘管利瑪竇一生未與中國皇帝謀面，但是，在利瑪竇之後，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等傳教士，曾先後進入歷局，參與曆書的編訂，其中，德國人湯若望在清順治元年十一月正式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此後，比利時人南懷仁也出任欽天監監副。除編訂天文曆法外，傳教士還參與了大地測繪、地圖編修、建築設計、武器製造，乃至外交談判中，有人甚至成為皇帝的左膀右臂。越來越多的西方人開始在中國的宮殿里出沒，他們身穿中國的朝服，使用中國的公文，對中國政治駕輕就熟，他們的身體消隱於山呼萬歲的百官中，用宮殿的語法，表達對中國皇帝的效忠。　　沒有跡象表明，利瑪竇曾經在北京興建過教堂。向高度挑戰的教堂，在平面鋪展的東方空間政治面前暫時失語。但是，利瑪竇終於還是在北京建立了教區——萬曆三十七年（公元一六○九年），他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聖母瑪麗亞兄弟會，他們或許希望，這種平面鋪展的空間政治，比上帝來自天空的垂直牽引更有效力。從進入中國那一天開始，他就把對權力的借用，當做完成上帝使命的最重要手段。為此，他不得不採取行賄這類官場小伎倆來推進他的事業。他以喪失純潔性來推進上帝的事業，這使他的工作陷入不可救藥的悖論中。當他的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所迷戀的基督教，也離正宗越來越遠，逐步演變成為另一種宗教—— 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基督教。　　為了更好地與宮殿的語法吻合，一六六二年，湯若望在天文觀測報告中加入迷信內容，以增加「可信度」。他在報告中寫道：「……（四月）初十壬戌，巳時候至午時，觀見日生暈，圍圖赤黃色鮮明，良久漸散……謹按觀象玩占，占曰：……五穀不成，人飢，天下有兵色。」　　湯若望沒有想到，這一次弄巧成拙，大禍即將臨頭。不久，榮親王的生母董鄂妃和順治皇帝相繼歸天，全部責任都要由這位外國預言家來承擔。楊光先上《請誅邪教疏》，參劾湯若望「內勾外連，謀為不軌」、「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於時憲歷敢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三大罪狀。終於，一紙判書飄然而至，血一樣黏滯的字跡令湯若望大驚失色，他被處以這個國家最殘酷的刑罰——凌遲。　　墓地　　幾乎所有的耶穌會士都忽略了一個簡單然而無比重要的事實：天主的權威，與中國的皇權，是不兼容的。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中，皇權不可置疑地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人的一切信仰，都可以歸結為對於皇帝的信仰。在宮殿、龍袍、禮儀、文牘的包裝下，皇帝被視為「聖人」，他的言論命令，皆被稱為「聖旨」，理解了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皇帝的一切意志，都必將成為全民的意志，成為他們生存或者赴死的理由——to be or not to be，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皇帝不僅以「天子」的身份替天行道，所謂「奉天承運」，即代替上天行使人間的權力，甚至皇帝自己，也被視為神的化身，接受全體人民的頂禮膜拜。準確地說，皇帝被渲染為人與神的混合體，具有人的肉身與神的法力，是神與人的混血兒。即使一個被美女和佞臣所簇擁的怪物，人們也要對他絕對服從。只有皇帝的大腦具有思考的資格，而成千上萬的腦袋，則是為凜冽的砍刀準備的，隨時準備著，只要它們的舌頭無法與皇帝的大腦接軌，腦袋就會被皇帝毫不猶豫地收割。一切都是虛無的，只有皇位是真實的，擁有皇位，就等於擁有了一切，這是中國宮廷政治歷來血腥慘烈的根本原因。獲得皇權的可能性，對於每個人都是極其吝嗇的，即使是皇帝的兒子，攫取皇位的概率也不容樂觀，同時，它的成本是極其高昂的，往往需要支付成千上萬顆血淋淋的人頭，但是，在利益的刺激下，這些都不能使權力野心家們望而卻步，相反，激發了他們飛蛾撲火的巨大熱情。　　在這種情況下，在皇帝的頭上再加一個「天主」，這不僅是可笑的，而且是無法容忍的，是對中國皇權政治的最大挑戰。它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增加了一個新的領導，使居於權力至高點上的皇帝顯得形跡可疑。在高聳入雲的教堂面前，宮殿所營造的神聖氣氛將蕩然無存，後者對前者只能採取匍匐在地的仰視姿勢，這對於宮殿而言，不僅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耶穌會士們企圖得到中國皇帝的保佑，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他們在劫難逃。儘管利瑪竇成功地把他們的受難英雄耶穌引薦給萬曆皇帝，這或許是中國皇帝第一次認真打量耶穌受難十字架，據說「皇上展開天主像，凝視良久，恭恭敬敬地把它收入內庫」，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耶穌會士的成功。他們對於普及福音的夢想，正面對著中國政治倫理的致命性限定。　　一六○六年，黃明沙神甫在廣州被逮捕。在押解他去衙門的路上，中國民眾聚集在路邊，群情激昂地對他進行咒罵。神甫死得悲慘——他是在監獄裡被渴死的。人們渴死他有著充分的理由——他們認為，這位番僧通妖術，能隱身水遁，哪怕只給他一點點水，他都會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死的時候，感覺到有無數只爬蟲在喉管里歡快地爬行。他的喉嚨試圖採取某種有效的措施，來擺脫它們，但他的喉管在經過長久的乾渴之後早已僵化，甚至已經無法用力，他感覺那個部分已不屬於自己，不再聽從自己的調遣，甚至，在爬蟲的策動下，已經成為自己的敵人。他企圖用手援助自己的喉嚨，雙手緊緊卡住自己的脖頸，他知道了什麼叫隔靴搔癢，任何外在的力量都無法解救內在的乾渴，他拚命地吞咽唾液，但唾液也已經乾涸，他的舌頭在失去水的滋潤以後，像一截木塊一樣干硬，擱在嘴裡，十分礙事。於是，他把舌頭放在兩排牙齒之間，把全部的憤怒傾注在舌頭上，用盡全身力氣咬去。他想，血水噴濺在喉管里的感覺，一定妙不可言。　　不久，人們在廣州城外發現了他被棄置的屍體，粗重的手銬和腳鐐，緊緊扣住他浮腫變形的肢體。他的十大罪狀，以告示的形式，在城門上公布：　　一、非法入境；　　二、在澳門修建堡壘；　　三、糾集倭寇，意欲進犯中國；　　四、從事間諜活動；　　五、身為魔法師，行妖作祟；　　六、與日本同謀來往密切；　　七、佛郎機與紅毛夷匪首；　　八、傳教惑眾，密謀造反；　　九、私設講堂；　　十、曾被官方驅逐。　　同樣的事情在這塊土地上固執地翻版，直到利瑪竇彌留之際，都沒有看到事態的好轉。就在黃明沙神甫死去這年，范禮安神甫也在澳門去世，死前，他在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寫道：「懷疑和不信任外國人，是中國人的不治之症。」　　寒冷的華北冬夜裡，利瑪竇越來越頻繁地想起三十年前離開的那座義大利小城。在他眼裡，故鄉，是一個一旦離開就無法回去的地方。那座寧寂的小城在他記憶里紋絲不動地保持著從前的樣貌，但他已經老了，像一個風乾了水分的蘋果一樣皺紋堆累，歲月不僅剝奪了他的青春而且剝奪了他的力量，年輕的時候，道路是無限的，而現在，道路如同燒熔的蠟燭一樣所剩無幾，它正日益呈現出末路的性質。記憶中的故鄉如同漂浮在大海上無法回航的廢棄大船，熙攘華麗，但只能逐漸下沉，直至無從尋覓。與他靜止的記憶不同，他的故鄉正處於歷史性的動蕩中，「通天塔」已經搖搖欲墜，他曾把幽深的教堂視為生命的子宮，但它不可能再成為他的墓穴。時間和空間，從兩個維度上斬斷了他的返回之路，這是他與馬可?波羅的本質區別，他的生命業已成為一條單行線，他將在異國他鄉，成為一名無人知曉的殉道者，而他的死，無論對於中國，還是對於他的祖國，都是微不足道的。　　一六一○年五月十一日，利瑪竇在重病七天之後，要求行臨終塗油禮。他彷彿對自己的大限了如指掌。耶穌會在場的四位成員請他做最後父親般的祝福，他分別單獨和他們談話，勉勵他們繼續實踐宗教的德行，並說，這會兒的感覺是再好不過了。他對神甫們說：　　「我把你們留在一個大門洞開的門檻上，它可以把你們引向成功，但必須經過艱難險阻才能辦到。」　　又囑咐說：「要對歐洲來的神甫始終給予關心和仁愛，不僅像你們平常的那種關心，而是要特別愛護他們，使他們從你們每個人身上都能找到他們在國內時從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種安慰。」　　臨近黃昏時，他坐在床上，慢慢閉上眼睛。夕陽的餘暉塗抹在他的臉上，把他變成一幅油畫，那種在宗教繪畫里常見的側光，使他瘦削的面孔輪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這幅油畫里逐漸定格，定格，不再醒來。　　一個月以後，萬曆帝批准了龐迪我的請求，將平則門外二里溝一所楊姓太監私人建造的寺廟賜作利瑪竇墓地，計基二十畝，房屋三十八間。沒有人比神甫們更加清貧，他們買不起棺木，兩天後，他們才在利瑪竇的最後一名皈依者李之藻的幫助下購買了棺木。他們把遺體放入棺材裡，移到教堂，在那裡做了彌撒，禱歌在教堂中悠揚響起，像天國的召喚。儘管喪事被耽擱，但利瑪竇的遺容沒有絲毫變化，靜穆莊嚴。十一月一日，利瑪竇的靈柩下穴於御賜墓地，大批教徒前往參加。金尼閣說：這次遠征的創始人和主動人利瑪竇神甫是在這個國家找到長眠之地的第一人。　　半個多世紀後，正當針對湯若望的宣判了結的時候，一場地震突襲北京。人們還沒有從恐懼陷阱中掙脫出來，一場大火又將皇宮吞沒。不可一世的天子，在他無法抵擋的力量面前，終於束手無策。天怒必有人冤，皇帝想起一件事——或許，那名西洋和尚真的懷有不凡的法術。於是，對湯若望的凌遲處決就這樣取消了。心有餘悸的人中，只有湯若望對這場災害心懷感激。死有餘辜的，輪到了上書彈劾湯若望的楊光先。罪人的席位不會空缺，而皇帝則永遠正確。但湯若望的開釋並不意味著教案的結束，當湯若望重返天主堂的時候，各地傳教士共二十六人已被押解到京——上帝的使者被一網打盡，集體淪為階下囚，他們的教堂不是被封就是被拆。這些耶穌會士有一人死在北京，其餘二十五人又被解送廣州，軟禁起來。　　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湯若望在福音事業最為慘淡的時刻溘然長逝。死後，葬於利瑪竇墓地旁邊。在他最後的歲月里，耶穌會士已所剩無幾，好在年輕的南懷仁神甫始終陪伴著他。從南懷仁年輕的臉上，即將前往天堂的湯若望看到了人世間最後的福音希望。

尾聲　　街上到處都是殘缺不全的屍體。河流如一條腐爛的腸子，散發著血腥的臭氣。由於死者大部分是傳教士和教民，他們死有餘辜，所以，沒有人為他們收屍。於是，屍體的腥臭氣息就在這個明晃晃的夏天裡日復一日地堆積著，發酵著，而這種恐怖的氣味又如一種致幻劑，使國人陷入無法剋制的興奮中，這是一種惡性循環，他們想方設法炮製新的屍體。死者陣營的不斷擴大，對於義憤填膺的國人而言，實在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夏天的中國北方，一場悲劇正向它的高潮挺進。　　一個新的名詞震動朝野——義和團。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統武衛右軍、工部右侍郎袁世凱在奏摺中寫道：「竊維德夷窺伺山東，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處各邑，名為傳教，實勘形勢，而構釁之由，亦即陰伏於此。今又與英夷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員司嗣將紛至沓來。該省民性剛強，仇視非類，稍有齟齬，德夷即由膠澳借口遣兵，侵權自治。日照之事甫急，高密之變又起，接踵而至，幾成慣技，不但騷動民心，尤足損我國體……」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九，北京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收到盛宣懷發來的電報，稱：「近來各府廳州縣，積習相沿，因循玩誤。平日既未能聯屬教士，又不能體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訟，未能悉心考察，安為辦理。致使積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為名，倡立團會。再有奸民會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擾，拆毀鐵路，焚燒教堂。至鐵路原系國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毀。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為難，實出情理之外……」　　在「東方書簡」的鼓動下，歐洲社會大張旗鼓地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開始了科學、民主的發跡之路，並帶著殖民主義的輝煌成果，以「船堅炮利」的方式重返東方。也許我們會問，西方列強為什麼會毫無節制地蹂躪他們曾視為理想國的東方聖土？原因很簡單：中國形象，不過是西方國家完成自我轉型的一個過渡物而已，它曾如一切想像中的圖景那樣絢爛聖潔、完美無缺，呈現出全部的偶像特徵，照鑒著它們自身的穢陋不堪，而當它們一旦完成轉型，這個過渡物就要遭到拋棄，甚至，它們需要通過對昔日偶像的征服來檢驗它們進步的成果——在它們眼中，偶像，就是用來超越的。於是，中國，成為西方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中轉站，當它們大功告成，註定會用它們的新式武器，將頑固不化的東方大陸打得千瘡百孔，體無完膚，以此來報復兩者間在過去年代裡的地位懸殊，用中國人的屍體，充當它們勝利慶典上的祭品。　　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海戰，中國人的憤懣情緒積蓄已久，終於在這個乾旱難耐的夏天噴發出來。如同一份義和團告白中指出的那樣，他們把旱災的全部責任都推到傳教士身上：「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聖，不遵佛法，怒惱天地，收起雨澤……」這一連串不幸的事件距離太監馬堂抄收利瑪竇的耶穌受難十字架剛好三百年，看上去似乎與利瑪竇毫無關聯，但我們可以把它視為利瑪竇傳教事業的一個悲劇性的尾聲。歷史以這樣的方式環環相扣，利瑪竇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他帶來的宗教會在歷史的逼迫下向著深淵一路狂奔，在生死關頭與中國的義和團狹路相逢。　　歷史的路，在中國總是越走越窄，耶穌會與義和團都失去了選擇的機會和轉還的餘地。此時，它們在刀刃上相逢，並且，只能以血的方式進行交談。如果彼此沒有其他交流的可能，那麼，戰爭可以被認為是最後一種交流方式，雙方通過血與火表達自己的觀點，只是雙方都會在戰爭中喪失理性的判斷與傾聽的耐心。義和團以殘酷的殺戮行為表達自己與西洋人的勢不兩立：「遇有天主教及耶穌教均不能放過，俱以亂刀剁之。後又開膛，其心肝五臟俱同豬羊一樣，屍身任其暴露，犬鳥喯吃，目不忍視。天橋壇根一帶屍橫遍野，血肉模糊。」　　從管鶴《拳匪聞見錄》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記錄：「余出津後，沿河所見，浮屍甚多。或無頭，或四體不全，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萬狀，不忍矚目。且有淺擱河邊，鴉雀集喙者。氣味臭惡，終日掩鼻，而竟無有出而收瘞者。或謂此皆教民，為拳匪所殺，平人不敢過問也。」　　義和團置對手於死地的方法靈活多樣，不拘一格——剉、舂、燒、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斬等，一應俱全，金木水火土，全部用來充當對付敵人的刑具。「其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甚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美國學者布瑞安?伊恩斯認為：「二十世紀前很久，中國有這樣一個名聲，那就是中國是一個比其他任何國家的酷刑都離奇精妙的國家，在實踐上則極其殘酷。」「（行刑者）如同技藝高超的廚師，精心地對待手中的原料，決不肯有一星半點的浪費。他們決不一刀奪命，在砍斷頭顱以前，他們總是先悉心享受囚犯的耳朵、鼻子、牙齒、手指和腳趾，充分發揮犯人每一根神經的功能，使他們的痛感最大化。他們或把犯人的眼睛縫上，或將耳鼻剜下，或將牙齒敲碎，或把手指和腳趾剁掉。他們使死亡成為一個過程，一個緩慢的過程，讓敵人的意志在對死亡的無限期盼中徹底垮掉。」所有的殘酷，都是在一個令人憤怒的背景下，理所當然地展開的。重要的已不是憤怒本身，而是如何發泄憤怒。於是，在力比多的煽動下，廣泛的憤怒，迅速地尋找到了一種陰鷙的、兇狠的、變態的、帶毒的、急火攻心的奇異力量，被壓抑的身體，通過對身體的虐待獲得解放，鋼刀在與皮肉接觸的剎那發出快樂的尖叫，殺戮，不約而同地成為所有造反者的精神狂歡。對西方人的仇視，給所有酷刑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暴力得以肆無忌憚地宣洩。需要指出的是，被殺戮的人中，相當一部分人是中國教民，甚至連教民都不是，因為義和團判斷教民的標準是極其荒誕的——他們認為：「凡是奉教者，其腦門皆有一十字，汝等凡眼不能見，我等一上法，即能辨別清楚。」這種胡言亂語，使他們的死亡審判具有極強的隨意性，客觀標準是不存在的，每一個被判處死刑的無辜平民都必須接受無法逃脫的宿命。　　有關「神—魔」的心理幻覺，打消了他們對於暴力的最後顧慮。既然對方是魔鬼，當然就無須寄予人道主義的同情。義和團的乩語中說：「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珠都發藍。」有關佛郎機人的傳說以各種升級版的形式捲土重來。關於妖魔鬼怪的各種傳聞在北京的街巷裡閃爍不定，上帝的教義被人云亦云地修改為殘酷的魔法。即使這座皇都里的教堂為數不多，但它仍在這種闡釋下變成一座鬼魅之城，令人心驚膽戰。為了印證這些傳聞，許多人以親歷者的身份，提供了若干事實。有人說，教堂里的傳教士們，把教民家裡的女人們全部拘押起來，割去她們的陰戶，再將她們賣掉。有人說，他親眼見到拳民從教堂里搜出傳教士的罪證，包括人的眼球、心肝、陽物等，堆在水缸里，滿滿地裝了幾十缸，還有人皮、胎兒，在脫離了他們的主人之後，以怪異的表情與他們對望，令他們毛骨悚然。還有人說，二毛（指中國教民）與大毛（指傳教士）已經商量好，將在八月里剝人皮、剮人目。於是，人們在驚慌失措中，把西醫學堂里的蠟像，當做殭屍；更有人把西洋照相館裡的荔枝當做風乾的眼珠……各種各樣信息在京城的巷道中穿梭、碰撞、交織、纏繞，弄得人心惶惶。恐怖滋生恐怖，錯覺孕育錯覺，人們以錯覺印證著從傳說中得到的真理。　　即使今天也很難分辨，這場針對洋人的戰爭，多大程度上是在想像中進行，多大程度上是在現實中進行的。拳民們一廂情願地把他們與洋人的鬥爭看做古代各種神魔傳奇的現實翻版。他們的勝利早已被昔日的傳奇一再申明。然而，那些戰無不勝的神話，在今天看來又是多麼的可笑。與其說他們藉此表達必勝的信念，不如說他們是自欺欺人。連一向以理學大師和中國傳統文化最高代表自居的大學士徐桐都認為：「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擊鬼，何勿勝之有！」他們用各種法術來克敵制勝。在攻擊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的時候，拳民們把赤身祼體的女人釘死在牆上，甚至不惜將孕婦開膛。那圓熟的肚皮於是被尖利的戰刀從中間劃開一條筆直的線，緊繃的皮膚在失去張力之後，立刻向兩邊爆開。裡面剛剛成形的胎兒於是橫空出世，透過母親漫長的傷口窺視這血色迷離的世界，卻對自己神奇的功效一無所知。拳民們對這種血腥的法術從不懷疑，他們認為，在這種無邊的法力面前，洋人再兇猛的炮火也無濟於事。「都城洋使館，今年進炮八十座，甲午、丙申所進，亦有炮位，丁字型檔教堂炮尤大，拳民以術壞之。故自宣戰至今，一月有餘，洋人未能發一炮，所發者氣槍而已，洋人開花炮，經拳民以術破之，滿城內外，飛落白屑，如鹽如粉，此人人所共見者也。」　　身陷殖民地的中國人，如同啟蒙時代的歐洲一樣，對教會採取了斷然否定的態度。但它們卻以不同的方式宣告教會的末日——歐洲人把科學當做解救自己的現代魔法，而中國人則反其道行之，把原始思維當做戰無不勝的法寶。義和團運動，使經歷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中國大幅度地後退了。徐桐說：「輪車、電郵、機械，百出夷人，亦妖術耳。譬彼治瘡，以毒攻毒，疾且瘳矣。」以拒絕成長來顯示自身純潔，在文明的童年狀態里，中國陷入一種不可救藥的集體性愚蠢中。這就是我們對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所有溢美之詞都難以自圓其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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