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療法適用於中國人嗎？

07-11

作者：叢中博士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

當努力學習精神分析的時候，我們內心會發問：精神分析療法，適用於中國人嗎？當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時，國外同行也會關切地問：精神分析療法在中國能夠被大眾所接受嗎？能夠跟中國歷史文化相融合嗎？是否需要做本土化改造？中國文化對世界精神分析，會做出哪些獨特的貢獻？想要說得清楚這些問題，實屬不易。

現嘗試從如下幾個方面探討、回答這些問題。

一、中國人與外國人，差異在哪裡

從生物學層面來說，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人種差異，根本上是基因的差異。人類個體有３００００個基因。有研究表明，黑猩猩和人類基因組的DNA序列相似性達到99%；即使考慮到DNA序列插入或刪除，兩者的相似性也有96%；（２００５）。基因學家曾經認為人類基因９９．９％相同，但一個國際科學家小組在2006年出版的《自然》雜誌上報告說，他們在研究中發現，人類基因只有９９．５％相同。也就是說，不同種族之間的基因差異不超過0.5%。如果僅僅按照生物學的基因差異來說的話，精神分析療法肯定是適用於中國人的。

人是具有社會化的動物。人類的行為，是在亞文化環境中發展和形成的。民族之間的差異，更主要的不是來自於基因，而是來自於文化差異。文化像水，人類個體像是魚，每個個體一出生，就降生在文化的海洋里，呼吸著文化之水逐步長大。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養一方精神病人。所以，要想考察精神分析療法是否適用於中國，應該主要從心理-社會層面、從文化的民族差異方面來討論。

二、精神分析療法產生的文化背景和歷史變遷

1、弗洛伊德學說創建的時代背景

一百多年前在歐洲，弗洛伊德嘗試創建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治療方法。當時歐洲處於維多利亞時代，其中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徵是「禁慾」。弗洛伊德作為臨床醫生，所接待的神經症病人，絕大多數都是因為「性的壓抑」、「性慾的不滿足」、「本我與超我的衝突」所致。如果有人批評弗洛伊德太「泛性」了，那麼，這不是弗洛伊德自身的問題，而是當時的時代造就了這樣一批神經症病人，弗洛伊德只是一位敢於說出潛意識實情的人。弗洛伊德醫學院畢業，所受的醫學教育，讓他傾向於關注病人的「肉身」，那些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所以，弗洛伊德學說傾向於發掘個體內心深處的潛意識、內驅力，包括針對幼年創傷進行心理治療等。弗洛伊德學說的文化內涵：尊重個體，自由（聯想），民主，平等，人本主義（本能），關注人的內心愿望和潛在需要，關注個體生存的心理意義，將個體視為慾望主體。

榮格，繼續向個體內心最深處進軍，榮格提出了「集體無意識」概念，其實他在努力做著「精神分析原理與療法跨文化普適性」的探索，但是他在潛意識深度方面，難以超過弗洛伊德的探索深度。

2、客體關係理論對弗洛伊德學說的修補與發展

如果說，弗洛伊德學說的主要特徵是關於神經症的心理衝突學說，屬於俄狄浦斯期的心理衝突，是性壓抑之後的妥協形成；那麼，客體關係理論則是主要關注三歲之前的母嬰關係，母愛不足導致心理功能發育不良，或者叫做心理功能缺損；長大後，表現為人格障礙。簡單來說，弗洛伊德關注的是「性」（其實，弗洛伊德學說中的「性」，不僅是男女性交的狹義之「性」，更是本我快樂原則下的廣義之「性」），那麼，客體關係理論所關注的是嬰兒對「愛」的需要，是母嬰親密關係對嬰兒心理健康發展的影響。客體關係理論，明顯地改變了精神分析的發展取向，從弗洛伊德的生物取向轉變為人際關係取向，從性本能取向轉變為愛取向。客體關係理論的精神分析師採取旁觀者的眼光，把來訪者當作「客體」來研究。如果說弗洛伊德所關注的是「種子內部的生命力」，那麼，客體關係理論所關注的是「種子發芽的成長環境」（土壤）因素。客體關係的出現，不是對弗洛伊德學說的否定，而是彌補和擴充。

3、科胡特的自體心理學

如果說，客體關係理論，告訴我們人格障礙是怎麼樣形成的；那麼，科胡特的自體心理學，則是在客體關係理論的基礎上，強調個體成長過程中的內在體驗，特彆強調治療操作中的互動和共情，強調治療師能夠深入來訪者的心理內部，體驗和回應來訪者的內心感受，做深入的共情。只有把來訪者當作是一個「主體」，去跟來訪者共情，才能讓來訪者感受到「被關愛的溫暖」，促進分離-個體化的順利完成，使來訪者的心理功能得到完善與發展。

4、主體間性的心理治療

在科胡特之後所發展起來的「主體間性心理治療」理論，從源頭上來說，都是從最早的弗洛伊德學說發展而來的，但是，主體間心理治療，不僅把來訪者當作主體來對待，同時，治療師在互動關係中，同樣也是主體。所以，治療關係，不再是「治療師作為來訪者內化的客體」，而是「兩個主體之間的互動」。

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在精神分析發展的百年歷史中，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最終導引出「主體間性心理治療」的時候，精神分析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了？！

5、神經症的歷史文化變遷（略）

三、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

中國文化經常被總結為「集體主義」和「面子」文化。其實，從歷史源頭來看，中國文化，更是具有多元文化的特徵。

在中國文化中，既有集體主義的特徵，也有對個體的尊重，比如，孔子說：「己之不欲，勿施於人」、「君子和而不同」，這體現了對個體的充分尊重。如果說，儒家文化觀念是「以社會為主體」的集體主義觀念，那麼孔子之前的道家思想，則認為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主體，和諧相處，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如果說西方是「以個體為中心」，那麼，在中國的道家思想中，則是強調「以關係為中心」。

在中國文化中，也有精神分析觀點的基本元素。比如，孔子也對人的生物本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中的「好德」，相當於弗洛伊德所說的「道德超我」，「好色」相當於弗洛伊德所說的「本我」。「好德」遇見「好色」，超我與本我發生衝突時，最終是本我強於超我。其實，每個人都是「衣冠禽獸」、「披著羊皮的狼」。

中國人常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都可以類比於客體關係理論中的認同及客體內化的概念。

面子，本身就是一個人的假性自體，是擺出來給別人看的，因此，中國人比較容易迷戀於假性自體，迷戀於優異的學習成績、突出的工作業績，比如，學生們會變得不愛知識愛分數，從而丟失了個體自身的真實面貌，丟掉了真性自體（「真人」，real self）。這些現象，都可以用羅傑斯及溫尼科特的假性自體學說來理解和解釋。

在人際互動中，有些人會把他人當作自體延伸出去的一部分，邊界不清，強求和控制他人。比如，有很多領導，喜歡控制身邊的人，強求下屬、同事、朋友必須跟他保持同樣的想法和感受，自己鞠躬盡瘁、兢兢業業，整天熬夜工作，便要去別人必須加班加點、熬夜工作；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當別人配合他完成了這樣的「自戀」時，他就感到自己特有「面子」。這樣的自戀往往與「集體主義」和「面子」文化相伴隨。很多媽媽也會把自己喜歡的東西強加到孩子身上，逼迫孩子參加各種培訓班，以孩子取得優異成績而感到自豪和光榮。科胡特的「自戀」及「自體客體」概念，可以用來理解和解釋這些「集體主義」和「面子」文化問題。

在這樣的「集體主義」和「面子」文化中，中國人是怎麼樣活下來的？我們不得不感慨：中國人在人格裡面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弄虛作假」的能力和反向形成的防禦機制特點，所以，中國人經常會「口是心非」，「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靈活應對不同的環境（也可以說，中國人的Ego功能比較健全），能夠比較好地處理本我與超我、理想自體與現實自體、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衝突。

四、精神分析療法，在中國的應用與普及

上個世紀20年代，就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中文翻譯文本。一百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了解了弗洛伊德基本理論觀點，越來越多的中國心理治療師和諮詢師，正在努力地學習弗洛伊德理論學說和精神分析的治療技術，並將該理論和技術應用於治療中國人的臨床實踐。感謝多年來在中國傳播精神分析療法的國際同行，特別是「中德精神分析連續培訓項目」、「中挪精神分析連續培訓項目」及「中美精神分析連續培訓項目」，在中國培養了幾千名精神分析門徒。

記得當初在中德精神分析培訓時，德國的Haag博士為我們督導案例。有一位中國學員報告了一例「異性恐懼症」，案例的大概內容是說，有一個男性，見到女性就心慌臉紅、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恐懼和慌忙逃避。Haag老師聽了案例報告，十分困惑不解地說「我在德國從事心理治療幾十年，從來就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案例。」然後，中國學員給Haag老師解釋了中國人的性觀念，然後，Haag老師說「哦，我明白了，一百多年前的歐洲（性壓抑的時代），當時也是這樣子的呀。」中國學員們聽了老師的這句話，也感慨地說「哦，我們明白了，在性觀念方面，中國落後於歐洲一百年。」這個事例，其實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道理，當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性驅力理論學說，關於性的壓抑及本我超我之間的衝突學說，正好適用於當下的中國人，適用於理解和治療當今中國的神經症病人。中國的很多男性神經症病人，往往都認為「手淫有害」，當初費了很大的力氣戒除了手淫，結果，出現了神經症的癥狀，頭暈失眠，記憶力下降，焦慮，擔心身體受到了損害，擔心長期的手淫導致了性功能障礙，甚至會擔心影響未來的生育能力。這樣的典型「閹割焦慮」病人，在當前的中國臨床工作中，仍然是時常會遇到的。所以，弗洛伊德的經典理論學說，特別是他的性驅力觀點，是非常普遍地適用於治療中國人的。

在心理治療中，我們會發現幾乎每個神經症病人，都存在某種程度的人格不良，甚至是人格障礙。無論是神經症病人，還是人格障礙者，他們在三歲之前，都會存在著一些母嬰關係不良、母愛缺失及「有條件的愛」等個人經歷，這會導致來訪者在內心具有深深的「弱小無力感」，缺乏安全感和自我存在感，表現為「不安全依戀」，「分離焦慮」等。所以，客體關係及依戀的理論學說，也是廣泛地被應用於治療幫助這些來訪者的。

中國學生的很多心理問題，往往都是「曾經成績優異，後來直線下降」，結果導致焦慮、強迫和抑鬱；很多企業家也是曾經的個人輝煌，把企業的發展當作是個人成功的標誌；很多領導把「職業角色」誤作「個人身份」，當他們變更或失去領導崗位時，就會難以適應，甚至產生很多心理癥狀。中國的媽媽們，經常會把自己的願望強加給孩子，讓孩子去參加各種培訓班等，以達成媽媽自身的願望；孩子們也會努力學習，絕不辜負父母、老師的期望，光宗耀祖，衣錦還鄉。針對這些心理問題，科胡特的自戀理論和自體客體的概念，都能夠在中國的來訪者中得到充分的應用。

上述的精神分析療法，在每個來訪者的心理治療過程中，都能得到綜合的普遍應用。

在人文關懷方面，精神分析所傳達的普世價值，比如，尊重每個人的願望和需要，給來訪者足夠的自由自主的空間，促進來訪者的個人發展，治療師與來訪者是平等的主體，等等，也是普遍受到中國人在內心深處的極大歡迎。

儘管中國人與外國人，在語言和價值觀、行為習慣等方面存在一些差異，但是，人性的本質與內核，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尤其是在潛意識層面，更是沒有什麼本質的差異。所以，精神分析療法，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和歷史變遷之後，已經被世界各國所採用。精神分析療法，不僅適用於歐洲人，也適用於美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適合於任何民族和地區。如果要問「精神分析療法適用於中國人嗎？」那麼，同樣的問題，可以問「精神分析療法適用於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非洲人、印度人、日本人、X國人嗎？」

其實，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治療技術，不用加以任何改造，不必進行任何所謂的「本土化改造」，直接就可以應用於中國人。

五、中國文化對世界精神分析將做出怎樣的貢獻

國外很多著名的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都曾經認真學習和研究過中國文化，他們對中國文化有著極大的熱情，如，榮格、弗洛姆、馬斯洛、羅傑斯、拉康、比昂等，都深受道教或佛教和佛法的影響。從這一點上來說，中國文化已經通過這些學者，對世界心理學包括精神分析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客體關係理論的基本觀點認為，每個人的心理功能發展，都是通過人際關係互動，內化了的外部的客體，成為內心的客體關係。 Otto.F.Kernberg提出，內化，包括內向投射、認同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這是一個心理發展從無到有的過程，自我同一性則是個體成長、心理發展的最高境界。

在中國文化中，不僅強調了從無到有，還強調了從有到無。「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太極」之前，還有「太虛」。這些都是關於從無到有的描述。然而，中國人在達到了「有」的地步之後，還會追求更進一步的心理發展，假設自己是一滴水，最終要取消自我同一性，消融於大海，歸於「無」。中國人比較信奉「無為而無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憂生於執著,懼生於執著;凡無執著心,亦無所憂懼。」「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中國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最終歸於虛無，「四大皆空」，「無欲則剛」。

這些中國文化中的思想觀念，將來有可能引導西方心理學包括精神分析治療的未來發展方向，將會對世界精神分析療法的發展做出貢獻。

2013年8月28日於北大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