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航：從集體記憶到個人自述——40年來知青回憶錄的演變

　　「知青」這個名詞是對具有特殊歷史文化內涵的一代人的稱謂，它凝聚了這代人坎坷的人生經歷和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他們是共和國的長子，他們的人生經歷伴隨著共和國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他們的命運與共和國的命運一同沉浮。他們是中國社會發展演變的親歷者與見證人。

　　當年，在國家面臨的困境時，他們別無選擇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上山下鄉，他們充滿青春氣息的個體生命像蒲公英的花絮，在時代勁風的吹拂下，漫天飛舞。他們的足跡遍布廣袤的田野，邊疆，荒漠、山寨、水鄉、林莽。他們將輝煌的青春夢遺落在黑土地、黃土地、紅土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作中，脫胎換骨，摸爬滾打。在社會最底層難以想像的貧困和落後中，他們了解了中國的農民，國情，從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激情中清醒過來，開始反思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百廢待興；已到人生而立之年的知青一代人，滿臉滄桑，以無限期待的焦灼目光，手挽手站在時代大拐點的地平線上；我們往何處去？這時黨和國家領導人，面臨由於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經濟與文化的廢墟，正在積極考慮，如何從積重難返中解決文革遺留的一連串的社會問題，統籌解決涉及千家萬戶的知青上山下鄉，1978年---1979年初，發生的雲南知青提出的「我們要回家」的請願上訪，促成中央高層做出：「讓娃娃們都回來」的決斷。百萬知青大返城，像雪崩一樣沖潰了長達25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長堤。許多返城知青幾乎是一切從零開始，在已經陌生的故土，他們匆匆忙忙在比較短促的時間裡完成人生要分幾個階段完成的事；成家立業，求學就業，生兒育女。接踵而來的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裹挾著他們，在新的生活中尋找自己新的位置。

　　在知青大返城後的第一個十年，知青這代人的話語表達，並沒有頻頻出現在社會的媒體空間里，絕大多數知青此時正為生存而努力，他們還沒有心情，也沒有做好表達傾訴的準備。但是，這不意味著他們的沉默失聲。因為，文革後，異軍突起的知青文學振聾發聵，成為新時期傷痕文學的主要組成部分。「群星燦爛」的知青作家們以充滿血淚的筆墨控訴了極左路線對知青一代的迫害，批判了作為文革的伴生物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非理性。這一時期的知青文學；曾經以《蹉跎歲月》奠定中國知青文學基石的上海知青作家葉幸，在90年代初，從貴州回到故鄉上海，在巨大的時空反差前，他收集了一系列素材並且將它們典型化-----當年雲南知青大返城，一些知青知青為了返城倉促地與當地配偶離婚，將子女遺留在南疆。在時隔15年後，這些孩子結伴來大上海尋找父母，寫成小說《孽債》。小說以大上海林立的高樓大夏，擁擠狹窄的里弄，美麗而蠻荒的西雙版納的壩子，竹樓為不同的場景，敘述了五個家庭兩代人的悲劇；好不容易結痂的傷口又被捅破，昨天的惡夢又來困擾這一代人已經平靜的生活，而且使兩代人心頭再度流出膿血。這是非常令人無奈的現實生活。從而令人反思；「作為權力生命的文革已經死了，作為社會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舊活著」，形象地說明知青這代人不僅是時代的債權人，他們中的有些人也參與災難的製造，也是債務人。這部小說是對文革的深刻批判，顯示了作家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成熟。

　　這一時期的知青文學既有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年輪》等激揚著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力作；也有老鬼的《血色黃昏》，以驚人的真實，唱了一曲「熱血更涼，世界更冷」理想主義的輓歌。既有史鐵生《我遙遠的清平灣》，描繪了知青眼中的陝北黃土高原憂傷的風俗畫；郭小東的《中國知青部落》三部曲寫出已經站在世紀交接點的知青們在時代轉軌點面臨的困惑與選擇。還有鍾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以平淡的敘述，將知青的苦難淡化，最終走向參禪悟道，淡泊清冷。這一時期的知青文學以憤怒的控訴，幻滅的感傷，知青們的吶喊和抗爭，構成這一時期知青文學的共同精神內涵。

　　知青文學熱催生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知青文化熱的形成。

　　知青作家們創作的知青文學作品，他們在作品中反映的知青年代難忘經歷，塑造的一個個個性不同，血肉飽滿的知青形象，他們在作品中宣洩的對時代與社會的批判，在廣大知青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根據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蹉跎歲月》、《孽債》、《今夜有暴風雪》等在全國各地電視節目的黃金時段上映，創造了空前的收視率。《孽債》在上海上映時，晚上八點開播，萬人空巷，家家戶戶都在看《孽債》，該劇主題歌《在美麗的西雙版納》揪人心腸，撩起多少曾經有知青子女的千家萬戶的傷心往事。

　　從1990年開始，知青文化熱在全國各地引起巨大的連鎖反應。首先是北京知青在軍事博物館舉辦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顧展」，據悉，在半個月時間裡，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萬北大荒知青來此參觀。在展廳里有幾株從北大荒運來的白樺樹，落葉蕭蕭，象徵著知青們不尋常的青蔥歲月。接著在天津、成都、重慶、廣州、南京、武漢、西安、昆明的知青們紛紛舉辦知青歲月回顧展。各地知青歲月回顧展促成各地先後出版了一大批知青回憶錄，將第一波的知青文化熱推向高潮。首先是北京、天津知青編寫了北大荒知青回憶錄；《北大荒風雲錄》、《北大荒人名錄》。知青作家梁曉聲在《北大荒風雲錄》首發式上講話；「只有穿過歷史的思想才能面對現實，在心靈的陽光下任何艱辛，困難，憂愁，恐懼都可以用寬容的心境包容，而沉澱下來的，是對祖國。對民族，對人民永遠的責任。」他的講話表達了廣大的知青這一代人已經超越個人命運與時代的局限性，以深邃的目光去反思知青經歷與整個民族的歷史。

　　較早出版的北京知青回憶錄有《北大荒風雲錄》，《草原啟示錄》（內蒙古知青回憶錄）、《回首黃土地》（陝北知青回憶錄）、《老插話當年》（山西知青回憶錄），《青春方程式；北京55個女知青的自述》。這幾部不同接受地區的知青回憶錄以集體記憶的形式向讀者展示他們在哪個特定的時間，不同的地域的農村底層社會的酸甜苦辣，在絕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衝突中，知青和農民，知青和知青，知青和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這是後人了解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生存狀態和文化衝突的一手資料。他們不求文學價值，不溢美，不隱惡。重在寫實，抒發真實的感情。把往日生活的原生態和個體的內心深處愛與恨袒露出來，實際上是一部初為狂熱，繼為彷徨，終為覺醒的知青心史。

　　成都知青推出一套《知青歲月書系》，其中《青春無悔》是集中反映成都去雲南的兵團知青的經歷；《知青檔案》和《命運列車》是反映去各地農村插隊的知青人生經歷。重慶知青在1992年出版了《紅土熱血》和《熱血冷淚》均為重慶去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的抗爭。他們的集體回憶，記錄了當年去雲南的42000多四川知青的的激情，困惑與幻滅，他們不屈的抗爭與吶喊！實際是一代人的青春檔案。

　　武漢知青出版了第一本武漢知青回憶錄《我們曾經年輕》，封面大紅色，黑越越的荒原上是一棵不倒的樹，樹上上方是一隻張開的手掌，掌心有一雙眼睛，這是一位武漢知青畫家的前衛的版畫作品，手掌和眼睛都是從毛澤東畫像上截取的，隱喻了知青這代人與毛澤東的無法割捨的聯繫；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上海有120多萬知青，此時只出版了三本知青回憶錄；金大陸主編的《苦難與風流》、《老知青寫真》和季永貴主編的《東方十日談》。旅居美國的上海女知青周勵寫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是一本引起爭議的書；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敘述文革期間大上海一月革命的風暴和去北大荒農場上山下鄉，在暴風雪中的小木屋的人生況味和毫無希望的愛情悲劇，多角度地反映那些從土插隊到洋插隊知青們人生抗爭的波折。

　　南京知青任毅出版了他的回憶錄《生死悲歌》，敘述了他在1969年因為創作了一首抒發知青們懷念故鄉和親人的歌曲----《南京知青之歌》，這首歌很快在全國各地知青中傳唱而被專政，身陷牢獄十年的苦難經歷，控訴了在那些沒有民主與法制的年代，人的尊嚴被踐踏的黑暗。同一時期，南京知青先後出版了《嵌入大地的青春》（到江蘇各地農村插隊知青回憶錄）和南京去新疆阿瓦提的知青回憶錄《這裡曾是胡楊林》，南京去內蒙古插隊知青回憶錄《難忘的鄂爾多斯》。

　　福建的廈門知青謝春池主編了廈門知青回憶錄《告訴後代》，福州知青出版了回憶錄《永遠的腳印》，文革前去江永插隊的湖南長沙知青回憶錄《我們一起走過》。湖南知青作家韓少功在主編《海南紀實》時，為紀念知青上山下鄉20周年參加向全國知青徵稿，該刊停刊後，他從推積如山的來稿中，選編了一本《輝煌的青春夢》，首次向外披露中國知青參加緬甸共產黨游擊戰和發生在1978年---1979年的雲南版納知青大返城的內幕。

　　在90年代知青的集體回憶中，最讓人落淚的作品是陝西作家白描採訪寫成的《陝北；北京知青情愛錄》，他寫的是知青中命運最悲慘的那些和當地農民結婚的，再也不能返城的北京女知青。她們曾經給貧窮落後的黃土地帶來現代文明，但是，特定的社會與地域環境釀成畸形的婚姻。她們忍受著因文化反差帶來的衝突與歧視，被死死地禁錮在落後的小山村和小生產農耕樊籬中，吞咽著苦果。但是，她們以母親般的胸懷接受了這殘酷的現實，並為維護自己的尊嚴作了不屈的抗爭。

　　這時期最震撼人心的知青群體回憶錄是著名作家，成都赴雲南知青鄧賢寫的紀實體的報告文學《中國知青夢》。他以1978年五萬雲南知青大罷工，大絕食，北上請願，大返城為主線，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沉默在昨天屬於整整一代人的往事，發出一聲更迭一聲的吶喊！那是一千多萬中國知青作過的惡夢。海內外的老知青們都是流淚讀完它，有的讀者甚至放聲痛哭！作家以恢弘的歷史氣度，史詩般的筆墨感動了老作家王蒙，他評價說；「這裡有殘酷的真實，青春的魅力和危險，理性的破滅和執著。」這是來自瀾滄江畔的悲壯的中國知青之歌！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國內的出版環境還比較寬鬆，絕大多數知青回憶錄都是由國內的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在全國各地的書店和書報攤上都可以買到各種知青文學作品和知青回憶錄等紀實類書刊。其中許多作品成為暢銷書，甚至一版再版。這是一種非常可喜的文化現象。這一時期，各地的知青回憶錄基本是一種集體記憶，很少見到知青個體的回憶錄，也沒有多少在海外出版的。體現了知青歷史上慣有的集體主義精神。

　　九十年代的知青回憶錄最明顯的特點是；它們的主題基本上是「青春無悔」。它與體制的主旋律保持著高度的一致。當時還沒有多少人提出對文革期間的知青上山下鄉應該徹底否定。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大多數知青認為「每一代人對自己的青春都有自己獨特的詮釋方式」，知青這個稱謂，今天成了有幾份苦澀，幾份自豪的名詞。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它的產生，發展直至消亡有其極為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因與歷史背景。它波及到城市成千上萬個家庭，它延誤了一代人的青春，也磨練造就了一代人，這是一隻奇特的「種豆得瓜」的歷史反芻現象。經過20多年歷史與文化的積澱這一代人，反思這段個人命運伴隨共和國命運沉浮的歷史，必然會從心底發出「青春無悔」的深情呼喚，傾述對那個失去的春天的追懷。雖然時隔僅僅幾年，在90年代末，在廣大知青，特別是老三屆知青對「青春無悔」這個命題提出質疑，甚至予以徹底的否定，因此而產生的是「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激烈爭論，唇槍舌劍，各執一詞，一直到今天，這種爭論仍然沒有停止。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時代背景下，知青們提出「青春無悔」的口號，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知青大返城後，各地知青又回到他們的故土，回到青年時代的原點，在紛至沓來的巨大社會變革面前，懷著強烈失落感和時間錯位的知青們，克服了迷惘與頹唐，在行為方式和心理狀態上作調整，投入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發揚了在農村和社會底層久經磨練的知青們特別能夠吃苦，特別能戰鬥的拼搏精神，經過十多年的磨合，他們不僅重新找到在生活的位置，而且成為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青春無悔」，這是一代人走出苦難，迎接新時代的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以他們嶄新的精神狀態和業績向時代和社會證明「我們是優秀的」。這些以集體記憶為主流的知青回憶錄，展示了他們充滿艱辛苦澀的知青歲月，絕不僅僅屬於這一代人；它所顯示的思想光芒，性格力量，將帶著無數青春的挫折和驕傲，構成當代中國奇異，悲壯的一頁，為後世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九十年代以集體記憶為主流的知青回憶錄不能僅僅歸納為是一種懷舊，其實質反映了知青這代人要求對歷史和自身價值重新認識的文化心態。從昨天的中國知青夢中走出來的這一代人，不論是社會精英，還是仍然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草根知青；在中國社會結構已經發生變化的當下，由於那段共同經歷所經受的洗禮，使他們發出「青春無悔」的呼喚，表達了已經成熟的一代人強烈要求社會參與的吶喊！跨世紀的交替已經歷史地將他們推到唱主角的時代大舞台前。

　　九十年代的第一波知青文化熱，從1998年後到2007年，從輝煌走向低谷，無論是知青文學創作還是知青回憶錄的出版都出現空前的冷清。曾經一度活躍在中國文壇的「群星燦爛」的知青作家們，在1998年後，難見到他們有力度的作品的問世，各種形式的知青出版物包括知青題材的影視劇也少見。這種大起大落，也是一種值得深思的文化現象。筆者認為造成這十年知青文化退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與知青這一代人所處的生存狀態有關；與共和國命運同沉浮的知青這一代人，新世紀對他們來說，困惑與失落遠遠多於快樂。如果說30多年前，他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今天卻成為下午四五點鐘的夕陽了，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惆悵與沉重。30多年前，他們是文革的犧牲品，上山下鄉，別無選擇，為國分憂。1979年後知青大返城，他們花了差不多十多年時間的努力奮鬥，重新找到生活的位置。人到中年好不容易安頓下來，恰恰又遭遇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他們又一次面臨社會角色的「分層分流」（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隱形分層」，一部分知青通過接受各種形式的高等教育，改變身份成為社會的白領階層。90年代中期的國企改革，是顯性分流，大批知青作為國企職工下崗失業）經濟體制的轉型的各種機制和利益的碰撞，使這一龐大的群體又一次別無選擇，再一次為國分憂，下崗離崗，成為社會轉型成本的主體，再一次成為社會發展的犧牲品。新陳代謝是無情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不可抗拒的。這是市場經濟運作的必然結果，卻不是市場經濟的過錯。在社會轉型的嬗變中，他們在體力，精力，能力，觀念上都呈現明顯的不足，很快被擠壓到社會的邊緣，心理上陷入被社會拋棄的蒼涼。對未來不再有奢望，當下生活的腳步又不能停下。他們依舊為生存而奮鬥。與眼前的生存問題相比較，對文化的需求畢竟是奢侈的，他們根本有時間和心緒來回顧往事，這並非是他們對文化的漠然與拒絕。所以這一時期知青回憶錄的出版稀少。

　　第二與中國文化生態的改變有關。從九十年代開始，處於社會轉型嬗變中的文學，由於受到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全社會浮躁心態的影響，整個文化事業日趨功利化，具有時代反思色彩的嚴肅文學不再是社會的關注中心，而日趨社會的邊緣受到冷落。在這種社會文化生態的大環境中，知青文化的邊緣化被冷落在預料之中。這一時期雖然也有一批知青文學作品與知青回憶錄問世，但是其中的平庸者居多，令人失望。不少作品缺少歷史的反思精神，仍然沉陷在昨天的苦難與光榮的「自戀」狀態。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知青文化價值觀的爭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8年張抗抗的《無法撫慰的歲月》的觀點；「我們這一代人曾經經歷的苦難，已被我們反覆地傾述與宣洩，我們這一代人內心的傷痛和憤懣，已激起世人的廣泛關注；我們這代人對於歷史和社會的質問，已一次次公諸於眾；然而臨近20世紀末，我們是不是能夠低頭回首，審視我們自身，也對我們自己說幾句真話？」。另一位作家謝永的觀點更為坦誠；「我們已經講了不少青春無悔的故事，如果每一個人的過錯都可以歸罪於時代的話，那我們這個世界就沒有什麼罪人了」，他認為知青也是那場災難的參與者，要是沒有個人的反省，對一個民族的進步是有害的。如何走出「自戀」情結，使知青文化突圍，成為有識之士的關注焦點。中央戲劇學院楊健教授說；「這一代人的生命實踐，思想歷程，被歸納到一個又一個思想主體中，暴露了知青一代人獨立意志的缺失，知青群體的集體主義的光輝掩蓋了個人精神的蒼白，在群體實質上已經不存在的的情況下，許多人仍然被束縛在集體幻想與陳舊的思想方式中」。新世紀的知青文化必須走出陳舊的思維的束縛，進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去尋找現代價值立場，從這種只有情緒，沒有力量的自戀中突圍，才能找到新的發展空間。

　　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鄉40周年，這時大多數知青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在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中，許多知青早已經下崗，離崗，淪為社會的弱勢群體。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在為生存奔波，但是絕大多數人不再為衣食所憂。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人生深秋，暮然回首，許多往事，無論是風雨載途的知青歲月，還是辛辛苦苦的後知青時代的年年月月，都揮之不去。他們有了強烈的表達和傾述的慾望，現在他們有的是閑暇時間。同時，走過大半個世紀的這一代人，現在他們有平靜的心緒來回顧並評說自己已經走過的路。這是對一代人價值追求的認定，不僅是告慰已經離去的人，也為後世留下一份可信的檔案，因為這是由一個個體組合成的一代人的歷史。當下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的嚴峻性催生了這個龐大的群體「有話要說」的強烈願望；從2002年後，知青成為一個敏感的話題，知青題材書籍的出版受到種種限制。2012年6月，在銀川舉辦的全國第二十二屆圖書博覽會上，知青出版物寥寥無幾，參加博覽會的全國近千家出版社，只有青島出版社的梁曉聲的小說《知青》和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中國知青文庫叢書」，有關部門干預不能用「中國知青」冠名，所有書的封面不能出現「知青」字樣，雖然這些書都是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出版的暢銷書。該出版社無奈只能將叢書名稱改為「黑土地之歌」，「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許多出版社都婉拒知青題材的書稿，特別是紀實體的知青回憶錄。2000年元月在北京建成的人類第三個千禧年的中華世紀壇落成，在空闊的地面上，用銅條鑲嵌著2000多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曾經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包括在2000多年前的商代，兩個小國之間發生的一次戰爭。但是，對文革的表述只有一條，對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的，1700多萬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整整一代人的人口遷徙，一字未提。在當代中國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被可怕地空白化了，這絕不是簡單的遺忘，而是對嚴峻的歷史的有選擇的遺忘！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歷史虛無主義！這是諱疾忌醫的文化專制的表現，！

　　從2008年至今全國各地問世的知青回憶錄的準確數字是根本無法統計的，只能是一個模糊的估計數；近萬種。這一時期的知青回憶錄的總體特徵有兩點；一是集體記憶少了，大多數是個人自述；二是其中大多數是非正式出版物。由於體制對知青題材特別是紀實類出版的嚴格控制，幾乎成為禁區，所以作者只能設法到港澳台或者歐美國家去出版，出版後書刊又大多數倒流回國內，因為絕大多數讀者在國內。這類書在各地的新華書店和書攤上是不準出售的，所以基本上只能送人。更多的作者選擇我不要任何書號，也不需要你審批，我們自己找一個印刷廠印出來，同樣圖文並茂，裝幀精美，分送給知青和其他關注知青群體的讀者。寫作並印刷一本回憶錄花費了作者很多精力，也花費了不少錢，但是作者和其親友們非常高興；這一本本散髮油墨香味的書輯錄了自己的歷史，一代人的歷史，還將傳給後人，我完成了一種使命與責任，我心安理得了。國內許多圖書館非常重視這類來自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紛紛收藏。如國家圖書館的中文資料室在2008年發文，告知國家圖書館對這類非正式出版物收藏的重視，因為它們的史料價值更具有真實性與可信度。

　　2008年後問世的以個人自述為主流的知青回憶錄，在內容和表達形式上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點；

　　一，敘事的宏大背景，深刻的反思精神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小萌在1998年出版了他與定宜庄合作的《中國知青史》，這是一部以詳實史料和統計資料來綜述中國知青歷史的權威性著作。極具學術價值。從那以後，他一直打算寫一部類似「落潮」的續篇，來反映知青大返城後的曲折經歷。知青大返城後，知青們實現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社會各階層。進入90年代中期，社會轉型，國企改革，大批知青作為改革成本的主體被邊緣化。使得「知青」問題重新突出。他決定採用個人口述的方式來寫。在差不多三年時間裡，他採訪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知青近百人，然後從中精選出幾個不同的典型；第一類是當年知青的典型，包括當時被樹立為「反潮流英雄」以後被批判的幾位知青。他們都是不同時期媒體宣傳過的的知青樣板。儘管他們在起點上有某種天然的聯繫，但是，他們以後的經歷大相徑庭。他們身上當年的光環早已經褪去，但是作為推動當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人物，他們的身世沉浮，依舊令人關注。

　　第二類對象是知青中被譽為「民間英雄」的知青領袖，他們是在文革即將結束時風起雲湧的知青大返城風暴中脫穎而出的人物，如1978年發起雲南版納知青大返城的領袖人物，1980年發起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阿克蘇知青返程請願的幾位上海知青。這些來自民間的知青，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振臂一呼，高舉「我們要回家」的旗幟，以「不回家，毋寧死」的勇氣和膽識，掀起雪崩似的知青大返城狂潮，為終結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畫上句號。一旦大潮退去，他們又回到民間，歸於平凡，隱入當代社會的邊緣。

　　第三類對象是一些默默無聞的草根知青，他們的經歷與大多數知青一樣；下鄉，返城，下崗，再次創業或者再就業。但是，他們的經歷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在他們的曲折坎坷，奮起拼搏中，實際上濃縮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體驗。

　　劉小萌所採訪的這三類完全不同類型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際，政治觀念各不相同，他們對知青上山下鄉的感受和評價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因此他們的每一個人的口述都極具個性。劉小萌終於完成了《中國知青口述史》，他對這三種不同類型的知青人物的描述，也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視角和切入點；對知青典型，一般以圍繞上山下鄉的介紹講述自己的經歷，以突出日後他們成為榜樣的動因與社會環境。對來自民間的知青領袖，則以重大的歷史事件的發生的動因以及參與策劃與參與的過程著專題性敘述。對那些普通知青，多半以採訪他們從童年時代的家庭遭遇到青年時代的生活挫折以及現在的生活狀況為主線來敘述。

　　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給知青歷史和知青文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和空間。這種非虛構的紀實寫作，以宏大的時代背景，從文革的風雲變幻，上山下鄉運動的曲折，大返城的波瀾壯闊，將知青的個體與群體置身於重大歷史事件中的沉浮中更具有濃厚的時代感。這種敘事方式更接近民眾，接近現實，，更使讀者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這種口述的敘事方式，使來自民間的長期被壓制的話語權有了一方表達的空間，使普通民眾參與到對歷史的表述中，雖然他們「人微言輕」，但是，他們是歷史的參與者，見證者，也是歷史的評判者，這是一中更真實，更富有血性的聲音。

　　武漢作家劉曉航在文革期間曾經在皖南農村插隊七年，他參加了文革後恢復的高考，成為1977級大學生。80年代初，他第一次讀到上海知青作家葉幸的《蹉跎歲月》潸然淚下，從此萌生了要為知青一代人立言。1996年參與出版第一部武漢知青回憶錄《我們曾經年輕》。1989年，他讀到《海南紀實》刊出的張力莆寫的《1978，西雙版納八萬知青返城風潮》一文，這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1978----1979年雲南知青大返城的真相。緊接著，九十年代興起的知青文化熱中，各地出版的知青回憶錄和知青題材的小說，報告文學中陸續反映這段終結知青上山下鄉的歷史事件。但是，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沒有一部全景式多視角反映雲南版納知青發起大返城運動的書，給人一種語焉不詳，斷章不全的感覺。這也難怪，當年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的十萬知青是由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四地知青組成的，需要有人來整合這段歷史。於是，他開始去收集雲南知青的歷史資料，在幾年時間裡，他深入到重慶、成都、上海、北京等地採訪了近百位雲南知青，他們都是這歷史一事件的親歷者，特別是發起版納知青返城北上請願團的群體。作家的真誠感動了他們，不僅接受了他的採訪，還毫無保留地向他提供了保存20多年的珍貴資料（三份請願書的底稿和油印件、簡報，北上日記，工作筆記，500多張照片及實物），他在2002年6月還成功地採訪到當年作為國務院調查組組長，國家農林不副部長，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及調查組其他成員。對這些親歷者的採訪，他們的口述是最有說服力的資料。

　　劉曉航在獲得這麼多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後，將自己關在屋子裡奮筆疾書，在6個月時間裡，他沉浸在沉重，憤怒，悲傷中，淚水經常模糊了他的雙眼，終於在2002年三伏天火爐城武漢39度的高溫中完成《我們要回家》，這部53萬字的紀實作品。這本書的前半部在雲南從古到今屯墾歷史的大背景下，文革期間組建的雲南生產建設兵團對其接受的10萬知青的安置教育的基本情況，以及來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青在兵團時期的真實境遇，1974年兵團撤銷，恢復國營農場體制後，在時代大環境的影響下，雲南墾區知青中發生的微妙變化。這本書的後半部，從第十一章開始，切入景洪一團知青為主的版納知青發起的「我們要回家」返城請願運動，基本是以當事人的口述為主，並以當時公開的官方的資料，披露在1977年後，黨和國家領導層為撥亂反正，妥善處理知青問題，開啟中國改革開放之門的決策與舉措。書稿在2002年6月就送到北京一家大出版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書稿「胎死腹中」一直遲遲不能出版。最後在萬般無奈，由知青出資在香港出版，該書一問世，立刻成為槍手書，成為雲南知青的珍藏。這本書被國內外的學者評價為是知青文學的標杆性的優秀作品。

　　這本書出版已經過去多年了，作者深感當初寫作這本書時，由於條件的限制，採訪還不夠深入，比如對第一批北上請願的知青群體和成都知青，對當時留在版納堅持罷工的知青的採訪不到位，難免出現「以訛傳訛」的不實和錯誤。近十年來官方披露的知青檔案資料漸多，特別是2014年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鄧小平在歷史的轉折點》，第一次披露了中央高層領導對解決雲南知青鬧返城的態度，鄧小平說出擲地有聲的一句話；「讓娃娃們都回來吧」，基本給這一歷史事件定性。近幾年，雲南兵團知青的集體與個體的回憶錄越來越多，他們以親歷者的身份回顧了更多的事情的真相，為日後國內出版環境的寬鬆，作者修訂這本書創造了條件。

　　2015年6月，濟南知青游濟荃主編的《昌馬歸建紀實》出版，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自述體的知青回憶。1969年，蘭州軍區為了修建祁連山下的昌馬水庫，從農建十一師抽調了一個營的知青1000多人到甘肅省水利工程團，由兵團改為地方編製，工資與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人人高興。但是不到半年，國內外的局勢發生很大變化，蘭州軍區決定將這1000多人歸建農十一師，遭到知青們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當時的蘭州軍區領導將知青們的反對意見視為違抗軍令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來處理。審查關押近百名知青與轉業軍人，將14名知青和轉業軍人判處5到20年徒刑，然後將1000多知青打散安置在原農建十一師各農場，造成許多知青家破人亡。這個案子是文革特殊時期一個典型的違反民主與法制的事件。1976年文革結束，這個案子的被判處徒刑的知青開始紛紛上訪。當時正值文革的撥亂反正時期，甘肅省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門很快撤銷當年的判決，為他們恢複名譽，補發工資，使這些蒙受冤屈的人回到社會的正常生活。40多年後，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當事人們，決定將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梳理出來，編成一本厚重的知青回憶錄，以告訴後世，希望這類悲劇不要重演。這本書的寫法較特別，書的前半部，是對昌馬事件始末的總體回顧，後半部是主要親歷者的自述，敘述自己當年在事件中的經歷和被處分後悲慘的遭遇，以及文革後上訪的艱難歷程，他們每一個人對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包括一些人，對自己在無奈中投井下石的不光彩行為的懺悔。全書的結構和敘述語言，有一點像司馬遷的《史記》的風格；將編年體與紀傳體的結合，這與主編是一位歷史系的教授有關。

　　二，完全不同的敘事與評價立場

　　2008年以後問世的知青回憶錄，不同作者的敘事角度與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當然這與作者們上山下鄉的經歷的不同密切相關。這一時期的知青回憶錄，無論是集體的記憶還是個體的自述，對知青運動的評價各執一詞，是九十年代的「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爭論的繼續；很多人感懷知青歲月磨練造就了自己，為以後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認為這場上山下鄉運動是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偉大戰略，是國家發展的既定方針，是人生最美好的回憶。更多的人是對上山下鄉不持是非褒貶的態度，而是以客觀的敘述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傾向。

　　文革期間去山西雁北地區山陰縣康莊插隊的北京知青趙傑兵自述體回憶錄《康莊往事》是讀者評價較高的知青回憶錄，他是1979年初，作為過國務院調查組組長，國家農林部副部長趙凡的兒子，他去山陰縣插隊正是他父親作為「黑幫分子「被關押，他成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康莊的老百姓沒有歧視他，他和農民打成一片，將自己的文化知識運用到這個鹽鹼地，缺水的落後鄉村的改天換地的勞作中。鄉親們很快認可他，推選他當大隊革委會副主任，成為貧下中農的主心骨。以後他非常幸運地被推薦去北京大學上學，畢業後，他選擇回到山陰縣和康莊，繼續帶領貧下中農學大寨，一直到1978年後，中央落實政策，他被調到中央紀委工作。但是，他仍然一直和康莊的農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一直到他退休後還和當年在康莊的幾位知青出資為缺水的康莊設計打了一口深井，終於解決了農民終於能夠喝上甜水的願望。趙傑兵是中國知青中為數不多的，一輩子將自己與農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知青，他是真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知青。同時在他的書里不乏對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的因襲已久的缺點，感覺到如何引領農民從精神上的解放與提高。所以他的自述充滿了改造農村與農民的新思維和正能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知青回憶錄。

　　鎮江知青回憶錄《我們的知青生活》中，石耘寫的自述《我耕耘，我快樂》以充滿激情的文字自述了1969年3月到黃海邊的江蘇生產建設兵團三師十七團三十三連插場，在這裡上山下鄉整整十年，變換過不同的各種崗位，甚至在1971年9月到1972年11月被作為「5.16分子」的嫌疑被押回鎮江關押一年多，但是她從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後悔。讀者從她的自述里感受到的是一位不怕苦，不怕累的女知青的忠誠；對共產黨的忠誠，對人民的忠誠，對自己追求的事業的忠誠，她終結自己十年的知青歲月說；「回首一生，風雨中沒有悲觀，順境中不曾驕逸，逆水行進中沒有沉淪。前行中始終保持一份自勵和勤奮。顯示一份堅韌自信與包容。」

　　湖州知青許瑞林的自述《難以的知青歲月》，他以一種平淡冷靜的心態，來敘述自己長達十五年知青生活，與大多數知青的回憶錄不一樣的是，他不是將自己作為一個被時代拋棄在社會底層的流放者來傾述自己的苦難，以及自己如何與命運抗爭。他作為文革前湖州市第一批去農村插隊的城鎮青年，他是響應偉大領袖號召高高興興地到農村插隊落戶的，他沒有想到這一去會回來，他是以一種虔誠的的心態去當社會主義新農民的。他一去就是十五年，他的青蔥歲月是在南埠農村度過的，在那裡有他留下的汗水，有他的友誼和愛情，也有他含著淚水的歡笑！他在南埠成為一個走四方的木匠，今天是杭嘉湖平原一位成功的企業家。

　　蘇州知青顧鑒明的《十五歲的知青-----下鄉後的那些歲月》是一本與眾不同的知青回憶錄，他到農場當知青還不到十五歲，還是一個天真的不懂事的孩子，這麼小的年紀就開始人生的摸爬滾打，他幾乎是在農場長大的，在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喔護下長大的，在他的自述里沒有多少苦難的傾述，更多的是他在不同的時間，與一個又一個女知青的愛情故事，有的是朦朧的，有的是山盟海誓的，因為他是一個討人喜歡的陽光少年，這讓我們想起著名作家何其芳的一首詩《我為少男少女歌唱》，幾年後他的知青歲月結束了，在返城的知青隊伍里他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男子漢，知青歲月磨練了他。

　　2013年6月，湖南長沙文革前去湘南江永的知青出版了他們的回憶錄《異鄉故鄉----長沙知青在江永》，這部70萬字的知青回憶錄真實地記錄了文革前5000多長沙知青下放江永的真實生態，這些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知青，許多人學習成績優秀，由於家庭出身問題，被當時的「階級路線「拒之高中，大學門外，他們不甘心做無業的社會青年，為了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上山下鄉，去艱苦的湖南與廣西交界的江永農村插隊，脫胎換骨，做社會主義的新農民，經歷了許多磨難。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在道縣和江永等地發生了慘絕人寰的」貧下中農法庭「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親屬的事件，長沙知青有多人被活活打死，從而發生3000長沙知青大逃亡，他們輾轉幾百里在解放軍的保護下逃回長沙。這本書出版時出版社堅持要將這些負面內容刪除。該書的主編在序言里這樣「自我解嘲「；」對歷史的記憶的理解，闡述又必然帶有某種思想立場，難免包含偏見。但是，只要每一個人都有表達歷史記憶的權利並且實現了充分表達，「片面」就會在互補中走向全面，「偏見「就會在對話中逐漸消解，達成共識。」

　　2009年12月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系教授鄧鵬主編的《無聲的群落---中國文革前老知青回憶錄》重慶出版社出版。這套兩本的知青回憶錄，主要收錄了文革前去大巴山插隊的重慶老知青的自述，鄧鵬就是一位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連高中都考不上的重慶社會青年。這是一個無聲的群落，因為他們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裡，他們是身上打上」黑五類「烙印的不可接的「賤民「，大巴山的父老鄉親以廣闊的心懷接納了他們。但是極左時代的社會環境，使他們的接受再教育磨難重重，其中包括文革期間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對他們的傷害。因此他們對知青歲月的回顧只能是對黑暗和苦難的控訴，聲聲血淚，知青的上山下鄉對這個群體來說只是一場災難。雖然文革後許多人走出大巴山，新時代賦予的機遇和他們自己的不斷努力，他們中一些人成為社會的精英。但是他們對大巴山區所有的回憶仍然是不寒而慄。鄧鵬參加了2008年12月在上海社科院和復旦大學舉行的」2008，上海知青學術研討會「，他乘飛機近20個小時趕到復旦大學的會場，是最後一個發言的學者，第二天他又辛苦地飛回美國。他說；「我是代表一個群體來這裡發言-----一個無聲的群落「。他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就是；」文革前上山下鄉運動與毛氏烏托邦「。他認為文革前的上山下鄉較之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有更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這一時期的城市青年下鄉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暴力，尤其是階級鬥爭和政治歧視的犧牲品，卻富有一種浪漫主義的蒙昧。實際上它是毛澤東領導的一場農民革命包含的空想主義的組成部分。

　　對於各種不同敘事和評價立場的知青回憶錄，我們讀不要排斥，應該以一種包容的心態去看待這種差異性。趙傑兵在他的後記中說；「我們不要用自己的經歷去否定別人的經歷，也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否定別人的感受。以這樣的心態面對知青生活多樣化的現實，才是尊重歷史，才有助於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那段逝去的歲月。」

　　三．兵團知青的自述成為知青回憶錄的主體。

　　2008年後問世的知青回憶錄數字無法準確統計，但是在數千種回憶錄中，各地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的自述佔據了主體部分。其中以黑龍江省的兵團知青最多，因為在文革時期，黑龍江省是接受各地知青人數最多的一個省，不僅是本省的還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一共70多萬人，包括四川瀘州還有1000多知青去黑龍江的孫吳等地上山下鄉。廣袤，肥沃的黑土地敞開胸懷接納來自全國各地的充滿理想的熱血青年。他們喚醒了這塊沉睡千年的處女地，這批年輕的拓荒者將文明和先進的城市文化帶到黑土地，躁動起青春的激情，創造了東北平原三千里江山空前未有的繁榮。至今黑龍江的父老鄉親們年年不忘各地知青給黑土地帶來的發展變遷。現在，黑龍江省是建有知青博物館最多的一個省，北大荒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作家，畫家，學者，他們許多人成為中國文壇的領軍人物。7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知青在黑土地上整整耕耘了十年，他們來時才十六七歲，1979年大返城，如潮水般擁擠在南下回城的火車上的知青們，一個個都是滿臉滄桑，他們回到生活的原點，重新創業，他們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堅力量，他們是共和國寶貴的財富！

　　自1991年開始，黑龍江兵團的知青就出版了知青回憶錄，第一本就是《北大荒風雲錄》，接著各個師團的知青，還有不同動員地區的知青先後出版了群體性的回憶錄。2008年後，許許多多黑龍江的兵團知青的各人自述體回憶錄如雨後春筍般問世，敘述他們在黑土地各自不同的知青經歷，懷念那些艱苦而充滿向上張力的年年月月，他們落在那裡的血汗，淚水，甚至是鮮血與生命。他們的友誼和愛情，他們的煩惱和痛苦，辛酸和委屈，他們的希望和抗爭。一些知青的自述甚至沒有迴避在那個特殊歷史條件下，在知青中曾經發生的人性扭曲，靈魂卑污的陰暗面，那些至今令人傷痛的知青的非正常死亡與惡性案件。原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賈宏圖採訪了近100位知青寫作了知青自述的集子《我們的故事》，這是近百位兵團知青的的人生經歷與他們靈魂的呼喚，讀之令人潸然淚下。上海知青方國平多次重返黑龍江調查當年發生在上海知青中的非正常死亡，尋找他們的墓地，在上海知青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支持下先後出版了《尋找亡靈》和《生命記憶》，以告慰離去多年的知青戰友的在天之靈和他們的親人。上海知青張剛主編的《北疆知青第一村》彙集了1969年去黑龍江畔愛輝外三道溝村60多位上海知青和當地村民的自述，書中一個個動人的故事，一段段真摯的話語，都體現了每個人的生命中深入骨髓的情懷，彷彿又回到那火熱的年代，那是永不逝去的青春歲月。北京女知青子蘊是北京貝滿女中畢業的才女，為了照顧弟弟，選擇去北大荒兵團的32團上山下鄉，她的自述《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是在台灣出版的，她多位現在已經是著名學者的兵團戰友欣然為她寫序，她以詩人般的情懷抒寫了文革期間家庭的際遇和北京的社會環境，知青們在社會動亂中的友誼和愛情，他們的明天是混沌的，沒有選擇的權利，她以另一種眼光來審視知青時代。她的文學藝術的天賦使她在一個偶然的際遇中成為知青中的筆桿和文藝宣傳隊的骨幹，以後為了愛情遠去大楊樹。她在那裡整整十年，以後以「病退」名義帶著兒子返回北京，一無所有，打零工，在街道上賣大山楂，在藥店站櫃檯，鍥而不捨的性格使她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職業。她的自述敘事的爛漫風格和語言的清新流暢，明顯受到俄羅斯文學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的影響。

　　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先後有20多萬知青湧入新疆支邊，除了有計劃地組織動員來的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外，還有大量自行「蠻流」來的各地知青。四川作家楊牧寫的自述《天狼星下》就是一部「蠻流」人群在新疆的心路歷程。當年去新疆的支邊青年大多數已經重返他們的故鄉，早已開始新的生活，但是，曾經充滿苦難與奮鬥足跡的第二故鄉------新疆，融入使他們夢牽魂縈。自2008年後，不同動員地區的新疆知青們紛紛撰寫回憶錄，如上海知青寫的《戈壁深處的吶喊》、《大時代的記憶》、《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苦戀三部曲》；天津知青的《那夢牽魂縈的地方》，武漢知青的《西眺煙雲》、《青春的選擇》等。

　　雲南十萬知青來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他們在1978年發起大返城運動，是中國知青史上最悲壯的一頁。雲南是我國生物多樣性的基因庫，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搖籃，自古以來，雲南的屯墾歷史悠久，自然環境優越，但是這裡閉塞的交通和兵團落後的管理方式，使它根本不具備接受十萬知青的條件，所以這十年在雲南兵團知青中發生許多非正常死亡和惡性案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壞的影響。所以雲南兵團知青自述中對苦難與抗爭的傾述，遠遠多於對知青歲月的讚美。2008年前後，雲南兵團知青出版了一系列的自述體回憶錄；成都知青的《颶風席捲過熱帶雨林》真實生動地再現了1979年元月中旬，在臨滄的孟定以成都知青為主體的罷工請願絕食向國務院調查組下跪，促成知青返城加快了進程。當年雲南知青中發生了太多不堪回首的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他們的自述與北大荒知青的自述有很大的不同。東風農場（即一師二團）和橄欖壩農場（即一師四團）是出版知青回憶錄追多的兩個知青農場。如東風農場北京知青的《八千子弟》，上海知青的《勐尨記憶》、《一位上海知青的274封家書》等，1978年10月橄欖壩農場女知青瞿林先之死是釀成雲南知青返城運動的導火索之一，當時這裡知青的情緒像一堆乾柴。所以知青回憶錄多達十餘本，如上海知青的《回首是綠》，重慶知青的《那紅那綠那八年》，《雨林中的路》等。《雨林中的路》的作者姚林義只有小學文化程度，在2014年整整一個夏天裡，他將自己關在一間屋子裡，每一天燒5盒香煙，終於完成他多年的心愿，將自己參與的1978年底至1979年初，橄欖壩一部分知青以過激的方式促成提前以集體退職返城的往事寫出來，他的內心平靜了。東風農場的上海知青余傑是一位熱愛閱讀，勤於觀察，冷靜思考的人。近幾年，他將自己的雲南兵團知青的經歷和思考，寫成八冊回憶錄，有對南疆知青歲月往事的回顧，有對1978年雲南知青大返城動因與影響的辨析，有雲南兵團知青的後知青時代的生存狀況的調查分析。邏輯縝密，論據確實，充滿思辨的色彩，他的這些敘議結合的文章有16篇被共識網採用。點擊者無數。

　　鮮為外界知曉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十一師的知青，他們的經歷的曲折超乎許多人的想像，2010年，文革前去甘肅農建十一師的天津知青編寫了《祁連山下》，披露了當時的因缺少糧食造成的大饑荒，發生在文革期間的農建十一師的武鬥，知青參與其中，有的被殺，有的成為罪犯。現在定居在山東濟寧的天津知青邱靜波的自述《兵團歲月》客觀敘述自己在甘肅農建十一師的22年屯墾戍邊曲折的經歷，向讀者展示在哪個特殊的年代一代知青的理想，信念和堅忍不拔的奮鬥歷程。敘述在「大漠孤煙直」的背景下，他們的蹣跚腳印，揭示人性的善惡美醜。揚州知青王家林在黃海邊的兵團農場上山下鄉十年，在2008年，他寫成的自述《兵團歲月四十年記》中，他敏銳地將他所在的連隊十年中所發生的事鏈接到江蘇以及全國知青狀況的宏大空間去比較，剖析它們之間微觀的和宏觀的微妙聯繫，以洞察知青運動發展的走向與趨勢，使他很早就形成民間思想家的超前的目光與深邃的批判意識，難能可貴

　　現在定居香港的廣州知青張穗強現在是一位成果豐碩的文化學者，文革期間，他去海南島的加鍤農村上山下鄉七個年頭，在這塊紅土地上，他經歷了南疆墾荒的磨練，感受到人生歲月的艱辛，在那裡，他面對過無數的彷徨與打擊，銘刻下對國家民族的思考和反省。40多年來，無論他經歷過什麼，他都將知青歲月賦予他的精神財富，不斷挑戰和超越自己。2013年他出版了自述《走出膠林》，他用文字喚起這段滄桑歲月展示自己走過的風雨拼搏路程，告訴人們，唯有不斷的奮鬥，才能夠跟上時代的步伐，命運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寧夏銀川的孫永寶出身在一個多子女家庭，家中只有母親帶著幾個兄弟姐妹，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在遙遠的南方農場勞改。他是為了找一個飯碗，減少母親的負擔去六盤山黃卯嶺林場上山下鄉，他是一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16歲知青。是黃卯嶺林場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關愛，使他長大成熟，以後成為一名林業警察。大返城後，他自學成才，將自己難忘的知青經歷寫成自述《崢嶸歲月》，他的自述像外界披露了長期為外界不知道的寧夏文革的社會環境與文化生態。特別是鮮為人知的；1958年，上海市政府將近2000人的數百個家庭動員移民到剛剛建市的銀川，這些家庭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男主人都是被專政的勞改犯正在服刑，每一個家庭只有母親和孩子，這些母親拖兒帶女幾乎是被強制性地移民到銀川，成為這個西北城市的另類「上海村」，這些家庭所經歷過的苦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他的自述還詳細地介紹了他經歷過的寧夏文革時期的動亂年代，銀川本土並沒有多少知青，但是，在文革前的1964—1965年，寧夏接受了近萬名北京知青和數千杭州知青。北京知青和杭州知青左右了寧夏文革時期的局勢，形成兩大派，在塞外江南演繹了一場政治較量，發起武鬥。所以孫永寶的自述是外界了解文革時期寧夏社會狀況的非常有說服力的佐證。

　　四. 插隊知青自述體回憶錄形式的多樣化

　　在全國1700萬知青中，分散插隊的知青佔大多數，由於他們上山下鄉的時間段和插隊地區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巨大差異，所以他們的知青經歷是完全不同的，他們對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也是完全不同的。20132年3月在珠海的里埃維拉社區舉行了由內蒙古知青劉欣主編的《我們的後知青時代》的首發式全國各地200餘位知青與會，這本50多萬字知青個體自述的彙編，它與以往知青回憶錄不同的是，該書收錄的是，一代知青在結束知青生活回城後以個體的形態面對變幻莫測的社會經歷的方方面面。作家葉幸評價說；「本書敘述的是一代知青返城後的人生經歷。他們踏上返城之路的艱辛，他們重新面對都市時的困惑與掙扎，；他們以高齡考生的面貌拼搏走進大學；他們在新的人生追求中尋求自己的歸宿和展開新的追求；他們經商，當個體戶，他們中的一些人，隨著國門的洞開去「洋插隊。他們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尋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標，生活和事業展現出光焰時，他們沒有忘記曾經有過的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反哺曾經插隊的農村與農場，他們把此視為心結和責任」這生動地表現已經進入人生深秋的一代人雖然各自的知青經歷和後知青經歷也不同，他們對國家人們的愛和忠誠是不變的，這是他們共同的價值追求。使讀者們都能夠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躍動。

　　武漢女知青高雙桂的知青經歷比較特殊，她在下鄉後不久，由於她特別能夠吃苦，由於她的文化修養而形成的能力，就被選拔為新洲縣一個公社的黨委副書記。從1972年到1982年，她在這個崗位上整整幹了十年，其中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和文革結束後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推行。難能可貴的是她完整地保存著十幾本人民公社時期的日記，工作筆記，手稿和調查報告等一大批原始資料。2011年，高雙桂在她現在工作的江漢大學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一位公社女書記1972到1982的日記》，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的馮天瑜教授為其題詞「時代的剪影」。高雙桂十年，3600多天的日記，反映了普通人「也有記錄國家重大政治事件的習慣」。她是一位具有時代特徵的典型的知青代表，她的日記折射出一代人在那個特定時期的觀念，思想與激情；日記截取的時代是文革的後半期和改革開放的前期，它反映了兩個時代的摩擦，交匯與演變。這是一個極其典型，特殊的時期。雖然這個時期有大量的文獻資料可供我們研究。但是，在這個歷史演變過程中，農民的思想如何發生變化，基層幹部的觀念是如何在困惑中轉變，集體生產與聯產承包兩種生產模式是如何更替的。所有這些具體的，微觀的的素材在日後是及其難尋的，這位女知青幹部的日記，作為原始的資料，紀錄了每一個細節，記錄著親歷者的喜怒哀樂，這是一種歷史的縮影，高雙桂的十年日記的出版是對這一時期的農村經濟史，政治史，社會史研究寶貴借鑒。

　　插隊知青的個體自述個性化，內容千差萬別，但是在敘述形式上也具有同一性，如北京知青林小仲和安育中都是文革前北京師範學院附中1966級高中畢業生，林小仲先後去北大荒和內蒙古草原插隊九年，1978年返城後又經歷了當工人，團中央的幹部，以後又下海經商，成為商界的文化精英；安育中到山西黃河邊的夏縣插隊，以後也經歷了當工人，國家幹部的的人生道路。題目都具有詩人氣質，林小仲的自述《夢隨風萬里》和安育中的自述《我的知青部落》在內容和表達形式上，甚至字裡行間透露的爛漫激情都是那麼相似，這並非巧合，而是較為相似的經歷和思想傾向，爛漫情懷，文學藝術的修養底蘊使然。

　　在這一時期，插隊知青個體的自述彙編成集形成一種一個文化圈的空間也不乏可見。如《流逝的記憶》是武漢三中老三屆知青的個體自述的彙編，而《耳順平天下》則是南京十中（原金陵中學）在洪澤湖畔泗洪縣插隊的老三屆的回憶錄。

　　近期知青回憶錄的大量出版問世，無論是正式出版物還是非正式出版物，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文化現象。作為千千萬萬個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的當事人和親歷者，將這段難忘而複雜的歷史記錄下來，傳播後世不僅是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且是一種神聖的使命。因為世間所有的事物，金錢，名利，物質都將在歲月的風塵中化為灰燼，只有文字可以保存下來，傳播於後世。

　　一個選擇遺忘的民族，一個沒有清晰歷史脈絡的民族，是沒有多少希望和前途的。我們作為這段歷史親歷者，見證者，必須用自己真實的記錄，寫出鐵與血一般的證言，這不僅一個人，一個龐大群體的歷史，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記憶！

（備註：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