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

07-12

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多麼奇特！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從知道，儘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從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為別人而生存的──首先是為那樣一些人，我們的幸福全部依賴於他們的喜悅和健康；其次是為許多我們所不認識的人，他們的命運通過同情的紐帶同我們密切結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的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是以別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勞動為基礎的，我必須儘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我強烈地嚮往著儉樸的生活。並且時常發覺自己佔用了同胞的過多勞動而難以忍受。我認為階級的區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後所憑藉的是以暴力為根據。我也相信，簡單淳樸的生活，無論在身體上還是在精神上，對每個人都是有益的。我完全不相信人類會有那種在哲學意義上的自由。每一個人的行為不僅受著外界的強制，而且要適應內在的必然。叔本華說：「人雖然能夠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這句格言從我青年時代起就給了我真正的啟示；在我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面臨困難的時候，它總是使我們得到安慰，並且是寬容的持續不斷的源泉。這種體會可以寬大為懷地減輕那種容易使人氣餒的責任感，也可以防止我們過於嚴肅地對待自己和別人；它導致一種特別給幽默以應有地位的人生觀。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些理想，這些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生活目的本身──我把這種倫理基礎叫做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志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裡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麼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我總覺得，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都是可鄙的。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我又明顯地缺乏與別人和社會直接接觸的要求，這兩者總是形成古怪的對照。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為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面前，我總是感覺到一定距離而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受正與年俱增。人們會清楚地發覺，同別人的相互了解和協調一致是有限度的，但這不值得惋惜。無疑，這樣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會失去他的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不為別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所左右，並且能夠避免那種把他的內心平衡建立在這樣一些不可靠的基礎之上的誘惑。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體。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被崇拜的偶像。我自己一直受到同代人的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已微薄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能夠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的，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就是由於這個緣故，我總強烈地反對今天在義大利和俄國所見到的那種制度。像歐洲今天所存在的情況，已使得民主形式受到懷疑，這不能歸咎於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由於政府的不穩定和選舉制度中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相信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道路。他們選出了一個任期足夠長的總統，他有充分的權力來真正履行他的職責。另一方面，在德國政治制度中，為我所看重的是它為救濟患病或貧困的人作出了可貴的廣泛的規定。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講到這裡，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的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里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只是出於誤會；光是骨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儘快加以消滅。任人支配的英雄主義、冷酷無情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的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麼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儘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遭到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敗壞，那麼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誰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便是模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懼──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接近我們的心靈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像存在這樣一個上帝，它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會具有我們在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我不能也不願去想像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只求滿足於生命永恆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倘若真能如此，即使只領悟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愛因斯坦：頭號「危險反動分子」

（南方都市報 2010-05-31）

美國《時代》周刊曾如此形容愛因斯坦：「一個卓越不凡的人，有著最偉大的心靈，也是本時代最崇高的偶像。」看，在此我完全不用解釋這位叫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理論物理學家到底是何方神聖。每個人都彷彿完全了解這位「慈眉善目、心不在焉、腦袋老在雲端的老者」，這位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人。就像《時代》周刊前主筆亨利·格倫沃德所說，不管是哪一期的《時代》周刊，只要封面有愛因斯坦的照片，那期銷量肯定是年度第一。超過兩百部關於愛因斯坦的傳記，讓我們自覺似乎無比熟悉他的舉止、形象、內心與思想。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埃德加·胡佛絕對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歷史上的第一號傳奇人物：他從30歲起，便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達四十八年之久。而他手中所握有的大量「反動分子」檔案與名流「黑材料」，早已不是新聞與秘密：從海明威到約翰·列儂，從卓別林到馬丁·路德·金，從肯尼迪到里根，根據估計，曾被聯調局建檔的美國人約在1000萬人之眾，即使抽樣檢查結果表明，那些列舉的「證據中」每兩條就有一條並非事實。但你能想像下列的形容與分析，針對的竟是具有「親切和善的迷人的人文素質」公共形象的愛因斯坦嗎？——「在十個被司法部長、十三個被參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十個被加州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點名為共產主義團體的組織里，愛因斯坦教授不是主席、成員、資助者、支持者、背書者，就是與之有密切聯繫」，「像他那樣背景的人，似乎絕無可能……變成一個忠貞的美國公民」。在長達一千八百頁、啟動近二十年、涉及八個美國聯邦執法機構的專屬秘密檔案中，愛因斯坦甚至曾經被列為頭號「危險反動分子」。這位舉世皆知的名人，卻又像是沒有人能真的了解他。

身兼記者和作家二職的佛萊德·傑羅米（Fred Jerome）在美國公民訴訟組織的幫助下，通過援引美國《信息自由法案》，終於取得部分絕密檔案與調查文件，並在檢視、整理與分析其他歷史文獻與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並出版了《愛因斯坦檔案：胡佛對世界最知名科學家的秘密鬥爭》一書，為我們重新講述了愛因斯坦鮮為人知的政治活動、思想立場、社會關懷與精神廣度。

在傑羅米看來，愛因斯坦作為「堅定的和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反種族歧視者」的立場，在他的歐洲生涯中便早已顯現。他青少年時從受教育的慕尼黑轉到瑞士求學，據說就有不喜歡德國黷武主義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參與發起與組織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的反戰團體「新祖國同盟」。他拒絕在軍國主義分子操縱和煽動、為德國發動侵略戰爭辯護的《文明世界宣言》上簽名，卻毅然在反戰的《告歐洲人書》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經常出席致力於和平和裁軍的活動，在牛津大學短期任教時所參加的爭取和平活動甚至比科學會議還多。

但讓愛因斯坦沒有想到的是，在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前夕，當他乘坐輪船從德國不萊梅遠赴美國加州時，宣稱致力於「反對女性參政、女性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美國「愛國女性協會」向美國國務院發信，堅決反對讓「明顯抱有無政府主義思想、軍事和平主義思想和否定宗教組織」的愛因斯坦入境。雖然愛因斯坦在一波三折之後取得了簽證，但這封反對的信件卻成為了愛因斯坦檔案的第一條內容。而從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天起直到1955年去世，愛因斯坦一直被聯邦調查局監視、竊聽、取證、抹黑、醜化與打壓，連他的不少親人與同事也受到牽連。雖然他曾在再三考慮後寫信警告羅斯福總統不要讓德國首先製造出原子彈，但卻因為自己的反戰立場與左翼傾向，從美國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名單中被刷了下來。聯邦調查局甚至和美國移民和歸化局一樣，動過把愛因斯坦驅逐出境的念頭。

傑羅米指出，胡佛基於各種判定愛因斯坦是「俄國派往德國的間諜」、「柏林共產黨間諜網總頭目」的負面情報，以一種近乎本能的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仇恨，對愛因斯坦進行了無孔不入的監視與冷酷的圍剿。前司法部長湯姆·克拉克曾說，胡佛親口承認，「這些人當中只有百分之一是真正的壞蛋，不過我想他在公開場合上會說成百分之十。別忘了，推翻俄國政府的就是區區一個小團體。他的心態就是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繼續積极參加呼籲停止軍備競賽與冷戰對峙、反對種族歧視與濫用私刑等多種社會活動。在麥卡錫主義恐怖組織漸成風潮之時，叛國、親共、涉諜、左傾的帽子，一頂接一頂，悄無聲息地戴在了愛因斯坦的頭上。好不容易逃出納粹勢力範圍的愛因斯坦，竟又在「自由國度」目睹了另一種極權恐怖的肅殺、猖狂與肆虐。愛因斯坦在毫不自知中便與蘇俄情報機構、德國納粹、美國麥卡錫主義三大臭名昭著的恐怖政治扯上了關係，充滿恐懼的年代一再重演，這真是具有諷刺意味。

愛因斯坦曾多次說過：「我的生活分為方程式和政治兩個部分。」但如今我們往往只知道E=mc2的著名方程式，卻不知道他至少發表過一百九十五篇以政治為題的文章，光是《紐約時報》就曾摘引過他一百五十多則關於政治的訪談、書信和演說。其實，我們所知悉的各個偶像，都只不過是他們被容許接受的那一半人生，是他們生命中被允許得知的那些部分，而其他的雜質被過濾、骨頭被剔除、傳記被篡改，毫無真相所言。胡佛固然深知自己無法真正利用愛因斯坦支持眾多激進組織的「證明」，以免民眾知道這位美國最受仰慕的人對這些組織的正面態度；大部分學者、傳記作者、媒體與科學社群，又何嘗不自動自覺地替愛因斯坦消音，唯恐那種左傾立場會玷污了他的盛名。對於這種弔詭，愛因斯坦本人或許會以大笑回應，卻又會感到不解與悲哀：他以大部分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的抽象深奧理論名揚世界，但他大力提倡而且人人能懂的反軍備、反歧視、求民權、求公義觀點，世人卻聞所未聞。的確，「我的政治理想是這樣一種民主，每個人都得到作為個人的尊重，誰也不該受到崇拜」、「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歷史裡充斥著爭取人權的奮鬥，它恆久而永不會獲勝，但厭倦這樣的奮鬥就意味著社會的毀滅」……這樣的思想與見識，對任何一個極權政府、任何一種恐怖政治而言，無疑永遠都是頭號的「危險」與「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