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立 夫:儒家的王道文化是救世良藥
一、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
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也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礎,而成爲中華文化的道統。所謂道統,就是把中華民族所創造的人類生存原理流傳下來,爲子子孫孫所遵守,只要中華民族不斷的要求生存,則中華文化的道統自然永久存在。中華民族珍視此一道統,數千年來代代相傳,自戰國以迄今日,歴代的治亂興亡,難以盡言,有時政統可斷,而道統始終不斷。就因爲道統不斷,所以每次大亂之後,撥亂反正,重建國家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確信儒家思想的學者。而且歴代都有大儒,繼承儒家的正統思想而發揚光大之,都發揮適應各該時代的作用,其最著者如漢代的董仲舒、鄭康成,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韓愈、李德裕,宋代的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明代的王守仁、朱舜水,清初的顧炎武、黃梨洲、王夫之等。試研究歴代大儒的思想,就可知他們都能把握歴史演變的契機,使道統得以維護,國家民族得以生存。真理永不毀滅,沒有時空的限制、阻礙,儒家思想可以說是人類共生共存的真理,自然不受時間變遷的影響,亘古常新,所以孔子被稱爲「聖之時者」。
美國近代曆史哲學家杜蘭博士(DR.Will Durant)對儒家思想的觀察最深,在其所著Our Oriental Heritage壹書中說:「中國曆史可以孔子學說影響來撰述。孔子著述,經過歴代流傳,成爲學校課本,所有兒童入學之後,即熟讀其書而領會之。此一古代聖哲的正道,幾乎滲透了全民族,使中國文化之強固,歴經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墜;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響而作改造。即在今日,猶如往昔,欲療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墮落、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産生的混亂,其有效之方,殆於過於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的薰陶。」近來西方學者和杜蘭博士持相同見解的,尚有其人,即如十餘年前索忍尼辛在哈佛所講的「一個分裂的世界」,就有許多論點與儒家思想相通,他主張精神物質的平衡,以矯正社會的物質偏差,正是中國所崇尚的中庸之道。這些都可證明儒家思想的確具有新時代的意義。
現在我要把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息息相關之處,作一簡單的說明。孫中山先生最初僅說自己所持的革命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後來對俄國代表馬林的詢問,才明白的說:「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所以在講演民族主義時,則說:民族思想是我國祖先所遺留,民族主義只就所遺留者發揚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儒家的民族思想是嚴夷夏之分,主張民族國家的統一,國父亦多採用而更加充實,而對外國則采興滅國,繼絕世,使之共生共存,民族平等。在講民權主義時,對於儒家的天下爲公及民本思想,幾乎完全接受。在講民生主義時,則完全採用儒家的仁政思想,所謂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中心觀念,正是孔子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說:「諸君或有不明白民生主義是什麽,不知道中國幾千年以前,便老早行過了這項主義的,像周朝行的並田制度,都是民生主義的事實。」凡此,均足見儒家思想是三民主義的本源。我爲更明確的說明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當就倫理、民主、科學三方面,分別敘述儒家思想的時代意義。
二、儒家倫理道德的時代意義
儒家思想重視倫理道德,因爲人的四周盡是人,其相互關系甚爲複雜,歸納之爲五大類。其上下的關系,在內爲父母子女,在外爲君臣(即今之所稱長官與部屬);其前後左右的關系,在內爲夫婦及兄弟姊妹,在外爲朋友;其餘的可照輩份、地位、年齡的不同,比照歸人五類之中,儒家稱之爲五倫。這五倫關系,古今相同,人與人間相處之道,叫做倫理道德。倫理道德的稱謂,孟子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禮記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在《大學》中申述止於至善時,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其他用之於倫理的德目大同小異,其基本精神皆歸於仁愛。
自從漢武帝尊儒以後,以儒家仁的教育爲中心,歴代教育皆以明倫爲主,未嘗稍變。到了現代,孫中山先生主張恢複中國固有的道德,提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爲救國的道德,所以民族主義以倫理爲基礎,而以仁愛爲民族倫理所發揮的極致。後來又增加禮義廉恥四維以配合八德。在四十年前,我擔任教育部部長時,規定以禮義廉恥四字作爲各級學校的共通校訓,作爲各級學生的訓育目標,當時風行全國,對於加強抗戰精神,確曾發生相當的效用,所以直到現在,各級學校的校訓,還沒有變更。目前的倫理教育是必須堅持這一民族精神、民族大義的武器,才能複光中華民族。
德儒萊布尼茲(Leibnitz)說:「中國人在實踐哲學方面超越吾人,對於人類生活行爲與利益,曾設想一套倫理政治的法則。」實則所謂倫理是人類生活的正當方式,不是聖賢要這樣設想,是天地間自然之理應當這樣做,如同順道走路一樣,所以叫做道。孔子教人學道的次第,是博文約禮,博文是方法,約禮是實行,其要旨在於求仁。求仁就是做人所應做的事,假使人類不能從自身的努力去發展人的特性,則仍將退化複歸返於禽獸了。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求生存原爲人類進化的原動力,一旦飽食暖衣,生活無憂,自會由飽暖而思淫慾,將人與人間的正常關系搞亂七八糟,倫常乘謬,爭奪殘殺的獸性複起,勢必近於禽獸。
我在《人理學研究》一書中,認爲倫理道德是人理學中極重要部份,故曾再三說明:倫理爲維系人類生存的要件,倫理存,則人人具有集體生活的條件,有團結互助的基礎,因之,社會有秩序,家庭享和樂,國家致安甯。否則倫常既失,人各爲私,國家社會遂成爲一盤散沙了。所以政治的第一要務在「正人倫」,教育的第一要務在「明人倫」,實以道德的實踐,在於人倫的端正,人倫既正,道德始立,道德既立,國家社會始有賓士安甯之日,儒家倫理道德的時代意義即在於此。
三、儒家民主思想的時代意義
儒家的民主思想是早已有之,所謂「民爲幫本」、「民爲貴」的民主觀念,隨著道統一脈相承,成爲儒家思想的特質。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與獨立,孔子道倡「有教無類」,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使能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又主張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就是民主政治。孟子更大膽的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唐宋時代實行科舉制度,使全國人士公開競爭,這就是應用考試制度,以達成選賢與能的目的。歴代治權大都掌握於相臣之手,讀書人只要敦品勵行,自可出類拔萃,參與國家的政治,所以歴代政治雖治亂相承,卻始終建築在儒家仁愛的基礎上。爲政首要,在得民心,民心之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孟子早已說明此意:「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有心斯得民矣。」後儒甚多相似的言論,至清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則民貴君輕的思想益彰。所以人們認爲《明夷待訪錄》比之盧梭的《民約論》早一百年,而思想更切實偉大。
其實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啓發而産生的。自從利瑪竇等傳教士來到中國,《論語》及《大學》、《中庸》的拉丁文譯本在巴黎出版,當時歐洲各國學者大受影響,認爲中國文化是公正的、仁愛的,中國政治制度是高明的、完善的。再經福祿特爾(Voltaire)及重農派對孔子的推崇闡揚,成爲推倒中世紀以來封建社會下貴族政治的武器,終於掀起美、法兩國的大革命,世局爲之創新。1942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說:「中國哲學與其國民性的趨向民治,對於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的影響。美國建國之初,若幹賢哲倡導革命,奠定憲政,其信仰與作風,直接挹取於歐洲,間接導源於中國。此種文化因緣,美國人士現多茫然無知。」又說:「中國文化實爲啓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爲創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動力。」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本爲同一潮流,法國革命文獻中的1795年法國憲法載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欲人施己,先施於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儒家民主思想的時代意義了。
四、儒家科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我主譯英人李我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一書,覺得此書對於中國科學的成就,鉤玄探幽,推崇備至,至足令人感佩;然而在其「儒家與儒學」一章中,竟否定儒家對於科學的貢獻,則不無遺憾。在此書節本第二冊的前言中,我曾簡略的說明儒家的科學思想,認爲儒家原以心物並重、仁智兼賅立教。在《大家》一書中,格物爲一切之首要;在中庸則以盡物之性,緊隨盡人之性之後,而在治國平天下的九經中,又列來百工爲一經。中國古代人民除經營農業外,僅有關於食衣住行育樂的日用必需手工藝品,不若現代大量生産的工業。
周禮考工記說:「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考工記與中庸都重視百工之事,其目的實用,而禁止淫巧無益之作,其獎勵工業的方法,「日省月試,既稟稱事」,與現代工業科學注重研究發展及提高技術人員待遇之道,完全符合。可見時有古今,道無二致,惟歴代大儒多僅注重盡人之性,而忽視盡物之性,以致有今日科學工業落後。不過李氏對於宋儒有關科學及宇宙論的理論,甚爲推許,並且明白指出朱熹的自然有機體論對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的影響甚大,使現代自然科學由機械的宇宙論進步到有機的哲學時,世界學術遂突然踏入達爾文、菲理沙爾(Frazel)、巴斯德(Pasteur)、斯柏曼(Spemann)、浦郎克(Planck)和愛因斯坦(Einstein)的時代了。他特別指出這條思想路線,由懷德海(Whitehead)至恩格斯(Engels)、黑格爾(Hegel),回溯到萊布尼茲,而萊布尼茲的思想是來自朱熹。這是西方人士所未知的文化線索,可知儒家科學思想的影響至爲深遠。
二十世紀是科學技術的大時代,科學爲人類增加福利,但亦引起了許多嚴懲的困擾及危機。這就由於現代科學偏重物質,人被物質所誘惑、所陶醉、所催眠,道德愈日趨墮落。我們儒家的科學思想是心物並重,仁智兼賅,認爲科學的發展必須以倫理道德爲基礎,才能有益無害。
五、儒家的王道文化是救世良藥
由上所述,可知儒家的王道文化,終必成爲人類所瞻望的燈塔。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應足以喚醒世人,使知僅憑武力與金錢,不足以解決世界問題。人類的幸福,全憑去私心存公道一念之轉,亦即道德二字的真義所在,不和不平的事實既存在,世界安有和平的前途?儒家思想歴史悠久,累積數千年先聖先賢所得的經驗,對人文科學研究最精,遠勝於人,爲人類之廣生和長生計,既知不能憑財,更知不能憑力,必須憑德,文化始有其真基礎。故儒家思想有德本財末的昭示,有王道勝於霸道的信念,我們若能遵守此一昭示,確立此一信念,則儒家王道文化複興之日,即爲人類幸福共享之時。我們當確信儒家思想具備有時代精神,繼續努力於複興民族文化,終能爭取最後的勝利。
記得前清英國大使朱爾典在他返國時,路過福州;當時曾留英的著名文學家和海軍將領,他的好友嚴複先生正在福州基地,獲訊後,嚴氏登艦前往送別,談及國事,因擔心中國已面臨滅亡關頭而傷心淚下。朱爾典即答覆說:「中國不會滅亡,因爲中國有一大寶藏,只要能固守堅持,善加利用,中國不會滅亡。」他更進一步說:「我憂慮的倒是歐洲的前途。」嚴氏驚奇的問「什麽寶藏?」朱爾典答覆說:「四書五經。」數千年來我們的民情習尚,不用詞費,盡人皆知都是四書五經的智慧和教訓所鑄成的。從朱嚴二氏的談話中,可以明白一位深思客觀的外國朋友,以以實際和批判的眼光視察了中國歴史的演變後,都可以得到這私一個結論;中國民族的一致性,中國的文化文明所經曆的艱難困苦,都證明其先天的卓越越性,是在亞洲各鄰國中所獨具的,且常是征服了、同化了那些曾征服中國的民族。
再回頭看七十年代的歐洲,便顯出這位英國人士的眼光是多私的遠大而正確。這一段話對於青年是正確的指示,正可說明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儒家思想是重視人生的責任與意義,所以吾人須光大一己的生命,以求仁道的發揚;貢獻一己的智能,以增進全民的福利。成己的目的在成物,吾人自宇宙取得智慧、智識、經驗,集於個人而成己,當複用之於成物,大公無私,視人如己。且應多取多得,使一己的條件愈爲充實,其爲人類作更大更多的貢獻,這是人生的責任,人生的意義亦即在此。希望由成己以成物,發揮儒家思想的時代精神。儒家的救也精神,因而愈見弘揚,中華民族幸甚,全世界人類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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