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最後日子，我把他扔在了醫院
A08版
我家多年來都訂《新文化報》，但從爸爸過世後我對每期刊登的「懺悔錄」都不敢看了。老伴兒也勸我別看，因為我邊看邊哭，我心臟病很重，總傷心對身體不利。但後來我忍不住還得看，不等看完就想起爸爸最後的時候我把他扔在醫院裡的情景……
我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寫這篇文字的。我希望做兒女的在父母健在的時候要及時行孝，這樣父母百年後也不虧心。千萬別像我一樣，在心裡留下永遠的傷痛和終身的遺憾。
一
先得從我爺爺說起。我爺爺出生在遼寧瀋陽，那時是民國時代，太爺爺哥兒仨守著爺爺一個男丁，非常溺愛。舊社會重男輕女，指望男丁傳宗接代。後來太爺爺哥兒仨一起出錢，供爺爺讀書，爺爺的字寫得可好了。
奶奶是童養媳，4歲到爺爺家，養到16歲和爺爺圓了房。爺爺奶奶共養育了三個兒女——爸爸、叔叔、姑姑。聽爸爸說，他小時家裡很窮，奶奶特別會過日子，省吃儉用，好幾年才存了一點錢。後來奶奶病了，是蛔蟲膽囊炎，不到醫院去治，請人跳大神，結果錢沒了命也沒了。奶奶死後爺爺不管家，爸爸哥兒仨沒人管。爸爸當時只有14歲，只得到織襪廠當學徒。學徒期間工資特別少，根本養活不了叔叔和姑姑。哥兒仨吃了上頓沒下頓，勉強活了下來。
後來日本鬼子來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難過了。鬼子到處抓勞工，爸爸也被抓去了，抓去的勞工都送到煤窯里幹活。鬼子拿中國人不當人，每天吃的是橡子面，要干十七八個小時的活，勞工死傷無數。有的勞工就想辦法跑，爸爸也跑了，但沒跑成，還是被鬼子抓了回來。抓回來當天就打死了兩個人，這把爸爸嚇壞了，乞求他們說「不跑了」，可鬼子還是用鎬頭把爸爸的腳踝骨打壞了，還往爸爸鼻子里灌辣椒水。因此爸爸腳上留下一個大包，鼻子也坐下了病，得了很嚴重的鼻炎。後來，爸爸又跑出去加入了八路軍。叔叔也參加了八路軍，在解放海南島時犧牲了。姑姑被鬼子糟蹋後，自殺了。
媽媽17歲嫁給了爸爸，爸爸比媽媽大11歲。長春解放後，爸爸轉業到市新華印刷廠，先是搞肅反工作。國民黨撤退時在全國各地潛伏下很多特務，進行破壞活動，爸爸就到各地去調查這些有重大嫌疑的人。這期間，爸爸遇到過不少危險。聽爸爸說，有一次，他到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去查一個人。當天晚上，村支書給他送來了晚飯，是一塊鹹菜和一碗白開水。爸爸在門前和村支書正說話，突然從房上滾下來一塊大石頭，幸虧爸爸躲得快才沒有砸著。就是這樣，爸爸也堅決地把黨交給的肅反工作完成了。肅反工作結束後，爸爸就回到廠里。他在廠里工作也很出色，每年都被評上勞動模範。勞模會上戴著大紅花，還發獎品，特別光榮。
我出生在新中國成立那年。後來母親又生下大妹妹，比我小兩歲，幾個月大時得腦炎醫治無效夭折了。大妹妹死後就剩下我一個孩子，爸爸很愛我，給我吃水果都是用小插板把水果插成沫後煮熟了吃。有一次，父親抱我到鄰居家串門，鄰居家正在吃飯，就喂我吃了一塊肥肉。父親趕緊把我抱走，從我嘴裡把肥肉摳出來。父親認為小孩吃肥肉對身體不好。
接著，媽媽又生了兩個弟弟，爺爺也從瀋陽回來了。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老百姓吃供應米，大人37斤，小孩就更少了。我家人口多，不到月末就沒糧吃了，媽媽只得偷偷到黑市去買角瓜。角瓜洗好切成片放在鍋里煮，然後再放鹽和少量玉米面，做成粥吃。
1958年，爸爸由一名工人轉成幹部，並調到八里堡製革廠當廠長。全家也由南關區搬到了八里堡居住。在以後的日子裡，媽媽又生了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已是八口之家了，生活上的艱難也是可想而知。
又過了幾年，我和弟弟妹妹們漸漸長大了。我已15歲，也懂事了，想找一個工作幫家裡減輕負擔。離我家10里地有個菜窖正招工人，但得夠18歲，我就多報了3歲，和我鄰居家一個小姐妹一起去的。因離家太遠，就在宿舍住，吃食堂里的飯。我們的工作是在地下室里修菜，然後再碼成菜垛，還要把新拉來的菜背到地下室去。每包菜都有七八十斤，用草袋子裝的。有一次我背菜時沒走幾步就被壓得摔倒了，把腿都摔破了。如果幹活不好就得被開除，因我幹得好就一直等到菜快賣沒了才回家。回家後我又找了個活兒，到黑嘴子鋼廠去當搬運工，就是兩個人抬一個鋼架子，抬到很遠的地方。我也是在那裡吃住，每個月發工錢了才回家一次。由於我歲數太小，鬧出了很多笑話。有一次，我回家沒有跟大家一起走，結果迷路了。半路上一隻狗追我，我在慌亂中把前面的河當成大道了，結果掉到河裡。幸虧河水不深，我掙扎著爬上來了，但跑回家就發燒了。從此，爸爸不允許我再出去打工。
二
1965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由於父親是國家幹部，得起帶頭作用，我於1965年5月25日響應號召下鄉了，地點是雙陽縣劉家公社劉家大隊孫家生產隊集體戶。戶里男女生共12人，大的二十一二歲，我最小，才16歲。
下鄉後的第三天，我們就跟社員到地里幹活了。隊長在早上三點鐘就敲響了上工鍾，我們以為隊長和我們鬧著玩呢，根本不知道農民天一亮就得出工幹活。我們不會幹農活，地也鏟不好，社員鏟完一塊地就走了，到別的地塊去鏟，每塊地都給我們留壟。每條壟有二里地長，我們幹活跟不上，結果越落越遠。等我們好不容易把這塊地鏟完，卻找不到他們了，只得回到戶里不幹了。隊長馬上就回來找我們，嚇得我們全藏起來了。在戶里，糧食也不夠吃，大伙兒給編了個順口溜：「一人一碗另一勺，回來晚了撈不著。」
我這人天生愛上火，在集體戶里待不習慣，結果嘴和舌頭都嚴重潰瘍，不能吃飯和說話。可我回家後就會慢慢地好了，後來我就總回家。家裡多了一張嘴，糧食更不夠吃了，媽媽就用手推車到戶里取我的口糧，來回得走200多里地。
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在農村待了幾年，後來全都想辦法回城了，就剩下我和另一位女同學。
1966年，轟轟烈烈的「文革」開始了，到處都是紅衛兵、造反派，大字報貼得滿街都是。爸爸也被定成「走資派」，白天要批鬥，脖子上掛著個大牌子，晚上不讓回家關在地下室里。地下室的窗戶在地面上露出一半，媽媽領著我們在圍欄外面看爸爸倒在地上，一動不動，我們的心都要碎了。
我歲數小，不理解「文革」是怎麼回事。爸爸工作了這麼多年，一直都是個好人啊！我記得非常清楚，爸爸當上廠長後，廠里有個科長給我家送過幾次禮，都被爸爸拒絕了。大弟弟在國營商店撿到一個錢包，裡面有15元錢、兩斤糧票，還有一張照片。大弟弟拿回家後爸爸就把錢、糧票和照片都送到委主任那裡。那個年代15元錢等於現在的1500元錢，不是小數目，可爸爸絲毫不為所動。爸爸的身體本來就不好，在新華印刷廠工作時為支援抗美援朝，在廠里炒麵三天三夜不休息，連嗆帶累再加上感冒發燒，得了肺炎，後又變成肺結核，嚴重到了三期開放。這個病難治，每年都要住院，遭了不少罪。這樣的爸爸怎麼能變成一個走資派呢？而且還反黨、反人民？
我特別生氣，就給廠革委會寫了一封信。我記得信里有這樣幾句話：「我爸爸十多歲就參軍，貧農出身，共產黨員，你們反而說我爸爸是走資派，你們這是胡說八道！」
信郵到廠里，把革委會主任氣壞了，調查了幾天想到是我，就把我叫到廠里讓我寫幾個字對筆跡，結果對上了。但他只推搡了我幾下，沒把我咋地。
三
1970年3月14日，爸爸走「五七道路」，全家下放到農安縣新劉家公社劉家店大隊孟家窩棚生產隊落戶。父親是帶工資下去的，被安排在大隊工作，我也把戶口從集體戶遷到父母家，並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我爸爸下去之前，有一個科長先下去的，他把我介紹給一個大隊幹部。我當時沒有看中這個人，爸爸說他是貧農、共產黨員、轉業軍人，我就聽從了爸爸的安排，和現在的丈夫認識了一個半月就結婚了。那是當年的5月1日，我草率地完成了自己的終身大事。
丈夫家關係很複雜，老家原是關里的，有公公、婆婆、大姑姐、大伯哥。公公是木匠，手藝好，關里的日子難過，就到關外來了，婆婆和一雙兒女還在關里。公公來到長春後幾年也不回家，婆婆就帶著兒女來找公公，就這樣又生了我丈夫，一家人在長春生活了下來。
我丈夫5歲時，大伯哥和公公都餓死了，婆婆帶著大姑姐和丈夫半夜一路逃難到農安縣的孟家窩棚，與我現在的公公成了親。公公原有二兒一女，婆婆帶來一兒一女，到他們家又生了一兒一女，照老話說這是三窩，所以我婚後過得並不好。結婚當年我就懷孕了，因丈夫不是公公親生，秋天我們就分家了。家裡有三間土房、兩口豬（一大一小）、200元欠款，結果給我們分了120元欠款、一口小鍋、一個蓋簾當鍋蓋，兩個碗兩雙筷子一個盆。這就是我和丈夫的全部家當。
分完家後先讓我們住裡屋，一間屋連住人帶做飯。那個地方是鹽鹼地，每塊地里都有一大片不長莊稼，所以生產隊也窮，社員幹了一年掙的工分還不夠買口糧的。每家的生活費用就靠賣一口豬，一口豬賣不上100元錢。社員家都是人很多，做棉衣服都看不到原色，全是補丁摞補丁。我兩年之中生了兩個孩子，生完老大身體還沒康復就又懷老二，嚴重缺乏營養。老二生下時特別瘦，皮包骨，出月子後孩子有病到大隊衛生所去打針，醫生得把皮拉起來打，不然就扎到骨頭上了。我的奶也不夠吃，因此孩子們的身體都不好。
1972年5月，爸爸單位來調令，爸爸要調回原單位，還擔任廠長。正值「五一」節，我和丈夫一人抱一個孩子回娘家。爸爸把我叫到另一個房間和我談了一次話。爸爸說：「我們要回長春了，你怎麼辦？」我問爸爸：「啥意思？」爸爸說：「農村很窮，你留在這裡得受一輩子罪。我當時欠考慮，認為全家都回不去了，所以才讓你結婚了，沒想到還有回去的一天。我們不忍心你受罪，希望你和全家一起回去。」但是，爸爸讓我必須得離婚，把兩個孩子給丈夫留下，因為我歲數小，回到長春還要找對象。爸爸讓我自己想清楚，因為這是我人生的重要選擇。
媽媽做好飯叫我吃，是麵條。我端著碗眼淚掉到麵條里，一口也吃不下。回頭看看兩個孩子，大的14個月，滿炕爬，小的才兩個月，還不會翻身，我怎麼忍心把孩子扔下？再說，我結婚時丈夫已是大齡青年——農村男青年二十三四歲已是結婚最晚的年齡，過了這個歲數就沒人給了。我要是走了，丈夫怎麼辦？孩子怎麼辦？就是丈夫能找到對象，後媽會對我孩子好嗎？我就是回到長春過上好日子，能安心嗎？所以，我不能和他們回去。
爸爸帶著全家一走，我的日子更不好過了。以前爸爸每月還給我5元錢，這5元錢幫我家解決了不少問題。我家一到七八月份就沒糧吃了，只能吃土豆。苞米剛長粒，每天掰兩穗給大兒子吃，不能讓他光吃土豆。大兒子只吃了四個月的奶，身體很瘦弱。我白天養豬養雞、做針線、看孩子、做飯，忙得團團轉，晚上倒在炕上睡不著覺，想想自己在這裡過的苦日子，想走又不能走，過又過不了，就心煩；我又是個愛上火、愛生氣的人，於是就天天晚上哭。慢慢地，就頭痛頭暈，虧氣虧血，手指甲都是白的，一點血色都沒有。我的精神也出了問題，一件事能說20遍，自己還不知道。
我媽媽到我家來看我這樣，想帶我走我不幹，就帶我到衛生院去看病。醫生說這是精神分裂症，再發展下去就是精神病。媽媽就去公社找知青辦，後來公社指示大隊給了我一年一次的救濟款，每年15元錢。公社又辦了個知青飯店，為了照顧知青的生活，飯店全用知青，後來我也進了飯店。飯店是自負盈虧，第一個月開了36元錢，到家不知怎麼用，心都亂跳，因吃的也缺，穿的也缺，蓋的也缺，總而言之什麼都缺。後來集體戶最後一位女生也回城了，集體戶房子就給了我，那可是全大隊唯一的磚瓦房。我丈夫也被調到大隊去做飯，也掙現錢。我家條件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病也慢慢好轉了。
1982年，聽說在農村結婚的知識青年只要離婚就可以回城，我為了兩個孩子不在農村種一輩子地，我也要回城。於是，我勉強說服丈夫辦了假離婚，孩子和財產全歸我。為了這件事，婆婆和大姑姐罵丈夫缺心眼兒。 又過了兩年，丈夫以投親的名義把戶口也遷到了長春。
四
爸爸歲數大了，也離休了，身體一直都不好，每年都需要住院，每次都得住一個多月。都是我去照顧，一天二十四小時吃住在醫院。弟弟、妹妹們都做買賣，沒有太多時間。
2001年，爸爸在醫院做檢查，醫生說他肺部有一個陰影，但沒有確診。我就告訴了大弟弟。大弟弟說就是腫瘤也沒辦法，爸爸已經90虛歲了，也不能上手術台了。不久後爸爸的腿就不能走路了，到醫院查出了腫瘤，長在肺門上。大弟弟也不知道問了哪個醫生，說必須得做伽馬刀，就是用激光把腫瘤封住，不讓它長，不然就得把肺門堵上，喘不上氣就會被活活憋死。所以，大弟弟就把爸爸轉送到一個專科醫院做伽馬刀。伽馬刀一共得做10次，可爸爸只做了7次就受不了了。沒做之前頭腦還清醒，做了之後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後來爸爸就住到了汽車廠職工醫院，我負責護理。
一開始，爸爸和五六個病人一個病房。隨著爸爸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經常鬧，醫生怕影響別人，就把他送到了單間。爸爸腿不好使，卻總要下地，我抱不動他，有時就把丈夫也叫到醫院和我一起照顧。爸爸只能吃一點粥，每吃幾口粥，都要嗆，一嗆就上來氣，咳個不停。我特別怕喂他吃飯。
爸爸病情越來越嚴重，有時從晚上一直叫到天亮，一分鐘也不停，天亮時他的嘴已合不上了，臉煞白煞白的。他還總拽吊瓶，有時我一眼沒看住，他就把吊瓶給拽下來了。
剛開始照顧爸爸那段時間，我心裡明白這是爸爸最後的日子，我總哭，怕他離開我，對他的照顧也十分細心周到。我每天都給他泡腳、擦身、按摩。後來他鬧得厲害了，我的精神也要崩潰了；再加上我有冠心病，心絞痛，就有點煩了，生氣了，甚至認為他不是病，而是鬧。我年輕時跟丈夫鬧彆扭，生氣了就拿刀砍我自己。而我跟父親生氣的方式就是心煩，不願意照顧他了。
有一次，他連續兩天不睡覺，連連喊帶叫的。我就氣得不管他了，自己倒在椅子上睡覺去了，任他鬧。他不是嗷嗷喊嗎？半夜十一二點鐘，護士聽到喊聲開門進來了，護士有備用鑰匙。
還有一次，他在床上坐著坐著就昏迷了，一直昏迷了一天一夜。見他不喊了也不鬧了，我就把毯子給他披上，把床欄給他固定好，不讓他掉下來。他以前也經常有這種情況，只是昏迷的時間都沒有這次長，而且都是躺著的。以前，我總是給他翻身、按摩，這次我沒有管他，只顧自己歇著了。我想：爸啊，你就在這兒坐著吧，好好打吊瓶，也讓我消停消停，你可鬧死我了。等爸爸醒過來之後，我給他換尿不濕時，發現他的臀部都有褥瘡了！
這時候，另一個病房的護工找到我，對我說現在有一個護工是照顧院長媳婦的，剛下來，問我用不用，晚了就被別人搶去了。於是，我決定讓這個護工替我照顧爸爸。錢不夠我又退了幾天的飯票，勉強給護工先付了兩天的工資。在走之前，我把爸爸全身都擦洗乾淨了，然後我就狠心地走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夜裡，我好像做夢剛醒了一樣，自己也不理解為什麼要走，爸爸病得那樣重，我怎麼能忍心扔下他？怎麼能把他交給別人？我後悔得要死，第三天早上三四點鐘我就回到醫院。一進病房，我就奔到爸爸床前，這時我看到爸爸睜開了眼睛，用絕望的眼神看著我。看著爸爸憔悴的面容，一瞬間我的心就像撕裂一樣的痛，眼淚奪眶而出。
我掀開被子……我只有兩三天不在，爸爸的身體就瘦了一大圈兒。這時爸爸說話了，他已很久不說話了。他說：「我小便疼。」原來是護工因父親總小便，就用塑料袋給扎到小便上了。我忙把塑料袋給解了下來，還和護工鬧了一場。當天下午，爸爸的氣管里有痰，我找護士給吸痰，發現吸出的痰里有血。我認為護士把爸爸的氣管給扎壞了，又和護士鬧了起來。
我那天在醫院住了一宿，第二天晚上又回家了。我明知護工照顧不好爸爸，還是把爸爸扔給了護工。
後來我又去醫院一次，待了一天。那時弟弟妹妹們也都常來醫院了。大約在請護工的第八天，爸爸就不行了。大弟弟打電話讓我丈夫和兒子過去，不讓我去。因為他聽護工說了我在醫院鬧的事，認為我精神不太好，犯病了。
爸爸是在2002年正月初四上午10點多鐘走的，91虛歲。
爸爸被送到殯儀館，三天之後火化。在殯儀館告別時，我用孝布把眼睛蓋上了。我沒有勇氣面對爸爸，害怕看了以後永遠忘不掉爸爸的面容，心裡受不了。
如今，我與爸爸已是陰陽兩隔，卻時常想起爸爸慈祥的面容。在街上遠遠看見個老人很像爸爸，明知不可能也要跟上去看看。上班不敢從爸爸生前的單位門前過，寧可多走一段路也從別處走，不然爸爸上班時的情景歷歷在目，忍不住一陣陣心酸。心靈上的悔恨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我，令我苦不堪言。
這事我在心裡坐下病了，過不去了。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人生只是一個過程，過程以外，什麼都不能留下，包括人們十分注重的名譽、地位、財富。世間沒有什麼比親情更寶貴的東西，它無價，金子也換不來。今年清明給父母上墳，燒香、擺供品、給父母鞠躬……這些上墳的程序完畢後，家人都先走了。可我不走，我跪下給爸爸磕頭，跟爸爸懺悔。我說：「爸爸，我不孝，我對不起您！我怎能把您扔給別人呢？您白心疼我、白養我了！您最後那幾天我怎麼就堅持不下來了呢？！」
小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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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市人民大街6906號新文化報社副刊部「捫心」（1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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