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首府」：曾經作為江蘇省會的蘇州丨近代史論語

以今天來講，江蘇省的「省會」固然是南京；但就歷史來講，其「首府」應該是蘇州。揚子江割裂了江蘇的自然境域和人文融合，但這似乎並非僅僅是天然環境造成的局限，其中可能有著人為的分治理念。

目前許多文章（尤其是網文）多談及這一問題，但總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大概差不多二十天前，碰到一些雜事頗不順利，憤懣之餘寫字療傷，於是有了這篇看似散亂但滿滿都是乾貨的輿地文章。

1.

每個省市似乎都有一些謔而不虐的外號，比如，江蘇就被稱之為「大內鬥省」。熟悉內情的朋友都知道，「內鬥」可能不過是句玩笑話，而若以長江為界而分南北的話，那麼蘇南蘇北的地緣隔閡和人文隔閡確實很深。

這當然首先是由自然地理條件決定的。江蘇境內，橫跨長江的幾座大橋，除了著名的南京長江大橋外，其餘的潤揚、蘇通等，是近年來才貫通的。也正是地理條件的局限，蘇南蘇北之間的鐵道線也很少，兩地之間的直達班車更少。

除去這個自然地理因素，還有一個人文地理因素經常被人忽略，那就是蘇州雖然長期作為江蘇的省會，但其管轄範圍恰恰只在蘇南，而整個蘇北地區由駐節南京的兩江總督直管。也就是說，咱們江蘇，事實上在民國之前，整整明清兩代從未真正屬於同一省政範圍。

這事兒先要從明朝初年說起。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於隴畝之間，手提三尺而以布衣定天下，當然自得於「天命所歸」。他尤其將兩個地方視為「龍興之地」，特別注重其安穩富庶。一個當然是鳳陽，他出生於此，成長於此，又投軍於此，因此鳳陽可以說是其發跡之地。

另一個就是南京。

元代的南京叫作「集慶」，朱元璋領兵攻下之後，改名「應天府」。當時朱還算是小明王韓林兒麾下的一名高級將領，但「應天府」之稱暴露出其不臣之心。因為北宋曾設應天府（於商丘），定為南京。也就是說，凡叫這個名字的地方，隱然已經成為了國家的另一個首都。果然，朱元璋自立為皇帝而創建明朝後，定南京城為首都。有明三百年間，南京（也就是應天府）一直是全國事實上或名義上的首都。

朱元璋去世後其嫡孫建文帝繼位，沒幾年就被叔父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趕走，不知所終。（後來有研究說他長期隱居於蘇州木瀆的穹窿山，託庇於道衍和尚姚廣孝而善終，這是後話。）朱棣曾封為燕王，長期坐鎮北平，對那兒比較熟悉。其篡位後，逐漸將政治中心北遷，將北平改名為「順天府」，定為北京。此後明清兩朝，北京一直以「順天府」的名義而成為中國的首都。

朱棣的臨時性遷都到他兒孫手裡逐漸固定，於是，應天府仍作為陪都而設六部等中央政府機構。朝廷將其畿輔重地設「南直隸」，以拱衛南京。為管理南直隸這塊廣闊又富饒的長三角區域，朝廷設立兩位巡撫，所命名的依據當然是朱明王朝的龍興之地：鳳陽巡撫和應天巡撫。

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兩位巡撫的駐所應該就是鳳陽和應天（南京）。其實不然。因為鳳陽交通不便，因此實際上鳳陽巡撫的駐所是今天的泰州。而因為南京也算是陪都所在地，不應再設省會，因此應天巡撫的駐所改到了蘇州。

再說轄區。南直隸的整個行政管區，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安徽、江蘇、上海。鳳陽、應天二巡撫，正好「劃江而治」，一北一南。也就是說，鳳陽巡撫的管區是今天江蘇和安徽的江北部分，應天巡撫的管區是今天的蘇皖江南部分和上海市。

到明代中後期，除了官方文件，「應天巡撫」這個名詞已經漸漸消失了，民間一般都稱之為「蘇州巡撫」或「蘇松巡撫」——「松」就是松江府，同樣是經濟實力能夠同蘇州比肩的吳越重鎮。

蘇州巡撫衙門，就在今天的書院巷，明清兩代都是如此。其舊址原為鶴山書院所在地，明代永樂年間改為衙署。自明宣德設巡撫到清末，近五百年間曾有不少名臣治事其中，諸如周忱、海瑞、湯斌、梁章鉅、張伯行、林則徐等。

就行政區劃來說，明朝的蘇南皖南算是一體。按照自然地理來說，由徽州山區而進入平原，一般都會沿新安江北上而到達杭嘉湖，因此，杭州同徽州的地緣關係理應更加親密。但是，由於明代的徽州同蘇南算是同一省份，因此，大量徽商循此政治地理界限而遷居蘇州，一直到清代還是決定我們蘇州經濟命脈的重要力量。這是政治（行政）地理高於自然（人文）地理的顯然的例證，可惜之前研究的人不多。

到了清初，朝廷當然要廢除南京的首都地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應天府」也只能改為江寧府（從此，「南京」只是個民間習稱而不再是官方稱呼）。既如此，「南直隸」也就改稱為「江南省」了。清廷在南京設總督，總綰江南、江西兩省的軍政民政事務，被通常稱為「兩江總督」。

2.

到康熙六年（1667）——這是個劃時代的年份，至此，江蘇省正式誕生——朝廷分江南省為二省。西半部有安慶府徽州府，因此叫「安徽」；東半部有江寧府蘇州府，因此叫「江蘇」。

——但是，在清廷官方文件中，「江南省」雖一分為二卻並未廢除。理論上來講，蘇皖在清朝並不是單獨省份，不過是「江南省江蘇部分」和「江南省安徽部分」罷了。

在應天府改名為江寧府的同時，應天巡撫也改名為江寧巡撫，駐地仍是蘇州。到1667年江南分省，江寧巡撫也改為「江蘇巡撫」。照說其權力範圍應該延伸至整個江蘇轄區了吧？但朝廷仍然一因其舊，還是管理今天除了南京以外的蘇南部分和上海市。也就是說，自此之後的江蘇巡撫只是半個省長，一直管轄的就不過是半個江蘇。

清廷的地方行政模板沿用明朝模式，還是總督→巡撫→布政使這三級管理制度。江蘇巡撫手下的布政使也只能管轄蘇南上海，因此全稱是「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其轄區是江南省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太倉直隸州。

而江寧府（南京）和蘇北的最高長官，是兩江總督。江督名義上位高權重，在政治上僅此於直隸總督，而排位於全國督撫之第二。但其實權，也不過就是管個蘇北地區而已。他手下也應該有個布政使作助手。因此朝廷命安徽布政使常駐南京，協助江督管理蘇北民政財政。

這樣奇特扭曲的管理格局延續了近百年。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命安徽布政使回駐安徽省會安慶，並基於江蘇境內「錢穀殷繁、事宜眾多」的實際情況，在江寧府增設布政使一員，以輔佐總督。次年二月正式定製，駐江寧者為「江南江淮揚徐海通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簡稱「江寧布政使」——其轄區是江南省的江寧（南京）、淮安、揚州、徐州、海州（連雲港）、通州（南通）等地。

在清朝，督撫同城屢見不鮮，比如湖廣總督和湖北巡撫、雲貴總督和雲南巡撫同城而治。但是督撫分治一省，手下還專門配備布政使的現象，只有江蘇如此。在光緒之前，一般總督以軍政為主，切實管理民政並還只管得到半省民政的，只有兩江總督；同樣，作為巡撫而只有半省民政財政管轄權的，也只有江蘇。也就是說，我們蘇州在明朝是南直隸的省會之一，清朝是江蘇省的省會之一，六百年來，卻不過維持著「半個省會」的命運。

這當然不是清廷的顢頇迂腐，而是蘇南在政治、經濟、貿易、民生、財政、文化上，實在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蘇州一向是狀元淵藪，翰林之鄉。明亡之後，許多士大夫不願出仕，成了「遺民」。而清朝政體畢竟循前明慣例，以文治為主，地方主官多為讀書種子，對於這些遺老遺少頗為敬重。這就使得朝廷對於蘇南一直疑慮重重，認為非派精明幹練之大員不足以鎮住局面。而文網嚴密則必須集中能量，因此，蘇撫有限的時間精力就只能管理蘇南一隅了。

就經濟方面來說，隨著海外貿易的成熟深化，由歐洲商人帶來的銀元逐漸代替之前的銅錢和白銀，成為乾隆末年蘇南的通用貨幣。對於這新生事物，朝廷一方面保持謹慎的歡迎，另一方面也必須保持密切觀測，以避免銀元、銅錢、銀兩三者之間的兌換失衡導致米價飆升，影響全國的民生民心。因此，也需要那些精通財政的能吏坐鎮蘇州而監控蘇南。

江蘇這種「劃江而治」的格局貫穿了整個清中後期，強化了南京和蘇州各自的省會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江蘇各地的「省籍認同」。較之遠在長江以南的蘇州巡撫，江北各地顯然更親近南京省城；同樣，蘇南人民對江北府州既無交流接觸，也就談不上好感惡感。

一直到今天，因為歷史原因，江蘇省內居民因明清兩朝六百年隔膜，相互認同度仍然較低，可見「大內鬥省」由來有自。這大概也跟我們蘇州於清代只是「半個省會」也大有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