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會做事，不會做人：伍子胥悲劇人生解讀

談古論今 2010-06-30 19:50:11 閱讀13988 評論37 字型大小：大中小

在中國歷史上，亞父這一角色並不少見，從姜太公、管仲到范增、諸葛亮，綿延數千載。其中，管仲和諸葛亮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典型，不僅生前大權在握、得君行志，而且死後備極哀榮。而伍子胥和范增則是典型的反面典型，尤其是伍子胥，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賜死之後，連屍體也被投了錢塘江，不僅是杯具，簡直還成了餐具。而人們在談論到這一點時，往往對剛愎自用的吳王夫差大加伐撻，卻忽視了伍子胥自身的性格缺陷——從一定程度上來講，正是伍子胥只會做事、不會做人的性格，把他送上了不歸路，也葬送了吳國的霸業。

伍子胥和夫差並非沒有蜜月期，相反，在吳王闔閭伐越陣亡之後，作為前朝老臣的伍子胥輔佐新君夫差即位，君臣同心戮力，勵精圖治，一舉在對越復仇戰中取得完勝，把越王勾踐逼得率五千殘兵敗將退守會稽，越國亡在旦夕。

但也就是這次勝利，成了兩人關係的轉折點，由同心一志到反目為仇。吳王夫差旗開得勝，看到越國君臣在自己卑躬屈膝、甘詞媚語，殺父之仇一朝雪洗，不覺有點飄飄然起來。年輕氣盛的他又把目光轉向了老牌大國齊、晉，曾經橫行一時的楚國已被製得服服帖帖，越國也已匍匐在腳下。只要能乘勢壓倒齊、晉兩個老牌大國，那麼他夫差就可以過一把霸主的癮。所以見勾踐的越國服軟認輸，夫差就想罷兵，好集中力量北對付齊、晉。老辣的伍子胥一眼即看穿這是越國君臣的緩兵之計，極力反對議和，以有過氏伐夏不能斬草除根最終夏之苗裔少康反攻倒算中興夏朝的例子，勸夫差引以為戒，一舉吞併越國，永絕後患。吳王夫差聞言，禁不住笑了：「老先生你也太拿越國當回事了吧？他哪天不服我那天再拿他開刀不遲，留著正好供我春蒐秋獮時節練練兵也好。」伍子胥再次提醒夫差：越王這個人能吃苦，又善得人心，加上文種、范蠡都是不世奇才，錯過這個機會，只怕越國不容易對付了。笑納了越國美女的伯嚭不高興了，他心裡還想著那更美的呢。伯嚭摸透了夫差想稱霸的心理，趕緊湊上去拍馬屁：「古之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伯嚭的這幾句話意味深長，他講的是周王室禮樂文明的那套規矩，你夫差既然有意稱霸，總得有點霸主的樣子，那就應該帶頭尊王室，講規矩，不能胡來。所以伯嚭的這幾句話正中夫差的心窩，更加堅定了夫差將和的決心。就這樣，吳越達成和議。

從這時起，伍子胥的境況就不大妙了，他不僅與吳王夫差在戰略上產生了分歧，還與伯嚭這個見利忘義、顧家不顧國的小人結下了梁子。而伍子胥自己顯然對這一情況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一步步走向了鬼門關！

勾踐歸國後，重用文種與范蠡兩位奇才，自己卧薪嘗膽，發奮雪恥，君臣開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復仇計劃。而這一切，都瞞不過伍子胥。公元前490，齊景公薨，齊國本來就混亂不堪的政局更加動蕩，卿大夫爭權奪利，不把新立的國君晏孺子放在眼中。吳國素有「伐喪」的傳統，儘管這夫差夢想著稱霸，卻還改不了這一點。吳王夫差感到收拾齊國的機會來了，興兵北上，準備伐齊。舍勵精圖治之越而伐日益衰落之齊，伍子胥感到對吳國來說是戰略上的一大失誤，再次向吳王夫差進諫。從戰略的角度分別剖析了越國與齊晉和吳國的關係，指出與吳接壤比鄰、山川風土相似的越國乃心腹之患，而遠在千里的齊並不足以對吳國形成實質性的威脅，不過是癬疥之疾，勸夫差把心思放在對付越過上。豈不知夫差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念念不忘報仇雪恥的夫差了，為滿足自己國際風雲人物的虛榮，哪裡管得了許多？尤其是像伍子胥這樣前朝元老，老於自己唱對台戲，非得顯示自己多麼高明不可。事事都聽你的，還要我這國君幹什麼？夫差心中早已對伍子胥暗懷不滿，只是礙於面子沒說而已，對伍子胥入情入理的分析，他是一個字也聽不進去，一心憧憬著征服齊、晉，稱霸中原的美夢。所以伍子胥越是反對伐齊，吳王夫差越是要幹下去，以證明自己的決策是正確的，遂率吳精兵而出，與內亂不止的齊國戰於艾陵，大獲全勝。凱旋歸來，吳王夫差也就更加看不上伍子胥，以為他只是個過時的老糊塗。

初次伐齊嘗到了甜頭，夫差開始致力於經營北方，時不時的敲打一下鄒魯之君，儼然霸主。四年後，夫差再度伐齊，伍子胥又不合時宜的站出來反對，再次要求吳王改弦易轍，先滅掉越國。而把准了吳國命脈的勾踐君臣最希望看到的是吳國勞師遠征齊國，傾力經營北方。吳國國小民少，與齊、晉等大國相比，打不起持久戰，夫差致力於經營的霸業，其實是個美麗的泡沫。待到吳國與齊、晉消耗的差不多時，越國好乘虛而入，乘火打劫，在滅掉吳國的同時，也順手摘下霸業這顆桃子。所以他們把美女珠寶源源不斷地送到伯嚭家中，讓他把禍水引向齊、晉。伍子胥屢屢提起伐越的建議，等於絕伯嚭的財路，兩人矛盾激化。而伯嚭作為吳王夫差路線的堅定擁護者，正紅得發紫，夫差近乎對他言聽計從。在伯嚭的慫恿下，吳王日益疏離伍子胥，更加堅定地執行伐齊戰略。

到了這一步，吳王夫差與伍子胥在戰略上的分歧已經完全公開了。伍子胥的戰略是先滅掉越國，並其土地人民，既可掃除心腹之患，又可增強吳國的實力。後方穩定之後，再考慮齊、晉的事，「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屬於穩健務實派。而年輕氣盛的吳王夫差顯然不願走這條路，他看到楚、越新敗，元氣已喪。而齊、晉兩個老牌強國則內亂不止，卿大夫拉幫結派，一國分成幾個山頭，這是吳國稱霸千載難逢的良機。因此想利用吳國積累起來的軍事優勢，北威齊、晉，一舉成就霸業，屬於激進派。應該說吳王夫差的這一戰略考慮並非沒有道理，像吳國這樣的夷蠻蕞爾小邦，一旦秦、楚、晉、齊等老牌強國緩過勁來，基本沒有爭霸中原的機會。如何處理與吳王夫差的戰略分歧，這是伍子胥首先要考慮的事情。在這個問題上，伍子胥實際上做出了最不應該的選擇！不僅造成了君臣矛盾激化，自己伏劍而死的悲劇，更使吳國在錯誤的道路上一去不回頭！

伍子胥在吳國的地位非常敏感，不同一般人物。他不僅一手策划了刺殺吳王僚的政變，將闔閭扶上王位，又主導了吳對楚的戰爭。吳國能西破強楚，南敗越國，一躍成為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伍子胥功莫大焉。據他自己臨死前向吳王夫差表功的那番話：「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他這位前朝元老在當時分明是亞父級別的定是國老。這樣一位本來就功高震主的人物公開與吳王夫差唱反調，屢屢堅持異議，儘管其初衷是忠君愛國，實際上卻形成了對國君權威的極大挑戰。吳王夫差所面臨的不僅是戰略分歧問題，更是維護自己一把手權威的問題。如果向其他地位輕微的卿大夫低頭讓步，還可以博得從善如流、虛心納諫的美名，伍子胥不同，吳王夫差在這個時候就得表明誰才是老大，誰說了算，除非他願意做傀儡、兒皇帝。

所以伍子胥這種強硬的做法也逼迫吳王夫差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既然這種戰略分歧已經公開，作為一國之君，難道他除了證明自己才是正確的自己才是說了算的還有別的選擇嗎？在伐齊還大獲全勝，吳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之後，也就更沒有回頭的餘地了。所以，此後吳王夫差連續伐齊，繼續推行自己的激進稱霸戰略。

其實這種情況，無論是齊桓公與管仲也好，還是齊莊公與晏子也好，在他們之間都出現過。管仲與齊桓公的合作也不是一帆風順，管仲為相後，深知「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走的也是穩健路線，力勸桓公「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以休養生息，厚養民力為本。可惜桓公年少氣盛，聽不進管仲的金玉良言。亟欲在「治國平天下」方面小試身手，不顧齊國瘡痍未復，屢屢提出「繕兵」以加強齊國的軍事力量，甚至時不時想拿魯、宋等在當時來說並不算小的諸侯國開刀。高明的管仲並沒有強諫力爭，而是穩妥地選擇了「姑少胥其自及也」的策略，決定放桓公一試，給足了齊桓公面子，待他嘗到苦頭迷途知返之際，再加以因勢利導。同時，「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管子·大匡》）， 他暗中發力，維繫國政，不致使齊國的局勢一敗不可收拾。最終，吃到苦頭的齊桓公很快又回到管仲的路線上了，君臣同心戮力，共謀霸業，建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輝煌功勛。

晏子與齊莊公則是另一番情況。一意孤行的齊莊公喜歡養勇士，做事不講規矩，不顧道義，全靠武力擺平。在外交上有不顧實力不濟，一意挑戰如日中天的晉國的霸權，導致齊晉關係破裂，兵戎相見。晏子屢次苦諫，齊莊公不僅不採納，還表現出很不耐煩的神色。晏子見齊莊公難以回頭，他這個齊相再做下去也沒意思，為避免矛盾激化，毅然辭去高官厚祿，歸隱海濱。真正做到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對比管仲和晏子，伍子胥顯然差一個檔次。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只會做事，不會做人。在反對伐齊無效之後，吳王派他出使齊國，暗中偵察敵情。而伍子胥在這個最要緊的當口卻打起了小算盤，他深感吳王在錯誤的路線上越滑越遠，吳國前途堪憂。為保全自己的家族，讓兒子離吳奔齊，並托齊國的大貴族鮑牧予以照顧。這一消息被伯嚭探知，早已把伍子胥視為眼中釘的伯嚭大喜，給吳王打了小報告，將了伍子胥一軍：

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原王早圖之。」

平心而論，伯嚭所言伍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不完全是污衊之詞；所言伍子胥「屬其子於齊之鮑氏」、「 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等事，也不是栽贓陷害。可恨的是在這個敏感時期火上澆油，又故意把伍子胥與吳王夫差的戰略分析說成權力之爭，把心憂國事的伍子胥說成幸災樂禍，一心想著看吳王失敗的笑話。更可恨的是，他抓住伍子胥曾經成功地幫助闔閭策劃政變這一點，污衊伍子胥又發動政變推翻夫差的心思。可以說，伯嚭將的伍子胥這一軍，招招瞄準伍子胥為人的弱點，切中其要害，不由得夫差不信。而伍子胥在吳王夫差眼中，也早成了倚老賣老、「不自安恬逸」、「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的絆腳石了。一怒之下，吳王夫差賜以屬鏤寶劍，命伍子胥自盡。

伍子胥萬沒有想到自己會落得這樣一個結局，氣得近乎發瘋的他為門客留下遺言，讓門客把他的眼睛挖出來懸掛在吳之東門，他要親眼看到越軍滅吳！這話傳到夫差耳中，大發雷霆，命人把伍子胥的屍體裝進盛酒皮革袋子（鴟夷）里，扔到了錢塘江中。

伍子胥死後，吳王夫差繼續經營自己的中原霸業，他「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令周室」，又與老牌的霸主晉定公爭做盟主，一時無限風光。但此時的吳國連年勞師動眾，士民疲憊、國力空虛。已經重新崛起的越國乘吳國後方空虛，興兵伐吳，一戰擊斃吳太子，攻破了吳都，迫使吳國厚禮求和。此後，越過連年伐吳，不給其喘息之機，最終於公元前473年滅掉了吳國，此時距伍子胥死剛剛九年！

伍子胥的一生，以悲劇登場，以悲劇謝幕。退究其原因，小人費無忌和伯嚭的先後構陷以及吳王夫差的剛愎自用固然是主要原因，但他個人的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蘇東坡在《大臣論》中云：「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伍子胥顯然做得不夠。專制世襲社會，不可能個個君主都聖明神武，過多的責怪君主的愚黯沒有多少意義。作為大臣，一舉一動必須考慮周全，不僅考慮應不應該，更應考慮可不可能。既要洞明世事，工於謀國；也要練達人情，善於謀身。伍子胥最後與吳王決裂，被讒而死，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只會做事，不會做人。身處亞父高處不勝寒的地位，在與吳王夫差出現戰略分歧時，不能妥善彌縫君臣關係，主動維護吳王的權威。相反，他因自己的正確意見沒有被採納，固執己見，不肯妥協，一味用強，侵犯了吳王的權威。「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最終在吳王眼中由定是國老變成了倚老賣老、帶頭不尊國家法度的絆腳石，即使伯嚭不居間挑撥，只怕其悲劇的結局也難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