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世界的七天」——尼克松訪華的前前後後(南方周末 2002-7-11)

　　「改變世界的七天」　　———尼克松訪華的前前後後□章含之（北京） 基辛格接待組　　「喬的笑」在會議室中蕩漾，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　　　　　　　　　　　　　　　　　　　1971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組任翻譯。當時，中美關係的解凍是舉世矚目的大事，能參與基辛格首次公開訪華的接待自然是十分難得的機會，也是我接觸到中國核心外交的開始。通知是王海容傳達給我的。當時她已是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掌握整個接待工作。　　　　　　　　　　　　　　　　　　　我隨即到釣魚台四號樓基辛格接待組報到。那時，我對中央各部的領導幾乎全不認識。我去報到時，大辦公室里還空蕩蕩。只見一位大約50多歲，中等身材，穿藍色布料制服、布鞋的老同志在打掃房間，擦抹辦公桌。他的模樣特別樸實，我以為他是這樓層的服務員，負責打掃辦公室。我問他是否在此報到，他說是，不過管報到的人還未來。我就問他是不是這四號樓的工作人員，他笑笑，說他是接待組的。我坐在一旁靜候，也沒有去幫他打掃。後來陸續來人，我看進來的人都十分尊敬這位老同志，並且搶他手裡的活，我心裡就有點發毛。老同志收拾完辦公室，就坐下來和大家一起開會。不記得是誰主持的會議，但當會議第一項宣布接待組成立並介紹成員時，我才知道那位打掃辦公室的老同志原來是赫赫有名的熊向暉部長！後來，他一直積极參与中美關係的工作，也是1971年11月中國第一個赴聯合國代表團的五位正代表之一。　　　　　　　　　　　　　　　　　　　在這個接待組裡，我第一次近距離與喬冠華一起開會。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冠華肺結核複發，正在301醫院住院治療，沒有參加談判。10月，冠華已出院，毛澤東、周恩來隨即指定由他與基辛格就尼克松訪問結束時準備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的初稿進行談判。我們報到的那天下午，喬冠華來到了接待組。看得出，外交部的幹部對他都十分尊敬，也都很喜歡接近他。不過，作為一個初來乍到的「圈外人」，我的直覺卻是在他頗為傲氣的舉止中有一種憂鬱。不知道是因為他的夫人龔澎頭一年剛剛去世給他的打擊，還是他大病初癒的虛弱，喬冠華那天的情緒始終比較低沉。他給大家講了中美關係的形勢和這次的接待任務。記得他說重要的是要爭取對中美公報達成一些原則的共識。他提醒大家說這是很不容易的。中美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和分歧，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幻想一切都會順利。談完話，他謝絕大家邀請他留下來吃晚飯的盛情，上車走了。這與當時許多領導願意在釣魚台吃飯又是極不相同！　　　　　　　　　　　　　　　　　　　但是當基辛格到達北京，喬冠華與他針鋒相對開始談判之後，我驚奇地發現他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開會時嗓音高了，而且神采飛揚，說到談判得意處，他那世界聞名的「喬的笑」就在會議室中蕩漾，感染著每一個在場的人。　　　　　　　　　　　　　　　　　　　談判進行兩天後，幾乎陷入了僵局。喬冠華很氣憤。但氣憤之餘，他也很講策略，提議休會半日，由他親自陪同基辛格遊覽天壇。當然，喬冠華是不會讓基辛格博士輕鬆地漫步天壇的。他們兩人在北京秋日午後和煦的陽光下又開始了一輪台灣問題的激烈爭辯。古老的天壇見證了這兩位世界一流的外交家的風姿才華！從天壇回到四號樓，喬冠華十分興奮。看得出，他認為這天下午的天壇散步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說：「有些話在談判桌上不好說，說出口就收不回來，弄成僵局。主席的意思是一定要談成功，要把原則定下來。可是在公園裡散步吵架就什麼話都可以說。我對基辛格博士說明年2月是你們的總統來中國訪問，這件事向全世界都宣布了。如果公報談不成，你們如何向美國人民、向全世界交待？我們倒無所謂，大不了再發表個聲明說因為分歧無法統一，尼克松總統推遲訪華。」喬冠華深知這一點擊中美國要害。中美對峙20年後，美國宣布他們的在位總統親自到中國來訪問。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尼克松在美國宣布這一消息時的激動。如今，由於中國不接受美國的觀點，分歧不能統一而推遲訪華，這是美方無論如何也無法承受的。喬冠華從天壇回來後的那種勝券在握的神態以及他那種充滿自豪感的激情極具感染力。我覺得他不像其他那些部領導那樣沉穩、謹慎；他更多是個性情中人，喜怒溢於言表。　　　　　　　　　　　　　　　　　　　　　　美方「先遣隊」 　　　尼克松同意乘坐中國飛機和座車　　　　　　　　　　　　　　　　　　　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走後雙方都加緊了準備。1月3日，美方的「先遣隊」在黑格准將率領下抵達北京。這一次我被指派為黑格的全程主要翻譯，可以說，從這次任務開始，我才被接受為外交部的主要翻譯之一。　　　　　　　　　　　　　　　　　　　黑格與基辛格的風格迥然不同。他具有軍人的氣質和辦事作風。黑格不擅外交辭令，用非常直率的方法表達自己的觀點。他顯然對當時的中國很不了解，以致後來他的訪問出現一些意想不到的風波。　　　　　　　　　　　　　　　　　　　美方先遣隊陣營強大，包括了訪問的各個方面，其中有白宮辦公廳主任查平和新聞秘書齊格勒。中方的首席談判代表中有禮賓司長韓敘。先遣隊所討論的大部分問題是尼克松訪華的禮賓細節。現在回想，難以置信當年美國的總統訪華能夠接受那麼多我們設定的限制。特別是我們堅持尼克松在我國境內必須乘坐我們的飛機以及我們提供的防彈紅旗車。談判一開始，美方堅持總統全程乘坐「空軍一號」，美方要運來自己的總統座車，座車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衛人員。美方還要求我們提供總統所到之處有可能威脅他安全的人員名單等等。韓敘是個很策略的談判家。他不緊不慢，總是很耐心，又很和藹地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駁回，而且毫無妥協的餘地。他強調從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須乘坐中方提供的飛機，我們的總理會與總統同機，不必擔心安全。座車和車上警衛也必須是中方提供。韓敘說這是我們的主權問題。既然是美國總統來訪，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後，據說是尼克松親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國飛機和座車。惟一的妥協是美方提出，2月27日從杭州到上海，尼克松總統願邀請周恩來總理作為他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赴上海。周總理最後同意。這樣的安排使雙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為周總理客人乘坐周總理的專機，而從杭州到上海，則周總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軍一號」（該專機當時稱「76精神號」）。大概在當時美國總統的出訪歷史上，這是惟一的一次總統使用所在國提供的飛機和座車。那時我們參加談判的人員都感到特別揚眉吐氣。當時，我們還沒有噴氣式飛機，周總理的專機也僅僅是蘇制伊爾十八型號的螺旋槳飛機。我想美方保安人員肯定對總統此舉驚恐萬分。但是，作為中國，我們贏得了主權、尊嚴。最後，美方的代表無可奈何地對韓敘說：「韓先生，你實在太難對付了。凡是你提出的並要堅持的，你就說這是原則不能讓步。凡是我們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說要有『靈活性』，要求我們改變。中國外交的原則性和靈活性最後總是帶來對你們有利的結果。」韓敘卻毫不露得意之色，謙遜地感謝他們的配合。　　　　　　　　　　　　　　　　　　　　　　　　　　周總理駁斥黑格 　　我們搬來了幾本大辭典，證實了「v ia bili ty」的意思　　　　　　　　　　　　　　　　　　　韓敘在禮賓、後勤方面的會談總的還算順利，在預期的時間內取得了一致。此時，黑格准將的另一個任務是與中方對公報進一步交換意見。1972年1月4日凌晨，周恩來總理接見黑格，就尼克松訪華的政治問題交換意見。黑格轉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表示美國與中國存在著共同利益，但他說了一句話，被周總理敏感地抓住了。黑格說：「美國關心中國的生存能力。」他用了英語via－bility這個詞，當時被譯成「生存能力」。周總理的濃眉頓時皺了起來，要求再譯一遍。這次談話主要是聽美方意見，第三天再繼續會談。黑格離開大會堂後，周總理立即叫我們去把權威的英英大辭典找來，他說要查一查via bili ty這個詞的確切意思，以便他第二次會見時回答黑格。周總理說如果這個詞確實是「生存能力」，他要駁斥黑格。我們搬來了牛津大辭典、韋伯斯特大辭典等權威性的英英辭典，證實了vi a bility這個詞的意思。1月6日，周總理再次會見黑格，嚴厲地告訴他，我們不接受美方的這種提法；中國完全有能力捍衛自己的領土。中美之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我看黑格表情十分緊張，他在回答周總理時雖想辯解，但卻很無力。我當時覺得這位將軍也許是個優秀的軍人，但卻不見得是一個能言善辯的外交家。他顯然不是周總理的對手，後來發生的事更加證實了這一點。　　　　　　　　　　　　　　　　　　　就在黑格在北京談判的那幾天中，有一天大約凌晨3點，我在民族飯店的房間里接到電話，要我立即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彙報黑格會談的情況。我迷迷糊糊趕到游泳池毛主席的住所，見王海容、唐聞生已在那裡。其他就是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和張玉鳳。我坐在靠近毛主席的沙發里，驚異地看到主席健康情況顯然很不好。自從1970年6月我見到他，他調我到外交部已經一年半了，這是我第一次見他。他的腿腫得厲害，需要放在一個腳凳子上，神情也比較緩慢。他半躺在那張大單人沙發中，行動很不便。我頓時有一種悲愴的感覺——主席老了！　　　　　　　　　　　　　　　　　　　黑格北京之行結束後，計劃沿著尼克松一個半月後即將走的路線走一遍，為訪問做準備。因此，我們的第二站是上海。沒有想到黑格的上海之行差一點造成尼克松訪華的重大障礙。　　　　　　　　　　　　　　　　　　　　　　　　　　　滬杭之行的冷遇 　　上海外事的領導將黑格叫出展廳，向他表示嚴正抗議　　　　　　　　　　　　　　　　　　　1972年時的上海是一群具有極左思潮的造反派掌握領導權。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當時不在上海，我們到上海時，接待黑格的是上海市委的徐景賢。這個人本是個寫文章的文化人，但當時已是上海的主要領導。當天晚上，他舉行歡迎宴會，宴會的氣氛很低調，顯出與北京對尼克松訪華在態度上的細微不同。宴會一開始徐景賢就講了一個很短的祝酒詞，我當時是黑格的翻譯，我以為黑格會在宴會的中間或後面祝酒。但他似乎沒有意思要回答，我也不好提醒他，但看得出來，主人越來越不高興。這頓飯吃得很壓抑。回到錦江飯店不久，上海市外辦的負責人就找了北京帶隊的於桑、韓敘，說黑格不回敬徐景賢的祝酒是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舉動，應當向他抗議。北京來的領導勸他們冷靜，不要輕易行動。　　　　　　　　　　　　　　　　　　　第二天，按計劃，黑格參觀上海工業展覽。我在陪同黑格參觀時就感到上海外事的陪同態度冷淡，且交頭接耳、心不在焉，似乎在醞釀著什麼事情。果然，參觀到一半時，上海外事的一位領導找我到一邊說《參考資料》登載美國發表聲明將賣給台灣武器，他們要向美方表示抗議。我說這似乎欠妥，黑格是來準備尼克松總統訪華的，這是中央的大局，不可因一些具體細節影響大局。中央沒有指示，上海方面最好不要採取行動。但是，當時的上海市領導十分狂妄，根本聽不進去。他們隨即將黑格叫出展廳，向他表示嚴正抗議。黑格似乎並不明白華盛頓究竟發表了一個什麼樣的聲明，顯得有些茫然。他表示將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後一半的參觀氣氛自然更為冷淡，只能草草結束。我們北京陪同人員中的年輕人對上海領導的擅自行動很氣憤，要求帶隊的領導向中央反映。但是當時上海的權力為「威震四方」的一些造反派掌握，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張春橋、姚文元已調到北京任要職，帶隊的部長級領導與我們這些普通年輕幹部不同，他們顧慮對自己政治地位的影響，不敢輕易得罪這些造反派。我們與黑格一行就這樣在當天中午帶著陰沉的心情離開上海赴杭州。　　　　　　　　　　　　　　　　　　　到達杭州時我記得已近下午2時。1月份的杭州氣候陰冷、潮濕。飛機降落後，打開機艙門，我陪黑格首先下飛機。杭州方面來了一些領導，在飛機前站成一排。但他們每個人都表情極為嚴肅，毫無笑容。他們不像是在歡迎客人，倒像是在參加葬禮。在所有人下機後，杭州方面說要立即去西湖乘船。黑格的任務是提前走一遍2月底尼克松總統可能要走的路線，並作出最後的選擇，其中就有乘船遊覽西湖。　　　　　　　　　　　　　　　　　　　雖然我們一路勞頓，尚未用午餐，但為了尊重當地領導的決定，還是放下行裝就上了船。1月上旬的西湖上寒風徹骨，船艙內沒有暖氣裝置，所有人都緊裹大衣。杭州的陪同領導一個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偶爾說一下西湖景點。船艙內的桌子上只有每人清茶一杯，常見的中國人待客的糖果、點心、水果毫無蹤影。不用說黑格和美方人員，就是我們中方陪同也搞不懂這是為什麼。我們在「饑寒交迫」中游湖，那西子湖此時此刻一點不顯得嫵媚動人，惟一的感覺是冷。　　　　　　　　　　　　　　　　　　　我實在忍耐不住，就跑到船艙口問杭州接待處的一位處長，為什麼對客人這樣不客氣、這樣冷淡。明知我們還沒有吃午餐，為什麼船內連一點水果、點心都不備。那個處長嘆了口氣，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原來的安排絕不是這樣的。我們在船里準備了非常豐盛的食品。但昨天晚上接到上海方面的電話，說黑格一行對中國極不友好，要求我們對他們的接待『降溫』。我們不得不連夜撤走船上的東西。「　　　　　　　　　　　　　　　　　　　　　　　　　　　　　「陰轉晴」 　　聽說美國人喜歡中國糖果，毛主席指示上海方面連夜趕製禮品盒　　　　　　　　　　　　　　　　　　　當天晚上，我們北京來的陪同人員開會至深夜，會上爭論十分激烈。很多同志認為上海方面的行為已嚴重干擾了毛主席、中央的對美工作方針。第二天中午黑格一行就要經上海機場轉乘美方專機回美，如果不設法挽回上海造成的負面影響，必將不利於我們對尼克松訪問的既定方針。北京來的領導開始時有些顧慮，但最後，同意打電話回外交部報告這兩天的情況。　　　　　　　　　　　　　　　　　　　打完電話，會議還在繼續，凌晨兩點多，周恩來總理親自來電話，他向帶隊領導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上海領導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在黑格離華前挽回不良影響。毛主席已親自指示當時在北京的上海主要領導王洪文連夜飛到上海，在虹橋機場黑格轉機時歡送黑格。毛主席並指示，聽說美國人很喜歡中國糖果，已指示上海方面連夜趕製禮品盒，所有美方代表團成員每人送十斤糖果以示友好。　　　　　　　　　　　　　　　　　　　我們大家欣喜萬分，兩天來的沉重心情此時總算鬆弛下來。早餐時，杭州方面的領導突然全部來到賓館，一改昨日的嚴肅，竟是一片陽光燦爛，歡聲笑語。我看到黑格卻是一頭霧水，弄不明白這政治氣候的「陰轉晴」是怎麼回事。　　　　　　　　　　　　　　　　　　　最為戲劇性的是在上海虹橋機場。當我們走進專用候機廳時，見到裡面一片節日氣氛，燈火通明，天花板上掛滿彩帶。本來只是準備稍事休息，用一點簡單午餐就轉飛機的，而此時廳內已擺滿了筵席，準備了一頓極為豐盛的酒宴為黑格送行。王洪文等人頻頻舉杯與黑格乾杯，祝他完成任務，一路順風。我想黑格此時實在對中國人的這種變化莫測無法理解，十分困惑。他終於忍不住問我這個一直陪同他的主要翻譯能不能告訴他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麼。我猶豫了一刻，但還是決定告訴他。我說，「其實是一樁小事情。你在上海的歡迎宴會上沒有回敬祝酒，上海的領導認為你傲慢，對他們不禮貌。他們也告訴了杭州方面。後來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知道了，批評了他們，叫他們的主要領導從北京趕來歡送你，希望你忘記前兩天的不愉快。我們還是要一起把尼克松總統來訪的準備工作做好。」黑格恍然大悟，雖然我想他並不理解，但他對我說，這一次一定不會忘記祝酒。他說歡迎宴會時，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祝酒。這頓午宴在歡快熱烈的氣氛中結束。在美方登機之前，上海方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們每個人贈禮。連夜趕製的糖果盒是一個用粉紅色的錦緞裱糊在硬紙上的八角形禮盒。盒中分為八格，中間再有一圓格，共放九種不同糖果。當時的工藝很簡單，均是工人人工製作，因為是連夜趕製的，所以送給美方時，漿糊未乾，每個盒子摸上去都是潮潮的。黑格一行表示十分感謝，但因為他們的行李已全部送上飛機，而且這個裝十斤糖果的土製錦盒碩大無比，當時又沒有現在那些精緻的包裝可以攜帶，所以他們只能用雙手捧著這些大盒子上飛機。　　　　　　　　　　　　　　　　　　　至於毛澤東說美國人喜歡中國糖果那也有一段趣事。在基辛格第一次公開訪華時，他們一行住在釣魚台五號樓。接待組在每個房間里擺了糖果。當時的國賓館服務員因為嚴格要求政治條件，多數是來自外地工農兵出身的青年。他們從未見過美國人，對這個任務覺得很光榮，也很緊張，因此事事都來彙報。一日，服務員很困惑地彙報說美國人特愛吃糖，他們連糖紙一起吃掉，因為房內做清潔時未發現糖紙，可是盆中的糖全吃完了。我們大笑，告訴他們美國人一定是把糖帶回美國作為從中國帶回去的禮品了。這個笑話在我們見到毛主席時告訴了他，他很高興，說只要盆中的糖沒有了就馬上放滿。美國人愛吃中國糖的印象就留在了毛澤東腦子裡。　　　　　　　　　　　　　　　　　　　　　　　　　　　　尼克松一行 　　當我在杭州站在那麼多媒體面前翻譯時，突然一點都不膽怯了　　　　　　　　　　　　　　　　　　　到北京後，我們帶著行李全部集中到外交部三樓的會議室。年輕的幹部沒有思想負擔，依然說說笑笑。但於桑部長等人深感責任重大，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周總理將全體接待組召集到西華廳開會，嚴肅地批評了陪同團的領導沒有及時報告、處理，語重心長地又講了一遍毛主席打開中美關係的戰略意義。　　　　　　　　　　　　　　　　　　　接下來是為尼克松總統的訪華做緊張的準備。訪問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應當是萬無一失的，最難之處仍然是訪問最後要發表的公報。而這部分最艱巨的任務是交給喬冠華與基辛格去完成的。當時有三個同時進行的會談。尼克松與周總理本人的會談都是在大的戰略問題上求同存異。此外，需要安排尼克松很多公眾場合的參觀訪問。第二處會談是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姬鵬飛與羅傑斯國務卿就雙邊關係、民間來往進行的討論。當時尼克松的對華方針全部交由白宮安全顧問基辛格處理，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實際上是坐冷板凳。周總理深知美方的意圖，所以安排了羅傑斯對口中國外長姬鵬飛的會談。當時周總理曾對尼克松講，「讓兩位外長去談雙邊關係，我們的外長也有他的局限性。」　　　　　　　　　　　　　　　　　　　當時最艱苦的會談是就公報的內容，尤其是涉及台灣問題的會談。這個談判在喬冠華與基辛格之間進行。他們二人整日躲在釣魚台國賓館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彙報會上見到喬冠華，總見他神情凝重，無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卻不斷抽煙。　　　　　　　　　　　　　　　　　　　本來，在接待尼克松一行的訪問中，我的任務只是陪同尼克松夫婦參觀訪問。那是最為輕鬆的工作。我陪他們去長城，陪尼克松夫人參觀北京飯店廚房……但我剛剛輕鬆了兩三天，在尼克松答謝宴會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松夫婦乘車時，尼克松總統突然對我說他已向周總理提了個請求，要求在他答謝宴會致辭時由我給他翻譯，而不是歡迎宴會時為他翻譯的冀朝鑄。他的理由是周總理在宴會上講話時的翻譯是位女士（唐聞生），而他的翻譯卻是一位與他一樣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總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譯來換冀朝鑄。當時，我說冀的英語比我強，還是他更合適。當晚，我對小冀說我無論如何不能上去給尼克松翻譯。不僅宴會廳的主賓有上千人，而且美國的新聞媒體來了近400人，這是當時與外界十分閉塞的中國從未見到過的場面。我說我經驗不足，一定怯場。小冀一再鼓勵我，我還是不敢。最後同小冀達成協議，北京的答謝宴會仍由他上，離開北京後，在杭州、上海由我上。當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麼多美國媒體面前為美國的總統翻譯時，不知怎麼，突然一點都不感到膽怯了，只覺得十分興奮，而且特別有信心能夠翻好。這是我性格中不肯認輸的一面。　　　　　　　　　　　　　　　　　　　　　　　　美國務院突然發難 　　周總理突然來訪，羅傑斯一幫人亂了陣腳　　　　　　　　　　　　　　　　　　　在尼克松離開北京前，本來喬冠華與基辛格已經就公報達成原則上的一致，也已經毛主席、尼克松本人同意。到杭州時只需對文字略加潤色即可。沒有料到，就在離京前夕，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最終見到了公報草案後開始發難，提出不能接受這個草案，要求作實質性修改。一時情況變得十分緊張，因為訪問的時間僅剩兩天，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在此時如此尖銳地表現出來，很有可能會影響公報的誕生。周總理和喬冠華都十分氣憤。最後毛主席指示，除台灣問題外，其他問題可以有改動餘地。於是，本來在杭州對周總理和喬冠華應當比較輕鬆的訪問卻變成了異常艱苦的談判，因為杭州之後的2月27日是最後一天。假如公報達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響對中、美雙方都極為不利，尤其是對美方。當天晚上在杭州，喬冠華、基辛格徹夜不眠，周總理、尼克松也在各自下榻的賓館等候他們的談判代表的消息。只有被中方安排在劉庄的國務院羅傑斯一行無人去打擾他們，我想他們大概是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尼克松、基辛格如何收場。　　　　　　　　　　　　　　　　　　　凌晨4點，雙方終於達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面毛主席也批准了新的草案。清晨，當我被派去劉庄接羅傑斯一行去機場時，我見到他們國務院的官員一個個滿臉怒氣，手裡拿著一些文件在大聲議論，我估計是尼克松剛剛送給他們的公報最後定稿。見到我進去，他們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悅地跟我去了機場。　　　　　　　　　　　　　　　　　　　按照事前商議決定，從杭州到上海，周總理及他的主要隨行人員將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客人乘坐美方的總統「76精神號」專機。我們幾個主要翻譯也隨同周恩來、喬冠華等領導登上了這架美國總統專機。原來想像美國總統的座機應當是十分豪華的，但實際上，「76精神號」卻相對來說是個簡樸但功能齊全的專機。我們並未參觀它的全部，但從它的作為會議、起居的機艙看，只是一些必要的單人軟沙發和桌子，並無多少奢華設施。相比之下，我在幾年前應邀乘坐的美國都樂公司總裁的噴氣小專機卻要比當年的「76精神號」豪華得多。我乘空隙時間告訴周總理我早上去接羅傑斯一行時見到他們拿著公報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後時刻還會發難。周總理十分重視，當即決定到達上海錦江飯店南樓（現貴賓樓）後親自去拜訪國務卿羅傑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達錦江之後，大家剛剛安頓下來，我就陪同周總理來到羅傑斯的套房。他的助手開門見是周總理只帶一名翻譯來訪，十分驚異。從門廳我們見到雖然剛下飛機，但美國國務院的一幫人已經聚集在羅傑斯這裡。他們都只穿一件襯衫，有的還挽著袖子，正在激烈地討論什麼事。見到周總理，他們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們的領帶和西服上裝。周總理神態自若，說大家隨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來了，只是想看望一下羅傑斯國務卿，表示慰問。接著總理說，羅傑斯為打開中美之間的民間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很感謝。希望尼克松總統訪問後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周總理巧妙地對羅傑斯曉以大義，表示中美公報對中美雙方的重要性。羅傑斯自然懂得周總理的意思，而且周總理親自來訪也給了他很大面子，因此也就順水推舟說了些友好的話，沒有與周總理爭辯。美國方面內部在中美公報上的一場尖銳矛盾和鬥爭由周恩來出面緩解了，使得當天下午公報得以順利宣布。　　　　　　　　　　　　　　　　　　　現在，每當我走在上海錦江北樓的院子里，見到那幢新造的會所時，我都會不勝惋惜原來在這裡的那座歷史性的舊禮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8日下午4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在這個禮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後來被尼克松稱為「改變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報」。當時的激動今日仍歷歷在目，只是當時主宰了改變世界的一代風流人物卻大多數已被一黃土掩埋。　　　　　　　　　　　　　　　　　　　公報發表當晚，周恩來在錦江賓館舉行了盛大告別宴會。這是尼克松訪問一周中最輕鬆、最歡快的一次宴會。上海公報宣布之時，中美雙方舉行了新聞吹風會。此時，當周恩來與尼克松相互祝酒時，世界已經得知了公報發表的消息。一周來雙方的針鋒相對、唇槍舌戰暫時告一段落，尼克松的訪問得到了圓滿的成功，從此世界打破了過去的冷戰時代格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次的宴會上，周總理詢問尼克松的翻譯理查德。弗里曼是哪裡學的漢語。在有一次會談中，尼克松講到中美關係時用了「paral lel」這個詞，說雙方的利益是「par al lel」的。我們的翻譯當時譯為「平行」的，這自然沒有錯。但弗里曼卻提出了異議，說平行的意思是永遠不會相遇，例如雙杠（par－allel bar）始終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認為他們總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周總理於是問他以為如何譯才是他們總統的原意。弗里曼說：「我認為應當譯為殊途同歸。」雖然從我們大陸翻譯一般遵守的「忠、信、嚴」原則來講，這種譯法有些屬於意譯，但周總理對他仍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說他漢語的底子很好。在宴會上，周總理又想起此事，弗里曼回答說是在台灣學的漢語。周總理感嘆說：「台灣對古典漢語比我們重視。」此時，周總理轉過頭指著我對尼克松說：「我們這位翻譯，她的父親是中國的大學問家，80多歲高齡還完成了一部百萬字的巨作。可惜她沒有學到她父親的學問！」尼克松禮貌地表示很欽佩，弗里曼很有興趣想知道我父親完成的巨作是什麼。周總理說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體風格的。接著，周總理對我說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給弗里曼。　　　　　　　　　　　　　　　　　　　　　　　　《柳文指要》 　　真實其實是最美的，虛假總不會長久　　　　　　　　　　　　　　　　　　　宴會後，中方代表團的同志連續苦幹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禮賓司的人馬還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總算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但是，我卻為那套周總理許諾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松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啟程回美，宴會散時已是晚上10點，我到哪裡去找這套書？我請當時的上海外辦主任替我去找。他答應盡量找到。但當時《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許下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印數極少，大概只有500套，只供內部參考，沒有公開發行，所以他也表示為難。但這是周總理的許諾，而且弗里曼在宴會後告別時很認真地對我說他期待明天登機前拿到我父親的著作。我看來是必須找到《柳文》才能交待。但上海外辦那邊遲遲沒有消息，我又無能為力，一個晚上沒有睡好。清晨6時，外辦主任急匆匆跑來對我說，「找到了，找到了！」我接過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過的書，就問他怎麼有些舊。他說實在找不到，最後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裡有一套，就拿來了。我聽說是市委寫作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於是他走後，我把上下兩卷共14本的線裝版書籍逐頁檢查有無眉批、夾條。果然在書中找出了幾張條子，都是批駁《柳文》的，有一張條子還寫著當年被魯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義復辟等等。　　　　　　　　　　　　　　　　　　　對於尼克松的接待工作應當說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於我們那時缺少經驗，因此有些事被美國的媒體看出其刻意的安排。當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對我說他在高處窗戶觀察錦江前面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結果發現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來回走這段並不長的路，兩小時後換成另一批人。我們猜那是上海當地的安全措施。還有件事使我們覺得有些尷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區住房很緊，無晾晒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陰冷季節，凡出太陽之日，老百姓紛紛晾衣曬被，有晾在家門口馬路上的，也有從樓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這是過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松訪問的那兩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準晾晒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里顯得出奇地整潔。28日上午是個難得的冬日大晴天，陽光燦爛。不準晒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松離開上海。於是，在「76精神號」起飛之後，當我們驅車回賓館時，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蕩蕩的冷清，變得熱鬧非凡。五顏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掛滿了家家戶戶的門前窗外。當時美國400多人的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松之後又回到市內，他們獲准多停留一日，補一些採訪和攝影。美國的這些記者們見到這種景象興奮不已。其實我看他們後來的報道倒也並無惡意，只是我們往往要掩蓋一些真實的現象，企圖給別人一種毫無瑕疵的感覺，而這是非常不現實的。真實其實是最美的，虛假總不會長久。

　　（本文是作者自傳《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之一章，文匯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