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美國不應再借自由民主之名 行分裂他國之實

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近日發表題為《混亂時代的美國權力》的文章，作者為《紐約時報》書評版編輯巴里·格溫，編譯如下：　　亨利·基辛格最新著作的書名很簡單，就叫《世界秩序》。這個題目或許會被認為具有諷刺意味，因為基辛格說，目前根本沒有世界秩序這回事。　　「我們的時代在堅持不懈、有時幾乎是孤注一擲地追尋世界秩序概念，」若大國（特別是美國和中國但不僅僅是他們）不就他們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達成某種新的和解，那就會「亂象橫生」。那種和解的輪廓尚不清楚，要求政治家們發揮其全部才智和想像力。但有一點基辛格是相當肯定的：「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獨填補美國在冷戰剛結束時期曾佔據的那種世界領導地位，中國不行，美國也不行。」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和《世界秩序》一書封面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以及（看起來是）美國大多數政界人士還沒明白這一點。美國人想當然地懷念著二戰結束後的美國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霸權時期，但卻很容易忽視這種霸權的虛假性，事實上世界其他地區還是一片廢墟。　　那時候，確有理由沾沾自喜，因為美國價值觀似乎逐漸在全球範圍內生根發芽。自由經濟、民主政治、人權和對個人的尊重形成這個體系的基礎。美國實現了非凡的和諧：其國家利益和價值觀念與歷史的走向高度一致。人人都變得富有美國范兒。英國或許為發揚無可爭議的美國本土藝術形式（搖滾樂）所做的努力更多，但那沒關係，因為搖滾樂是一種時尚。　　黃金時代、或者法國人所稱的「30年黃金歲月」根本不曾像如今看起來那麼金光閃閃，一切所謂黃金時代莫不如此。1962年，兩個超級大國差點毀了這個世界。

　　▲資料圖片：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蘇在海上對峙。　　蘇聯解體以及接踵而至的危機表明，事實上還有其他許多地方可去。一旦帝國崩潰、政治合法性遭到質疑，結果往往是血流成河。　　英國、法國、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政權為了自由和自決交出權力時都有成百上千萬人死亡，而這裡的自由是殺害鄰居的自由、自決是要讓自己的群體或民族高於其他人。蘇聯內爆奇蹟般地只造成微乎其微的破壞。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波瀾不驚地走了自己的路，不過，因蘇聯解體而起的南聯盟解體帶來了熟悉的種族清洗和部族屠殺場景；車臣並未悄然消逝在夜色中；世界屏息關注著烏克蘭危機的結局。退化很少有賞心悅目的。

　　▲資料圖片：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攻佔巴格達後，裝甲部隊通過著名的「勝利之手」雕塑。　　至於美國的主導地位，像談論俄羅斯或英國帝國主義那樣談論「美帝國主義」向來是錯誤的。自由主義精神特質一直是美國卓越地位的根基，而事實證明它難以抵禦國家、民族或宗教特性，即便是在西方聯盟的最深處。當部族仇恨根深蒂固、群體之間劍拔弩張時，民主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非洲和中東地區的恐怖局面是退化作用的一個結果，但較為溫和的英國脫歐公投亦然。比利時也許會一分為二，蘇格蘭也許會取得獨立，加泰羅尼亞也有可能，天知道歐洲還有哪些不滿情緒受到了忽視。在政治體制不太穩定的地區，像敘利亞那樣或許沒有前途，但也可以是一種前途。　　這一切說明，人們所了解的美國卓越地位不復存在。謀求通過在世界各地經常出現麻煩的地方加倍努力扶持「民主派」來重振這種地位的人是在追逐一個幻影，信誓旦旦要不擇手段使美國重新變得偉大的人亦然。美國曾經是偉大的，它至今依然偉大。但它不會再擁有二戰結束後它曾享有的權威或權力，華盛頓若明智，就應妥善使用它尚擁有的權力。　　套用漢斯·摩根索的話來說，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學會區分，首先要區分在外交方面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取的，其次要區分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可能的。對美國來說，必要的是設法與其他大國共存——當前是與俄羅斯和中國共存，將來可能是與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和巴西共存。那意味著理解這些國家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即使它們與美國的價值觀不符。一面視妥協為權力的消減一面召喚慕尼黑幽靈是危險的做法。

　　▲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　　與此同時，減緩退化潮流或許是可取的（消極地坐視歐盟四分五裂肯定不符合國家利益）卻未必是可能的，因為眼下尚不清楚能有什麼辦法抵制對自決的要求。在某些情況下，退化未必有很大關係：華盛頓有人為蘇格蘭獨立的可能性失眠嗎？在另一些情況下，要確定什麼是可取的殊非易事：支持建立一個庫爾德國家、反對它還是倡導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折中方案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不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對於日益高漲的自決和獨立要求只能抱以懷疑和焦慮態度。世界上的小國和自治區越多，發生動蕩和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在這一點上，以色列是個寶貴的教訓。它置身於敵對和領土收復主義鄰國的包圍之下，採取了一切它認為必要的措施來保障自身安全，基於經驗的絕招就是其核威懾力量。

　　▲以色列國防軍是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隊。　　其他新建國家會面臨類似形勢，我們應當毫不懷疑：自決是核擴散的訣竅。南蘇丹和厄利垂亞沒有製造核武器大概只是因為缺少技術，而那是會改變的。因此，作為總體政策，阻止退化是可取的，有時甚至可能是必要的。問題在於，它似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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