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帝國體系中的中國與日本 馬克思主義評論網

美國帝國體系中的中國與日本2007-07-30 05:45　來源: 　網友評論 0 條 瀏覽次數 5［美］卡…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 年第7 期【內容提要】 美國既是國家體系中的行為體，也是文中所分析的美國帝國體系的一部分。中國與日本深深地置身於美國的帝國體系之中，而且以不同的方式與美國和美國的帝國體系聯繫在一起。日本始終堅持國家經濟戰略和國際安全戰略，而中國遵循著國際經濟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日本和中國的均勢正在轉變，政治群體使具有滲透性的亞洲也明確地依賴於美國帝國體系中。筆者認為，亞洲仍繼續是一個在美國帝國體系中具有相當重要性的滲透性地區，中日之間日益強化的競爭狀態為美國的帝國體系提供了政治基礎。【關鍵詞】美國帝國體系；日本化；中國化；亞洲價值觀中國和日本深處於美國帝國體系之中。這裡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帝國體系並不等同於美國。如果僅把美國當成一個處在國家體系中有絕對優勢地位的行為體，我們將無法看到世界政治中的一些重要層面。從更全面的層次上看，美國是這個美國帝國體系的一部分。另外，雖然東亞看起來在歐洲的視線之外，但是它一直被華盛頓、西雅圖或者世界上其他地區所關注。世界上有很多地區具有可滲透性。我們應該把東亞看成是這個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單純地強調地理距離。文章第一部分對兩個概念進行了細微詳盡的闡述。它們分別是，行為體與體系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易變而又有爭議的地區認同。第二部分提出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國家都與美國和美國帝國體系有著不同關聯。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日本在安全上一直謀求與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與此同時，它堅持國家經濟發展模式。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的上升趨勢和大規模的地區經濟與全球經濟密不可分。特別是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所擁有的大量資本、專業技術和市場聯繫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繁榮。此外，中國的安全戰略一直遵循比較傳統的國家路線。日本與美國的戰略同盟關係更像「陰陽」中的「陰」面，中國的結構調整和經濟開放更顯「陽」性。儘管這種政治上的衡量尺度會隨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但亞洲仍將是一個美國帝國體系中意義重大的可滲透地區。第三部分首先分析了在美國帝國體系中，日本化和中國化的演進過程；隨後探討了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即由美國不斷增長的預算和貿易赤字反映出的其經濟地位的削弱以及攻打和佔領伊拉克導致的美國在世界政治中威信的降低），中日之間日益緊張的狀態為美國帝國體系提供政治基礎的可能性。一 美國與遠東（一）美國與美國帝國體系美國政府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所以美國的政策在世界政治中意義非凡。在美國遭受了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布希政府武斷的單邊主義政策使得其他國家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政策尤其在其傳統盟友的民眾中（日本除外），引起大規模抗議和強烈反對。即便如此，簡單地把美國政府的行為等同於以尋求國家安全為目的的傳統意義上的權力政治是錯誤的。美國也是過去半個世紀中演化形成的有一定規則美國帝國體系的一部分。帝國體系包括行為體和體系，還包含領土範疇和非領土範疇的混合權力。[1]在20 世紀中葉，美國歷史性地戰勝了法西斯主義，其對外政策一直力求掌控日本（以及德國）。與東亞（以及歐洲）的其他地區不同的是，無條件投降和佔領產生的這些附庸國（日本和德國）最終崛起為地區強國，並在很大程度上抱著間接行使政治、經濟權力的目的，成為美國的重要支持者出現在各自的地區事務中。它們（美國的支持國）的存在，確保了亞洲和歐洲的可滲透性。無論是在此之前的反對共產主義鬥爭的名義下，還是在後來的促進全球化及反對恐怖主義的旗幟下，這些支持國對美國帝國體系的忠誠都是堅定不移的。從20 世紀中葉以來，軍事、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因素造就了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顯著地位。美國政府不時地在規則體系中部署它的權力。在20 世紀的3 次「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結束後，舊式的陸地和海上帝國也隨之土崩瓦解。領土權力是舊式帝國的中心。在冷戰時期曾經圍繞蘇聯部署的美軍基地在九一一恐怖襲擊後又一下湧現出來。這表明領土權力對今天的美國仍有重要意義。目前，在遍布全世界的38 個大型美軍軍事基地中，有25 萬美國軍事人員。而非領土範疇的美國權力則體現在人們對美國天花亂墜的幻想中。在世界成百上千萬人的眼裡，美國是一片沒有等級制度、沒有固定模式、充滿機會的璀璨星群的世界。 儘管存在大量反面事實，但植根於美國大眾消費形式中難於捉摸的軟權力以及美國夢的無窮吸引力都使人們篤信美國是一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夢幻之土。領土意義上的帝國和非領土意義上的帝國都是理想中的模型。事實上，它們融合於美國帝國體系的政治經驗和實踐中，溶解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規則體系里，也並存於體系而產生的分等級或平等的政治關係中。帝國體系既有抑制的效果，也有能動的作用。在美國國內政治鬥爭、不同政治集團之間聯盟的興起和分裂、各種利益和視角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美國帝國體系中領土權力和非領土權力互相較量，此消彼長。分清美國權力中實體的、領土的、以行為體為中心的權力和非實體的、非領土的、系統性的權力對分析研究工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二）遠東與其他地區認同從20 世紀開始，英國外交部一直把東亞、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太平洋島國這幾個地區的事務一併劃歸其遠東和太平洋司管轄。事實上，亞洲大部分國家的政治需求發生了很大變化。英國一個世紀以來一成不變的以地理距離為尺度的機構設置顯然已經背離了亞洲的實際情況。對於這些亞洲國家來說，亞洲的地區認同不是根據它們與歐洲或與西方世界的地理距離來定義的，也不是指某一具體的文化或文明內涵，而是一些通用的、有地區共同特點的理念。（亞洲的）政治精英們並不是要取代國家或民族認同，他們只是借用亞洲地區認同作為國家及民族認同的補充，以實現不同的政治目的。新加坡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在20 世紀70 年代，受政府之託，新加坡的認同概念發起者們提出了「亞洲價值觀」，目的是服務國家建設。於是亞洲價值觀成為新加坡迅速演變的、多種族城市社會的思想體系，它整合了來自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各種認同觀念，避免了衝突。新加坡大膽設計並實現了其現代化進程。然而比這個成就更讓人驚嘆的是，這種現代化並沒有過多地受到西方化的左右，而是保留了新加坡多種族的社會特徵。政府成功地使人們認同了亞洲價值觀，為其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領導地位找到了依據。因此，那些主要種族並沒有過分強調各自的小群體。在處理種族多樣性問題上，新加坡採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色拉拼盤（salad-bowl）」模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熔爐（melting pot）」模式。「亞洲價值觀」的提出，不僅有效團結了有分裂傾向的馬來人和印度人，還防止了一些不良的西方影響。「亞洲價值觀」在20 世紀90 年代曾經被美國一些頗有聲望的保守派智囊團所推崇。儘管是這樣，對於大部分亞洲國家來說，牽強地把這一認同概念推廣到地區範圍還是毫無意義的。簡而言之，「亞洲價值觀」沒有明確的地理界線，是新加坡精英們進行國家建設的思想保證，但不能用它來誇大亞洲某一經濟奇蹟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優勢。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也同樣是借用亞洲地區認同來實現它們的政治目的。為此，馬來西亞批評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行為，並支持建立一個沒有美國介入的、由日本或中國領導、有凝聚力的東亞政治共同體。澳大利亞則擁護一套更普及的亞洲地區主義。在後歐洲（post-European）集體認同中，澳大利亞力求打破歐洲種族和文化遺產帶來的種種束縛。但無論在種族上還是在文化上，澳大利亞都沒能成為亞洲的一部分。對美國和日本來說，亞洲的概念遠不如亞太、太平洋地帶等等類似說法有吸引力。這兩個國家都傾向亞太，而不是亞洲；它們希望融進一個向所有環太平洋國家開放的地區，創立於1989 年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就是這種想法在制度上的表現。在亞洲認同的形成過程中，（對歷史的）共同記憶也起到一定作用。關於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持久爭議以及近年來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靖國神社的多次參拜行為在中國和韓國等國家引起了強烈的反日情緒。出於政治原因，久遠的歷史仍然影響著當前的亞洲局勢。戰爭、失敗以及佔領等歷史事件沒有帶來徹底的轉變，只是震動了日本君主制和保守的國家官僚機構等已有的制度。20 世紀50 年代後期，日本教育廳贏得了教育政策中央集權化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教育廳在和左翼的日本教師協會的較量中逐漸爭得上風。從那以後，日本政府開始同意出版一些有強烈日本民族主義內容的歷史教科書。隨著對戰爭的恐懼和罪惡羞恥感的減弱，日本政治領導人變得大膽起來，他們開始做出一些象徵性舉動，反映出他們自負的和民族主義的情緒，比如參拜靖國神社行為。就在幾十年前，日本的戰爭機器使其周邊國家遭受了創傷，給他們帶來痛苦的回憶。儘管日本高層政府官員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歉意，但這無法改變日本傲慢、自大、過於強調民族主義，無視其他國家感受的形象。正如對歷史的共同記憶，反美主義也不是一個連貫的政治現象。[2]它不同程度地出現在東亞的不同地區。例如在過去的30 年中，日本的政黨體系偏向右翼，一種新的民族意識深深地影響了年輕一代人，已經使他們不同於20 世紀30～40 年代的人們。另外，朝鮮的核問題以及中國的崛起成為新的關注點，這些因素使得反美主義情緒事實上在日本已經消失。但是在韓國，民主化並未使人們對美國在朝鮮半島生硬粗暴的政治風格和外交政策產生什麼好感。而中國則一面支持美國化的全球化，一面把反對霸權主義作為其抵制美國強大影響的有力意識形態工具。儘管沒有反日情緒那麼強烈，也不那麼具有民族主義特徵，反美主義作為一股潛在的力量，在很多問題上一觸即發，尤其是反覆無常的台灣問題。總的來說，和亞洲認同一樣，共同記憶和反美主義所反映的是多種認同和利益，人們很難給這些錯綜複雜的認同和利益貼上簡單的地理標籤。二 日本、中國與可滲透的亞洲亞洲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是以一系列經濟奇蹟為標誌的，從日本到中國以及夾在它們中間的東北亞和東南亞。日本依靠的是其國家經濟和國際安全戰略，而中國的發展模式則是國際經濟和國家安全戰略。這兩個國家同處在可滲透的亞洲，是這個地區經濟和安全事務的兩個支柱。從1945 年以後，日本在美國帝國體系的庇護下顯著地崛起。在20 世紀50 年代的朝鮮、60 年代和70 年代的越南及東南亞，美國進行了全球範圍的反共產主義活動。在此過程中，日本一直充當美國在亞洲的軍火庫，這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財富的增長。20 世紀80 年代是日本在全球地位上升的10 年。但緊隨其後的是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結果導致日本持續10 多年的經濟停滯。從製造業能力以及技術實力來看，日本在亞洲經濟中的絕對前沿地位受到挑戰。但是從經濟角度看，日本已日趨成熟：它擁有勤勞節儉的人民，也面對著人口老齡化問題；它同時要考慮過度的社會同質性所帶來的局限，需要打破「家族性國家（familynation）」的限制。但是始終不變的，是從1945 年以來日本和美國由各種利益決定的安全聯盟大戰略。近年來，日本對美國的忠誠甚至顯得有些固執。和幾十年前的日本一樣，中國的迅速崛起讓人眼花繚亂。在對中國人民來說災難深重的兩個世紀里，這個國家先後經歷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內戰、日本軍事入侵、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挫折。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改革以驚人的速度使城市和沿海地區面貌煥然一新，而且這種發展勢頭已經蔓延到內陸地區。這片土地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引著外資，特別是來自中國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資本。中國沒有採取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而是向著一個繁榮昌盛的未來描繪著自己的發展軌跡。在此過程中，它與散居在中國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建立了聯繫，中國的民族資本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一個財富上的積累，更是與地區市場重新建立市場關係的結果。（一）日本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的國際戰略基本上是圍繞它與美國的關係展開的。以美國人的視角從日本的立場出發看待亞洲，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戰爭和佔領淡出歷史舞台，亞洲變得更加重要，而日本的重建和經濟影響力也使它成為這一地區佔有絕對領先地位的經濟強國。事實上，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所尋求的不只是在某一時期充當亞洲與西方的中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及20 世紀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日本經濟在80 年代的全球金融市場中迅速崛起，而這更使得日本完成了從美國的附庸國到支持國的戰略關係轉變。完成這一轉變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對美國的政策給予了大力支持。[3]它協助完成了對國際金融體系的一些基礎制度的革新，帶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某一時期曾是最大的國際援助貢獻國。20 世紀80 年代中期，在干預金融市場和重新調整世界主要貨幣幣值等方面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也因此為本國企業在多個生產領域的外向型發展提供了機會。儘管在20 世紀80 年代，日本對美國開放其市場的要求表現出了不情願，但是在90 年代還是慢慢屈從了美國的壓力，開放了其商品、服務及資本市場。作為美國的堅定支持者，日本把亞太看做一個它可以行使經濟領導權的地區。在各國政府都致力於塑造各自國家經濟發展規劃時，日本政府想利用國際援助、貿易和建議等直接手段領導亞洲，同時以值得效仿並且有吸引力的經濟成功模式對亞洲國家實施間接影響。日本的發展和完善離不開一個發展的、完善中的亞洲。它希望把提高生產力作為焦點，以此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政治上的爭吵並驅散歷史造成的對它的敵意。日本注重拉動出口和對外合理投資，為促進有競爭力的產業的繁榮創造政治條件。因此，地區發展和日本的強大自然地被緊密聯繫在一起。這種所謂的雙贏局面恰恰可以為日本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的不對稱披上自由主義的外衣。事實證明，這個策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在20 世紀60 年代，由於其他亞洲國家對日本及它所提出的各種計劃的質疑和敵視，日本為正式的地區融合方案所做的設計紛紛失敗。20 世紀70 年代初，經歷了數次無情拒絕的日本政府轉而關注一些非正式的以市場為基礎的亞洲地區融合方案。它開始青睞一些更為鬆散的非政府機構。這些機構通過吸收儘可能多的成員以擴大日本的影響，有的甚至可以在沒有日本參與的情況下運作。在1985 年日元戲劇性的升值後，日本企業很快發展起全新的大型分包商及子公司網路。現在日本企業的國外供給線在地區範圍內運作，它們為日本的紡織、汽車和電子等行業提供了地區性的基礎結構。無論是生產廠商還是買家都需要這些複雜的多層次安排。因此，日本的對外投資對具體經濟部門接收投資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所在的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都有著深刻的影響。日本的介入促進了東亞地區經濟的一體化。而現在，韓國、朝鮮、中國台灣、東南亞以及中國企業更為這種一體化趨勢提供了新的動力。能夠不斷吸收亞洲出口產品的美國開放市場（先是來自日本，然後是韓國、中國台灣以及新近完成工業化的東南亞國家，最後是現在的中國）是實現地區化進程的結構條件。一個可滲透的亞洲地區經濟的出現，需要美國消費者對亞洲低價產品的「好胃口」，需要美國向亞洲產品開放的市場。而且這完全符合美國的大戰略，那就是支持開放性市場的自由化，尤其是那些正在經歷迅速工業化卻趨向保護主義政策的經濟。如果失去大商場中的美國貨架，就不會有那麼多亞洲經濟奇蹟，更無從談起亞洲地區主義。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更直接地體現了它作為美國支持國的角色。[4]由於受到反戰主義大眾文化的限制，再加上不得不顧及頗有爭議的和平憲法第九條， 在20 世紀80 年代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日本政府一直奉行支持美國的政策。這種堅定背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顯而易見，委身於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可以得到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好處。對於日本來說，它之所以能做到只把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用在國防開銷上，是因為美國納稅人負擔了大筆費用。隨著日本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擴大，美國也對其施加了更多壓力：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同時也要承擔更多義務。日本的兩位首相中曾根和小泉純一郎一直是美國值得信賴的夥伴，他們都適時地抓住美國政策所提供的政治開放空間，使日本以自信甚至武斷的姿態出現在國際事務中。（二）中國中國加入全球市場，逐步發展成一個可信賴的地區強國，而且將會在全球事務中擔當主要角色。這是蘇聯解體後，影響美國帝國體系的最重要的發展趨勢。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已經能夠取代日本，成為在亞洲有絕對優勢地位的經濟強國。實際上，中國與日本之間仍有很大差距。在2002 年，日本GDP 佔全球GDP 的13.5%，這一數字幾乎是中國GDP 所佔全球GDP數據的4 倍。與購買力平價標準相比，市場調劑外匯能更好地衡量地區經濟活力。日本的市場調劑外匯以4：1 的比例領先中國，而如果按人均計算，這一比例躍升為40：1。經歷了10年的經濟停滯，日本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總GDP 所佔比值從72%下降到65%。在同一時期，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即使是這樣，中國GDP 占日本GDP 的百分比只是從13%增加到了23%。[5]也許在未來會發生一些變化，但是不能忽視的是，直到2005 年中國仍大大落後於作為世界主要出口國的德國。有些記者和政治家在80 年代曾經大肆吹捧日本的經濟發展，現在也有人盲目稱讚中國。不過無論怎樣，確實有一些重大變化正在重塑東亞和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中國作為一個可信賴的地區強國出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這一點可能還沒有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它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6]20 世紀70～80 年代，中國從一個革命者的角色轉變成了一個有現實主義頭腦的國家。中國的政治思路傾向於權力政治。這使得很多觀察家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恥辱之後，中國究竟是不是要恢復往日的光輝？體育中的國際政治、對能源的不斷需求、排外的民族主義、經濟上的重商主義、無不印證著這種猜測。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使很多現實主義理論家沒了用武之地，於是他們捲起鋪蓋，把視線轉移到了東方。在這裡，他們看到了一個「有足夠敵對氣氛」的地區，而中國台灣正是那個最有可能被點燃的導火索。[7]但是中國外交並沒有一直遵循權力政治的思路發展，這種變化使現實主義者們大失所望。中國意識到增強經濟實力和「和平崛起」會帶來更長遠的好處。因此，在美國推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時候，中國成了多邊主義的積極擁護者。從2002 年9 月以來，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把美國定位成了革命者，而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充當了現狀維持者的角色。在反恐的鬥爭中，美國政府追求的是長久性的徹底變化。即使在有時間和機會爭取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美國也想擁有先發制人進攻的權利。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起堅持認為，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所引領的多邊主義時代一樣，國際授權（動武）是合法而且必不可少的。中國既要顧及其領土主權利益，又得考慮多邊主義外交的需要，包括棘手的朝鮮核問題。因此，它必須提倡反對霸權主義。對中國來說，中國式的「跟風」政治是更加合理的選擇，遠比在東亞地區效仿當年歐洲的均勢政治安全得多。這並不能排除未來中國國家安全政策與美國政府不同部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中國的運作方式是統一的，而美國不是。幾十年來，正是美國的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之間不斷產生的矛盾，一直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比如在促使日本做出貿易讓步的過程中，美國的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來自國會的壓力，可以增加對外談判時行政部門討價還價的籌碼。在中美關係敏感的台灣地區問題上，美國行政部門傾向於支持中國政府（一個中國）的政策；另一方面，台灣當局在美國國會以及整個美國政治系統所進行的長期遊說活動，給一直試圖擴大政治影響的台灣當局提供了迴旋周轉的餘地。在任何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中，國會（對中國台灣）的支持使美國總統不敢輕易放棄這個小島。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並不會妨礙滲透性地區的形成，而會從結構上成為形成滲透性地區的誘因。這是在美國帝國體系中，中國的上升趨勢所具有的特殊性。散居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不會回歸中國，但是他們會與中國密切合作。[8]19 世紀，成百上千萬中國人離開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到東南亞的不同地方安家謀生，隨著歲月的流逝，這些中國移民在不同的國家成為當地的經濟精英。他們長期持久的家族關係是他們在地區市場發家致富的關鍵。不斷有亞洲國家在其他新興發展型國家的幫助下創造自己的經濟奇蹟。而海外華人的關係網就是連接政治精英和國外企業的重要中介。雖然華人經濟的核心仍然是家族控制，但是很多股份和行政控制權還是逐漸被當地的政治精英們所接管。據報道，20 世紀90 年代的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經濟，單就經濟規模而言，列世界第4 位。和「亞洲」這個概念一樣，「海外華人」的內涵也是模糊易變的。對於19 世紀散居在外的華人來說，方言、家鄉、血緣關係還有行會都是造成分割的因素，因此他們缺乏統一的認同感。後來，中國又深陷在內戰和革命動亂中。雖然東南亞各地的華人都過著流亡國外的生活，但是這不足以抵消他們在各個國家所形成的不同政治經驗和觀點。如果要定義海外華人的文化特徵，那就是他們幾乎不受限制的機動性。通常，他們以家庭為中心的經濟組織、建立在家庭成員之間的信任和責任上，而不是以法律和國家凝聚力為基礎。1949 年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這些跨國界的經濟網路成了需要中國面對的一個難題。在1953 年的人口普查中，海外華人被算做中國人口的一部分。1954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規定海外華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擁有代表權。[9]但是和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衝突使中國政府改變了政策。華人的民族向心力被視為對這些國家政權的「威脅」。1957 年以後，中國採取鼓勵海外華人獲得當地公民身份的對外政策，並支持華人們接受當地教育。1975 年和1978 年的中國憲法取消了海外華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資格。在過去30 年中，大量海外華人在他們的新家園接受了公民身份。現在海外華人指那些在東南亞出生並擁有當地國籍的華人。他們以很大的比例控制著東南亞經濟。海外華人擁有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高達80%的公司法人權，擁有大約40%的菲律賓公司法人權。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無論是中國中央政府還是各地方政府，都通過鼓勵外商投資、允許匯付、發展旅遊業等方式，努力加強中國迅速發展的經濟和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和中國台灣的關係。巴里·瑙藤（Barry Naughton）所謂的 「中國經濟圈（China Circle）」把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華人聯繫在一起。這種聯繫不斷加強的結果是台灣迅速的產業空洞化。儘管台灣當局試圖抵抗中國經濟的巨大引力，但是現在有近100萬中國台灣商人住在中國內地，這使得台灣當局的努力付諸東流。從20 世紀70 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吸引了約5 000 億美元的外商投資，這大約是自1945年以來日本得到的全部外商投資的10 倍。據估計，在1985～1995 這10 年中，中國2/3 的外商投資實際上來自國內，一些中國商人利用香港規避國內稅收，真正意義上的外商投資只佔1/3。而1995 年以後，外商投資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在2 500 億美元的外商投資中，大概一半來自中國台灣，還有一部分額外投資來自東南亞。[10]儘管沒有具體數據，但是隨著亞洲商業網路在全球的擴大，未來海外華人與中國內地之間更加緊密的商業聯繫是必然的發展趨勢。中國崛起和亞洲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是由這些非正式、以市場為基礎的商業聯繫所確定的，而不是那些正式機構。因此，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不是國內現象，而是一個地區現象。由於身處亞洲，在很多問題上，中國與亞太及美國帝國體系密不可分。三 美國帝國體系下的日本化與中國化日本化和中國化是對涉及傳播、仿效和影響的各種政治過程的抽象。但是這兩種政治過程不能被不同國家、地區當做可以直接複製的樣板。另外，使所有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失望的是，日本化和中國化並不表示亞洲可以被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重塑。[11](一) 日本化日本化首先出現在那些被日本企業所控制的市場中。20 世紀70～80 年代的汽車行業是一個被廣泛研究的案例，它可以說明發生在美國和亞洲的局部日本化現象。在過去30 年中，豐田對底特律的影響是決定性的，而現在的豐田更有取代通用汽車成為世界第一汽車製造商的趨勢。從20 世紀60～80 年代，日本的技術民族主義是其經濟迅速發展的基礎。而這種技術民族主義也支撐著日本複雜完善的生產方式。90 年代以來，日本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變化和一些技術強國的興起把日本的優勢轉化成劣勢。日本如何面對這些新挑戰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20 世紀90 年代，第二次日本化趨勢在亞太地區擴展開來，同時也開始影響美國。對於生活在東亞主要大城市的城市中產階級來說，日本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不僅因為日本國力強大，擁有尖端的技術，更因為它善於抓住大眾文化中蘊含的快速發展的市場活力。日本的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創造了新的消費形式和生活方式。這使人聯想起20 世紀中葉形成的大眾消費體系。電視節目、歌曲、漫畫、玩具、時裝和食品都是大眾文化產業。它們是第二次日本化浪潮的核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最近，來自韓國和中國台灣的流行文化成為日本流行文化的競爭對手。在新加坡，掌握日語一度是得到一份好工作的關鍵。不僅是東亞，日本流行文化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吸引力。在某些方面，比如兒童電視節目和動畫電影，日本已經取代歐美，成為全球文化產業的中心。（二）中國化中國化也是指那些越來越能體現中國和海外華人重要性的相互關聯的過程。中國化在東南亞不同的國家背景下呈現出不同形式。華人是整個東南亞職業性中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大量掌控著東南亞各國的經濟。華商的投資範圍很廣，遍布他們的所屬國、中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地區。有很多印度尼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上層及中上層華人，紛紛把他們的子女送到新加坡或香港地區的中學去學習普通話和英文，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讓孩子到英國和美國去接受大學教育和高級職業培訓。中國化是一個由市場推動的現象，它不再由宗派或方言等排外的地方特色決定，因為一些共同經歷形成的廣泛社會聯繫才是中國化的基礎，比如會講英文或者曾經在歐美的專業學校學習過。明顯的中國化呈現在世界經濟的不同領域，尤其體現在中美關係中。中國正在逐漸變成一個世界工廠，將會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出口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還在持續增加。如果從20 世紀80 年代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史來看，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將會成為下一個產生政治摩擦的原因。從策略上看，中國不太可能大幅度地變化幣值，充其量會有些小調整。再考慮到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它更不會很快開放其資本市場。中國需要多渠道而且穩定的石油進口來支持其高速的經濟發展，因此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和政治衝突是極為可能的。某些行業有活力的發展，也會為兩國製造政治壓力，比如2006 年全球紡織保護制度的終結，再比如未來的鋼鐵、汽車還有電子行業。中國化與20 世紀80 年代的日本化很像，但是現在的情況要更加複雜。中國依靠大量國外資本發展，既有海外華人的，也有來自其他投資者的。在不同國家的投資者之間，在外向型和內向型經濟部門之間，都會有越來越多的貿易爭端矛盾。因此，中國化將成為現代資本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動力，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將對美國和其他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構成強大的政治挑戰。（三）美國帝國體系中的日本和中國日本化和中國化在筆者所稱謂的美國帝國體系內互相較量，難分伯仲。[12]美國在一個由滲透性地區所組成的世界中佔據著絕對優勢地位。日本和中國正是運作在這樣的環境中。[13]最近，可以看到中日關係的顯著惡化，在2004 年到2005 年的18 個月中，一系列引人注意的事件嚴重地影響了這兩個地區大國之間的關係。[14]雙方對於過去有不同的見解。這點可以體現在一系列事件上：中國強烈反對在日本教科書中對日本在東亞戰爭中侵略者角色的修改，也不答應日本首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參拜靖國神社。而自從20 世紀90 年代初以來，中國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個人電腦擁有率兩方面的增長速度都是日本的13 倍，專利申請增長速度是日本的12 倍，貿易增長速度是日本的11 倍，而中國的研究發展經費增長速度是日本的9 倍。[15]目前，雖然日本仍是東亞地區經濟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這一勢頭顯然正在減弱，這也引起日本國內某些民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因此，還不像其他地區那樣，可以通過共同的反美主義化解地區矛盾，中國和日本的政治關係充滿懷疑和對彼此的敵意。四 結論這篇文章論述了3 個相互關聯的觀點。首先，美國既是一個行為體，也是美國帝國體系的一部分。這個美國帝國體系改變著一個由滲透性地區組成的世界，同時也被這個世界所塑造。東亞不是一個在地理上有明確界限的空間，它有各種各樣頗有爭議的認同。其次，日本奉行的是國家經濟戰略和國際安全戰略，而中國一直遵循國際經濟戰略和國家安全戰略。不管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實力如何變化，但是這一對政治組合仍然使一個滲透性的亞洲牢牢固定在美國帝國體系中。最後，隨著日本化和中國化在美國帝國體系中的蓬勃發展，中日之間的歷史分歧和兩國之間不斷加強的敵對情緒也為美國創造了條件，使其可以在東亞地區繼續作為重要政治角色發揮作用。日本和中國以不同的方式與美國帝國體系聯繫在一起。一直以來，作為美國的支持者，日本與美國之間形成了持續一個多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而中國與美國的聯繫則植根於中國重視經濟開放性的發展模式。因此，一個滲透性的亞洲被各種安全和經濟關係固定在美國帝國體系中。在這個中日之間關係日益緊張的時期，美國在東亞地區至少可以在短時間內起到穩定的作用。美國作為一個隔岸大國，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會積極進行調停斡旋。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就曾經提出在中日之間開展「二線」對話，使兩國能夠共同審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他近代史。[16]另外，亞洲的滲透性特點為日本化和中國化都提供了發展餘地。這兩種趨勢與美國化一起創造著一個混合型的亞洲。亞洲的發展不能由北京、東京或是華盛頓中的任何一方單獨決定。[17]換句話說，日本和中國需要的是融合，不是對抗，也不是倒向一邊的競爭，混合型秩序對雙方都有好處，而且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兩國在美國帝國體系中的位置。最終，美國帝國體系也許能夠適應中國、日本和東亞提出的挑戰，但不會容忍由於無視國際合法性要求的單邊濫用權力行為所造成的傷害。（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白雲真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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