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亂」的終結者，不只戚家軍，更是開海禁

電影《蕩寇風雲》海報百戰百勝的「戚家軍」「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這是年輕（19歲）的戚繼光寫下的著名詩句，命中注定，這位山東漢子將在東南沿海的戰場上成就他的威名。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七月，戚繼光被調到抗倭鬥爭最激烈的浙江戰場，受命擔任參將，分守浙東三府，走上了抗倭的最前哨。

戚繼光塑像1559年，戚繼光選擇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編練他的新軍，吸引其來此的正是當地「其習懍而自輕」的民風。他的招兵標準主要是兩條，第一注重士兵的成分，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要鄉野老實之人；第二注重士兵的素質，不僅注重體質、武藝等，更要注重膽量。在義烏知縣趙大河（今無錫江陰人）的全力配合下，戚繼光選成了一支以農民、礦工為主，加上一批精悍的地主武裝組成的軍隊，共計三千多人。這就是後來遠近馳名的「戚家軍」的最初基幹。戚繼光根據江南水鄉地形特色及倭寇單兵作戰能力較強、倭刀堅利的特點創設了12人為團隊、攻防兼宜的「鴛鴦陣」，以及適合大兵團作戰的「一頭兩翼一尾陣」。這支軍隊實行十二人為一小隊（即「鴛鴦陣」），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的編製體制。四隊為一哨，四哨為一官，四官為一總這樣的編製正是為了適應一頭兩翼一尾的戰術，使頭、尾、翼都成為建制單位，便於指揮與作戰。

鴛鴦陣經過戚繼光嚴格訓練的「戚家軍」戰功赫赫：1561年4月，首戰台州花街時就斬倭308人，繳獲武器650件，解救被擒男女5000餘人；繼而又在白水洋三戰三捷，殲倭344人，擒倭首5人，收繳兵器1490件，解救被俘男女千餘人；至五月二十五日，歷時一個月，總共殲滅倭寇5500多人，解救百姓數以萬計，而義烏兵陣亡不過20人。此役打出了義烏兵的威風，令倭寇哀嘆：「撼海易，撼戚家軍難。」第二年，挾大勝之威，戚家軍南下入閩作戰，在近兩月間經寧德橫嶼、福清牛田、興化林墩三場血戰，共計殲滅倭寇七千餘人。明廷遂任命戚繼光為福建總兵，由其全面主持福建抗倭軍事。戚繼光麾下這些樸實的義烏農民礦徒，視國如家，奮勇殺敵，轉戰浙閩各地，所向披靡，「民朴且勇，克偕成功」，遂使浙、閩靖安。譬如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登陸福建的兩萬八千餘倭寇就大部分被戚繼光所剿殺。而統率4000餘義烏兵的戚繼光也因此聲名遠播，明廷重臣葉向高就說：「夫國家所患，南倭北虜耳，繼光破倭於南，御虜於北，自正（德）嘉（靖）以來推名將者，孰不以繼光第一。」倭寇的真相：逼民為寇戚繼光的抗倭大捷，自然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倭寇」究竟何許人也。從字面意思看，「倭寇」就是「日本的強盜」。的確，最早的倭寇在明朝初年就出現了，大抵是日本西部四國、九州沿海一帶的地方領主、大名指使、組織，其目的也只是劫掠一些食糧和人力；而其騷擾、劫掠所及的地區，多數是和他們根據地相距不遠的明朝（和朝鮮）沿海地區，很少有深入到江南的，與嘉靖年間的倭亂大不相同。說來也是奇怪，嘉靖年間最初嚷起「倭寇」來的所謂「倭」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番客。番客是什麼人？即佛郎機，也即是葡萄牙殖民者海盜商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葡萄牙人在浙江餘姚沿海殺人越貨，結果地方居然以「倭賊入寇」上報，這彷彿預示了在此後出現的大規模「倭患」中「含倭量」究竟幾何了。

倭寇形勢早在宋元時期，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已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這一局面隨著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洪武四年，朱元璋便下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十年之後，明太祖再次重申「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並親令將貿易大港明州改為寧波，冀望海疆能夠海定波寧。非但朱元璋在世時三令五申海禁之令，曾經大規模派遣鄭和統帥船隊進行遠洋航行的明成祖，在《即位詔》中就宣布：「緣（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於是，「海禁」政策作為歷代明帝不敢輕易的「祖宗舊制」，延續了一個半世紀之久。《大明律》明文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主犯比照「謀叛」斬首！嚴刑峻法無法掩蓋帝王色厲內荏的內心，對於陌生的海洋，出身淮泗農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懼。朱元璋自承，「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在西方官民協力的大航海時代，大明朝廷卻在費盡心機來阻止東南沿海民間貿易向外發展，而民間貿易勢力為爭得海外貿易的權益，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於反抗海禁政策的鬥爭。嘉靖年間，海禁之令變本加厲。1547年，巡按浙江御史裴紳（山西人）居然上奏嚴禁出海捕魚打柴，甚至毫無人性地聲稱「人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而兵部竟允行此議，無異於朝廷已視東南子民為草芥。隨著兩者對立的陡然激化，一場震動海疆的「倭亂」便接踵而至了：「數千裡間受其茶毒，所焚劫子女、金帛、廬舍以數萬計，所殺將、吏、民以數千計，所陷城邑、衛所、鄉鎮以數十百計」。

明人描繪的倭寇形象時人已覺察到這一時期的「倭寇」其實多是中國海商（海盜）。南京御史屠仲律（嘉興人）就直言，「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寧（波）、紹（興）人十之五，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雖然這裡面的比例有點莫名其妙，卻也道出倭寇的真相。唐樞（湖州人）更是說，「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東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破產農民迫於衣食只能下海「通番」。既有「海禁」，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違禁經營海外貿易的商民不惜鋌而走險，走上了武裝走私的道路，淪為海盜（「寇」）。嘉靖年間厲行海禁結果是禁之愈嚴，盜起愈烈，「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海禁與「倭患」竟成惡性循環，實在是高壓政策下的時代悲劇。平息倭亂的隆慶開關不少有識之士已發現這場得不償失的抗倭戰爭正是「海禁」種下的惡果，上海雖然不是倭患重災區，徐光啟也感嘆「譬如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正是由於海禁政策嚴重違背了瀕海人民的利益和願望，致使「海濱人人皆賊」，更令統治者有誅不勝誅之感。曾指揮平「倭」戰爭的胡宗憲悲嘆：「邇年蘇（州府）、松（江府）、兩浙連遭倭患，舊賊未及除，而新賊繼至。協從未及招，而附者日踵。」 嚴酷的現實迫使朝廷上興起了一場關於是否開放海禁的 「籌海之爭」。大文豪歸有光（崑山人）認為，只需「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道德文章雖好，卻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確保海疆安寧。大勢所趨之下，就連主持抗「倭」的福建巡撫譚綸（江西人）也引用俗諺「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還都塞了，好處俱穿破」，主張解除「海禁」，以便「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甚至戚繼光也疲於轉戰沿海各地，認為應該放鬆海禁。

歸有光1567年，戚繼光取得了抗倭的最後勝利。三月，復有倭寇三百駕巨艦來廣東省南澳屯聚，準備迎候同黨，被戚繼光率軍一舉剿絕。續來的倭寇，在途中聽說前倭已敗，慌忙轉帆遁回本國。四月，還有數百倭寇，乘船四艘，停泊在福建泉州崇武所附近岸邊。戚繼光將這股倭寇誘引上岸，全部消滅。此後，侵擾東南沿海長期為患的倭寇終於基本平定。不過，在戚繼光輝煌的軍事勝利的背後，是這一年新繼位的明穆宗隆慶帝借登基之機改弦更張，「易私販為公販」，開放福建省漳州月港（今屬龍海市），允許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船出洋遠販東西兩洋，史稱「隆慶開關」。

明代漳州月港月港位於漳州府城東南25公里，地處九龍江下游入海口，因其「外通海潮，內接山澗，其形如偃月」，故名「月港」。其實它只是一個內河港口，海船出洋時，需要數條小船牽引始能成行，單從正常的港口選址來看，月港顯然先天不足。但這一地理環境卻是絕佳的走私場所，若遇官兵的追捕，走私商船既可避九龍江中，又能迅速逃入南溪。兼之「僻處海隅，俗如化外」，朝廷鞭長莫及，日久天長，十五世紀中期月港已成為海外走私貿易商麇集的地方，崇禎《海澄縣誌》曾記述其「風回帆轉，寶賄填舟，家家賽神，鐘鼓響答，東北巨賈競鶩爭馳」，已享有「小蘇杭」之稱。嘉靖年間，月港更躍升為當時最大的走私貿易中心，「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官府對這一「盜藪」幾乎束手無策。而在經歷了倭亂的明廷終於默認了月港走私貿易的既成事實。1566年，此地單置海澄縣（取「海宇澄清」之意）。翌年，隆慶改元，月港開洋。作為一個內河港口，月港的出海口在廈門（時稱中左所）。官府僅需在此處設立驗船處，則可以對進出商船實行監督，以免出現隱匿寶貨，偷漏餉稅等現象。且當廈門出現海寇警訊時，停泊在月港的商船可來得及採取防範措施，正所謂「因勢利導，馳其禁而重其稅」。機緣巧合湊在一道，便成就了月港的唯一合法外貿港的地位，而月港的通商也給東南沿海帶來了久違的和平，所謂「倭患」立即煙消雲散：「向年未通番而地方多事，邇來既通番而內外義安」。《初修海澄縣誌序》精闢地總結道，「澄以舶故寇，寇故縣。自縣成，舶發於官，而寇禍息」。一時間，在此經營海上貿易的中外「富商巨賈，捐億萬，駕艨艟，植參天之高桅，懸迷日之大帆，約千尋之修纜」。「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小小的月港竟誇稱大明天子的「南庫」，令時人發出「共喜一槎乘使者，欣觀萬國奉天王」的讚歎，也令人忘卻了海禁政策導致「倭亂」的痛苦回憶。

放開海禁後的福建海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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