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佳山｜中國電影如何把握 「一帶一路」歷史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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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如何把握 「一帶一路」歷史契機

>>>文｜孫佳山

導言

隨著我國電影產業進一步深度參與到全球性文化商業協作體系，能否在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這些商業上的成功之後，也生產、創作出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能夠正面講述中國故事、正面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影視作品，在「一帶一路」的疆域里將商業上的成功轉化為文化上的成功，就將是在「走出去」的歷史進程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電影，全行業都必須要面臨的嚴苛的歷史洗禮。

隨著5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丹麥政府關於合作攝製電影的協議》的簽署，我國已與加拿大、義大利、澳大利亞、法國、紐西蘭、新加坡、比利時（法語區）、英國、韓國、印度、西班牙、馬爾他、荷蘭、希臘、愛沙尼亞等1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電影合拍協議，相關影片立項已百餘部。除了以海陸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主體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之外，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一帶一路」元素影片也日漸成為備受各方矚目的焦點。

「一帶一路」作為面向未來世界格局的國家戰略，在電影領域已經初具規模，形成了初步穩定的架構。與早期和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較為單一的合拍模式不同，「一帶一路」合拍片的題材、類型、模式進一步多樣化。這16個國家和地區，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經驗和市場環境，一些過去並不在中國電影視野中的文化問題也開始持續登場，並將持續考驗著中國電影行業各個環節的平均文化工業水平，這既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歷史挑戰。

在2016年勉強實現正增長之後，2017年第一季度的我國電影票房更是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儘管2017年突破200億票房的時間要比2016年早16天，但在剛剛的「五一」檔，竟出現了四部國產影片不敵一部好萊塢影片的難堪局面。由各個領域投資過熱所疊加的演員天價薪酬、院線擴張產能過剩、國產影片盈利低下等種種結構性問題開始集中爆發，並且在中長期內都沒有可以扭轉的跡象。在這個意義上，「走出去」，尤其是選擇合拍片的模式，從商業角度而言，就是當前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最現實的選擇。

然而，這裡的「走出去」是以適合中國電影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的方式「走出去」，還是以好萊塢的方式「走出去」，在「一帶一路」的格局和體系中，好萊塢的方式是否就是中國電影最為合理的「走出去」的路徑？這一問題隨著國家總體性的「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推進，正日漸成為關乎中國電影發展方向的核心問題。

以《大唐玄奘》為例，佛教作為中印兩國可共享的文化經驗，是我國和印度在文化交往中可以有效溝通的非常重要文化資源，無論是對於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還是對於我國日趨重要的文化安全問題而言，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在「一帶一路」的視野下，合拍片更應該是中國電影的一個試驗田，在這個領域必須對中國電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其海外傳播直接代表著當代中國的文化形象，不能只是讓外資在中國電影市場享有單向度的相關優惠，更應該在海外相關國家有著至少差不多對等的傳播效果，而這顯然不是簡單的經濟利益所能考量的範疇。

如果沒有「一帶一路」這樣的歷史契機，僅僅依靠中國電影行業內部的自我調節，恐怕根本沒有現實可能。好萊塢的成熟的敘事套路、故事模式，不僅早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商業類型片的拍攝、製作過程中，其也內在地影響了中國電影觀眾的觀影習慣和審美範式。中國電影能不能用中國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能不能在世界電影格局中形成中國電影自身鮮明的、有特色的、獨立的民族風格和中國話語，對於這個時代的中國電影而言，是從理念到方法的系統工程。所以，在中國電影的「走出去」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就不僅僅要儘可能地減少海外傳播中的「文化折扣」，更是一場尋找自我的艱難旅程。

隨著我國電影產業進一步深度參與到全球性文化商業協作體系，能否在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這些商業上的成功之後，也生產、創作出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能夠正面講述中國故事、正面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影視作品，在「一帶一路」的疆域里將商業上的成功轉化為文化上的成功，就將是在「走出去」的歷史進程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電影，全行業都必須要面臨的嚴苛的歷史洗禮。

本文發表於《中國文化報》2017年5月22日，感謝孫佳山老師授權。

編輯｜王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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