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恥心與社會化

羞恥心與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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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受尼爾·波茲曼所著的《童年的消逝》啟發所寫

在書中作者尼爾·波茲曼對童年的消逝這一現象使用了類似福柯的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研究方法,即從歷史中解釋某個概念或知識的形成、發展、變化以及終結,這種研究方法由福柯從尼采繼承並改良而來,正如尼採的名篇——《論道德的系譜》中所用到的系譜學(genealogy)一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有時也稱之為知識系譜學。

懂得波茲曼的研究方法之後,其提出的理論或說法的正確性也就能夠擁有一個較為簡單的判斷切入點,即對整個理論的起點所要做的基礎判斷。

波茲曼認為,在童年概念的演化過程中, 沒有高度發展的羞恥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因為羞恥心的形成代表了自我控制的成熟,其作為智力和道德的準則以及成年的一個特徵,變得越來越重要,它也相應地反映在性道德觀和性行為上。羞恥心是人類文明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們的本性所要付出的代價。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只有羞恥心的形成才能導致自我束縛的成熟,最終才能使得一個人成為現代社會所稱的「文明人」。

在這裡,雖然波茲曼沒說但是很關鍵的一點在於,羞恥心其實只是一個表面概念而已,其本質是社會學上的內化(internalization)概念,通俗地講就是社會化,內化的一個定義是:當人類文化的外部特徵在人的頭腦和人格內部複製時,人就變得社會化了。

舉例而言,一個男人在殺妻並將其埋於天井裡十年後,走進警察局,要求與偵探談話,並供認了罪行。他這樣做是因為一直被罪惡感折磨。他不需要任何外界權威把他的行為歸為犯罪;他自己的良心已經這樣做了。要注意的是,文化始終是人類主觀想像的概念,道德、法律都不是客觀的物質存在,而一個人把道德觀念以及各種法律規則當作真實事物時(一般從嬰兒開始),他的社會化就開始了。

所以波茲曼的羞恥心假設是有社會學保障其正確性的。

但是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個問題,羞恥心的形成又是由何而來?

從微觀而言,對照上述的社會學概念,有一種解釋是文化從我們的客觀刺激而來,然後用被馬克思通俗化了得術語來說,文化被進行了物化(Reify),意思是「使之如實物一般」,也就是說使意識形態如實物一般,如此一來文化最終形成了社會結構,這些東西既非「完全在頭腦里」,也非完全處於我們的意識之外:它介於主體之間。假如有足夠多的人都以類似的方式想像一些事物,那麼這些事物就可能具有一種與「客觀」世界難以區分的永久甚至壓迫性的現實性。這也就是《來自新世界》最後一句「想像力可以改變一切」的意思。

而從宏觀而言,我說宏觀其實指的是從人類整個族群而言,這也是波茲曼的研究大背景,他沒有考慮羞恥心存在的微觀要求,也就是法律,道德以及其他物化概念的存在。這些東西在他研究前就被默認當作即存現實。波茲曼所探討研究的內容更多地是從傳播學、歷史以及人類的生理基礎為起點來考慮。

就像上文所述,羞恥心的形成在於物化概念的內化。因此在本書中,波茲曼主要探討了的是什麼促進或阻止了內化這一過程,而如果我沒誤解尼爾·波茲曼的話,他應該是一位生物決定論的支持者。早在《娛樂至死》一書當中他就闡述了人類記憶在生理上的限制與外部環境信息媒介共同作用下對人類文化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詳見上篇文章);而在《童年的消逝》中,他又指出由於生理上的限制,人類在7歲時才發展出完全成熟的讀寫能力,因此當「印刷術」創造的媒介環境完全取代了中世紀的「口頭」媒介環境時,人類就被區分為了兩類人,印刷術在不能閱讀和能夠閱讀的人之間產生了分化。在文字世界裡,做成人意味著有機會了解用非自然符號整理和記錄下來的文化秘密,而兒童則沉浸在一個充滿秘密的世界裡,心中充滿神秘和敬畏的感情。這就是為什麼在印刷術出現以前的中世紀人,不論年齡大小,其行為都以幼稚為特徵的原因所在。在口語世界裡,成人的概念並不存在,因此,兒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於此一來,由於無法通過有效地掌握社會習俗、道德、法律以及等等物化概念,兒童才被真正與成人區分開來。如此一來,現代羞恥心的概念就出現了。

在了解羞恥心的出現機制以後,可以肯定一下兩點: 1. 兒童羞恥心的出現在於知識間隔(knowledge gap)的出現,也就是對信息的絕對控制,這一點在印刷術出現的年代具體表現為兒童與成年在生理上讀寫能力的差異與限制。 2. 兒童羞恥心的存在有微觀上的需求,具體表現為道德、法律以及等等物化概念的存在。

其中第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它在人類歷史上證明了是可變的,而第二點則相對一直存在。 第一點中提到了信息的絕對控制對兒童羞恥心形成的關鍵作用,而到了近代與現代這個絕對控制被打破了,而打破的關鍵正是三種新主流媒介的誕生——電視、電腦與手機。

正是電視的出現,這個信息等級制度的基礎就崩潰了。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人們是看電視。人們不閱讀電視,也不大會去聽電視。重要的是看。這對成人和兒童、知識分子和勞動者、傻子和智者都沒什麼兩樣。他們看的是動態的、時常變換的圖像,每小時多達1200幅的圖像。

電視侵蝕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這表現在三個方面,而它們都跟電視無法區分信息使用權密切相關:第一,理解電視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訓練;第二,無論對頭腦還是行為,電視都沒有複雜的要求;第三,電視不能分離觀眾。鑒於我所描述的這種情況,電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沒有秘密,童年這樣的東西當然也不存在了。

電視上充斥著成人的秘密,這些秘密不只是關於性存在的知識,而且還包括各種社會契約,電視劇中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內容都被電視揭露在兒童面前。如此一來,兒童與成人之間的知識間隔(knowledge gap)便被極大的削弱了。

但電視的影響在中國卻沒有像在美國一樣大,關鍵在於早期電視頻道在中國是由政府掌控,而不是由資本掌控,並且在印刷術時代留下的習慣下,對兒童與成人地故意區分思維被帶到了電視頻道中,光是比較兩個國家同電視時代下的頻道所講出粗言穢語的次數就能感覺出這種巨大的差異。

但不管怎麼樣,電視在中國還是起到了侵蝕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的作用。

而真正造成今天中國各種兒童社會問題的原因其實要歸結於電腦以及手機,低素質交流、沉迷獵奇、未成年賣淫等等問題,都是由新舊媒介的交替所造成的。家庭的結構和權威已經受到嚴重的削弱,因為家長對年輕人所接觸的信息環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瑪格麗特·米德曾把電視比作「第二家長"。她這麼說,是指我們的孩子在電視機前所花的時間,確實要比和他們的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多。

無論如何,很顯然,媒介已經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輕人的價值觀和情感發展上的作用。這意味著傳統上以親密、依賴和忠誠為特點的親子關係因此而喪失。在一個經歷了劇烈變化的傳播結構里,引用麥克盧漢的話就是,學校已變成了禁閉場所,而不是學習場所。

而諷刺的是,學校作為識字文化的產物,無論在控制未成年人(兒童、年輕人)的信息接觸上所做的努力多麼微不足道,學校都將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成為防止道德底線崩潰的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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