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引爆人類醫學革命的當代大中醫

2015年1月6日，筆者應邀來到溫州潘德孚中醫診所，百聞不如一見，潘老的醫家風采令筆者耳目一新，身心振奮。本來偉岸的老中醫形象，如今更加偉岸，令人肅然起敬。就在二十天前，我們在北京雁棲湖舉辦了首屆「大中醫生命之道高峰論壇」，會上二十多位明師明醫圍繞「弘揚大中醫文化，發展大健康產業」發表了自己的高見，潘老先生關於「中醫是人體生命醫學」的演講更是一鳴驚人。不過，潘老先生的魅力，還不在於演講的精彩，儘管演講中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不在於一本本新著的出版，儘管著作中傾注了耕耘的心血；也不在於他在診所中指揮那些被醫院宣判為絕症的病人向自己的疾病進軍的從容，儘管這些病人奇蹟般的康複本身就是無言的響雷。他的魅力，在於五十年中醫人生上下求索厚積薄發的精神綻放，在於紮實踐行一個真中醫悲天憫人的道德良心，更在於他在一個世人皆醉、謊言遍地的時代喊出了孩子般真誠的一句話——那個被稱之為「現代的、科學的」西方主流醫學，不過是「皇帝的新衣」。筆者與潘老先生相識是2010年。那一年，我們主編的內部通訊《歸零》創刊不久，就收到了潘德孚先生的一篇文章《天下無癌論》。不用細讀，單看題目，就知是好文。不知為什麼，作為一名不學醫的理工科學生，筆者還在高中的時候，就曾暗自發願：將來一定要攻克癌症。這個願一直伴隨自己走了半輩子。我們家沒有人患癌症，為什麼要發這個願呢？我想，也許是因為讀書讀到「癌症是絕症」產生的無名恐懼造成的吧。二十多年過去，當我讀潘老文章的時候，突然想起年輕時的那個願，不過是無知的幻相而已，原來世上本沒有「癌」，更沒有「絕症」，我的心在那一刻就解放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歸零》就不間斷地刊登潘老的文章。潘老的文章，題目都很誘人，請看《免疫大失敗》、《基因圖譜大騙局》、《醫學垃圾化的道理在缺乏綜合性思維》……從溫州回北京後，筆者心潮跌宕，決心要寫點什麼。然而茲事體大，從哪裡入手？一時躊躇，不敢提筆。於是，閉門謝客，靜心歸零，重讀潘老專著《人體生命醫學》，一個清晰的形象漸漸浮現在腦際——潘德孚老中醫，不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找的當代「大中醫」么？大中醫風采六號早上八點，筆者來到溫州市解放後巷114號潘德孚中醫診所，門前已經排上了前來就醫的長隊。感謝潘老的用心，我被安排在他診台的對面，便於觀察潘老望聞問切辨證論治的全過程。潘老診所面積不大，條件簡陋，可謂斗室。在他背後是三排書架，滿滿當當的擺著各種書籍，以醫書為主，還有許多跨學科的書，可見潘老涉獵廣泛；正面桌子上擺著一個大大的電腦屏幕和一個小小的切脈用墊枕，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潘老的右側是病歷架和診床，架上整整齊齊擺著一摞摞病歷；在潘老左側的牆上，掛著一個匾，赫然寫著潘老的名言：「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潘老就是在這間斗室，治癒了無數所謂絕症患者，讓他們重獲新生。今天，筆者有幸成為一位親歷者。第一位挂號的是位中年人，來自浙江，名叫曹勇進。他一坐下就喊「難受死了，難受死了。胸悶，相當悶。大便不通，一點力氣都沒有，臨睡之前咳嗽很長時間，做過穿刺，不想再去了……」西醫診斷是肺癌。潘老給他把過脈看過舌苔後，和藹而自信地對他說：「別相信醫院。在我這裡是沒有癌的。你來找中醫就對了，這叫『中醫首治』，沒問題的。如果被西醫治個稀巴亂，我就沒有辦法了。我先給你開三帖葯，你到附近賓館住下，觀察幾天再走。中醫診病是要看趨勢的。」當病人問到營養時，潘老講了當天第一句名言：「人只要吃飽了，營養都有了，別擔心。」第七位病人是一位來自湖北的婦女，名叫熊智輝，52歲，由丈夫和女兒陪同。這是個知識分子家庭，丈夫是大型國企的高管。丈夫煞有介事地拿出妻子的病歷及情況介紹，聲稱他們經過慎重考慮：準備放棄西醫治療，專程從武漢投奔潘老而來……話未說完，妻子就抱怨說：「都怪他啊！我們認識您太晚了啊！肝部手術後，又做化療，快把我折騰死了……幸虧我身體底子好啊，我才堅持到現在……」丈夫辯解「也不是我死腦筋，我曾到北京東直門中醫院找過某某著名中醫（在網上都能搜到），他們跟我講，中醫治不好癌症，中醫最多只能跟西醫配合治療，於是，我們才選擇了西醫治療的，沒想到西醫治療的副作用這麼大……」病人在一旁啜泣起來，潘老打斷丈夫的話說：「這些醫生都是西醫化的假中醫。你見過西醫治好了一例癌症嗎？西醫把人治死，中醫把人治活。」下午第十二位病人名叫徐仙蘭，是本地一位53歲的複診病人，患「白血病」，但是，看她神色，一點也不像重病患者。了解之後得知，她是在潘老這首治的白血病患者，這次是第六次複診了。按照潘老每次十天葯計算，她應該治療了50天，基本痊癒了，現在只是感覺頭暈、兩肩僵，還有一些指標不正常，但是，精神很好。潘老微笑著跟她講：「不要以指標為標準，而要以舒服為標準。」這句話使我想起上午兩個人被潘老拒絕治療的事情。一個女孩子問：「潘老，我脾氣不好，面色難看，大家都說我病了，您給我看看吧？」潘老反問：「你自己感覺有什麼不舒服嗎？」女孩答：「沒有不舒服。」潘老說，「沒有不舒服，就沒有病，不用治。至於脾氣不好，需要你自己調心，不需要我治的。」另一個男孩跟潘老講自己是乙型肝炎，請潘老治。潘老問「一型還是二型，自己感覺怎麼樣？」男孩答：「二型。自己沒什麼感覺，只是指標不正常。」潘老微笑著說：「你沒有病。乙型肝炎病毒致病學說，本身就有問題。細菌病毒是我們的祖先，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不要消滅他們。你放心回家吧。」不用再列舉更多病案了。這一天，從早上八點至下午六點整整十個小時，除了午飯時間，潘德孚老先生以其80歲高齡，穩坐在那裡，望聞問切，運籌帷幄，儼然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指導病人們戰勝生命中的病魔。病人們一個個心情沉重而來，滿懷信心而去。這一天，潘老總計看了39位病人，其中有21位癌症患者，還有4位白血病患者，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被西醫院宣布為死刑的病患。在這個小小的斗室里，潘老讓他們看到了生的希望，或者說是潘老啟發了他們的心智，讓他們明白自己的病並不可怕，更不致死。這一天，潘老談笑風生，風趣幽默，與病友們打成一片，邊治病，邊科普；邊指導病人，邊跟病人一起研究和學習。這裡的醫患，不是對立的，而是和諧的。忙碌一天，我問潘老累不累，他說「不累，跟病人在一起會診很開心。」這裡感覺不到痛苦，更沒有死亡的危險，難怪病人們一傳十十傳百，千里迢迢來到這裡就醫。大中醫在這裡啊！所謂「大中醫是包含上醫、中醫、下醫的生命之道。上醫治國，中醫治人，下醫治病。」這是我們給大中醫下的一個定義。今天我們強調大中醫，就是因為人們丟掉了「上醫」和「中醫」，把原本是大中醫的「祖國醫學」淪落為「下醫」的境地。筆者一度對於只知治病的「下醫」很不以為然。然而，這次溫州之行，潘老給予了我新的認識：「下醫治病」不可小覷。試想一下，如果中醫看不好病，還有什麼資格治人、治國呢？大中醫的希望，就在於民間還有真正會治病的「下醫」，這才是大中醫的基礎。所謂上醫、中醫、下醫，原來是不可分開的。潘德孚老中醫，就是這樣一位上可以治國、中可以治人、下可以治病的當代大中醫。他是我們時代的瑰寶，也是我們的引路人。生命的定義潘老的學術思想要從「生命」的定義開始。潘老曾經不無幽默地講過多次，「我這輩子在醫學方面最大的貢獻就是給『生命』下了定義。」「西方醫學沒有給生命下定義。」「我這個生命定義拿個諾貝爾獎都不過分。」當然，潘老肯定不在乎什麼「諾貝爾獎」，但他對自己「生命定義」的自信卻溢於言表。他在《人體生命醫學》中引用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的一句話，「一般人不難區分什麼東西是有生命的，什麼東西是沒有生命的。但給生命下一個科學的定義卻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困難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直接關係著人類自身的理解。」一向以「科學」自居的西方醫學沒有給出「生命」的定義，這是真的嗎？還是我們孤陋寡聞？從百度搜尋「生命」條目，答案是「生命，泛指一切具有穩定的物質和能量代謝現象，能回應刺激能進行繁殖的半開放物質系統。」這個定義把「生命」歸結為「物質系統」，不能令人信服。維基百科「生命」條目認為「生命沒有公認定義，不同的科學家曾提出過各種定義。科學家經常認為只有生物體會展現以下全部現象：體內平衡、組織性、新陳代謝、生長、適應、對刺激作出反應與繁殖，才能被視作生命。」這個定義複雜一些，仍然讓人抓不住生命的本質，連西方科學家自己都很難認同，譬如，有些生命不能繁殖但仍然應視為生命。更有意思的是，美國普渡大學洛伊斯N.瑪格納教授的權威著作《生命科學史》，洋洋洒洒五十五萬字，也未能給出該書主題「生命」的定義。從來就認為西方邏輯系統嚴密的我，在潘老的啟發下，也能發現西方的所謂「嚴密邏輯系統」，原來是那麼可笑和脆弱。該書第一章第一節標題為「起源和定義」，第一句話「生物學，就像所有其它的科學一樣，其根源可追溯到人類第一個文明社會以前很久的遠古時代。」第二段第一句話「簡單地說，生物學可以被定義為關於生命物體的科學。」然後，就開始通篇談她的「生物學」，難道「生命」就是「生物」嗎？既然如此，為什麼書名取為《AHistory Of the Life Sciences生命科學史》，而不叫《A History Of the BiologySciences 生物科學史》？再看看該書的目錄：一、「混沌初開」；二、希臘人：自然哲學家和科學家；三、古希臘的遺產；四、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五、現代科學傳統的基礎；六、科學及其變遷：科學社團；七、顯微鏡和小型新世界；八、歷史上各代人的分歧：關於發生·繁殖·發育問題；九、細胞學說；十、微生物學和生源說；十一、生理學；十二、進化論；十三、遺傳學；十四、二十世紀的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舉世矚目的噬菌體。我們從這些題目中不難發現：其一，所謂「生命科學」不過是「生物科學」，所謂「生物科學」不過是「西方科學」的一個分支而已；其二，整個「生命科學史」都是西方人自古希臘以來的研究成果，跟中國人沒有任何關係。該書通篇沒有介紹中國人關於「生命」的認識。其三，「基因研究」，代表了所謂「生命科學」的最新最高成就。讀完全書，仍然不知「生命是什麼」。潘老說對了，西方人不懂「生命」。一百七十年來，我們習慣了西方人給我們戴的帽子「西方先進我們落後」。關於「生命的定義」，我們大多數中國人都會先入為主地認為：當然是西方先進，我們落後啊！西方人如果不懂「生命」，那麼誰懂？潘老自信地回答：我們懂！我們中國人懂！是我們清醒的時候了。潘老的「生命定義」是什麼？「生命是信息運行的一個自組織的過程。」這個定義點出了生命的本質，可謂「大道至簡」。潘老這個生命定義，不是單指人的，而是囊括了所有大大小小的生命。不管它的大小，不管壽命長短，不管體型、形態如何差異，不管它的結構是複雜還是簡單的。人是生命，細菌病毒也是生命；生物是生命，社會也是生命；企業是生命，國家也是生命；人類是生命，宇宙也是生命。潘老定義的生命，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包含天道、地道、人道，是中國傳統文化關於「生命」認知的現代化表述。潘老定義的生命概念，對於重新審視與評估現代西方醫學的「科學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潘老認為，「醫學以維護人的生命健康為目的，從醫學的角度來看，確定生命的定義是最為重要的，可以說，是重中之重。現代西醫學固執地認為，身體就是生命，軀體就等於生命。這種混淆導致現代醫學研究走進了一個很難返回的誤區。誠然，一切疾病都在身體里顯現，生命也附著呈現在生命自己所生成的身體上，然則，身體卻絕不等同於生命。這就好比電腦的操作系統，必須依附電腦的硬體才能運行，才能證明它確實存在著，否則它既看不見又摸不著，怎麼能顯現其高度強大而複雜精細的信息系統功能？但是，如果操作系統有了『病毒』，電腦醫生卻認為病一定存在硬體里，打開電腦來檢查每個零部件，這能查得著醫得好嗎？」（參見《人體生命醫學》P43）潘老這段話對於任何一個受過西方主流教育的人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西醫把「軀體」看成「生命」，把「生命生病」看成「軀體生病」的錯誤，本來也是顯而易見的，卻無人能見，非要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大聲吶喊，不亦怪乎？生命是信息運行的一個自組織的過程。有了這個定義，我們就清楚地知道：生命不是物質，而是信息運行的過程，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軟體；是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病；生命是有自組織能力的；這種自組織能力的有序，就體現信息運行的有序，就是「健康」；如果這種有序性出現混亂，輕度混亂就是「生病」，嚴重混亂就是生命危殆；醫療的法則是幫助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克服障礙，重新建立它運行的有序性……在此基礎上，潘老先生全面地構建了他的「人體生命醫學」，這個醫學，就是中國人自黃帝以來歷代聖賢探索與傳承的醫學，是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正確認識，這才是真正科學的認識。而西方人至今仍然蒙在鼓裡，他們很努力，卻犯了「方向性錯誤」。從「生命」開始，潘老將會引爆一場真正的醫學革命。人體生命醫學潘老提出的人體生命醫學,是一個系統的、科學的、簡明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有三個來源：一來源於以《黃帝內經》《傷寒論》為代表的中國上古醫學，可以說，人體生命醫學就是中國上古醫學的現代詮釋，是現代化的中醫理論；二來源於西方非主流醫學對主流醫學批判的成果。譬如潘老著作中引述的《現代醫療批判》、《不治而愈》、《疾病的希望》、《醫生沒有告訴你》、《葯禍》、《順勢療法》、《別讓醫生殺了你》、《疾病發明者》、《現代醫學中的錯誤》、《無效的醫療》等等。西方的非主流恰恰代表著西方醫學最先進的探索，當然，這個「先進」相對於人體生命醫學而言還是膚淺的；三來源於潘老五十年臨床治病實踐。豐富的一線經驗和求索思考，讓潘老在理論與實際、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養生與治病等諸多方面豁然貫通，遊刃有餘，終成一家之言。要了解人體生命醫學，首先要改變思維。我們中國的醫學思維，曾經是人類世界最高明的思維，最近一百年來受西方思維的影響與衝擊，不幸墮落為低級思維。高明的思維，是立體的思維、中道的思維、平衡的思維——宏觀與微觀的平衡、整體與局部的平衡、模糊與精確的平衡；低級的思維，是線性的思維、偏執的思維、不平衡的思維——失去宏觀的微觀思維、失去整體的局部思維、失去模糊的精確思維。改變思維，就是要平衡思維，讓偏執的思維回歸中道。這裡的關鍵是，運用宏觀思維、整體思維與模糊思維，認識生命，認識中醫。離開了宏觀、整體、模糊，就不能真正認識生命、認識中醫，也就不能理解潘老提出的人體生命醫學。潘老為什麼那麼重視「生命的定義」？因為醫學和醫療的對象是「生命」，離開了生命，就無所謂「健康」和「疾病」。「生命」是人體生命醫學及一切醫學研究的「太極」。《易經》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相，四相生八卦。」這句話是反映人類思維規律的。人類的思維應該是從宏觀到微觀的。太極思維就是宏觀思維。如果太極錯了，南轅北轍，任何微觀、局部、精確的思維，都是錯誤的，豈不痛心？今天西方醫學就是把「太極」搞錯了。他們沒有把「生命」作為對象，也沒有把「健康」作為對象，而以「疾病」為對象。他們的一切研究都是以戰勝疾病為目標，以致疾病戰勝了，生命卻終結了。西方醫學以其錯誤的方向正在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健康。潘老在其《醫學理念六十條》中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醫學是研究維護生命與健康的學問。」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會對生命、健康、疾病、醫療、養生等概念有全新的認識。關於生命。潘老在其《人體生命醫學》中有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生命有如一道水流，從山頂流至大海，去完成一個時空過程。人們生病是『流』生病，而不是『水』生病。『流』生病就像水流遇到障礙，平靜流淌的水起了波瀾。治理『波瀾』最好的方法是強化水流讓水流自己繼續流淌，不斷地衝擊疏通它的軟體障礙使自己的生命之流恢復常態，而不是使用外力把軟體生病所產生『硬體結果』挖掉，更不是去研究水的組成部分，分析水到底含有什麼原子或分子，如果繼而去研究粒子或夸克，變成笑話奇談了。遺憾的是現代醫學就是在堅持這條硬體分析路線，從而走進死胡同。」關於人體生命。潘老認為，作為人的生命，必然需要三個系統：軀體系統（形）、本能系統（氣）和意識系統（神）。軀體系統具有物質性，作為生命的依附，生命以它來顯示，可以度量，可以說是生命的硬體部分；信息系統包括本能系統和意識系統，是非物質的軟體部分，不能度量，看不見、摸不著。沒有意識和本能的軀體，就沒有生命，就是屍體；本能尚存，沒有意識，就像醫院裡的植物人，信息系統仍然還在，是自組織的；意識系統是信息運行的高級層次，是生命的指揮系統。形、氣、神三位一體，神是第一位的，具有可自控性；氣是第二位的，具有自組織性；形是第三位的，具有物質性。關於健康。潘老認為，健康就是生命信息運行有序。健康就是體內平衡：心理情感平衡、臟腑功能平衡、營養平衡、微生態平衡。思想、生活、環境的不和諧，才是生病的根本原因，不是細菌。發熱不是疾病，而是生命在抵抗疾病。疼痛不是疾病，而是生命的求救信號。健康帶菌、帶癌生存，是指人與微生物的生命相互適應。關於疾病。潘老認為，百病就是一病——生命信息運行障礙。只要生命自組織能力沒有完結，就沒有不治之症。細菌病毒是人類生命的祖先，因此，無須害怕。生命的整體性決定：任何疾病都是整體的疾病，都是對生命的威脅。生命的個體特異性，決定了每個人的病都不一樣，治療也不應一樣。生命是動態的，疾病也是動態的，按病名治病，就像刻舟求劍一樣的愚蠢。關於醫學。潘老認為，現代醫學的所有檢查，基本上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現代醫學的治療的目標，只針對結果而不是原因。西醫醫學沒有哲學背景，也沒有醫學自身的基礎理論。現代西醫內科治療學是解剖學、細菌學、營養學、統計學的大雜燴。現代西醫病理學全是假說，醫療實踐的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解剖學誤導以身體為生命，細菌學誤導外因為生病的主要依據。外力控制論是破壞生命自身能力的理論。醫學進步的標誌是療效，與科技進步無關。潘老關於現代醫學的觀點，可謂當頭棒喝，入木三分。關於醫療。潘老認為，最好的醫生是病人的自愈能力。最好的治療方法是不用藥物。最壞的治療方法是傷害病人的自組織能力。最壞的醫生是用語言恐嚇病人的醫生，譬如宣布某某病為絕症、宣布死亡日期等。最壞的醫療方法是把病人與疾病一起消滅。沒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沒本領的醫生。醫生臨床，是幫助病人策劃打勝一場維護健康的戰爭。治病的根本道理是調節平衡。凡是傷害生命自組織能力的一切藥物和診療方法，都是不科學的。一切外科手術，是最後考慮的治療方法，非萬不得已不能用。中醫治療疾病有兩大特點：一是整體考量；二是辨證論治。潘老的人體生命醫學體系，在一些人眼裡可能略顯粗糙，但是，他的方向是正確的。這個體系關乎生命健康的大是大非，不能不引發人們的深思與反思。人類醫學應該朝著這個方向，繼續探索，繼續前進。西方所謂現代醫學，披著科學的外衣，實際是迷失了方向的羔羊，向著微觀、局部、精確的領域研究生命，勢必脫離大道，遠離生命，最終走進死胡同。為什麼要醫學革命？如果潘德孚老中醫，停留在給病人治病上，或者停留在學術探討上，那麼，他還不能算一位大中醫。他的腳步沒有停止，他還在做更深入的研究，向著更深更遠的時空探索。潘老今年已經八十高齡了，他仍然長著一個年輕人的心，他有很多心愿要去實現。潘老希望發起癌症和白血病中醫首治聯盟，不要讓西醫給治殘廢了再找中醫救治；潘老希望天下癌症患者都能治得起癌症，不要害怕癌症，更不要被醫藥市場騙得人財兩空；潘老關心中醫立法，希望中醫立法能夠真正起到保衛中醫傳統的繼承和發揮，而不是發揮相反的作用；潘老關心習近平主席的治國理政，注意到主席「改，也要辨證論治」的講話，給主席寫信，力陳「醫學社會學研究課題」立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潘老最為關切的還是引爆一場行將到來的人類醫學革命，他說，「世界陷入醫療危機，是因為作為主流醫學指導下的現代醫療方法和醫保體制，已不適合當前人類維護生命與健康的要求，人類急盼一次醫學革命，急需改革被挾持的醫保體制。時代要求我們，必須以生命醫學取代當前屍體醫學，以平衡療法取代當前的對抗療法，以辨證論治取代當前的按病名治病。」「革命」一詞在和平年代，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慄。告別革命的聲音不絕入耳，他們似乎以為：革命，都是那些革命者無端挑起的事端。筆者可以肯定地說：沒有一位革命者是喜歡革命、一定要革命的。革命，往往是不得已而發生，不以任何一個個體的意志為轉移。為什麼要革命？用《易經》的「革」（）卦說明，「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水深火熱，不變不行啊！人類每次革命前夜，有兩個徵兆十分明顯：其一是既得利益者，高高在上，不願意放棄或者分享自己的利益；其二是慣性思維，根深蒂固，不願意開放心態接受與自己向左的任何新思想。一般說來，如果改進、改良、改革但凡還有辦法，沒有人會起來革命；只有溫和的改進、改良和改革都不靈了，急風驟雨般的革命才最終降臨。「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今天，我們探討醫學革命，也是如此。以西方現代醫學為主流的人類醫學面臨嚴重危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醫學理論發生方向性錯誤，並朝著錯誤的方向越陷越深；其二，醫療衛生事業在市場力量的挾持下日益魔怪化，無休止地吸允著病患乃至健康人的生命和錢財。這就是革命的徵兆。在「現代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的健康形勢不是日益好轉，而是每況愈下；人類的疾病危險不是逐年減輕，而是不斷加重。醫院以和平與合法的名義殺人，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任何溫柔的宣傳和諫言，都無法令現行體制與既得利益者覺悟，他們固執地認為：醫學就是如此。然而，病患不會答應，大眾不會答應，時代不會答應。美國的門德爾松博士說：「如果90%的現代醫學從地球上消失，即90%的醫生、醫院、藥物和醫療設備從地球上消失，這就會大大地改進了我們的健康。」這是為什麼？「1983年以色列醫生罷工85天，統計指出罷工期間死亡人數減少50%」，這又是為什麼？「為什麼連美國的醫療也有80-90%是不科學不安全的？為什麼醫生罷工，死亡率會減少？為什麼衛生措施越來越好，無法治療的疾病會越來越多？疾病能研究出來，但沒有藥物可以治療，這說明研究疾病雖然很是努力卻得不到好處。疾病就像與人類死纏爛打的魔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不僅越來越多，還越來越厲害，使人類防不勝防，治不勝治。」各方面的證據都表明：西方醫學發生了方向性錯誤，正在誤導人類。理論上的問題大致有：一、思維上的微觀、局部、精確，不懂得從宏觀、整體和模糊上把握生命規律；二、以軀體為生命，不了解組成生命的三大系統（形、氣、神），不知他們之間的關係，並在健康和疾病研究中加以運用；三、不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把有限的、片面的知識放大為科學的、絕對的知識，對人體生命肆意妄為地進行介入，不僅破壞了生命的自組織能力，還帶來更多的醫源性疾病；四、倒果為因。把生理現象看成病理現象，錯誤地加以對抗性治療，譬如發熱、發炎、疼痛、癌腫，都是人體生命對抗外邪入侵的正常反應，應該是人體的朋友，而不是敵人；五、病灶病因論、細菌病毒論、自身中毒論、免疫論、基因論等等，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結果不見原因的歪理邪說，雖然自稱科學，但無益於治病；六、把技術等同醫術。西方醫學在解剖科技上的成功，極大地推動了醫學朝著錯誤的方向伸展。疾病治好了，生命治沒了，由此愈演愈烈……另一個徵兆就是醫療過度市場化生出的惡果。這個問題一點也不亞於前面的理論問題。潘老在其《現代醫學魔怪化之對策》一書進行了全面的揭露，讀之令人毛骨悚然。筆者曾經一度疑惑：為什麼醫學越來越先進，疾病卻越來越多？而且大多數都治不好？為什麼醫學越來越先進，醫院和病床卻越來越多？難道醫院也在追求GDP？……原來，根據潘老分析，醫藥市場化後，醫學的目的就不再是救死扶傷的邏輯，而是資本增值的邏輯。如果天下無病了，那麼醫藥公司到哪裡去賺錢呢？於是，就有人挖空心思地編造疾病，有了各種各樣的病名及相應治病的藥品，才好賣葯；如果吃少許葯就痊癒了，那藥廠怎麼多賺錢啊？最好是長期服用、終身服用，這樣才能長期賺錢；如果只有生病的人吃藥看病，顯然市場還是有限的，最好讓健康的人也服藥看病，於是，就有了體檢、亞健康、保健品、醫療器械、營養學等等新概念，讓健康的人也要掏腰包？大家不願掏錢怎麼辦？醫藥公司會花大把金錢投入大學、研究所、出版社還有各類媒體，控制輿論，造成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各種「被病」「被醫療化」應運而生，如果不花錢「防病」「治病」，要麼是思想落伍，要麼肯定是已經有病了。人們最終掏不起錢怎麼辦？於是就有了醫保。醫保也承受不了巨額的費用怎麼辦？還有政府。當有一天政府也承受不了，「醫學革命」就不遠了。潘老在其《人體生命醫學》中感嘆到，「要求西醫派回頭向中醫學習，研究生命與健康的真諦，一來要大換腦筋，難度太大；二來西醫西藥將在地球上消失，損及帝國的核心利益，他們絕對不能答應。看樣子，這個社會問題連上帝也解決不了。」其實不需要上帝來解決，真正需要的是大眾。潘老進一步指出，「我們就正生活在這樣一個尷尬的醫學時代：軀體醫學害人不淺但是又不願自動下台；生命醫學雖然活人有道，卻長期受壓且大大萎縮，一時難以普惠世人。何去何從，一切決定於大眾的覺悟，大眾的決心，大眾的決定。」如今，醫患糾紛在中國愈演愈烈，這只是一個開始。當大眾開始選擇中醫首治而不是西醫首治的時候，當大眾選擇中醫養生「治未病」而不是「病急亂投醫」的時候，當大眾自己覺悟了生命之道的時候，一場新的醫學革命才真正來臨。更深入的思考徜徉於潘老的醫學思想之中，筆者這個醫學的外行似乎對醫學也有了興趣和領悟，甚至有了熱愛。在此之前，醫學之於筆者，諱莫如深，望而生畏。西醫如此，中醫更是如此。記得讀醫科大學學西醫的高中同學，他們的本科得學五年，課程很多，都是大部頭，醫學知識真是深不見底啊。穿著白色大褂的醫學專家，一度讓筆者和大多數同胞羨慕和尊敬。至於接觸中醫，那是最近十年的事。中醫學說博大精深，玄之又玄，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踐行者和推動者，筆者一直不敢深入也未能深入，總感覺中醫，應該是天才兒童從小開始背湯頭歌開始，抑或是生於中醫世家耳濡目染的熏習，抑或是名老中醫的相機點化，才能修成正果。如今觀之，其實不然。天下學問，紛紛擾擾。百家異說，頭頭是道。看似千奇百怪，繁不勝繁；其實萬法歸一，一統大道。所謂「大師」，就是能夠把統一的「大道」講明白的善知識。當我們明白了大道，各家學說就不難了。誰說中醫不能講理？明了道，就能講理。大師潘德孚老先生的人體生命醫學，就是「道」，就是「理」。這個道理可以引導大眾進入中醫之門。中醫本應該成為大眾生活必備的常識。循著潘老先生的思想繼續前行，我們還將發現更多的「道理」。首先，關於中醫傳承與復興的思考。前述所述醫學革命問題，是就世界醫學醫療形勢而論的。中國的問題更複雜一些。中國原本是中醫的故鄉，在西醫近百年的侵蝕下，中醫如今淪落為西醫的附庸。中國人的西醫迷信，根深蒂固，比西醫還西醫。體檢、手術、吊瓶、抗生素、醫藥市場化等等現象的瘋狂生長就是明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王麗醫生對醫院病人的調查顯示，90%的病人不再相信中醫。而關於中、西醫在人們心目中位置的調查顯示：人們普遍認為診斷和治療疾病還是要靠西醫，只有患上某些慢性病，西醫沒有好辦法解決時，才考慮去看中醫。」潘老在此加了一句評語：「有能力的人解決不了的難題，你會不會認為請一個沒能力的人來就可以解決？王麗的這種自相矛盾的講法，同樣反映當前醫療現實中的社會迷信的頑固程度。」與之對比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迎接21世紀挑戰》報告中指出：「21世紀醫學不應該繼續以疾病為主要研究領域，應該以人類的健康作為醫學的主要研究方向。」「美國已將中醫等生命醫學醫療逐步列入醫保範圍；澳大利亞和西歐也緊緊跟進，紛紛立法承認中醫的合法地位，納入醫保框架；日本更為典型，把立法取締了一百多年的中醫重新立法平反，恢複合法地位，更進一步規定所有醫生包括西醫年檢都要考核中醫基礎理論。人們在反思西方西醫，世界在接受中醫，人類在呼喚生命醫學時代的早日降臨。那麼，我們中國人，原本中醫傳世如今棄中崇西的中國人又該怎麼辦？」傳承與復興中醫的問題嚴峻地擺在我們面前。問題的原因，不在外面，而在內面；不在上面，而在下面；不在體制，而在文化。中醫文化理念的復興，才是復興中醫的關鍵。中醫如果只能治好幾個病人，而不能治好大多數國人的「集體無意識」，每天還是有大量的國人前赴後繼地去醫院，心甘情願地死在醫院，那麼，作為一個國家，多幾個這樣的中醫，有什麼意義呢？以潘老為例，他老人家每天給40位病人看病就很忙碌了，如果有400位病人求醫就不可能了，面對每年新發癌症病例350萬，潘老該怎麼辦呢？我們該怎麼辦呢？如今中國，猶如一個古老的生命體，她太古老了，以至重病纏身，邪氣很甚。所幸正氣尚存，生命之河還在滾滾向前。借用中醫理論，現在正是「扶正祛邪」的時候，只有「正氣」起來了，「邪氣」才能褪去，中華生命體才能迎來「新生」。什麼是社會的「正氣」？潘德孚老中醫，以及更多像潘老一樣在各個領域堅持奮鬥的、默默無聞的、有道德良心的社會正義力量。他們應該團結起來，向社會發出正義的聲音。傳承中醫精神，樹立文化自信，讓國人從心靈深處站立起來，不要向西方人跪著，也不要向祖輩們跪著；弘揚生命之道，正本清源，貫通中西，融匯古今，明心見性，重建中國人心靈的家園；傳播大中醫文化，普及中醫養生常識，正視疾病，平衡身心，讓天下無病。這應該是大中醫的時代使命。其次，關於西方文明的思考。筆者常靜觀東西方文明之流變，尤其是中國與美國的文明比較，發現了一則不為人知的大道理。現在人們不愛聽大道理，認為大道理都懂。筆者以為，今天中國的問題不是明白了大道理，恰恰是不懂大道理。那麼，我這個「中美大道理」是什麼呢？細觀中美社會，不難發現：中國人正在犯著低級錯誤；而以美國人為代表西方世界正在犯著一個高級錯誤。什麼是低級錯誤？不守紅綠燈，不講信用，不遵守遊戲規則，隨地吐痰，忽悠，坑蒙拐騙……,白痴都知道是錯的，所以名之曰：「低級錯誤」。中國人正在普遍地犯著，人人不舒服，人人都在干。那麼，什麼是高級錯誤呢？高級錯誤就是不易被普通人感知的錯誤。譬如，許多人剛到美國，就覺得美國人彬彬有禮，遵守紅綠燈，街道乾淨，藍天白雲，民主自由……，簡直不能再好了。但是，他們正在導演著人類世界的高級錯誤——霸權主義、資本主義、科學主義、物質主義、軍備競賽、人口減滅計劃、轉基因、疫苗，當然還有西醫西藥等等。哪一個錯誤升級，都有可能把人類帶到萬劫不復的境地。更危險的是，他們玩火自焚，還不自知，他們以為自己做著人類最偉大最光榮的「正義」事業呢！有覺悟的人類，包括西方人和東方人都在反思了；而沒有覺悟的人類還在跟著走。在人類文明史上，1840年是個分水嶺，這一年，西方「文明」挾持著堅船利炮來到了東方，改變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文化傳統和共識。中華文明似乎被西方洪水給衝垮了，中國人從此失去了自己的心靈家園。1919年的五四運動，仁人志士，痛定思痛，對於自己的文明發出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拷問和反思——我們為什麼失敗？為什麼落後？為什麼挨打？我們的文明出問題了？我們的文化出問題了？……於是，潑髒水的同時把孩子也給潑走了。我們船炮不如人，科技不如人，文化不如人，乃至吃也不如人、穿也不如人、教育也不如人、醫也不如人……一切都不如人。「西方先進，我們落後」成了西方人套在我們頭上的緊箍咒，我們被套了一百年。今天，是該我們反思「反思」的時候了。西方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不然怎麼會有鴉片戰爭，不然怎麼會有火燒圓明園，不然怎麼會有屠殺印第安人的慘劇，不然怎麼會有一戰、二戰、還有海灣戰爭、地區衝突不斷、恐怖主義盛行？所謂弱肉強食、落後就要挨打、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贏家通吃等等邏輯，不是人的邏輯，而是野獸邏輯。中國並不落後，西方並不文明。全世界的有識之士，先後開始看清楚了這一點。中醫、西醫問題，不過是東西方文明較量的冰山一角。中醫是比西醫至少先進一千年的人類醫學瑰寶。進而言之，東方的管理與西方的管理比較，哪個更先進呢？東方的教育、文學、藝術、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乃至政治、文化、科學、經濟、商業，哪個落後於西方呢？有人要說，科學、經濟、商業至少是落後的吧？最近一百年是有點落後，但是曾經的我們也是先進的。之所以最終落後了，也要拜西方「文明」所賜，是他們的野蠻政策實現了他們的抱負——讓中國永遠落後。如果西方真的是天堂，西方文明真的是人的文明，如果西方真的能把人類帶入文明的未來，那麼我們落後也好、挨打也好，畢竟為人類做出了貢獻。然而，從西醫之一角，我們可以窺見這個令人類瘋狂了兩百年的西方文明，不過是一件更大的「皇帝的新衣」。最後，關於中華民族復興的思考。如果把人類世界比喻為一輛馳騁的火車的話，中國人曾經坐在頭等艙的位置，引領著世界的潮流，西方人當時還在三等艙的位置呢。然而，兩百年前，西方人隨著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的巨輪（不要忘記是中國文化引爆了西方的文藝復興），從三等艙一躍到二等艙（與我們先民相比，他們頂多只能算二等艙公民），儼然一個暴發戶，欺負全世界。如此同時，中國人卻從一等艙墮落至三等艙。於是，我們竟然淪落到不如西方人。正如王紹璠先生所言，「不是西方人高明，是我們自己窩囊。」習近平主席上任後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這是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國人由此看到了希望。然而，如何復興？靠誰復興？復興的鑰匙在哪裡？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習主席身上，寄托在新一屆領導班子的身上，似乎只有他們才有力量做這樣偉大的事業。筆者以為，習主席的確值得期待，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他一個人的事，也不可能由一個人來完成；不是一個政黨的事，也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完成。中華民族為什麼要復興？因為他曾經墮落，他的墮落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墮落，也不是一時的墮落，而是一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墮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的問題，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中國的復興，也需要共同承擔。應該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很幸運，一個中華民族由低谷轉向復興的偉大時刻。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要珍惜，責無旁貸，要在一個偉大的洪流中承擔自己的責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扶正祛邪，從我做起。從哪裡著手？從「生命」入手。中國人要有這樣的文化自信：中國人雖然像一頭睡獅沉睡了兩百多年。可是，當他醒來的時候，卻無奈地發現：這個西方人主宰的世界對於「生命」的真諦仍然一無所知。人類該何去何從？中國人當仁不讓。讓我們從「生命」開始，首先引爆一場人類醫學的革命，緊跟著的是一場人類新文明的革命。人類世界應該是中國文化的世界。中國文化的世界，是真正文明的世界，開放的世界，包容的世界，智慧的世界，道德的世界。中國可以包容西方，西方包容不了中國。中國人承擔起文明復興的責任，不僅對於中國意義深遠，對於西方主導的當今人類世界，也是意義重大。在這條路上，潘老已經走在前面，讓我們緊緊跟上！（文/黃東濤北京百丈文化諮詢公司總經理、中國企業家文化論壇秘書長、大中醫生命之道高峰論壇秘書長、生命型企業倡導者，2015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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