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堅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別人的信仰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信仰：名家解讀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疑惑》，作者：智懷、王少農、蕭野，團結出版社題記：著名文學家錢理群老師幾十年如一日，發揚魯迅精神，對塑造中國人品格做出巨大貢獻，在廣大青年中有著深遠影響。錢理群老師是中國人信仰的傳播者，既是現實批判者，又是理想播種機。1998年，王少農曾在北大百年校慶時作《太學賦》，獻給了錢理群老師、樂黛雲老師、季羨林老師、費孝通老師、授業師長王博老師等先生們。1999年撰《太學春秋》一文，細述了認識錢老師的經過。錢理群老師充滿激情，聽錢老師談信仰是一種享受。

說精神危機有一個問題：我為什麼一直至今還要堅持啟蒙主義呢？這就涉及我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觀察和思考。在我看來，人性是善惡並存的，問題是一個社會是引導人性向善的方面發展，還是誘導人性向惡的方面發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惡誘發出來，使其惡性發展。「文革」對人的毒害，主要是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誘發人的動物性的嗜殺性。「文革」中許多群眾暴力事件是令人髮指的，各地對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及其子女殘酷打擊，還有大規模的武鬥，不同意見的群眾相互殘殺。一方面，進行所謂理想主義的教育，把年輕人都訓練成極端的堂吉訶德；另一方面，又進行階級仇恨教育，培育「奪過鞭子揍敵人」的「階級感情」，把年輕人訓練成狂熱的「階級鬥爭的戰士」。「文革」一開始，就把學校里的校長、老師，都宣布為敵人。這回堂吉訶德面對的不是風車，而是「十惡不赦的妖魔」，他（她）們怎麼不會揮舞著鐵戈、長矛刺殺過去，致「敵」於死命？這對中國國民性的傷害是十分巨大慘烈的。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慾望不加限制地誘發出來。慾望的魔一旦被放出來，也很可怕，人們越來越多瘋狂追求私慾，人與人之間利益的衝突不斷，無情的利益爭奪變得你死我活。我經常在想，一個不知道愛、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個社會常靠兩個東西維繫：「愛」之外就是「怕」。小時候，老一輩的人常說，不要做傷天害理的事，做壞事，將來要遭報應，這是粗俗的宗教觀念，卻無形中維護了社會道德的一個底線。舉例說，也許假冒偽劣產品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但假冒偽劣也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傷害人的生命。我買的這件衣服是假貨，穿了沒有幾天就破了，這當然壞，但不會因此讓我喪命。這就是底線，超過線就是「傷天害理」，為社會所不能容忍，這都是約定俗成的，即所謂「盜亦有道」，做壞事也是有規矩，有約束的。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底線被突破了。那麼多的讓人喪命的假藥假酒，那麼多的讓農民顆粒無收的假種子，什麼事都敢幹，沒有任何約束。我們經常用「無所畏懼」這個詞來讚揚人，但我想，如果整個民族都無所畏懼，這就病入膏肓了。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破了，那麼這個社會就難以維持下去了。我想這個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我們正面臨著這樣嚴重的民族精神危機，民族道德的危機，人心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是當下中國最根本的問題。要糾正，恢復元氣，引上正道，是很難很難的，而且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這是從根本上制約著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其問題的嚴重性、危險性、迫切性，其影響的深遠，是怎麼估計也不過分的。我甚至想，這可能就是我們對後代子孫所負欠的最大的債，如果我們不及早償還，將永遠受到良心的譴責！因此，我經常想起魯迅的話：「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在我看來，魯迅的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國，是有現實意義的，它昭示了啟蒙主義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熱衷於中國制度的變革和建設，這確實是當今中國的迫切任務。但如果僅有單一的制度變革、建設，沒有相應的國民性的改造，就會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們高喊民主、法制，但對民主的理念、法制的實質，都缺少理論上的深入討論，更不聯繫中國的實際。對中國自身的歷史實踐經驗，在"割斷傳統"、"全盤否定"的思潮下，自然少有理論的科學總結，許多寶貴的思想遺產因此被遮蔽、強制割斷；對歷史的失誤，一方面只限於道義的譴責，另一面又幾乎沒有進行理論的科學批判。因此，我們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術，也許在翻譯闡釋，某些歷史研究、專業研究上，有所成就，或有可觀的成就，但理論創造和建設，卻是十分的稀薄，至今也沒有出現真正的理論家。與此同時，卻充斥著偽理論、偽學術。知識分子放棄了自己的理論職責，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失責。說正視歷史每個民族在回顧二十世紀時，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回憶：這是民族的恥辱，也是精神的隱痛。敢不敢揭露這樣的全民族的精神創傷，正視其中淋漓的鮮血，正確地總結沉痛的歷史教訓，這是一個民族是否真正通過苦難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說二十一世紀伊始二十一世紀伊始，當許多人處於絕望、虛無中時，我又回到這一命題上來，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這樣的警告："尋找支撐自己的"歸宿"，這本是人的一種本能的欲求；當個體生命因虛無主義而陷於極端悲觀、絕望、孤獨時，是很容易被充滿自信的強有力者的堅定、決斷所吸引，進而被其俘虜的。一個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的人格的。"說民族主義情緒過去的中國，一般認為中國人是一個講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熱，中國人像熱水瓶，是一個溫和的民族。但是在二十世紀，這個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種狂熱當中，這種狂熱在中國傳統中並不多見，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新的國民性。原因就在於二十世紀中國始終處於想趕上、超過西方先進國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說，我們民族始終處於一種被包圍的狀態，被圍狀態形成突圍心理，所謂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這種民族主義情緒而產生的。說母語危機（與精神危機）同時存在的還有中國母語的危機。這不僅是民族文化的危機，更是人的存在危機。當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涵的深厚的文化，廝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認識、情感，以至心理上產生疏離感、陌生感時，就是在實際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這不僅可能導致民族精神的危機，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機：一旦從養育自己的泥地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據，成為"無根的人"。說自省我所有的言說，都不是為了批判別人，當然更不是用以維護某個既定的秩序，而只是要反省自己，擺脫內心的黑暗，是一種自我清理、清洗、清算與警示，以便有一天清醒、乾淨而坦然地去見"上帝"。說生命的高峰體驗"單純與明凈"正是這幾十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學術境界，人生境界！儘管我在與先生（指王瑤先生）相處十多年間，這樣的狀態僅見過這一次，但就是這瞬間印象卻幾乎照亮了我此後的學術與人生道路：無論處在怎樣的外在與內在的困境之中，只要一步入學術的幽林，就安靜、平息下來，進入生命的沉潛狀態。如我在《與魯迅相遇》的"後記"里所說：這"不是對現實痛苦的迴避，而是使這痛苦更加刻骨銘心，並超越一己的痛苦，思考國家、民族、人類的大問題，感受人生的大悲歡，生命因此得到了升華與自贖"。在這樣的生命的高峰體驗中，自我心靈就達到了單純與明凈。說獨特的生命體驗在融入了大自然之後，精神家園的內涵也就更為豐厚。在那一個早晨，(我)獨自坐在屋前的平台上讀書，突然發現，更準確地說感受到了寂靜："它無聲，卻並非停滯，在無聲中有生命的流動：樹葉在微風中伸展，花蕊在吸取陽光，草叢間飛蟲在蠕動，更有人的思想的跳躍和飛翔。這就構成了一種寂靜之美"，而我的生命又進入了從容、沉潛的狀態：這或許就是"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是非常之美的。說重建精神家園重新認識你腳下的土地，重建你的精神家園。對理想主義也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提倡一種低調的、理性的理想主義。首先是堅持理想主義，同時又理性地估計與正視理想主義實現的有限性，這背後其實是包含了魯迅先生所提倡的韌性精神的，就是認準一個目標，就不計效果地、不問收穫地、持續地、一點一點地做下去。既清醒於個人作為的局限，又相信歷史合力的作用，也就是魯迅說的，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說理想我們需要的理想，是自發的，是我們內在生命所要求的，獨立自主選擇的真正的信仰、信念。我們需要的理想同時是開放的，而不是獨尊獨斷的，它堅守自己的信仰，又尊重別人的信仰，貫注著"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錢理群系文學家、教育家，魯迅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教授，著有《心靈的探求》、《與魯迅相遇》等）責編：連城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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