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主義

有一種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一個作家寫了幾十篇、幾百篇散文，甚至出了好幾本散文集，甚至集子還獲過獎，但讀者就是記不起來這位作家寫了哪篇散文。沒有一篇散文被讀者記到心裡去，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很簡單，這個作家沒有名篇。放眼文壇,長篇小說和散文的創作，幾乎成了喪失難度的創作。當年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寫《紅樓夢》，古人「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情景，已經不復存在了。

《丁玲傳》披露，丁玲訪問蘇聯回來，面對帶回的古典作品和當代名著，她愛不釋手，不禁感嘆道：「一個人，辛辛苦苦地寫一輩子，寫一大堆也可能什麼都留不下來。可是，哪怕用一生的時間，能寫出一本這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後來，作為所長的丁玲也曾經向中央文學研究所（今魯迅文學院）的學員語重心長地說：「不要粗製濫造，寫幾本不很好的書，不如寫一本好書。」

一次我面對陳忠實，問起《白鹿原》所謂「墊棺作枕」之說。陳忠實回憶說，大概是1988年，他到長安縣查縣誌和文史資料時，遇到一個搞文學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朋友問他：「以你在農村的生活經歷，寫一部長篇小說還不夠嗎？怎麼還要下這麼大功夫來收集材料？」陳忠實當時喝了酒，性情有點控制不住，就對朋友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46歲了，我要寫一本在我死的時候可以做枕頭的小說。我寫了一輩子小說，如果到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一部能夠陪葬的小說，那我在棺材裡都躺不穩。我不想在離開這個世界時留下空落和遺憾。」可以說，一部《白鹿原》傳天下，陳忠實的這個期望實現了。

丁玲、陳忠實奉行的「一本書主義」，使我想到當前散文創作。當前散文的形勢可以說是一片大好，創作隊伍越來越龐大，小說家、評論家、詩人、公務員也紛紛加入散文隊伍，掀起一個全民參與的「散文大生產運動」。報紙副刊、休閑雜誌、網路媒體開拓了散文隨筆從未有過的傳播空間。作者成了作坊式饅頭加工點，老老小小，也趕趟兒似的熱蒸現賣，誰還有時間去下工夫精雕細琢？發表就是硬道理，作者只在乎散文能發表，作品能出書。究竟有哪篇散文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讓讀者長久不忘的；究竟哪篇散文真正給讀者以感動有所收穫的，他們對此根本就沒有考慮過。

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作為單篇散文，以其藝術價值和文學史經典意義，入選《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1949～2009)》。史鐵生初中畢業後於1969年到陝北延安地區插隊，1972年因雙腿癱瘓回到北京。一個21歲的小夥子，從此忍受常人難以想像的病痛折磨，到1991《我與地壇》問世，整整20年。可以說，這篇一萬五千字的散文，濃縮了史鐵生雙腿癱瘓後對生命和存在長達20年的思考與徹悟。《我與地壇》是一曲交織著生與死、苦難與信仰的生命之歌。字裡行間傳遞出的生命的達觀與感動、從容和坦然，深深感染了讀者。

小說可以隨著虛構的故事情節發展和人物命運的起伏，每天幾千字、幾萬字的寫。沒有聽說誰每天幾萬字寫散文的。如果說小說寫的是故事，那麼散文寫的就是境界。這與作者胸襟和氣度有關，與作者視野和學養有關。散文是富有深度和難度的寫作。著名作家張潔說過，散文往往好幾年才能「等」來一篇好的，誠哉斯言！

魯迅文學獎作為我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大獎之一，每屆都評出散文獎，其實是散文集獎。然而普通大眾卻沒有多少人喝彩，真正得到讀者讚賞的作品更是寥若晨星。

為了維護魯迅文學獎的嚴肅性、公正性和權威性，鑒於散文文體的特殊性，建議魯迅文學獎散文獎應該下決心取消散文集的評比，設立散文單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