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後代的貢獻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獻，孔子一方面學習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時向弟子傳授。《論語》所涉及的有《易》，有《書》，有《詩》。雖然有「禮」，卻不是簡冊(書籍)。據《禮記·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那麼《儀禮》諸篇雖出在孔子以後，卻由孔子傳出。孺悲這人也見於《論語》，他曾求見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為辭不接見。還故意彈琴使他知道是託病拒絕，其實並沒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來學，孔子就難以拒絕。《論語》沒有談到《春秋》，然而自《左傳》作者以來都說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說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記載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傳春秋》也記載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春秋》則止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種《春秋》，二種記載孔子生，一種記載孔子卒，能說《春秋》和孔子沒有什麼關係么？我不認為孔子修過《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過《春秋》，而認為目前所傳的《春秋》還是魯史的原文。儘管王安石詆毀《春秋》為「斷爛朝報」(初見於蘇轍《春秋集解·自序》，其後周麟之、陸佃以及《宋史·王安石傳》都曾經記載這話)。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綱卻賴此以傳。更為重要的事是假若沒有《春秋》，就不會有人作《左傳》。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們就只能靠地下挖掘，總而言之，古代文獻和孔子以及孔門弟子有關係的，至少有《詩》、《書》、《易》、《儀禮》、《春秋》五種。

　　孔子弟子不過七十多人，《史記·孔子世家》說「弟子蓋三千焉」，用一「蓋」字，就表明太史公說這話時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琴張往弔宗魯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張是孔子弟子，這時孔子三十歲。其後又不斷地招收門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齡相差也很大。依《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載，子路小於孔子九歲，可能是年紀最大的學生。(《史記索隱》引《孔子家語》說顏無繇只小於孔子六歲，不知可靠否，因不計數。)可能以顓孫師即子張最小，小於孔子四十八歲，孔子四十八歲時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歲從孔子受業，孔子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於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隨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學生從事政治的多，故《左傳》多載子路、冉有、子貢的言行。後輩的學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參為著名，他們不做官，多半從事教學。子夏曾居於西河，為魏文候所禮遇，曾參曾責備他「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禮記·檀弓上》)，可見他在當時名聲之大。孔門四科，文學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張也在後輩之列，自成一派，當然也設帳教書，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和「子游氏之賤儒」。姑不論他們是不是「賤儒」。但他們傳授文獻，使中國古代文化不致滅絕，而且有發展，有變化，這種貢獻開自孔子，行於孔門。若依《韓非子·顯學篇》所說，儒家又分為八派。戰國初期魏文侯禮待儒生，任用能人；禮待者，即所謂「君皆師之」(《史記·魏世家》，亦見《韓詩外傳》和《說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呂氏春秋·當染篇》說他是子貢學生)、段干木(《呂氏春秋·尊賢篇》說他是子夏學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薦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薦吳起、樂羊、西門豹、李克、屈侯鮒(《韓詩外傳》作「趙蒼」)的人。吳本是儒家，其後成為法家和軍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學生，但為魏文侯「務盡地力」，即努力於開墾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而且著有《法經》(《晉書·刑法志》)，也變成法家。守孔子學說而不加變通的，新興地主階級的頭目，只尊重他們，卻不任用他們。接受孔門所傳的文化教育，而適應形勢，由儒變法的，新興地主階級的頭目卻任用他們，使他們竭盡心力，為自己國家爭取富強。魏文侯禮賢之後，又有齊國的稷下。齊都(今山東臨淄鎮)西面南城門叫稷門，在稷門外建築不少學舍，優厚供養四方來的學者，讓他們辯論和著書，當時稱這班被供養者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開始於田齊桓公，而盛於威王、宣王，經歷泯王、襄王，垂及王建，歷時一百多年。荀子重禮，他的禮近於法家的法，而且韓非、李斯都出自他門下，但縱在稷下「三為祭灑」(《史記·孟荀列傳》)，卻仍然得不到任用，這是由於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學說而變通不大。但他的講學和著作，卻極大地影響後代。韓非是荀卿學生，也大不以他老師為然。《顯學篇》的「孫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沒有孔子和孔門辮子以及其後的儒學，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戰國的百家爭鳴，更不可能有商鞅幫助秦孝公變法(《晉書·刑法志》說：「李悝〔即李克〕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統一的基礎；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幫助秦始皇統一天下。溯源數典，孔子在學術上、文化上的貢獻以及對後代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孔子的學習態度和教學方法，也有可取之處。孔子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16·9)自己卻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孔子並不真正承認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廟，事事都向人請教，有人譏笑他不知禮。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問，正是禮。(3·15)孔子還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說，在交往的人中總有我的正面老師，也有我的反而教員。子貢說，孔子沒有一定的老師，哪裡都去學習。(19·22)我們現在說「活到老，學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7·19)就是說學習不曉得老。不管時代怎麼不同，如何發展，這種學習精神是捨得敬佩而採取的。

　　孔子自己說「誨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無隱瞞。(7·24)元好問《論詩》詩說：「鴛鴦綉了從教看，莫把金箴度與人。」過去不少工藝和拳術教師，對學生總留一手，不願意把全部本領尤其是最緊要處，最關鍵處，俗話說的「最後一手」「看家本領」傳授下來。孔子則對學生無所隱瞞，因而才贏得學生對他的無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學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結廬而居，三年而後去，子貢還繼續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這種「誨人不倦」的老師，才能有這種守廬三年、六年的學生。我們當然反對什麼守廬，但能做到師生關係比父子還親密，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孔子對每個學生非常了解，對有些學生作了評論。在解答學生的疑問時，縱然同一問題，因問者不同，答覆也不同。《顏淵篇》記載顏淵、仲弓、司馬牛三人「問仁」，孔子有三種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問「聞斯行諸」，孔子的答覆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華的疑問。(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還用得著？我以為還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適應今天的情況而已。時代不同，具體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對待學生的態度和某些教學方法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7·8)就是在今天，也還有可取之處。

　　孔子以前，學在官府。《左傳》載鄭國有鄉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們的子弟才能入學。私人設立學校，開門招生，學費又非黨低廉，只是十條幹肉，(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說同時有少正卯也招收學徒，這事未必可信。縱有這事，但少正卯之學和他的學生對後代毫無影響。

　　孔子所招收的學生，除魯的南宮敬叔以外，如果司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僅他們兩人出身高門，其餘多出身貧賤。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路「冠雄雞，佩猳豚」，簡直象個流氓。據《史記·遊俠列傳》，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更為窮困。《論語》說公冶長無罪被囚，假設他家有地位，有罪還未必被囚，何況無罪？足見也是下賤門弟。據《弟子列傳·正義》引《韓詩外傳》，曾參曾經做小吏，能謀斗升之粟來養親，就很滿足，可見曾點、曾參父子都很窮。據《呂氏春秋·尊師篇》，子張是「魯之鄙家」。顏回居住在陋巷，簞食瓢飲，死後有棺無槨，都見於《論語》。由此推論，孔子學生，出身貧賤的多，出身富貴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麼，孔子向下層傳播文化的功勞，何能抹殺？《淮南子·要略篇》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這不是說墨子出自儒，而是說，在當時，要學習文化和文獻，離開孔門不行。《韓非子》說：「今之顯學，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後有諸子百家，所以我說，中國文化的流傳和發達與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獻和設立私塾是分不開的。(來源：《試論孔子》　　作者：楊伯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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