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至死都不曾體味過慈悲和憐憫

07-19

這段話，讓我重新思考魯迅

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品味魯迅，從未間斷過。然而，先生終究也是有些問題的，比如，先生只找人性的毛病，從不找體制的毛病。胡適只找體制的毛病，從不找人性的毛病。這就是區別。體制不是一切，但體制可改變一切，換哪個國家是專制，人性也會被帶壞的；換哪個國家是自由，人性也會帶好的。這個胡適比魯迅明白。中國人的問題其實是體制的問題，魯迅偏要找人性的問題，這就是魯迅的問題。在先生眼裡，人性這個點太大，體制便成了盲點，這一切源於先生政治知識資源的貧乏，而這點卻是胡適先生的強項。

東西文化視野俱寬的學者李劼先生，在其舊作《論晚近歷史》一書中曾對魯迅作有如下之評論：「魯迅至死都不曾體味過慈悲和憐憫，不曾抵達過寧靜與詳和，魯迅的靈魂猶如眉間尺的頭顱，到了地獄般的油鍋中還在尋仇逐敵，早年揚言要痛打落水狗，晚年依舊稱死後一個都不寬恕，這個刑天式堂吉珂德，乃是以敵對方式使自己的生命獲得意義，一旦失去對手，便會感到空虛，喟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種對敵手的盼望，乃是內心和人格上的自我分裂。」寬容與仇恨，李劼先生的《思想文化文集》系列我是囫圇吞棗看過的，其思想體系應該說是成熟的，眼界是寬闊的，並將影響這個時代。李劼先生的這段話，迫使我重新思考與認識魯迅，並重新思考與認識魯迅被土共所利用甚至一拍即合的的深層次原因。

但是說到土共利用魯迅，又不能不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魯迅的個性。魯迅是很有個性的人，那麼大歲數了，加上這樣的個性，一般意義上來說，誰也利用不了。我猜測，是他自己願意那麼做，是他需要那麼做。較為恰當的說法應當是：是魯迅和土共合作。1927年的魯迅，聲名已經衰落了，走到哪兒都待不長，沒辦法來到了上海，可說是孤苦伶仃、走投無路。一到上海就受到創造社、太陽社的圍攻，就和項羽到垓下一樣，四面楚歌，殺不出重圍。正好土共派潘漢年、李雪峰來做工作，推他當國統區文化戰線的旗手，何樂而不為呢？這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不存在轉變，也不存在著利用，一拍即合。現在看來，當年土共對魯迅的利用，是對知識分子尤其是思想偏激但無政治遠見的知識分子的統戰的一部分。

所以，值得一說的是魯迅的個性。魯迅的血液中流淌著不羈的的野性，比如，他罵清國留學生為「鳥人」；在廈門時，將尿的尿從樓上往下潑等等，這些劣跡，是留學歸來的胡適們和君子紳士所沒有的。還有，魯迅給自己的書屋掛的是「綠林書屋」的招牌，也絕對沒有傳統士大夫的雅緻。「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魯迅對自己的個性多多少少是有些了解的，這樣的個性，除了仇恨甚至睚眥必報，是少有憐憫與寬容的。所以，魯迅的文字中常常用些辱及人身的詞語，行文之中常常露出視論戰對手為狗的邏輯，便在情理之中了。

所以，當瞿秋白說他是喝狼奶的人時，當瞿秋白髮現了他的野性時，甚至感到心靈被照亮了，寫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橫幅相贈。這是兩個一樣有著野性的叛逆者的心靈契合。我們也一樣不要忘記了，與魯迅相遇時的瞿秋白，甚至需要魯迅的庇護，在黨內，他被排擠；在中國，他是執政者的敵人，他才真是走投無路，被秘密安排在魯迅家。魯迅與土共高級人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相遇並相知的。所不同的是，瞿秋白臨就義前的一篇《多餘的話》還原了靈魂深處的凈土，而魯迅至死也「一個都不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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