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大國「扎堆」選舉換屆，中國要多有一些「先手戲」???前沿觀察???專題???宣講...

2012年是全球大選年，很多重要國家已經或將要經歷政壇更換，這個特殊時期對國際社會也好，對中國也好，都值得關注。國際政治往往有這樣一個規律，在大選年的時候會出一些意外，也會有一些驚喜，而這些會使原先的世界格局產生變化。

同時，今年也是中國與一些國家建交40周年的日子。適逢建交關係的大年，外交關係往往是朝上走的。所以哪怕這一年產生一些矛盾、一些意外，依靠一系列的交往活動，也會讓原先產生的矛盾回歸正位。

長遠來看，中國未來的外交並不會受限於這種局部的外交麻煩和意外，關鍵在於能不能有中長期的前瞻，從大局入手，多有一些「先手戲」。

中國外交步入新的階段

1949年後的中國外交經歷過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是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的外交屬於革命外交，即中國在世界上扮演一個「造反者」的角色，以推翻西方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為主。雖然有周恩來這個溫和的外交家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總的基調——不管是熱戰還是冷戰——基本上是同現有體系對抗的。第二個是鄧小平時代，從70年代後期一直到新世紀初年這30年。鄧小平時代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外交也更多服務於經濟發展與民生。此時的外交主題多以商務交流、同西方同大國合作為主，通俗上稱作「招商引資，國家護航」。目前來說，這個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但是很顯然，它正在淡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目前，中國GDP上升到全球第二，軍費也是全球第二，外貿活動也成為全球最多的國家之一。可以說中國是世界大國中上升最快，也是在全球化過程中受惠最多的國家。由於中國海外利益，包括貿易、經濟、金融、能源等各個領域的擴大，來自於國際文化、國際旅遊、國際維和等方面的影響，過去的外交方式已然不合時宜。

過去外界一直說中國的外交是「低調不出頭」，但如今再藏著、掖著、跟著別人走就很難了。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不知不覺地開始既要享受全球大國的機會和權利，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自己的智慧。

現在的中國好比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巨人，經歷成長的陣痛和煩惱。他硬的力量——軀幹和肢體生長很快，但是他的智慧——創造性、巧實力、文化，還非常弱。這也是國外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特點。我們的船隊出去，我們的礦工出去，我們的商人出去，但同時，民間社會的力量卻沒有足夠的發展。普通公民很少有為這個世界提供一些文化產品的意識，我們缺少文化上的吸引力和向心力。所以外界常常感覺中國是一個「經濟動物」。這也正是我所擔心的，未來的中國如何與現在不斷增長的硬實力相適應？

利用自身特點「創造性介入」

外交說到底是一門藝術，一種智慧，一種組合的技巧。它不光是為經濟建設去保駕護航，更應該反映出這個國家的國民心態，反映出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思想的精華。但很多時候，中國外交官總是表現得比較被動，或者說是「撞擊反射」，即事情發生後再去接招，很少有提前布局、未雨綢繆的舉動。

比如前一段時間對待利比亞問題的處理方式。中國應該依照自身利益的需要提前拿方案，而不是等著西方的方案出來，再去投票。這樣不管你是投否決票、贊成票還是棄權票都會被指責為「被動」。

在我看來，利比亞問題上中國應當堅決主張停火，要制止流血衝突對平民百姓的傷害，這一點看上去和國際社會沒有大的區別，但是中國應該要先提出來，早期去倡議。現在的阿盟對敘利亞的態度還是由沙特和卡達主導的，它們反映出的意見和其他反美地區，如伊朗、敘利亞、葉門、阿爾及利亞等是不一樣的。這樣很難保證它派出的觀察團是公正的或者說是讓敘利亞各方都能接受的。中國應該提出建議，以觀察團為基礎，但是要擴大它的代表權，擴大它的公信力。孟加拉、北歐、拉美等地區的國家都應當參與進去。

中國的被動反應，讓人感覺你對平民的死亡無動於衷，或者感覺被俄羅斯「綁架」。最後如果現政權倒台，一直投反對票的中國當然會「不討好」；即便現任政權挺過去，功勞也算在俄羅斯頭上。

除了上述危機事件，在包括非洲、南海、外太空等區域的國際競爭中，中國都應該保有這種態度。解決困境的思路是一定要轉換思維，不要著眼於存量，要把重點放在增量方面。比如，過去十年間中國在非洲開採礦產資源，佔取市場，有人說「中國在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麼，未來中國應該在軟援助方面加強，比如對當地進行農業示範、青年志願者、維和部隊合作、幫助非洲國家進行幹部培訓等。

南海問題也是一樣，即在這個主權問題暫時難以解決的前提下，大力去發展和東南亞有關國家的合作，比如打擊海上犯罪，提供我們所能提供的共同產品。中國在海流檢測、海嘯預警、海洋多樣性保護等方面有很多獨家技術，這些技術是東南亞國家非常需要，而其他大國很難提供的。

在這個新的階段，中國一定要主動地、創造性地，同時又是量力而行地介入國際事務。當然這樣又會馬上有人問了，你這樣做會不會被說成像西方大國那樣指手畫腳、或者粗暴干涉政治的國家呢？我所說的創造性介入，它更多的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比較智慧的、外交斡旋的、柔性的方式。我們在介入各個領域各個地區的時候，主要還是要通過當事方的對話協作，要有國際上的授權，而避免簡單用武力鎮壓或者制裁手段。

也有外界評價，中國又想讓戰火平息下來，又不在軍事上給予直接的介入，看起來這是一個矛盾。以朝鮮半島為例，西方一直很不滿，認為中國給朝鮮的壓力不夠大。但正是由於中國這些年的介入，建立了六方會談這樣的平台，使得現在東北亞局勢未出現大的危機。所以朝鮮目前並沒有出現利比亞危機，沒有出現戰火、大規模的難民。所以即使東北亞地區始終有這樣那樣的主權糾紛、安全糾紛，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但會始終處於創造性緊張，多而不破的態勢中。

未來國際結構的三個主導力

對於大選給所在國帶來的影響，我認為大國應該不會有太大變化，反而是中小國家、尤其是動蕩地帶，更容易受到影響。總的來說，今後應該是大戰不犯，小戰不斷。大戰不犯就是大國之間基本上就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但是小的麻煩、局部衝突和手術式的打擊會此起彼伏，但是它們基本上不會影響大局。

一直以來的政治熱點地區，如伊朗、敘利亞、阿富汗，還有近期的蘇丹，都是和中國有利益牽扯的地方。在我看來，未來這些地區的國際結構有三個重要的主導力：

第一個是西方的乏力。西方在經過主導世界四五百年以後，前所未有地從一個主導力量變成了麻煩的製造者，變成了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或者說變成了問題本身。隨之帶來的國際金融體系、國際貿易體系以及全球規則的改變，也恰恰是西方的乏力給相對公正的新秩序在創造機會。

第二個是伊斯蘭政治意識的覺醒。這是幾百年來從未有過的時代，伊斯蘭世界在痛苦地探索走自己的路。穆斯林兄弟會、伊朗、埃及，包括卡達都是如此。有人說卡達是西方意識形態，其實它不是，它是西方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中間角色。

對於伊斯蘭政治的復興，很難判斷是非。從好的地方來說，這是佔全球1/6多的穆斯林尋求走自己的路，並建立自己獨特的文明。我們看到另一種歷史悠久的體系開始在新時期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這中間可能會涉及政治體制的調整、經濟結構的改革，會帶來動蕩。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整個伊斯蘭世界會處在一個不斷徘徊動蕩的進程里，它會影響到全球的地緣政治布局。對中國也好，對西方國家也好，都是需要認真考量的。

第三個是以中國為代表的這些非西方大國的崛起。這些國家崛起的過程看上去很迅猛，但我想提醒的是，它同樣存在軟肋，存在內部的制約。隨著新興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越走越遠、越站越高，它自身也會帶來越來越多的矛盾。比如政治體制的轉變，意識形態、社會風氣的改變等。

外交說到底是內政的延伸，是工具和手段。在網路上，許多人常常埋怨中國外交太軟弱，不敢去叫板。其實問題在於，中國現在對外權衡太少，而外部對中國的意圖非常明確，從而使國內對下一步長遠發展缺少信心，批評指責也就接踵而來。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外界對華的態度看成一種消極的、複雜而負面的東西，外部的變化是對中國的壓力，是一種催化劑。

目前世界經濟看上去是蕭條，但同時它孕育著機會。這就像是大浪淘沙，大浪來了之後沙灘上原有的建築就被摧毀摧垮了，有的還站得住，關鍵是看在大浪淘沙的期間是不是有社會基礎，是不是有好的產業先機的把握，以及戰略上的布局。就像熊彼特所說的，法西斯看起來帶來更多的毀滅，造就了帝國主義，但是帶來資本主義創造性的毀滅，誕生出了所謂的新資本主義。但打鐵先要本身硬，這也要求你的政治體制、社會以及領袖一定要適應新的時代。

在我看來，中國和平崛起一定是以國內體制改革為前提，也要考慮國民心態。同時，中國百姓也要對國家和世界有一種清醒的認識。這種認識體現在，第一，他是個政治人，他有選舉的權利，第二，他是個經濟人，作為納稅人要知道政府的錢是怎麼花的。只要公眾從傳統意義上的臣民向公民進步，就能保證中國外部會朝著一個積極意義上而不是毀壞性的方向進行。

中國過去30年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什麼？就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言論比過去自由多了，社會寬鬆度好多了。這不是在一個對抗的時代實現的，而是在一個同現有的國際體系不斷對話交匯形成的。所以目前談論改革，大家心裡都有一桿秤，就是採用對抗的方式，採用激進的手段，對中國於事無補。中國未來要朝著有擔當同時又對世界負責的態度繼續前行，那樣的話，對世界對自身都是一個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