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國的矮化變異-張耀傑 | 信仰與心靈-人文中國-中評網

一般來說，基督教主要分為三大派系：新教、東正教、天主教。本文所說的基督教指的是天主教和東正教之外的基督教新教，中國民間也稱之為耶穌教。從英國人馬禮遜1807年來華傳道算起，基督教進入中國並且融入中國的文化傳統之中，已經長達200多年。追根溯源，基督教原本是一次又一次失去故土家園的猶太人的民族宗教，也就是被壓迫、被侵略的弱勢者的苦難宗教。經過耶穌基督的受難救贖以及中世紀以來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的信仰門檻越來越低，通俗易懂的《聖經》文本中既有形而下的世俗關懷又有形而上的精神超越，其中的核心基調是靈魂救贖的博愛福音而不是戰無不勝的聖戰暴力。在現有的世界性宗教中，基督教是最貼近於大同人性也最有利於社會和諧的。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基督教所提倡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甲乙雙方相互平等的大同博愛意識、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意識，絕對不是讀了聖經、受了洗禮就可以做得到的。以孫中山為例，1883年底，他與同鄉好友陸皓東一起在香港受洗成為基督徒，教名為「日新」，後來又改為「逸仙」。1884年5月26日，18歲的孫中山與17歲的盧慕貞結婚。1891年10月20日，盧慕貞為26歲的香港西醫書院四年級學生孫中山生育了長子孫科。同樣是在這一年，孫中山經香港西醫書院同學陳少白介紹，與19歲的教友陳粹芬在屯門基督教堂（美國紀慎會）相識並開始同居。父母雙亡的陳粹芬，在此後將近20年的時間裡，一直追隨比自己大7歲的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成為革命先驅孫中山的第一位革命情侶。孫中山與陳粹芬的婚外同居，明顯違背了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制。作為一名基督徒，孫中山在中國特色的一夫多妻的男性特權，與基督教所提倡的一夫一妻的甲乙平等之間，所選擇的顯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孫中山去世之後，在一黨訓政的國民黨極力推行黨魁崇拜和黨魁專制的背景下，反而成為比漢高祖劉邦、明太祖朱元璋之流更加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偶像，這種現象與基督教嚴格禁止政教合一、偶像崇拜的基本教義，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馳的。借用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的話說，「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周不可不做。」有趣的是，孫中山的接班人蔣介石，是比孫中山更加虔誠的基督徒，他幾乎每天都要單獨或者與他的妻子宋美齡一起向上帝祈禱，甚至於把《聖經》當作中國的「易經」來運用，也就是用《聖經》給自己占卜吉凶禍福。基督教在孫中山、蔣介石身上所發生的矮化與變異，到了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更是發展到了一種極致。當今中國，基督教依據與政府當局的關係，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政府正式承認並且直接間接地插手管理的號稱「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第二種是政府不予以依法承認同時也沒有完全禁止的「家庭教會」。據估計，中國三自教會的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的人數比三自教會略多，應該在2000萬至4000之間。北京最大的兩個家庭教會是守望與錫安。守望教會的教友人數超過了1000人。錫安教會的人數也接近1000人。由於1949年之後，政府當局對於宗教信仰的長期壓制，無論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都不再可能像鴉片戰爭之後進入中國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人士那樣，通過創辦現代化的醫院與現代化的學校，來發揮耶穌基督承擔罪責的受難精神和人人平等的博愛福音。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在開展宗教活動方面都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矮化變異現象，主要表現在既高度自律同時又高度封閉。基督教倡導的政教分離並且馴服於當權者的基本教義，為許多基督徒放棄最低限度的大同博愛的人文關懷，提供了一種道德化的教義借口。關於這一點，2010年6月我在浙江餘姚泗門鎮調查時感觸最深。泗門鎮是當地民營企業十分發達的地區，有許多當地居民以及外來的農民工都是開著汽車到三自教堂做禮拜的。教堂門口的最顯眼處，釘著由寧波市民族宗教事務局頒發的一塊「平安宗教活動場所」的銅牌子。我作為一個陌生人，在三自教堂裡面既見證了基督徒們對於耶穌基督的敬畏信仰、對於教會的慷慨奉獻，同時也感受到了一種大家庭式的其樂融融的溫暖愛意。但是，在教堂門口，就橫著一條污染極其嚴重並且直通大海的臭水溝，北邊不遠處的水面上，鋪著一層厚厚的苔蘚。在南邊不遠處的公路橋洞下，住著一個以船為家、衣衫襤褸、滿身污垢的拾荒者。由此可知，浙江餘姚泗門鎮教堂的基督徒們的博愛福音，基本上是走不出這個教堂大門的。當然，假如發生了汶川大地震之類的大災難，這個教堂也會像社會各界一樣奉命捐款和奉命慈善。在沒有參與宗教調查之前，我十分善意地猜想基督教通過所謂的「三自」也就是自治、自養、自傳，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相對獨立也相對完善的制度框架，可以有效地限制和減少內部腐敗。隨著調查的深入，我發現在窮困偏遠地區的三自教會，反而會相對清廉一些，譬如河南嵩縣的三自教會特別是農村的傳教堂點，教友之間就能夠充滿愛心地相互幫助，浙江溫州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內部，卻充滿了包括房產以及巨額奉獻在內的利益爭奪。在有利可圖的城區教堂里，三自教會往往扮演著很不光彩的角色。應該說，中國官場裡面的所有弊端，在基督教三自教會裡面全部存在，甚至於更多陰暗也更加敏感。2009年3月24日上午，我到鄭州市的一個基督教堂進行實地調查。我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對於自己的親眼所見依然感到觸目驚心，我當場情不自禁地說出了兩個字：「叛教。」

這個教堂原來位於郊區農村，幾年前才被納入城區。舊教堂拆遷後，當地政府補償給教堂3.2畝建設用地。當地的基督徒沒有足夠資金建造新教堂，該市「三自」教會的會長見有利可圖，但開始插手運作。他們先是強行剝奪區級「兩會」對於該教堂的管轄權，改由市級「兩會」直接管轄；然後把該教堂及其生活樓的建設施工，全部交給自己的兒子經營的建築公司。在基督徒心目中神聖美好的新教堂，被這個家族企業建造成了一座到處有牆體裂縫的危房。教堂旁邊的生活樓，卻被建造成超大面積的住宅用房，被私自分給一些官員和「三自」教會內部的管理人員。分到房子的住戶開始裝修入住的時候，該教堂的堂委會和眾多信徒才發現上當受騙。他們出面阻止裝修並且強行收回房屋，事情因此陷入僵局。這位會長乾脆動用手中的政治資源，促使公安部門出面抓捕勞教了多名教友。在此之前，鄭州市的這位「三自」教會的會長，為了壟斷控制這個教堂的施工權，甚至假借2000名信徒上街遊行的名義要挾過當地政府。一名「三自」教會的會長，竟然窮凶極惡到直接褻污基督徒心目中的神聖殿堂，這是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被容忍的。在全國各地的「三自」教會內部，逆淘汰現象也非常嚴重。我們在浙江溫州、湖南長沙、河南鄭州、四川成都等地的實地調查中，都發現了這種現象。「三自」教會及教堂的貪污腐敗以及其他爭權奪利的現象，導致教職人員中一部分信仰純正的精英人物，選擇離開「三自」體系去組織家庭教會或者選擇出國進修甚至於移民不歸。一些信仰純正的信徒也會隨著自己所尊敬的教職人員離開教堂去參加家庭教會。這對於中國基督教會的健康發展是非常不利的。「三自」體系假如不自我革新，必將會終結自己的歷史使命而退出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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