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雁平：20世紀20年代的國學推薦書目及其文化解讀

指導學子讀書治學的推薦書目（亦稱導讀書目），追溯其歷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遺書「伯2171號卷」子《雜鈔》中的一個「唐末士子讀書目」。該目共收書25部，以問答的形式出現。據王重民分析，該目雖說比較簡單，但「密切結合著當時的實際情況，挑選了當時社會上最實用的書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適應著當時一般讀書識字的人的需要而編輯出來的。」（註：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1—132頁。）其後又有元代程端禮的《讀書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陸世儀開列的《十年誦讀書目》、《十年講貫書目》、《十年涉獵書目》，清代有李顒的《讀書次第》和龍啟瑞的《經籍舉要》。至光緒元年張之洞委託繆荃孫撰寫的《書目答問》更是影響深遠，魯迅嘗言：「我以為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註：魯迅《讀書雜談》，見《而已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33頁。）《書目答問》不單是中國目錄學史上的名著，而且因其為一大批後學指點學術迷律，故它在近現代學術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光緒十八年，梁啟超撰寫《讀書分月課程》，分為「學要十五則」，「最初應讀書」和「讀書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將西學書與經、史、子、理學書並列，是這一推薦書目承前啟後的特點。

到20世紀20年代，推薦書目更層出不窮，從胡適、梁啟超、章太炎、吳虞，以至1925年《京報副刊》孫伏園發起徵求的「青年必讀書十部」的書目，從2月11日至4月9日，刊出78位名流學者的書目，除胡適、梁啟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馬裕藻、魯迅、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馬敘倫、許壽裳、太虛等先後執筆。在《京報副刊》的徵求之外，李笠、湯濟滄、王浣溪、汪辟疆也開列出不少書目。推薦書目的出現，是與學問的分化與深化造成著作的大批量出現有關，也與古代雕版印刷術及近代石印術、鉛印術的普及推廣而造成著作的廣泛流播有關，因為讀書人面對浩如煙海的典籍，出現了張之洞所謂的「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的問題。在西學東漸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注重文史典籍的推薦書目頻頻出現，一方面它是傳統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餘波不絕的表現，另一方面它也受歐美大學教授在授新課時開列參考書目風氣的影響。兩方面的融合，呈現出特別的意義。

一　國學推薦書目與國故整理

從語言文字到文學革命，從標點符號、分段、章回小說考證到有系統的國故整理，胡適所做的「下手工夫」，他是在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中輸入學理，並「使人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學理的影響，」（註：見《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531頁。）進而引導人們走上再造文明之路。1919年7月，胡適自稱是以外行的身份談他「理想中的國文教授」，這篇演說辭主要針對民國元年的「中學校令施行細則」和當時的部定課程，提出一個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和他假定的中學國文課程，作為這兩項設想的實現工具，胡適對教材的選擇與教授法也貢獻出「新鮮的意見」，其中「國語文」的教材應包括白話小說、白話戲劇以及長篇議論文與學術文三部分，而白話小說，「要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例如《水滸》、《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鏡花緣》、《七俠五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俠隱記》、《續俠隱記》）等等」。（註：見《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63頁。）如此推薦白話小說以代教材，在當時是相當大膽的一種設想，這其實也是胡適1918年4月提出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細分與深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宗旨，就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而「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的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註：見《胡適文存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44頁。）萬丈高樓平地起,以白話小說改換中學課程中的部分內容的試驗，隱藏了他「要在三五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的雄心；對於古文教材，他認為學生第一學年應讀近人如康有為、梁啟超、林琴南等的著作，而後三個學年所選教材也不同於以往的以幾本古文選本為中心，範圍更為寬泛，到1922年8月胡適寫《論中學的國文教學》時，他列出以新式方法整理出的《中學國故叢書》，從《詩經》、《左傳》到《元曲選》、《明曲選》共31種，並說「有了這幾十部或幾百部整理的古書，中學古文的教學便沒有什麼困難了。」（註：胡適《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556頁。）

相隔兩年，胡適發現他的一些主張有一部分是經得起試驗的，有一部分卻無法試驗，還有一部分是不得不修改的。這期間胡適為擴大白話文學和科學方法論的勢力，開始向傳統尋求支持他的資源，國故整理這一工作開始啟動。所以他在這篇《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中著重對以前未曾考慮成熟的古文教材加以補充修正，大談整理古書的方法如標點分段、刪繁、加新注、校勘、辨偽、介紹評判（包括著作人小傳、書的歷史和價值），並將這些方法貫注到他開列的書目當中，如果說他與其出版商安徽同鄉汪孟鄒開辦的亞東圖書館共同推出整理過的《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等章回小說主要面向廣大民眾，古文教材則主要針對中學生，雙管齊下，相輔相成。

「整理國故」是胡適所謂新思潮的四個密不可分的環節中重要的一節，但是從「輸入學理」轉入此途，多少讓那些曾和他站在一條戰壕里的朋友和一些崇拜他的青年學生不明底細，但在胡適那裡卻有一種心安理得的貫通法。林毓生曾以五四知識分子中的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位領袖人物為例，闡述他們在西方文化的視角下，於傳統政治秩序崩潰後所產生的整體性反傳統主義(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其大意是，傳統文化的病毒侵蝕了作為有機體的每件中國事物，「因此，如要打倒傳統，就非把它全盤而徹底的打破不可。」（註：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見《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56頁。）「但事實上，並不蘊涵他們已經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遺產隔絕；也不是說他們因此便能夠不承認中國過去在許多方面的成績，或不聲稱中國過去有許多成就。」（註：林毓生《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見《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50頁。）其實他們三位之所以推崇西學而貶抑國故，「也主要是一種策略考慮：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復古思潮保持高度警惕。」（註：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頁。）而且他們反傳統禮教時，「首先也是有意或無意地回到傳統中非正統或反正統的源頭上去尋找根據」。（註：余英時《五四運動與中國傳統》，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頁。）傳統已流入他們的血液中，他們無法割捨這種聯繫。這是一個多重面相的(multidimensional)和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文化矛盾的年代」，五四知識分子有其獨特之處，「他們大部分迅速、有時還徹底地改變了心意」，「即使是不在幾天之內，也能在幾個月的期間里不斷轉變他的立場」。（註：余英時《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見台北《聯合文學》1999年5月號（第15卷第7期），第21頁。）有了這種認識背景，我們似乎更能明白鬍適、魯迅等開書目的內在理路。

1923年2月25日《東方雜誌》（第20卷第4號）刊出了胡適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該書目是應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學生之邀而開列的，其目的是「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設想」，但這個書目「也是一個法門」，那「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同時書目也可做為中小學校圖書館及地方圖書館藏書建設的指南。書目包括工具之部（收書14種）、思想史之部（收書96種）、文學史之部（收書78種），它在很多地方確實體現出胡適所倡導的歷史的觀念和系統的研究，「文學史之部」中他又選了四年前在《中學國文的教授》一文中所推薦的明清兩朝小說，從《水滸傳》到《老殘遊記》共13種，欲以此明示明清四五百年來語體文小說發展的概貌。書目的思路，其實就是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寫於1922年11月，刊於1923年1月）提出的研究國學的三大方向的另一種表現而已。在所開列的13種小說中，有7種是在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均有胡適的考證或序；他在書目中還將自己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章實齋年譜》、《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和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和《清代學術概論》列入其中，以此法將自己納入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的行列中，這是既開風氣又為師的一種表現，試圖以此引領年青的學生接著他的白話文學史和科學的思想史兩條道往下走。

但胡適這個書目也有很大的缺點，很看重他的梁啟超就指出其弊在「掛漏太多」和「博而寡要」，並分析胡適致誤之由是「第一在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胡君正在做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這個書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徑和所憑籍的資料」，「第二點誤處，在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註：梁啟超《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10頁。）另外卷帙浩繁，佛書過多，史部書缺乏也是胡適的書目之弊。《清華周刊》的記者也致信胡適，說胡適所指的國學範圍同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指出的相差太多，而且書目太偏重思想史和文學史，因此希望他擬出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胡適在原書目中圈出39種另加《九種紀事本末》共40種，梁啟超亦因《清華周刊》記者之督促，也於1923年4月26日「專憑憶想所及」撰成《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共分五類：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彷彿同胡適相呼應一樣，梁啟超也將自己的《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以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列入目錄。如果說胡適的書目在著錄上多點明版本和書的內容，梁啟超的書目在分類較細的前提下，更注意書的讀法，如韻文書類中《楚辭》下的注語是「屈、宋作，宜熟讀，能成誦最佳。其餘可不讀注釋書，朱熹《楚辭集注》較可」。（註：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00頁。）這種指導性的注釋語再加上所附錄的《治國學雜話》，使得梁啟超的書目有更強的實用性，但書目還是太龐大，收書約160種，讓一般學生難以達到梁啟超所謂的「依法讀之，則國學根柢略立，可以為將來大成之基」（註：梁啟超《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05頁。）的目標，因此他依胡適之例，也圈定了30種「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相比之下，他們二人在1925年2月11-12日《京報副刊》上所開列的「青年必讀書十部」，簡明多了，或許主要是受編輯要求的限制吧，胡適在5部英文著作外開列的中國典籍是：《老子》（王弼注）、孫詒讓《墨子間詁》、《論語》、《論衡》和《崔東壁遺書》，梁啟超特別指出沒開列外國著作，他的10部有6部在「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中，《孟子》、《左傳》、《荀子》、《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另4部是《通志》二十略、王陽明《傳司錄》、《唐宋詩醇》、《詞綜》，他強調的三項標準是：「一、修養資助，二、歷史及掌故常識；三、文學興味。」（註：見1925年2月12日《京報副刊》。）即使是這兩個小小的書目，我們也能看出梁啟超和胡適的學術旨趣的細微差異，他們畢竟是一先一後的兩代學人。

二　國學推薦書目與新式教育

以梁啟超、胡適在當時的影響，他們所列的書目自然是一石擊水，眾所注目。1923年吳虞在成都菇古書局出版了《中國文學選讀書目》，因為他認為梁胡二目範圍太廣，並不適合專門研究文學的學生使用，書目雖名「文學」，但並不拘泥於集部，推選要籍40餘種；李笠亦認為梁胡二目隨手掇拾，儘管指出應讀之書，但「不示人以關係與旁通之籍，是猶假人以舟，而不助以楫」，故於1923年10月在他們及前人的基礎上,自成《國學用書撰要》，類目分得更細。1925年上海尋源中學教師湯濟滄參考梁胡等推薦書目，印行《治國學門徑》一書，其中有自編的《中小學國學書目》，旨在為學生「指示研究國學途徑之用。」（註：以上數例，參考了王餘光、徐雁主編《中國讀書大辭典》，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805—806頁。）1925年4月汪辟疆寫成《讀書舉要》，其緣起是「梁胡論列，可謂備矣；鄙意尚嫌過多，非今日學子所能盡讀。……爰為芟其繁蕪，補其漏略，不為高論，不事鋪張，所謂約者博之基，簡者久之業」，（註：汪辟疆《讀書舉要》，見《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此目後刊於1926年10月《東方雜誌》（第23卷19號），書目分上下兩篇，上篇包括綱領、叢載、稽考三部，下篇包括哲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四部，共收要籍135種，每書之下附有讀法指導。說是從簡約入手，但仍大大超過100部。如此再回視胡梁二目，不難發現他們的書目都有浩繁的特點，有多少學生能按照他們的指示循序漸進呢？然而，他們為什麼熱衷於開列龐大的書目呢？

張恨水（1895—1967年）曾回憶他的蒙學教育：從七歲時開始在私塾念「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上下論」（《論語》上下兩冊），到13歲之前已學完了除《禮記》之外的「四書五經，」（註：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錄》，中國華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這大概就是舊教育的普遍模式。隨著科舉制度廢除和新教育的確立，學生所學習的內容不再是以「四書五經」為中心，以日本與歐美學製為藍本的中國新學制，為學生們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課程，模仿日本1887年《小學校學科及其程序》制訂的壬寅學制（1902年）和癸卯學制（1904年）的小學課程表中在傳統的修身、讀經、本國文字、讀古文辭外，另加入算術、歷史、地理、格致、國畫、體操等新課程，而模仿日本1910年《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的中學課程表，在傳統課程之外，新的課程更多，如外語、地理、歷史、數學、博物、物理、化學、圖畫、唱歌、體操，（註：參見錢曼倩、金林祥主編《中國近代學制比較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2、171—177頁。）可以感覺到在課時的分配中傳統課程的中心地位在慢慢消減，而到「壬子·癸丑學制」（1912—1913年學制）實施時，無論是初等小學課程表、高等小學課程表，還是中學校課程標準，傳統課程還在削弱，而新課目的內容越來越豐富，配製也越來越合理。1913年1月12日民國政府教育部令1號公布的《大學規程》中，將大學本科分為文科、理科、法科、育科、醫科、農科、工科七科，每科下設若干專業，如理科下分數學、星學、理論物理學、實驗物理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礦物學九個專業。如此因為分科分專業，使得學生有更多種選擇的可能性，偏離疏遠傳統文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課程的增多，意味著學生學習時間的多次分割，更使得身處各種專業學習任務中的學子無暇顧及其他知識。而追求教育實用性，也使學生偏離人文；再加上五四迅風激浪式的反傳統，使得中國傳統的文史之學與大多數人擦肩而過。因此，胡敦元等四人在他們將要到外國留學之際，「很想在短期中得著國故學的常識」，而胡適也說「這四五年來，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詢問『治國學有何門徑』的信，」（註：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78頁。）而胡適開列《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後，《清華周刊》的記者指出他們從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學一年止的八年時間內，除必讀的西文課程外，研究國學所達到的程度應值得考慮，因此希望胡適能開一個書目以助無論是學機械工程、化學還是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的學生能粗知中國文化大略。

為什麼清華學校的學生有此舉動呢？原來這一留美預備校的學制、課程、教材、教學法多照搬美國。羅素曾評說它是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其旨在「以培植全材、增進國力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國大學與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為範圍。」（註：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但是胡適似乎要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教導他們，說留學生「不肯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後也沒有多大影響。」（註：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89頁。）梁啟超在開書目時，除引導學生入國學之門外更在其中灌注了人格修養的培育，故其書目首列「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而在《治國學雜話》中，他談道：我們中國教人做人向來是做一個整個的人的……我認為清華學生應當謀些極端的貫通融洽，應當融合東西文化，不要只代表一面做宣傳者。」（註：冠《與梁任公先生談話記》，《清華周刊》1923年3月1日（第271期），見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兩年後，已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的梁啟超依舊苦口婆心地勸導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中國人對於中國極重要的幾部書籍，還是應該讀一讀的，並且特地將在清華的講稿編成《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推薦了十部典籍，不過對學生而言，這一次語氣要溫和多了，有一種「理解之同情」，因為他深知學生在新教育體制下，讀古書無興味、無時間、讀書不得要領的苦惱和難處。

新教育的興起發展，其缺弱之處許多人士已經洞察，如蔡元培一方面強調「軍國民教育」（相當於「體育」）、「實利主義教育」（相當於「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相當於「德育」）另一方面也強調「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1917年10月，蔡元培又進一步提出「溝通文理」的意見，即習文科專業者，不可不兼習理科中的某種專業；習理科的，也不可不兼習文科中的某種專業。胡適希望以開書目的方式引發學生治國學的興趣；而梁啟超想以開書目的方式為學生調配健康成長的營養，以固其根本，兩人取徑稍異，但從「最低限度」、「必讀」這些字眼，可以看出他們殷切的期望。

此前，章太炎以更激烈的方式呼籲「學在民間」，反對官立學校，提倡自由講學，1924年12月他在《華國月刊》發表《救學弊論》一文，批評當時學子治學不「以序進」，即不依識字——記誦——考辨這個步驟，大學亦有「惡制陋習」，「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底，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於講義」。（註：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269頁。）稍後他又撰作《中學國文書目》，與前文批評學弊相輔相成，而此目「不專以史部為主」，共分經、史、子、集、文字訓詁音韻、法律禮制六部，收書39種，章太炎雖倡導私學，但並不是要以傳統書院替代新式教育，他開列《中學國文書目》，詳示每種書的讀法，只是欲以此救新式教育之弊。

三　國學推薦書目與啟蒙救亡

1925年1月4日，《京報副刊》在頭版徵求「青年愛讀書十部」和「青年必讀書十部」，其中後一項是邀請海內外名流學者撰稿。在徵求和刊發的過程中，我們能聽到來自讀者的很多聲音，各抒己見，何謂青年，何謂必讀，為何定在十部？課本是不是必讀書？飽學之士愛讀之書是不是青年的必讀書？為什麼對現實社會沒有用的書那麼多？往下追問，自然就要觸及讀古書與救國這一最敏感的問題。

這種質問讓人想起了一兩年前文化界對胡適整理國故的尖銳批評。陳獨秀認為他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成仿吾、茅盾認為此舉容易煽起亂翻古書的風氣，茅盾雖承認「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題內應有之事，但在此白話文尚未在全社會立穩腳跟之際，「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誓不看古書。」（註：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頁。）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時間主要集中在1917年至1921年之間，費正清和賴肖爾說還可包括「更遲一些的整個思想運動，」（註：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頁。）周策縱則將其上下限再加擴展，指1915年到1924年這十年，（註：周策縱《五四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見《棄園文粹》，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如果能再稍寬一點，1925年也算在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國學推薦書目幾乎全在這個時限內，它們是五四反傳統的一種反撥，還是時代潮流不諧和的音符？《京報副刊》的「青年必讀書」書目出現了中西調和的傾向，但整體看來，書目的重心無疑是偏向國學書，如馬裕藻、沈兼士、易培基、馬敘倫等幾家的書目，幾乎是清一色的國學書。在新文化運方興之際，又轉身回到傳統的氛圍之中，的的確確出現了一種矛盾，它給當時青年的感覺是重拾「字紙簍里的蔗渣」，而那些書籍「可以說，都是失時而不適用的無益而有害的，容易使人頹唐、衰萎的」，青年人應當愛讀政治社會方面的書。（註：見《京報副刊》1925年3月10日（第84號）。）

在這種氛圍下，顧頡剛填孫伏園寄給他的「青年必讀書」單子，可真是費了不少腦筋。他開始準備專選中國史方面的書，覺得範圍稍小而且自己正在研究，「但寫出後，又覺得陳腐而且不賅備」，於是改題目，再縮小範圍，放寬推薦書種數，避開引人誤會的「必讀」二字，終成《有志研究中國史的青年可備閑覽書十四種》。所選14部書是《山海經》、《武梁石室畫像》、《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大唐西域記》、《唐人說薈》、《宋元戲曲史》、《元秘史》、《馬可波羅遊記》、《陶庵夢憶》、《徐霞客遊記》、《桃花扇》、《西秦旅行記》、《南洋旅行記》。每部書都有精簡的釋語，應該說這份推薦書目是成功的，而且有特色。在書目刊出的時候，也刊出了顧頡剛寫給孫伏園的長信，重提梁、胡兩家國學書目，「於是大家說，他們提倡國故了，趨時的青年就棄其課業而讀古書，有志之士也就罵國故之足以亡國！我對著這種盲從和盲罵，非常痛心，指出這種後果是趨時的人們把梁胡當作偶像崇拜，其實他們二人把一些整理的結果與方法告訴大家並沒有什麼不對。」（註：顧頡剛致孫伏園，見《京報副刊》1925年3月1日（第75號）。）顧頡剛是想把學術從紛繁複雜的社會裡隔離出來，給予它一種獨立性，而且認為「研究國學，就是研究歷史科學中的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學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的材料。所以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果是用了科學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註：見顧頡剛1925年12月下旬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所作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引自顧潮編《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頁。）這種只問學問不管其他的看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將其置入當時的語境中，恐怕還是不容易說服人。

《京報副刊》在徵求必讀書的過程中，也先後收到江紹原、魯迅、俞平伯三位的「白卷」（即無必讀書目），江紹原說「我不相信現在有哪十部左右的書能給中國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識』。」（註：見《京報副刊》1925年2月19日（第65號）。）俞平伯的意見和江紹原的差不多：「青年既非只一個人，亦非合用一個脾胃的；故可讀的，應讀的書雖多，卻絕未發見任何書是大家必讀的。」（註：見《京報副刊》1925年2月28日（第74號）。）自由民主的閘門已打開，這時再談頗有專制意味的必讀書，可能很直接地引起人的疑問和反感，交「白卷」並不奇怪。而令當時人大為震驚的是魯迅交的「白卷」附註欄里寫有這麼一排文字，「略說自己的經驗」：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註：見《京報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67號）。）

文章發表後，引起軒然大波，一些青年紛紛寫信給孫伏園和魯迅，指責魯迅說話太匆忙，「有誤一班青年，有誤中國」；或者「魯迅先生卻提倡不讀中國書，其愛中國，誠外國人之不若呵」，也有幾位青年領會到魯迅此舉的深刻用意，「魯迅先生交白卷，在我看來，實比選十部書得的教訓多」，或認為中國古書是過去的記錄，不能適用於現在，「『君為臣綱』，是儒家的大綱，現在的遺老們因為執迷的太深了，所以會有復辟的運動。」（註：這批信以《有關「青年必讀書」的一組材料》為題刊於《魯迅研究資料》第22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3—58頁。）魯迅這些文字，強調是從自己的經驗得出的，故紙堆里是覓不出生活的，同時這種極端的舉動也許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在當時的波峰浪尖上，只能以激進的反傳統才能抵制住復辟的風潮，稍稍鬆懈便前功盡棄。因此在1930年秋應老友許壽裳之請，為他在清華大學由化學系改讀中國文學系的兒子許世瑛開了一個國學書目。於此，我們更能體會五四文化和五四知識分子的複雜性。在魯迅之前，周作人也於1925年2月14日在《京報副刊》上開了一個書目，3本中國書（《詩經》、《史記》、《西遊記》，7本外國書，他的態度好象溫和沉靜些，隔了幾個月，他又撰寫一篇《古書可讀否的問題》，有可能是針對魯迅而發：「我以為古書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註：見《周作人文選》第一卷，廣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又過了40年，他在一封信中重說舊事：「必讀書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高調』——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唱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註：周作人致鮑耀明（1966年2月19日），見《知堂書信》，華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頁。）周作人以世俗之眼看魯迅，確有所得，但也遺落了一些魯迅精神世界深層的東西。這也是魯迅作為精神鬥士孤獨寂寞的原因之一。

20世紀20年代獨特的時勢，使得新與舊、中與西、破與立、啟蒙與救亡等諸多問題凸顯於世，使本來很單純的國學推薦書目與國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啟蒙救亡等問題糾纏在一起，現出它的多義性和複雜性。推薦書目的開列者基本上都是大學教授或文化界的名流，他們的導師心態是溢於言表的。他們如何選擇、組織書目的內容，可見時勢在他們內心引起的波瀾，倘就思想意義而言，魯迅交的「白卷」，以其極端的形式，更能昭示它的深刻性，給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間。

徐雁平. 20世紀20年代的國學推薦書目及其文化解讀[J]. 學術研究, 2000(10):9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