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起與現實主義的理論困境

摘要：大國的興起是國際關係的恆常狀態。現實主義習慣於以一種物質主義的經驗眼光來看世界政治，認為權力界定一國的利益和行為，隨著一國權力的增長，新興大國必然挑戰現存秩序，引發持久的權力轉移衝突，從而導致整個國際體系的動蕩與顛覆。本文認為現實主義陷入了一系列理論困境，它偏執於對國際關係作物質性的因果解釋，忽視了國際政治的社會文化特性及其社會建構作用，從而對大國興起做了不恰當的預言。

關鍵詞： 大國興起； 現實主義； 建構主義

中圖分類號： D5 文獻標識碼： A

通常來講，世界政治史可被認為是講述各個國家或地區興起與衰落的故事。在國際政治語境中，興起（Rise）與衰亡（Decline）、衰落(Fall)天然相聯繫。西方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認為，興起本身就帶有「霸權轉移」「霸權交替」的潛在邏輯。興起即意味著一個新的霸權的出現，它必然挑戰現存霸權的權威和利益，甚至謀求以武力推翻現存秩序，因而興起即意味著衝突與戰爭，興起總是與戰爭相伴隨。本文認為，由於其邏輯上的缺陷和解釋力不足，現實主義實質上陷入了一種大國興起的心理恐慌和認知困境。從社會文化的視角看，大國興起未必註定是一種風險，關鍵在於人們以何種眼光來看待國際關係現實， 以及大國如何建構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信念和預期。

一、 有關大國興起的現實主義判斷

大國時常以其特有的規模和地位對國際關係施加以巨大的影響。現實主義者普遍認為：新興大國的興起必然是危險的。

翻閱現實主義的有關文獻，不難發現：現實主義的上述判斷基本上是沿著兩條不同的思維路徑展開的，即從國家本身出發來思考問題的單元路徑和從國際系統環境出發來思考問題的結構路徑。

（一）單元路徑。傳統政治現實主義將國家視為基本分析單位，注重國家內部因素對國家戰略意圖的影響，基本上遵循了一條由內到外的思維邏輯路線。從單元路徑出發，傳統政治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大國的興起之所以是危險的，根本原因在於新興大國的擴張性。其主要的理論邏輯可歸結為三點：

1、力量擴張說。依據經典現實主義理論，一國的利益首先是由其力量（主要用物質資源和政治影響力加以衡量）來決定的。「大國擴張是其天性。大國成員的力量通過文化、經濟和政治進行輻射，除非有巨大的障礙，這些傾向都可以歸結為領土擴張。」^①也就是說，任何國家只要有可能，便會進行擴張。羅伯特·吉爾平甚至更精確的描述道：「當一國具備了對於其他國家的相對優勢，亦即國際體系中的均勢對其有利時，該國將試圖改變現存體系。」^②

考慮到經濟基礎對一國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支撐，現實主義通常將經濟繁榮視為擴張和戰爭的開端。預言當國家變得富有與強大時，它不僅尋求與其能力相襯的、更大的、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影響，而且更有能力擴張本國的利益，如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爭霸戰爭來猛烈的修正或推翻現存秩序。簡言之，在現實主義者看來，一個國家變得越強大、越富有，它就需要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也更願意並有能力為推進其利益而戰。

2、壓力擴張說。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面臨的側面壓力是國家成長、國家競爭與戰爭的動力根源：一國人口密度和先進科技的增長，會對各種資源產生更大規模、更為廣泛的需求，而國內資源往往滿足不了這種需求。這種國內資源的缺乏反過來產生了側面壓力，即在新興起的國家中產生擴展它們外部活動的傾向，不管是為了尋求原料、市場、生存空間、宗教皈依、軍事或海軍基地、或者僅僅是為了冒險。當數個國家採取同樣擴張主義的政策時，它們的外在利益和義務就愈加可能發生相互碰撞，這些利益的衝突增加了戰爭的可能性。^③

基於此理論，現實主義者斷言：「擴張行動最有可能同具有相對強大實力的國家聯繫在一起，且同人口增長和技術進密切相關。而且，國家實力的增長同國家間對於資源與市場、軍事力量、政治影響和聲譽的激烈競爭息息相關。」^④因而，在現實主義看來，側面壓力極易導致大國的擴張行動並引發它們彼此間的利益衝突。

3、誘惑擴張說。傳統政治現實主義認為，強國的擴張不僅是內部壓力的產物，而且也是外在環境威脅與機遇的產物。阿諾德·沃爾弗斯(Arnald Wolfers)指出，與弱小鄰國或權力真空地帶搭界會刺激強國的擴張衝動^⑤。不擴張到這一權力真空地帶將面臨危險，因為其他強國不一定會同樣克制自己不這樣做。同時，鄰國的虛弱意味著政治的不穩定，大國必須填補這一權力真空，以便阻止這一地區的不穩定會擴散到自己的邊界之內。^⑥因此,出於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地考慮，國家有時會「情不自禁」的進行擴張， 尤其是當這樣的機遇來臨時，任何一國都難以抵擋這種誘惑。

綜合以上三種學說，傳統政治現實主義者普遍認為：新興大國大都是不滿足於現狀的，因而它們的擴張也將隨著實力的增長而成為必然。正是憑藉著殖民擴張，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紀實現了經濟繁榮和霸權；基於同樣的原因和模式，17、18世紀的荷蘭、英國先後崛起為世界性強國；20世紀以來，德、意、日、美等國在崛起過程中，無一例外的走過同一條對外擴張道路。同樣，也正是由於新興大國的擴張慾望，導致了大國之間的歷次戰爭悲劇。從這些經驗事實（顯然並不全面）出發，現實主義者斷定：新興大國的崛起是值得警惕和關注的。

（二）結構路徑。與傳統政治現實主義不同，新現實主義不是從國家層次上而是試圖從體系層次上來理解世界政治，側重強調體系結構對國家對外行為的影響。與單元路徑相反，它基本上遵循了一條由外到內的思維邏輯路線。從結構路徑出發，新現實主義認為，新興大國的崛起既是體系結構變革產物，同時它又必然導致現存體系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從而引發持久的權力轉移，其間必然伴隨著大國爭霸戰爭。其主要的邏輯推演如下：

1、體系變革孕育大國興起。新現實主義認為，在任何國際體系中，如果重要國家的國家利益及其權力長期維持恆定狀態，或者是，如果權力關係所發生的變化依照原有比例分配，那麼這種體系就能繼續無限期的處於均衡狀態。^⑦然而，在國際體系內部，由於政治、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始終存在著成員國間實力發展的不平衡趨勢。這種實力增長的差異會導致權力重新分配，最終促成體系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大國興起之所以成為可能，其根源就在於體系內各國實力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一定意義上，大國興起是體系變革的產物。

2、大國興起衝擊現存體系的穩定性。所謂國際政治的變革，是指某一特定國際體系之結構性變化^⑧。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認為，「一個國際體系中國家的數量以及它們之間的權力分配，影響著組成能夠取勝的聯盟或形成權力抗衡的難易程度。這些結構因素決定了該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動蕩， 從而促進或抑制國際政治的變革。」^⑨在所有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第六個（或第七個或第八個）大國的崛起將會對體系的穩定構成較小的影響，既有大國將比對待第二個或第三個大國的興起更加容易的處置這個新興大國。因為此種情況只是代表了體系結構內部的變化，或言，增加第六個大國沒有改變新興大國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多極體系的基本架構狀態。相反，第二個或第三個大國的出現會對體系構成較大的影響，因為後兩者意味著體系結構的改變：第二個大國的出現使單極體系變成了兩極體系；第三個大國的出現使兩極體系變成了三極體系。^⑩任何體系結構的變化都意味著現存體系的崩潰和權力的重新分配。通過改變體系中的相對力量構造，新興大國的出現不可避免地要挑戰既有大國的權威和利益，體系的失衡隨之成為必然。

3、大國興起極易招致霸權國的阻遏。隨著相對權力的增加，一個新興大國會企圖改變調整現存體系的規則，改變勢力範圍的劃分，最重要的是改變領土的國際分配。作為反應，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往往通過改變其政策以努力恢復體系的平衡，以應對這種挑戰。沃爾茲指出，在國際政治中，當某一國家權力的增長可能危及整個體系的權力平衡時，其他國家就會單獨或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該國，以遏制其霸權企圖，其結果是均勢一再出現。之所以出現此種情況，這是因為制衡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行為的主要特徵。 由於國際政治中沒有統一的權威，沒有超越國家之上的機構來提供安全等「公共物品」，因此各國必須遵循自助的原則，以滿足自身的安全和生存需要：一方面努力擴大自己的權利，另一面還要提防其他國家權力的增長。當一國不足以制衡其他國家權力的增長時，就會聯合另外的國家一起來採取遏制戰略。¹¹

4、分享世界主導權的挑戰必然導致霸權戰爭。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永恆主題，任何一國的存在和發展都必須以追逐權力為目的。從這一點來看，任何大國的興起都必然帶有零和性質，興起本身即意味著爭取更大的國際權力，更何況「大國……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權， 即體系中唯一的大國」。¹²由於享有世界主導權的國家比其他國家更能有效地維護本國利益， 所以在國際社會中，沒有一個國際領導者願意將自己的主導權禪讓給其他大國，甚至不願意與其他大國分享這種主導權。只有當維持其霸權的代價遠大於該國的國力所能支撐時，一國才會不得以放棄這種主導權。同一原因又使所有的新興大國都寄望於獲得這種主導權，享有世界主導權的國家不願意放棄其主導的意志和崛起大國追求分享主導權的願望，決定了後者對前者的挑戰是不可避免的。¹³這種鬥爭發展到無法調和地步的必然結果，只能是訴諸戰爭解決。

誠如吉爾平所揭示的那樣：國際政治的變革，在歷史上主要表現為居支配地位的大國的衰落和新興統治大國的出現，對於一個正處於衰落的保全國家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方法是發動戰爭來削弱或摧毀對其霸權地位構成威脅的國家。因此，解決國際體系結構與權力再分配之間不平衡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霸權戰爭」。霸權戰爭是現存國際體系中大國相對地位轉變的最終測定。它解決了由哪個國家來主宰這一體系以及由什麼樣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問題，從而決定了今後時代的精神氣質。¹⁴

按照上述新現實主義的分析，在體系層面上影響國家行為的變數主要是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國家間的能力分配（capability distribution），即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決定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在新現實主義看來，處於相對權力上升狀態的國家具有明顯的修正主義傾向，它不僅試圖挑戰現存霸權國的領導地位， 而且試圖對整個現存體制安排做有利於己的改變，因而它是體系穩定的破壞者， 是霸權戰爭的潛在根源。

無論是從單元路徑還是從結構路徑出發，絕大多數現實主義者都贊同以下觀點：正在經歷經濟轉變的國家大都傾向實行自以為是和擴張主義的對外政策；任何新興大國的出現都將是一個騷動的過程。

二、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邏輯缺陷

按照現實主義的觀點，大國的興衰決定國際體系的轉換，且這種轉換的主要機制是戰爭，可是冷戰體系卻史無前例的和平結束了；個別情況下霸權國可以主動地把邊緣性的勢力範圍「讓給」崛起國，以求和平的權力轉換， 但事實上蘇聯主動放棄了對其戰略要地東歐的軍事控制；隨著國家權力的增加，一國的對外政策會表現出較強的自主性和擴張性，拒絕把國家的物質資源轉移到國際或超國家組織，可是德國的統一和再度興起並未表現出明顯的擴張跡象，也未脫離歐盟的框架約束……越來越多無法解釋的國際事件表明，以權力為基軸的現實主義分析存在明顯的邏輯缺陷。

（一）在本體論上過分強調國際關係的物質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分析建立在物質本體論的基礎之上，即世界是由物質力量構成的，是由權力和利益構成的， 國際體系的結構主要是大國軍事力量對比。然而，單純依靠物質力量的強大並不能充分解釋和說明國際政治的許多問題。現實主義過分強調世界的物質性和客觀性，導致了「權力至上」觀念的長期盛行。在權力政治觀的指引下， 現實主義常常陷於一系列的認知誤區而不能自拔：

1、現實主義假定無政府狀態和體系結構是國際政治的本質特徵，這些都是既定的先驗的存在，而不是人們社會實踐的結果， 從而國家的利益和身份也是給定的。在霍布斯式的「弱肉強食，人人為戰」的無政府狀態中，國家傾向於採取自助原則和修正主義的利益觀，最大可能的追逐和使用一切權力；戰爭成為增加和顯示權力的常態，不斷用以推翻本不確定的權力現狀；權力均衡是極其脆弱和不穩定的。簡言之，現實主義將無政府狀態視為國家自助行為的根源，並將這看作是無法改變的客觀存在，因而對大國崛起持有悲觀主義的態度。

2、現實主義假定國家是一成不變的具有「成本—收益」計算能力的理性行為者。國家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表現為國家的理性自私， 任何國家都基於利己主義考慮，最大限度的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事實上，國家利益既是複雜的又是不斷變化的，國家理性除了工具理性以外，價值理性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方面。

3、現實主義所假定的權力，僅僅是指以經濟和軍事實力為主要內容的物質實力，從而「以權力界定的國家利益」，也僅僅是指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等物質性的東西，而國家的精神利益，尤其是民族自尊則被排除在國家利益的範疇之外。在現實主義看來，權力和利益密切相關，只有追求權力、增加權力、顯示權力才是最重要的國家利益。

4、現實主義先驗的假定現存國際秩序的機制安排或管理機構的合法性，而不考慮它的公平和效率。新興大國的利益和合理要求，則不是被忽略就是被完全否認；而且新興大國往往先驗的被置於一種「挑戰者」和「破壞者」的位置上。

5、現實主義從物質決定論的角度得出：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與該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即當一國實力相對強大，權力急劇膨脹， 進而在地區層次乃至全球層次的大國實力對比中處於相對有利位置時，它的國家利益往往體現為打破原有的「不合理國際秩序」，採取一種帝國主義或修正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顯然忽視了對一國戰略意圖和戰略文化的考察， 僅僅做出了充分而非必要的邏輯推測。

（二）在認識論上過分偏重於經驗認識的正確性。按照現代描述理論奠基人弗雷戈（Goltlob Frege）理解，人們對世界的指涉取決於正確的描述，而正確的描述取決於正確的感覺， 而真正的感覺則由觀察「在先地」導致。¹⁵根據這一經驗主義認識論，現實主義者相信，人們只要正確的描述所觀察到的事物，就能夠做到價值中立，較少的受到意識形態和觀念的干擾，從而科學無誤的反映世界的應有面目。所以，對現實主義者來說，他們通過觀察人類的歷史經驗所得出的「大國興起必然尋求霸權」的結論，無疑是符合世界政治的客觀現實的。

然而，正如休謨（David Hume）和洛克所指出的那樣：「人類對事物的認識僅限於表象， 無法達到本質的層次，人們只能認識一些『感覺碼』和可觀察事物的體積、形狀、動靜、數目等的『第一性質』， 而不是它的『第二性質』（色、聲、味等）」。¹⁶現實主義關於大國興起的經驗認知，實質上陷入了一種「錯誤描述的陷阱」：亞里士多德描述下的太陽，托勒密描述下的太陽以及哥白尼眼中的太陽，顯然不是同一個意義上的太陽， 但常識告訴我們太陽沒有變，那麼只能是描述出現了錯誤。¹⁷

（三）在方法論上過度推崇方法論個體主義。所謂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簡單得講，就是主張將個體作為分析社會現象的出發點，所有對社會現象包括集體行為的判斷分析都可化約為對個體性質的描述，所謂的集體、共同體和社會體系等集體形式都是不真實的。¹⁸無序、理性和國家中心主義分析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三塊基石。長期以來，無論是傳統現實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深受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影響，其最核心的主張就是承認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的，承認個體（國家）是國際政治的基本分析單位， 承認個體(國家)是理性的且自私的。

新現實主義者聲稱自己遵循結構分析，但就連其代表者沃爾茲自己也承認：「國際政治體系正如市場經濟一樣，本源上是個體主義的」。¹⁹他把國際政治視為經濟市場，把國家類比為市場中的公司，國家像公司一樣最大限度的追求個體利益，整個國際社會正如市場經濟一樣處於無政府狀態。方法論個體主義長期統治現實主義思維所造成的影響是，許多現實主義的研究僅僅集中在關注大國關係、國家利益、政府外交之類的微觀層次分析，忽視了對國際政治的宏觀歷史考察，對那些超越於國家之上的共同體及其規範、價值觀念和國際制度，乃至全球文化對於國際體系的整合作用和維繫功能則視而不見。僅就方法論而言，現實主義的觀察至少是不充分、不全面的。

鑒於上述邏輯缺陷，透過現實主義的「有色眼鏡」來看大國興起和國際體系的轉換，必然會得出危險的結論。對現實主義而言，大國政治總是處於一種悲劇狀態：「國際體系中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除了那種想對潛在的對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時霸權。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分配感到心滿意足，相反，它們時刻懷著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求變動機。它們幾乎總是擁有修正主義企圖，倘若能用合算的代價達到目的，它們會以武力改變均勢……除非一國達到了最高的霸權目的。然而，由於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權，因此整個世界充斥著永恆的大國競爭。」²⁰「過去5個世紀的國際事務史基本上是一部戰爭史，或至少是一部備戰史。」²¹

總而言之，在現實主義的視野中，整個世界是由物質力量來決定的，國際體系或國際格局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大國之間的物質力量對比；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是外生於國際體系的常量；民族國家一經形成便具有追求權力優勢、以武力實現利益的行為偏好；因此，任何新興大國的興起都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間的衝突和戰爭，有時會從根本上顛覆整個現存體系。

三、 重視國際政治的社會文化建構

大國興衰是國際關係中的恆常狀態。現實主義以一種物質主義的經驗眼光來看世界政治，它所預見的是一個前途黯淡的的未來。當我們換用另一種眼光來觀察這個既存的世界時，我們會得出與之不同的結論。相對於現實主義而言，20 世紀90年代崛起的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是一個巨大的理論進步，它突破了現實主義堅硬的物質內核，主張用一種社會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國際政治。

首先，與現實主義不同，建構主義並不認為國際政治的結構是一種純粹的物質結構，而是是一種具有主體間性質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主要是指行為體行為的文化內容，它主要由共享的規範、主體間的觀念和角色身份構成。建構主義指出，物質本身不具有意義，世界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人、群體和國家這些有意圖的行為體的實踐活動和觀念活動，社會現實是由共有觀念或共同知識構成的。也就是說，「對人類行為來講，只有通過共享的知識結構，物質資源才被賦予含義。」²²美國之所以認為朝鮮的五件核武器比英國的五百件核武器會對其構成更大的威脅，這僅僅是因為美國認為英國是朋友，而朝鮮則不是。在這裡，物質實力的含義在國家之間社會結構的認同關係中體現出來，國家之間對於知識結構的分享程度決定了國家間關係的性質。本源上講，國際體系的結構是一種知識結構、觀念結構，國際政治的形成是社會觀念建構的結果。

其次，現實主義以權力界定利益，從不考慮利益的形成問題，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而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利益固然與權力密切相關， 但利益本源上根植於認同、規範及其結構之中。一個行為體若不知自己是誰（即自我認同），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想幹什麼，而要維護自己的認同就必然付諸某種意願，國家利益由此而生。一國的對外政策總是在維護認同的基礎上在利益的驅動下實施的。「認同是利益的基礎」，²³不同的角色認同決定不同的國家利益取向。

再次，建構主義強調，在許多的情況下，國家對自身利益並不了解，國家利益常常是國家從國際社會學習的結果，國際規範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教化者角色。正如瑪莎?芬尼莫爾(Matha Finnemore)所言：「國家對國家利益的不斷界定常常不是外來威脅的結果，也不是國內集團的壓力，而是由構成和賦予國際生活以含義的國際共享規範和價值觀念所形塑的」。²⁴國際規範不只是規定和限制了行動者的行為，而是還建構了行動者的身份，使其行為合法化，由此而決定了行為體行為者的行為。

再次，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工具理性，而建構主義認為工具理性只是在集體認同缺位情況下的利益表象，是國家利益的一種而非全部；在集體認同在場的情況下，利他主義就會更多的決定國家利益的特徵和內容。通過社會學習而達成的認同化情勢，會使國家重新界定自己的利益和形塑國家的價值理性。在社會互動頻增和相互依存日益發展的時代，集體認同和和集體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國家中的價值理性會越來越凸現。

建構主義還認為，行為體與結構之間存在著同構關係。奧耶夫(Nicholas Onuf )指出 ：「個體和社會相互構造、相互製造或相互構造……個體通過它們的事迹組成了社會，而由於行為體了解自己也相互了解，社會通過它們的共同事迹構造了個體。」²⁵也就是說，國際關係與其他社會關係一樣，主客體涇渭分明的關係日益模糊，呈現出相互依賴、相互構成的關係特點。一方面，行為體的行為受制於結構的存在，這種社會結構可能是物質的，也可能是社會的，它不僅制約著個體的行為，而且能夠建構個體的屬性，改變國家的認同和利益；另一方面，制約行為體行動的結構本身，又不是獨立存在於行為體的知識實踐之外的，在根本上它是不同行為體日常實踐活動結果。

除此以外，建構主義還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對現實主義提出了一些頗具啟示意義的修正看法和補充：

在認識論上，建構主義認為世界是一種建構，對世界的認識始終是一種過程。通過對世界政治進行適當的經驗分析，人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所具體研究對象某一方面的知識，但不存在能夠解釋所有世界政治現象的一般規律。因此，建構主義反對對國際政治的性質作出法則般的歸納和總結，而是提倡理論敘述的多元化，注重歷史的偶然性和諸文化的特殊性。簡言之，建構主義不認為通過經驗分析得出的結論必然是正確的，「世界永遠是一個被演繹過的東西」。²⁶

在方法論上，建構主義並不排斥方法論個體主義，而是主張在借鑒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同時，也要充分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運用。方法論整體主義強調，「要從社會的觀點出發，至少從認為溝通是社會秩序的必要組成成分的觀點出發來研究論述經驗。²⁷」因此，建構主義主張除了對國際政治進行微觀層次的分析以外，更要從宏觀歷史的角度，考察由一群意識到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念的國家組成的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起源、變更、擴展和維繫的條件。在建構主義看來，由於國家深植於跨國和國際間密切的社會關係網路中，這種社會關係網路規定著國家對世界的看法以及自身在世界運行中充當的角色。 因此，必須研究國家所處的國際體系的社會結構，才能充分了解它需要什以及採取什麼樣的手段來滿足這種需要。

綜上所述，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行為體互動和實踐的產物，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預言，是不能單純應用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來解釋的文化結構；當一種國際規範或集體規範被假定、預言將呈現何種狀態、將向何種方向發展時，由於有關國家有可能按照「預言的邏輯」進行相似的話語實踐和外交互動，結果被預言的東西往往變成了現實。國際社會的歷史就是由無數自我證實的預言組成的文化結構。²⁸建構主義指出，蘇聯的興起及其以後的美蘇冷戰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國家間自我證實的預言。

透過建構主義的社會文化視角重新審視大國興起的歷史和現實，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有益的啟示：

世界政治並非現實主義所理解的純粹物質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它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由社會建構的文化結構；物質力量之所以有意義，是國際行為體觀念建構的結果；無政府狀態並非是特定不變的， 自助原則也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附屬物；國家利益不是先天既定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生成和變動不居的；認同而非權力界定利益，但利益的實現離不開權力的運用；國際規範可以改變和形塑國家的認同和利益，進而改變國家的行為偏好；理性自私並非國家理性的唯一特性，通過國際社會化過程而形成的集體認同有時會加強和改變國家的價值理性；國家間的衝突與合作不是某一國家單方面決定的結果，而是國家間相互建構的產物。

一言以蔽之，一國的興起未必意味著一場持久衝突的到來。國際體系的動蕩與和平，不僅僅取決於國家間的實力對比，更為關鍵的是，它還取決於一國如何形塑自己的國家認同並以此界定自己的利益和行為，以及國家間如何建構它們彼此的相互信念和預期。國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預言：「如果你把它認為是朋友，它就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如果你把它認為是敵人，它最終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敵人」。²⁹也就說，現實主義偏重於以能力為變數來解釋和預測國家間關係，從而忽視了對意圖、文化、價值等觀念變數的考察，在理論上是不科學的，在實踐上可能是有害的。

注釋：

1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L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8,p.144.

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54.

3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C. North, Nations in Conflict: National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W.H.Freeman,1975,p.16-19.

4Ibid.3,p.28.

5Arna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62, pp.14—15.

6Geoffery Blainey, The Cause of War, Free Press,1988, SectionⅤ.

7[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頁。

8同7，第5頁。

9同7，第7頁。

10[美]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羅伯特?羅斯著，黎曉蕾、袁征譯，《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7頁。

11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bery Award Record,Inc.1979,pp.115—128.

12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orton &Company, Inc.2001,p.2.

13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43頁。

14同7，第184--207頁。

15郭樹勇著，《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長征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19頁。

16同15，第118頁。

17洛克，《人類認知理論》，在《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375頁。

18同15，第125頁。

19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91.

20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35.

21 [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頁。

22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73.

23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

24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p.3.

25Michael Mastuno and Gene Lyons, Beyond Westphalia?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4,p.384.

26Jeffery T. Chechel, 「 The Constructivist Tu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Vol.50,1998.

27喬治?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一頁。

28Daya Krishna,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nd the Nature of Society,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6,pp.1104.

29參見美國助理國務卿Josephs·Nye在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的講話，1995年6月27日.

The Big Power Rises and the Realistic Theory Predicament

By TungTsingling

（Politic and Law Colleg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250014,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power is a constant st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m study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with one experience eyes of materialism to get used to, think power defines the benefit and behavior of one country , with the growth of one country『s power , the new developing big country must challenge the extant order , cause lasting power to shift the conflict , thus cause the turbulence and subversion of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text thinks realism has fallen into a series of cognitive predicaments , it is bigoted explaining the crop quality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oci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society of igno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ild the function of constructing , thus done the prophecy not appropriate to that the big country rose.

Keyword: The big power rises; Realism; Constructivism

載《甘肅理論學刊》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