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直觀：符號現象學的出發點

　三、形式還原

　　所謂「還原」，就是簡化成最基本的要素。意識要獲得意義，意向活動必須排除所有與獲義活動無直接關聯的因素。上面已經說過，事物在獲義意向性的壓力下，被還原為提供意義的觀相所組成的對象。形式還原的第一步就是「懸擱」：獲義意向活動把事物的某些要素「放進括弧」，存而不論，排除在外。事物與符號，在形式還原中無從區別，因為意識的形式直觀，首先懸擱了對象的「事物性」(thingness)。

　　在意義產生過程中，事物失去事物性。皮爾斯對此的解釋比較清楚：「現象學與它所研究的現象，在多大程度上和實在相符合這個問題沒有關係。」(38)他在另一處進一步說明：「紅色的品質取決於任何人實際上都看到了它，因此在黑暗中紅色就不再是紅色。」(39)鮮紅的顏色和形狀說明蘋果的存在，而在黑暗中，紅色消失，我們知道蘋果的顏色也只是在記憶中。此時形式直觀只能依賴於別的觀相，例如觸摸圓潤，嗅聞香甜。因此，在初始獲義意向活動中，對象失去事物性，被形式還原成符號感知。甚至，在符號學中，關於意識是否能掌握事物本質的考慮，即「本質直觀」的可能性，也在被形式還原暫時懸擱之列。

　　在所有的獲義意向活動中，事物必須靠形式還原才能具有意義給予能力。意識中最初呈現的一切都是感知表象，皮爾斯在討論第一性的「現象的性質」時，稱之為「顯象素」(phaneron)，即「此時此刻在心靈里的顯現」。「顯象素」既是事物又是符號，因為「顯現」的只是部分觀相。經過這種形式還原，主體意識面對的事物，就降解成為攜帶意義的符號感知。獲義意向活動的對象，本來就是意向性的構造物。意識要獲得意義，第一步是「面向事物的形式本身」，獲義意向划出事物被感知的範圍，這是獲得意義必要的前提。

　　意向活動的投出不僅有方向(投向某個對象)，而且對相關的觀相有所選擇。這種選擇「懸擱」了與本次獲義活動不相關的觀相，忽視不期而然落入感知的「噪音」，並且把相關觀相分解成「背景區」、「襯托區」與「焦點區」。事物的形式被意向性如此處理，意向性顯得像個手電筒，只照亮事物形式的一部分，把它變成對象，而且聚焦於更小的一部分，在此獲得最多的意義，其餘都被懸擱，被當作噪音、當作背景、當作襯托。把意向性比作手電筒，過分空間化，不適用於多樣化的(例如嗅覺、味覺方向的)獲義活動，但是它比較生動地說明了意向性如何把事物變成對象，激活出意義來，而且讓對象呈現一種「非勻質」狀態。

　　在意識追求意義的過程中，每一個事物，都有可能呈現有關觀相，而成為意義的符號載體；反過來，每一個符號載體，也可以因為所攜帶意義消失，而降解為不攜帶意義的事物。由此，每一個事物，每一個符號，都是表意性與物性複合的「符號—物」雙聯體。哪怕是人工製造的最徹底的「純符號」，例如言語、文字、圖畫、標記、紙幣等等，都有物的成分。符號的這些物成分(例如塗抹可以遮蓋，紙幣可以點火)，一樣具有物的無窮觀相。既然任何物都是一個「符號—物」雙聯體，它就可以向純然之物一端靠攏，完全成為物，此時它與意義活動無關；它也可以向純然符號載體一端靠攏，不作為物存在，純為表達意義，或更確切地說，純為本次意義活動提供符號載體。人在付錢時，使用事物的觀相攜帶的符號意義，紙幣的物品質，例如紙幣的硬度，不參與本次具體的意義活動，除非紙幣過於破爛使其意義可疑。任何符號—物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滑動，因此，絕大部分物都是偏移程度不一的符號—物，其使用部分與表達意義部分的「成分分配」，取決於特定的獲義意向。

　　從這個基本理解出發，可以看出，被形式還原成為獲義活動對象的符號—物，可以有四類：

　　第一類是自然事物(例如雷電，例如岩石)，它們原本不是為了攜帶意義而出現的，它們「落到」人的意識中，被意識符號化，才攜帶意義：雷電被認為顯示天帝之怒，或預兆暴雨將至，岩石可以看作礦脈標記，或自然界鬼斧神工。

　　第二類是人工製造的器物(例如石斧，例如碗筷，例如食品)，原本也不是用來攜帶意義的，而是使用物。這些事物，當它們顯示「被認為攜帶意義」的觀相時，也就是被「符號化」時，就成為符號：石斧在博物館成為文明的證據，食品放在櫥窗里引發我們的食慾。

　　第三類是人工製造的「純符號」：完全為了表達意義而製造出來的事物，例如語言、表情、姿勢、圖案、煙火、貨幣、遊行、徽章、旗子、棋子、遊戲、體育、藝術等等，它們不需要「符號化」才成為符號，因為它們本來就是作為意義載體被製造出來的。上文已經說過，它們在一定場合也可以降解為物。

　　第四類是看起來幾乎無任何物性的「純感知」，例如心像(錯覺、夢境等)，「應有感知而闕如」造成的「空符號」(如沉默、無表情等)，它們作為符號存在，是因為它們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夢中的家鄉讓人情可以堪，音樂中的休止，繪畫中的留白，都是攜帶意義的符號感知。

　　既然任何符號—物都不外乎這四類，而這四類都可以變成符號來表達意義，它們表達意義的部分都只是符號，而不是事物，那麼在表達意義的時候，上面的分類中，「原先的」事物，與「原先的」符號，沒有本質差別。符號現象學探究如何獲得意義，要做的是「形式直觀」，就不必、也無法區分這四者何者只能為物，何者只能為符號。

　　在形式還原時，要懸擱事物的事物性，也需要懸擱符號—物與本次的意向活動不相干的諸種觀相。因此，被獲義活動選擇出來構成對象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特定觀相。事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攜帶意義，讓事物的過多觀相參與對象之形成，反而成為獲義的累贅，因為噪音過多。形式還原並不使符號回歸事物自身，恰恰相反，符號因為要攜帶意義，迫使對象「片面化」，成為意義的簡寫式。

　　這種片面化，是獲義活動之必需：若無關品質，不僅可以忽視，而且必須忽視，不然意義活動就會遇到困難。如果汽車按喇叭，你聽到馬上會躲避，甚至不去看汽車一眼，此時符號就使整個事物極端片面化，只剩下喇叭聲音這一感知；而當朋友向你炫耀豪車，此時你就會注意到標牌的樣式和車身的光鮮：這當然也是片面化，是另一種片面化。因此，初始獲義意向活動要追尋意義，事物就只剩下與意義相關的觀相組成對象。正因有這樣一個意向性選擇，事物在意向性壓力下還原為符號。

　　所以符號載體不僅不是物，甚至不是感知集合，而只是與獲義意向活動相關的某個或某些觀相的臨時顯現。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同一事物可以承載完全不同的符號。例如一個蘋果，意義可以有關美味、有關水分、有關外形美等等：同一個蘋果，在被不同意向性激活後，顯現的觀相不同，產生的意義不同。

　　這就是為什麼本文一再強調，事物與符號感知，在形式直觀中，對意識而言是等值的。只不過事物是可供進一步認識的無窮觀相的寄宿地，可以持續地回應需要意義累加才能形成的理解活動。繼續沿用上面舉過的鄉間晨音的例子，如果我聽到此「天籟」後起身，看一看嗅一嗅摸一摸，事物的其他觀相就成為新的符號，回應我的新的獲義意向活動，此時事物不同於符號的「意義持續性」就顯示出來了，意識也就漸漸接近「真相」。意義一旦累加，我就可以進一步理解農村田園生活，或是進一步理解CD音響。到這個時候，前者被稱為「事物」，後者被稱為「符號」，或許才有道理。

　　注釋：

　　①(36)雅克·德里達：《聲音與現象——胡塞爾現象學中的符號問題導論》，杜小真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0頁，第30頁。

　　②施皮格伯格說皮爾斯「很熟悉胡塞爾的邏輯學」(參見施皮格伯格《現象學運動》，王炳文、張金言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52頁)，他沒有提出根據。皮爾斯晚年的筆記中兩次提到胡塞爾的名字，但是對胡塞爾的學說沒有任何說明(Cf.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Vol.4,p.7; Vol.8,p.189)。

　　③參見納桑·豪塞《皮爾斯、現象學和符號學》，保羅·柯布利編《勞特利奇符號學指南》，周勁松、趙毅衡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8-110頁。

　　④(11)(13)《皮爾斯論符號》，趙星植譯，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第15頁，第15頁。

　　⑤Cf.Richard L.Lanigan,「The Self in Semiotic Phenomenolog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Vol.1,No.4(2000):91-111; Goran Sonesson,「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emiotics」,in Tom Ziemke & Jordan Zlatev(eds.),Body,Language and Mind,Berlin:Mouton de Guyter,2007,pp.85-127.

　　⑥科尼利斯·瓦爾：《皮爾士》，郝長墀譯，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5-27頁。

　　⑦⑩(24)(38)(39)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Vol.1,p.284,p.287,pp.310-311,p.287,p.418.

　　⑧(35)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李幼蒸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4頁，第53頁。

　　⑨Form is 「that by virtue of which anything is such as it is」.Cf.Max Fisch(ed.),The Writing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1-1993,p.371.

　　(12)焦循：《孟子正義》，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96頁。

　　(14)E.D.Hirsch,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p.218.

　　(15)R.馬格歐納：《文藝現象學》，王岳川、蘭菲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頁。

　　(16)(17)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熊偉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85頁，第186頁。

　　(18)Maurice Merleau-Ponty,「Cézanne』s Doubt」,in Galen Johnson & Michael B.Smith(eds.& trans.),The Merleau-Ponty Aesthetics Reader:Philosophy and Painting,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p.59.

　　(19)(21)(22)《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第8頁，第108頁。

　　(20)參見林丹《境域之中的「心」與「物」——王陽明心物關係說的現象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23)趙毅衡：《符號學》，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25)(32)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二卷，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頁，第491頁。

　　(26)施皮格伯格：《現象學運動》，第400頁。

　　(27)Gerald Prince,「Forty-One Questions on the Nature of Narrative」,Style,Vol.34(2000):317-327.

　　(28)Patricia Kilroe,「The Dream as Text,The Dream as Narrative」,Dreaming,Vol.10,No.3(2000):127.

　　(29)斯圖亞特·霍爾：《表徵：文化表徵與意志實踐》，徐亮、陸興華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2-23頁。

　　(30)Charles Sanders Pierce,Collected Papers,Vol.8,p.378.

　　(31)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s,trans.Alan Sheridan,London:Routledge,2002,p.33.

　　(33)E.H.貢布里希：《視覺圖像在信息交流中的地位》，范景中選編《貢布里希論設計》，湖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頁。

　　(34)C.K.Ogden &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Harcourt,Grace & World,1946,pp.50-51.

　　(37)吉爾·德勒茲：《電影I：運動—影像》，黃建宏譯，(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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