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極花》/ 鄉土的持久煎熬

作為一個久負盛名的作家，賈平凹從來不憚於自稱是「鄉下人」，一如當年的沈從文。作為一個文學的「鄉下人」，賈平凹始終對於鄉村一往情深——《廢都》轉向城市僅僅是一個小小的文學岔道。儘管數十年客居西安，然而，鄉村的氣息、苦惱、哀傷時時裹住靈魂，既是一種持久的煎熬，同時又賦予電光石火一般的文學靈感與不竭的寫作衝動。

廣袤的「鄉土中國」造就了「鄉土文學」的獨特傳統。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大地、田野、鄉村和面孔黝黑的農民持續活躍在文學之中。然而，時至如今，「鄉土中國」的形象正在改變。國際大都會、金融街、互聯網+、後現代主義、大型客機與高速鐵路、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組成了新型的文化視野，「鄉土」逐漸淪為現代社會的一個甩不下的累贅。歷史內部發生了哪些變故？文學顯然被驚動了。所謂的「鄉土文學」開始與新型的文化視野產生深刻的互動。這時，賈平凹的寫作可以視為「鄉土文學」力圖開啟的另一個歷史段落。

通常，「鄉土文學」之稱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撰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多數人心目中，「鄉土文學」包含了故鄉、故人、鄉愁，包含了久違的田野、村落和年邁的雙親。那些遊子長年累月地寄居於陌生的城市，故鄉既是心中的隱痛，又是最後的慰藉。所以，「鄉土文學」收集了故園的詩意和漂泊者孤獨之際的思念。儘管人們可以從「鄉土文學」之中察覺某種啟蒙主義的批判，但是，作為故鄉的記憶和想像，所謂的批判多半顯現為溫和的嘲諷。後繼的文學史敘述之中，「鄉土文學」之稱之所以遭到了某種程度的冷落，恰恰因為初始內涵的狹隘。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鄉村一躍成為文學之中最為顯眼的主角。從農村包圍城市、土地革命、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村的巨大震蕩遠遠超出了「鄉土文學」的覆蓋範圍。

田園、鄉愁、詩意、故人的思念——這些「鄉土文學」美學元素始終回蕩於賈平凹的小說之中。儘管如此，賈平凹的小說並未沉入抒情式的回憶。如果說，汪曾祺小說之中的故鄉往事不露聲色地續上了「鄉土文學」的傳統，那麼，賈平凹選擇的是直擊歷史。汪曾祺的種種回想與記憶流露出大俗即大雅的士大夫情趣，「鄉下人」出身的賈平凹更多地意識到鄉村逐漸恢復的活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活了鄉村經濟，農民臉上的表情生動起來了。對於賈平凹說來，鄉村的蘇醒與文學的蘇醒幾乎同時發生，《臘月-正月》等一批小說力圖記錄這種表情的生動程度。然而，樂觀沒有維持太久。《秦腔》之後的一系列小說表明，賈平凹的不安和憂慮日復一日地滋長。鄉村的歷史似乎正在臨近另一個轉折點。

賈平凹曾經反覆地提到走訪鄉村時的一個痛苦發現：愈來愈多的鄉村正在空心化，甚至瓦解、消失。農民之中的青壯年紛紛拎起一個編織袋進城務工，寂靜的鄉村僅僅剩下老人、兒童和殘破的院落；許多農戶甚至舉家出走，柴門上掛了一把大鎖。經濟學或者社會學對農民工進城做出了積極的描述，例如增添農民收入，補充城市某些行業的勞動力，伸張農民落戶城鎮的權利，如此等等。然而，鄉村怎麼辦？鄉村的衰敗是註定的命運嗎？

顯然，賈平凹陷入了矛盾和惶然。由於如此熟悉貧瘠的鄉村，賈平凹清楚地意識到，奔赴城市的意願可以形成多麼強大的遷徙衝動。極其懸殊的城鄉差距可能使許多農民斷然放棄祖祖輩輩守護的鄉村，只有那些僅僅生活在概念之間的書生才會簡單地將奔赴城市的衝動形容為資本的陰謀。另一方面，賈平凹同樣清楚地意識到，如此迅猛的遷徙可能給鄉村帶來多大的傷害。人去樓空，田園荒蕪，根深蒂固的鄉土文化及其意義系統開始崩潰，鄉村的明天又在哪裡？

於是，《秦腔》之後又有了《高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等等。

二

賈平凹曾經在《南方周末》發表過一個短篇小說《一塊土地》。小說簡約地寫出了幾代人的土地羈戀。土地是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同時也演變為他們唯一的情感寄託。太爺每天用腳步丈量自己的十八畝田地，爺爺忍不住咀嚼田地里的泥土，種種近於變態的行為表明，土地已經從生產工具轉換為農民心目中的圖騰。然而，城市殘酷地打破了這種可憐的幻象。按照城市的標準，所謂的經濟命脈僅僅是微不足道的幾文小錢。如今，誰還能依賴田地里的糧食一夜暴富？如果沒有納入城市規劃成為房地產商的搶奪對象，所謂的土地一文不值。因此，只有城市才是財富的放大器。這種觀點如此氣人同時又如此誘人，鄉村的年輕一代一把扯斷了傳統義無反顧地奔赴城市。

作為鄉村生活的古老理想，「耕讀傳家」的理念破裂多時。首先，「耕」與「讀」業已不可兼得。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是，「耕」所贏得的收益無法供養「讀」。換言之，鄉村的經濟、文化再也無法自洽。那些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拒絕回歸故里，一個經濟學的描述不容漠視：鄉村獲取的收益無法彌補維持學業的成本。然而，接踵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更為嚴重：「耕」甚至無法「傳家」。風吹雨打，面朝泥土背朝天，農民手中的餘糧竟然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存。饑寒交迫，揭竿而起，相當長的時間裡，「革命」成為鄉村擺脫困境的唯一手段。地主階級壟斷了大部分土地，多數貧苦的農民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換取一份苟活的口糧。革命不僅以暴力形式沒收了地主的財產，而且誕生了一種嶄新的觀念：為了徹底剷除滋生地主階級的社會條件，鄉村必須儘可能拋棄私有財產。因此，農業合作化運動勢在必行。相對於「人民公社」這個光榮的稱謂，「家」如同一個可恥的存在。儘管鄉村的傳統勢力製造了猛烈的反彈，但是，令人生畏的階級鬥爭學說終於平息了各種異議。當古老的土地羈戀被敘述為「私有制」的陰魂之後，那些保守的農民終於在「階級敵人」這一頂可怕帽子的威懾之下退卻了。

然而，農業合作化運動與人民公社並未真正地改善農民的經濟狀況。對於這些糧食生產者說來，飢餓竟然如同久久無法甩下的陰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問題終於成為「過去時」。當然，由於人民公社的解體，土地的聯片與農業機械化的設想不得不擱淺；鄉村放棄了集體化的激進實驗而回到了實利主義的立場，實驗的失利甚至耗盡了幾代人的激情，各種虛幻的社會理想表述聽起來如同謊言。個體或者家庭的勞動量清晰地轉換為經濟收益，如此簡明的衡量標準終於拋開了各種華而不實的概念。

拋開華而不實的概念包括了階級鬥爭學說的後撤。當然，地主階級殘酷地掠奪農民始終是教科書的一章，但是，城市的財富積聚繼而成為眾目睽睽的直觀事實——城鄉差距的表述至少部分地取代了階級盤剝的傳統解釋。如同安裝在地面的碩大吸盤，城市廣泛地收納各種企業、金融機構、服務行業和傑出人才；城市的經濟循環功能、就業空間與居民的優厚待遇是鄉村所無法比擬的。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強大的壓抑體系，戶籍制度徹底凍結了農民的城市夢。這種凍結的時間如此之長，以至於解禁之後出現了令人矚目的超常反彈。由於城鄉差距隱含的巨大不公，農民時常公開地怨恨城市；然而，多數農民心目中，消除這種不公的策略恰恰是打入城市，充當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再造一個與城市相輔相成的鄉村整體。這時，鄉村不再顯現為一種強大的社會組織形式，農民三五成群地以個體的形式進城務工，從事經濟自救。相對於城市的財富誘惑， 古老的土地羈戀幾乎不堪一擊——尤其是對於年輕的農民。誰沒有權利追求富裕的生活？對於那些泥土之中煎熬了數十年的農民說來，這似乎是一個理直氣壯的反問。

賈平凹的《秦腔》顯示，城市與鄉村的競爭之中，前者保持了無可抗拒的全面優勢。交通系統和傳播媒介的延伸、覆蓋，商業的擴張以及經濟模式的調整，鄉村的風俗民情正在徹底改變。年輕的農民不願意繼續下田，汗流浹背地從事傳統的農活。因此，鄉村的凋敝幾乎是一夜之間的事情——包括歷史悠久的鄉村文化，例如激越的「秦腔」。那些風格綿軟的流行歌曲輕而易舉地擊敗了「秦腔」，因為流行歌曲代表了城市文化。

三

賈平凹擅長運用簡約的筆觸描述鄉村生活，再現農民的群像。傳神的三言兩語，一個鄉村人物生動地躍然紙上。然而，人們很快察覺，賈平凹通常採用外部視角。他的人物多半沒有深邃的意識，人物與人物之間很少存在緊張的、糾纏不休的內心角逐。這當然不是賈平凹的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忙碌于田間的農民不可能如同知識分子那樣擁有複雜的內心生活。賈平凹的鄉村人物往往沉浸於各種蠅頭小利的盤算，心中轉過的念頭大部分與「吃」有關。《秦腔》、《古爐》、《帶燈》之中，賈平凹驅遣稠密的細節展示鄉村的日常生活，瑣碎紛雜，一地雞毛。家長里短的爭端之中，不少農民氣量狹小，性格猥瑣，關注的範圍幾乎沒有超出自己的小院落。那些深沉、博大乃至胸有百萬雄兵的性格很少在賈平凹的小說之中露面。這時人們會意識到，長期的饑饉生活對於鄉村產生了多少隱蔽的傷害。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饑饉不僅意味了極度的物質匱乏乃至生計的難以為繼，而且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精神質量——例如視野，興趣範圍，生活觀念。

我相信賈平凹曾經為這種問題深感苦惱：現今農民的精神質量可以撐起一個新型的鄉村嗎？「鄉土文學」業已擁有大半個世紀的歷史。無論是金融、醫學、藝術還是街道、建築、大眾傳媒，大半個世紀的城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然而，相對於魯迅的《故鄉》或者《阿Q正傳》，賈平凹的鄉村人物進步了多少？如今看來，精神質量並非一個多餘的指標。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的精神質量無法適應新型的政治，雙方的矛盾通常以新型政治的流產或者變異而告終：

革命的意義不僅是摧毀統治階級，奪取政權——如果革命試圖賦予世界一個嶄新的面貌，那麼，必須造就一代新型的社會成員。新型的社會成員擁有遠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內心修養，這是避免革命之後的政權和社會重返舊轍的重要條件。很大程度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聚焦是浴血奮戰，摧毀腐朽的國家機器；對於第二代革命者說來，社會成員的精神質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1）

無論如何認識「國民性」的存在，社會成員的精神質量肯定是魯迅始終關注的特殊主題。魯迅在《吶喊》自序之中表述過「棄醫從文」的原因：對於那些麻木的庸眾說來，拯救精神比拯救肉體遠為重要。然而，相當長一段時間，社會成員精神質量的考察納入了階級譜系。經濟基礎和階級地位決定了社會成員精神質量的優劣。無產階級因為一無所有因而大公無私，地主、資本家的萬貫家財不僅造就了眾多私有制的衛士，而且賦予這個階級成員守財奴性格。對於文學說來，這種理論描述毋寧是一幅超前的模糊圖像。在我看來，賈平凹的《老生》開始涉及這個問題的複雜之處。二十世紀之後，土地革命與農業合作化均以「革命」的形式徹底改造鄉村。然而，正如《老生》所發現的那樣，相當多農民的精神質量並沒有多少改觀。還有多少崇高的人格或者寬廣的襟懷隱藏於鄉村茅舍的柴門和泥牆背後？賈平凹更多地遇到形形色色的「閏土」與「阿Q」。某些時候，賈平凹甚至從農民身上察覺若干令人不安的品質，例如粗野，兇悍，刁蠻，還有明目張胆的恃強凌弱與阿諛逢迎。這些文化基因什麼時候植入了一個安分守己的社會群體？

人們或許會記起柳青的《創業史》。相似的陝西鄉村景象，《創業史》力圖鑄造一個鄉村的新型創業者——梁生寶。這個拙樸寡言的小夥子胸懷大志，他終於率領蛤蟆灘走上了農業合作化的大道。然而，這個形象的「真實性」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問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加劇了社會學的質疑。也許人們可以說，社會學的質疑如今再也無法為這種形象提供充分的美學依據。賈平凹找不到他的梁生寶，甚至也找不到他的徐改霞——《創業史》之中梁生寶的戀人。梁生寶的深沉、執著與遠大的志向曾經深深地打動徐改霞，儘管他幾乎家徒四壁。只要梁生寶伸出那一張結滿老繭的巴掌，徐改霞願意跟隨一輩子。時至如今，這種情節彷彿演變為愚蠢的笑料。鄉村的婚嫁已經淪為嚴格定價的商品交易。鄉村氣氛之中，「愛情」這種「文明」的字眼消失多時。鄉村的貧窮男性通常是這種商品交易之中的失敗者——女性紛紛逃離鄉村，城市的女性售價似乎高一些，哪怕是以娼妓的方式出售。笑貧不笑娼。誰沒有權利追求富裕生活？這種反問之中破釜沉舟的口吻似乎表明，那些古老的廉恥觀念再也不是金錢的對手了。

那麼，法律觀念還是不可逾越的防線嗎？賈平凹的《極花》表明，鄉村那些貧窮的男性鋌而走險之前似乎沒有多少猶豫。農民為什麼沒有權利娶妻生子，傳宗接代？捲入婦女拐賣的時候，他們絲毫沒有覺得理虧。當然，法律的懲罰和情感的處罰如期而至。悲劇如期而至。

四

賈平凹心目中的鄉村僅僅是一潭死水嗎？遠非如此。賈平凹曾經發現鄉村之中某些獨異的性格，某些不甘平庸的人物。傳統的農耕生活無法安撫躁動的心智，他們決心闖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例如《古爐》之中的霸槽。這個土生土長的農民是一個鄉村的激進分子。他對於大多數農民一輩子廝守的田園、莊稼不屑一顧。如何擺脫鄉村的貧窮和乏味？霸槽時刻渴望各種異常事件顛覆傳統秩序。這時，文化大革命如同劇烈的旋風不期而至，激蕩的政治文化與桀驁不馴的個人性格一拍即合。各種瘋狂的口號突然打開了所羅門的瓶子，霸槽內心沸騰不已的力比多一瀉而出。他成了鄉村第一個「造反派」，雄心勃勃，搖旗吶喊，繼而大打出手，儼然一個亂世英雄。然而，當文化大革命不再奉行無政府主義策略的時候，霸槽立即遭到了清算，成為一個毫無意義的犧牲品。換言之，儘管霸槽具有不凡的野心，但是，他無法逾越歷史為一個農民指定的活動範圍。霸槽遭遇的歷史故事是文化大革命，他的激情、魄力以及組織才能不得不遵循文化大革命提供的各種形式，例如組織戰鬥隊，破除所謂的「四舊」，發動「武鬥」，如此等等；另一方面，農民的身份決定了他僅僅擁有極為有限的政治知識，霸槽不可能預見自己如此迅速的潰敗，更不可能高瞻遠矚地洞悉未來的政治路徑，設計一個理想的歸宿。如果沒有城市提供的知識訓練和各種機遇，鄉村內部的單純衝動走不了多遠。

賈平凹的另一個人物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出賣自己的一個腎籌措到若干經費，然後進城深造——我指的是《高興》之中的劉高興。這是一個見識不凡的農民，長相英俊，風度翩然。但是，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素質」差異。從衣著、談吐、待人接物到審美觀念，劉高興儘可能模仿城市居民，他甚至將自己帶有「鄉土意味」的名字「劉哈娃」改為「劉高興」。與同行務工的農民夥伴不同，劉高興的志向遠遠不限於那些微薄的勞動報酬，他的企圖是革除自己身上那些來自鄉村的陋習，例如吝嗇，小氣，言談粗鄙，知識貧乏，等等。因此，劉高興沒有錙銖必較地積攢工錢，他願意為某些城市獨有的開銷破費，例如遊樂園的門票，或者乘坐計程車。劉高興陰差陽錯地戀上了一個籌款破案的妓女。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將節衣縮食省下的費用無償地捐給她。這些氣質使劉高興成了同行農民之中特立獨行的一員，甚至成為無形的小頭目。相形於他的爽朗和熱忱，許多城市居民——包括那些富翁——時常顯出了卑瑣和自私。儘管如此，劉高興始終是徘徊於城市外圍的拾垃圾者。由於農民的身份，城市拒絕給予更高的待遇。劉高興嘗試深入城市的種種謀求無不鎩羽而歸。也許，劉高興令人扼腕的遭遇多少遮蔽了另一個深刻的問題：作為一個「人才」，為什麼鄉村與劉高興相互喪失了興趣？

《帶燈》之中的「帶燈」也改了名——這個原名「螢」的女子自願來到鄉鎮任職。帶燈喜愛讀書，獨自陶醉於浮雲、山花和清泉。儘管她全心全意地投入繁瑣的鄉村事務，但是，這種「小資產階級情調」始終與鄉村的雞零狗碎存在不可彌合的距離。她不斷地給自己的精神偶像——一個省城的官員——發簡訊訴說種種感受，這顯然象徵了某種精神出逃的姿態。更具象徵意味的是帶燈的精神異常與夢遊，她已經與棲身的鄉村貌合神離。小說的結局出現了一個美學意象：帶燈安詳地融入璀璨的螢火蟲陣。也許，《帶燈》已經無法提供一個「情節」意義的結局了。

賈平凹心目中，鄉村不再是曲折豐富的情節而僅僅是一些美學意象。鄉村的花、樹、鳥、山泉、昆蟲、星星、院落前後的菜園和葫蘆架、大風吹來的雲團，如此等等。那種心曠神怡的感覺依舊，但是，這些美學意象已經無法召回鄉村內在的活力，它們如同一些孤立的片斷生硬地張貼於鄉村的乾涸生活之上。某種程度上，粗糙、堅硬的鄉村與美學意象的鄉村正在彼此剝離。同時剝離的還有鄉土文化，各種傳統的民風民俗陸續沉沒，貧瘠的日常生活正在祼露出最為功利的一面：柴米油鹽，衣食住行。賈平凹始終注視鄉土文化殘存的某種神秘性質，試圖召喚天人合一的另一種遠為宏大的結構。賈平凹或許覺得，這種宏大的結構有助於破除日常生活的功利性短視。鄉村生活不再是一個無數繁瑣雜事組成的乏味平面；某些時候，一種神秘的「深度」突如其來地顯現。他的諸多小說出現了具有異秉的特殊人物，例如《古爐》之中的善人、蠶婆以及狗尿苔，《老生》之中唱陰歌的老者，《極花》之中的麻子嬸、老老爺。知其雄，守其雌，這些人物或者是農耕時代道德的化身，或者帶有「巫」的神秘氣息。當現代性攜帶著科技、機械、商業、消費以及現代政治滾滾而來的時候，鄉土文化帶有原始性質的陰柔猶如隱性的遏制。然而，相似的問題是，昔日的鄉土文化能否有機地織入鄉村的明天？

五

沒有人知道「鄉土文學」還能走多遠。鄉村的「空心化」持續地增添這個問題的危險性。賈平凹剛剛出版的《極花》仍然是一個鄉村的故事——鄉村的悲情和一個女人內心的磨難。沒有女性的鄉村怎麼能延續香火？賈平凹表示，鄉村的衰敗帶給他的痛苦猶如失戀。儘管《極花》是一個誘人的話題，但是，這個場合我更願意考慮的是：賈平凹龐大的小說體系之中，《極花》增添了什麼？一個偶然的發現出其不意地攫住了我。

我發現賈平凹的《高興》與《極花》之間存在一種有趣的對稱和迴環——二者之間大約相距十年。《高興》的故事是一個男性農民挺進城市，在偌大的城市四處遊盪，屢遭挫折；儘管他承諾把同行夥伴的屍體運回故鄉，但是，他的終極目標只能是城市。《極花》的故事是一個城市姑娘——由於鄉村出身，她對於城市生活的熱衷甚至超過了城市居民——被擄到鄉村，囚禁於一個狹小的窯洞，繁衍後代；儘管她被警方解救回城，親人團聚，但是，她最終還是返回那個貧窮的山村，返回丈夫和兒子的身邊。

或許可以如此表述：十年左右的時間，鄉村並未給賈平凹帶來更多的情節——鄉村仍然處於進行性的衰敗之中。人們毋寧認為，賈平凹開始從各個視角不斷地想像同一個歷史事實：鄉村的，城市的，男性的，女性的。《極花》的故事素材源於一個真實事件，一則情節相似的新聞報導曾經引起廣泛的關注。婦女權益、拐賣的罪行、鄉村的愚昧、「看客」與輿論的新聞消費，這些層面無不引起社會學意義的激烈批判。另一種相對微弱的聲音是，鄉村那些購買婦女的男性農民不僅是譴責的對象，同時是另一批受害者。他們並非「天生」的惡棍，他們的貧困、蒙昧無不可以追溯至漫長的鄉村歷史。儘管社會學的爭論方興未艾，但是，《極花》的意圖遠遠超出了一個「新聞」事件的文學再現。文學負責展示的是，這個社會事件的空間隱藏了哪些深刻而獨特的內心波瀾——賈平凹罕見地選擇了內心獨白。這時，女主人公不再單純地充當一個案件之中人質的角色，她的內心曲線與社會事件的外部軌跡並未重疊。不言而喻，女主人公的結局並非快樂地返回鄉村，她的返回包含了多重的情感糾葛乃至情感折磨：從夫妻、母子到母女。因此，《極花》的外在悲劇終將衍化為長久的內在悲劇。儘管如此，《極花》仍然存在另一種意味深長的寓意：鄉土文化的陰柔性質與母性、生育之間的隱喻關係，母子之間的血脈相聯與大地養育人類之間的隱喻關係。如果說，《高興》的最終指向是孤獨的男性如何堅決地投入車水馬龍的城市，那麼，《極花》的隱喻某種程度地寄寓了賈平凹的鄉村情結？當然，隱喻與其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現實事件，不如說是符號象徵意義上的美學想像。但是，對於一個久負盛名的作家說來，締造悲欣交集的文學鄉土即是抵抗鄉村衰敗的積極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