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莊子提倡「順應社會」，于丹忽悠誰？

讓莊子提倡「順應社會」，忽悠誰？

馬千里

于丹說：「莊子說的外化，則是指與外界相處時要通達，要使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相順應。」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于丹對「外化」的膚淺而錯誤的理解來自她 「以俗觀之」的思想境界。我們也知道，于丹所理解的「外化」以與社會規則相順應，其實質正是莊子所反對的「內化」。在此，于丹更明確地表達了這個觀點。 難道于丹就沒有把這一思想和莊子那簡單的沒幾句話的生平結合起來考慮一下嗎？莊子一生哪件事情是順應社會的？不但不是順應，甚至是表現出極端的不配合。歷代王朝都從中找不出「忠君」、「愚民」，看到的倒是一個不折不扣、桀驁不訓的「反對派」。怎麼到了于丹這裡就成了「順應社會」的楷模了呢？ 這是一次無知，還是一次有意？無知何以敢講，有意又意欲何為？ 連于丹自己也納悶兒於自己的偉大發現，她說：「但一向超脫的莊子，為什麼會提倡順應外在世界呢？」是啊，百家講壇的有關人員就沒把這句話動個念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編輯同志就沒對這句話動過腦子？ 我們看于丹是怎麼論證「原來莊子也提倡順應社會」這一前無古人、後也絕對不會有來者的重大獨創課題。 你看了會很失望，因為這個招數實在不新鮮。你已經猜到了，就是斷章取義。 于丹用的是《人間世》里孔子勸戒葉公子高的一段話來論證這個話題的。于丹直接就意譯了寓言中孔子的話，並做了論述。我們看于丹的原文： 莊子在他的《人間世》里，假託孔子之口說：人間萬事有很多規則，有兩種東西你必須遵守，一個是命，一個是義，這是「天下大戒」。什麼叫大戒？就是足以為法的最大的戒律。子女事親，對父母盡孝，這就是命，命定的必須要這麼做。人臣事君，對國家盡一分忠誠，這就叫義，是無法逃避的必須做的事。 我們所了解的莊子一直提倡特立獨行，遨遊天地，心游萬仞。在這裡，他又提倡遵守這命與義的「天下大戒」，與我們的想像有所不同。 其實，于丹不必再表演了！我不相信于丹真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情。雖然于丹文化層次是談不上，但查查字典還是能夠看點古文的吧，要知道，于丹好像還是先秦文學的研究生。于丹應該早就知道莊子「特立獨行，遨遊天地，心游萬仞」，也應該知道《人間世》的文意，即便在這裡發現了一些「順應」的字眼，稍微順一下文字，也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唯一的解釋，只能是于丹為了某種我猜不出來的目的而有意進行的歪曲。這完全是一場表演。難道于丹不知道我們大家的生活水平還是買得起《莊子》原著的嗎？如此拙劣的表演手段也敢如此放肆使用，到底是誰給了于丹的膽？于丹，卸掉身上的行頭，洗起臉上的油彩，一起看看《人間世》中的孔子這段原話吧！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葉公子高奉命要去出使齊國，他深知齊國的傲慢，所以知道這件差使的難度。辦好辦不好其實都沒好結果，因此進退兩難，甚至都神經衰弱了。因此才來向孔子請教，孔子就說了上面那段話。 孔子從「天之大戒」講開去，講了三層意思。前兩層意思于丹已經表達得比較清楚，需要說明的有兩點。一，所謂「天之大戒」的命和義，其實就是「孝」和「忠」的「天理」，是世俗觀點看來難以跨越的「難關」。這也是葉公子高的苦惱之處；二、孔子說這些只是替葉公子高為什麼會進退兩難、苦惱萬分，還並沒有出主意解決問題。葉公子高「子其有以語我來」的懇求孔子還不曾回答。所以第三層意思是孔子的具體建議。 孔子分析完情況後，話題轉到了他的建議上來，就是要葉公子高做一個「自事其心者」，則這些問題就都可以解決了，實際上是都不再存在了。孔子首先給葉公子高指出怎麼擺脫這些痛苦，那就是做個「自我修身養性的人」，他說：「自我修身養性的人，處於哀樂的境地，也不會影響自己的感情。」 既然「修身養性」可以，那怎麼做呢？孔子接著說：「知道事情難辦又無可奈何的，那就安之若命，這才的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這些改變不了的事情，不要強行做什麼，也不要灰心不去做，以正常之理安心對待就可以了。 接下來既是針對出使的直接建議，也是人生建議：「為人臣子的，當然有不得已的事，按著事情的實際情況去辦理，置自身於不顧，哪裡還會有貪生怕死的念頭呢！先生這麼去做就可以了！」 鑒於葉公子高的身份，莊子借孔子之口提出的建議還是比較保守的，因為他知道葉公子高不可能放棄世俗的事功，所以給他揭示了苦惱的原因後，委婉地否定了他熱衷事功的心思，轉而建議他做道德修養高的人，提出「安之若命」和「忘其身」的修養境界。他從來沒有「提倡遵守這命與義的『天下大戒』」。 就文字形式上來說，這三層意思也是非常清楚的，我們可以看到「事其親」、「事其君」、「事其心」三個內容完備、結構分明的三個一組的排比句式，還不至於疏忽遺漏吧？ 這不但不是在提倡「順應社會」，反而是倡導「自事其身」。其中是「安之若命」是「外化」順應於「道」的另一種說法；而「忘其身」就是「忘形」的翻版。所有這些思想都是莊子的一貫主張，哪裡是什麼「與我們想像得有所不同」呢？ 這是一次典型的斷章取義。于丹把對自己「有用」的東西拿出來，把對自己「沒用的」或者不符合自己要求的思想隱藏了去，不惜對莊子思想肆意歪曲，以削足適履的方式滿足自己的敘述需要，這是對聽眾、讀者的極大不負責，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極大不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