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驚：西方佛教與中國原始薩滿宗教同根同源（一)

尋根——印度佛教源自中國原始薩滿宗教思想考

（一）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龍西江

【內容摘要】考古表明，上古東方蒙古人種遠早於地中海白種人進入印度地區。蒙古人種和達羅毗茶人同為上古印度土著，兩者有著某種共同的底層原始薩滿宗教淵源。釋迦牟尼和釋迦族可能是屬於蒙古人種中的夏（嘉、迦）人之古羌系統人群。佛教是從釋迦族的部族傳統宗教中，並作為東方沙門，在與正統的婆羅門教的辯論、對抗和刺激中，產生髮展而來。佛教源自中國底層原始薩滿宗教思想，佛教與中國的儒、道思想有著深刻淵源，佛教只有在古代印度這種對異端宗教思想極為寬容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才能產生。佛教的產生是人類宗教思想史上的最偉大事件。

【關鍵詞】佛教，薩滿，釋迦，蒙古人種，宇宙樹（阿笈摩、建木），迦摩縷波，都廣之野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按照傳統文獻的記載，佛教起源於印度。但在過去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里，從公元十二世紀始，佛教在印度全境基本絕跡，由印度教一統天下。從二十世紀開始，佛教在印度有所恢復。但以十一億人口之巨的印度，信仰佛教的人實在寥寥無幾。

作為東方人，作為蒙古人種的東方人，從青年時代我在翻閱佛典時，常常會突然產生一種詫異和想法：佛教的思想幾乎是東方蒙古人種與生俱來的、深入骨髓的東西，怎麼會起源於印度呢？印度雖也是東方，但佛教中相當多的精神與印度相距甚遠的。然而，依據歷史文獻，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於公元前565年出生在尼泊爾境內南部靠近印尼邊界的蘭毗尼。因此，佛教起源於印度、可以說是鐵證如山、誰也推不翻的。這可以說是常識。可是，常識也有可能出錯。再者，我們看到，歷史上當佛教向蒙古草原和西藏高原傳播時，像大海波濤洶湧，全力向外擴張蒙古民族，一聽到佛教，就像聽到天簌之音，平靜了，擴張停止了。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民族，亦復如是。

佛教與吠陀、婆羅門教、印度教、吠檀多、奧義書原理是什麼關係？

佛教與中國的薩滿教、道教和東亞民族究竟是什麼關係？需深究。

懷著上述思想，在三十多年前，我開始注意查閱佛教起源，印度教與佛教，佛教與中國道教儒教的關係與區別的資料。並注意印度文明、中國文明，兩河流域文明，西方文明的起源和相互關係的問題。對人類思想史、宗教思想史進行比較深入的關注。在大量宗教文獻的對比研究，人類學、民族學、原始宗教學的田野考察的基礎，我個人認為、中印可能存在某種共同的底層原始宗教文化（指黃色蒙古人種和棕色達羅毗茶人的共同原始文化），佛教是中印文化衝撞交匯的產物（筆者註：這裡的「中印」在上古不是指國家、而是指地域文明），印度佛教思想應該較多地源自中國和東亞黃種人的原始薩滿宗教思想。當然、這只是僅供參考的個人觀點。下面我進行論證，以求教方家。

人類原始文化系統和人類原始宗教的文明系統從史前期迄今，應該有一至兩萬年以上的歷史。與現有的國家歷史和國界相比，前者要比後者古老得多，時間跨度要久遠得多。在進行人類不同文明和不同宗教的比較和研究時，如果不考慮人類文明和宗教系統的史前期，深刻和有價值的研究將無法進行。大尺度的文明系統和宗教系統間的比較研究，需要深邃的歷史、宗教、哲學基礎和素養。

上古印度河考古文化發現，這裡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的人種。我們現在需要對操印歐語系（梵語）的雅利安人進入印度西北部前的印度土著居民（原住民）的人種、土著文化和宗教情況進行分析。

印度素有「世界人種博物館」的稱號，這種情況看來在公元前二千紀以前亦是如此了。

我們以為，沿喜馬拉雅山麓南側和印度河上游的蒙古人種部落，可能也同樣是根據此山地的資源狀況，從事著游牧、農業、城市手工業等生產和宗教活動。在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人從中亞進入西北印度的五河流域地區以前，印度的土著居民應該主要是達羅毗茶人、蒙古利亞人和少量黑人。黃色的蒙古人種主要佔據了東方印度，達羅毗茶人主要佔據了西部印度。蒙古人種和達羅毗茶人的混居至少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我推測，雙方可能有共同的底層宗教文化。因為按照麥克斯·繆勒關於語言的劃分，達羅毗茶人（即現代泰米爾人）的語言是劃在南部圖蘭語（蒙古人種的語言）中。語言的共同性就可能標誌著宗教起源的共同性。麥克斯·繆勒指出：「如果我們了解早期宗教的依靠語言的情況，那麼就知道語言科學的分類應當適用於宗教科學。如果語言確實有系譜關係，那麼，可以說宗教也是通過系譜關係把全世界的宗教連在一起的，至少最古老的宗教就是這樣的。」[1]

下面我們討論，雅利安人侵西北印度前，今印度境內土著的蒙古人種居民的分布情況。

我國西藏地區存在一條與南亞、中亞和西亞的考古學上的分界線，其基本上是沿喜瑪拉雅山脈的南側和西側進行分布。這條線從某種意義上，就是蒙古人種與其他人種的分界線。

這裡我們從西藏的舊石器時代和細石器文化談起。

西藏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有存在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長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具體講，昌都卡若遺址與仰韶彩陶文化系統的馬家窯、半山和馬廠文化存在廣泛密切的聯繫；此外，與雲南大墩子文化系統也存在密切的關係；拉薩曲貢遺址與齊家文化存在某種聯繫。從考古學上講，西藏基本是屬於中國考古文化範圍，從西藏以西的克什米爾茲霍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的半地穴房屋及長方形雙孔石刀，有明顯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因素；克什米爾扎霍姆遺址，有黃河上游彩陶文化的強烈影響的因素。[2]

根據侯石柱的研究，目前西藏發現舊石器的地點分布極廣，各地點之間距離遙遠，從地圖上看，其範圍大體在崑崙山脈以南，喜馬拉雅山以北，橫斷山脈以西的廣闊區域內。即東經80～90、北緯28～34之間，大體包括了今天西藏自治區三分之二的地區。

他認為，「西藏的舊石器文明已經不是一種孤立的文明，西藏的舊石器在文化面貌上與黃河流域舊石器時代傳統相接近，二者具有顯著的相同文化因素；但與西面印度、巴基斯坦發現的舊石器則顯著不同，完全屬於不同的文化系統。舊石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人種形成、民族萌芽的重要時期，西藏高原與黃河流域在舊石器文化上所呈現的共同文化因素，說明當時兩地的遠古居民在文化種族上已經有了某種密切的聯繫；而他們同印度河流域的遠古居民卻相對隔絕，沒有文化上的聯繫。」[3]

過去一般學者認為，南亞、中亞的細石器是受了西亞文化的影響。而西藏發現的細石器則是中國華北為中心的非幾何形細石器的傳統向南傳播的一支。西藏是連接東亞、南亞和中亞的中心，南亞、中亞發生的非幾何細石器可能受到了西藏細石器的影響。這從人類學上證明在古代西藏與北方等地的聯繫。西藏和中國內陸的華北地區自古均是蒙古人種的居住區域。從遠古、沿喜馬拉雅山南側，從緬甸、印度的阿薩姆邦、不丹、尼泊爾到克什米爾大量居住著從北方中國遷徒蒙古人種居民，他們到達這些區域的時間，可能遠遠早於公元前兩千紀雅利安人侵入西北印度的時間。他們也是這些區域的土著。

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現在緬甸北部地區藏緬語族各民族，大多由中國遷去的氐羌族群演化而成。如緬甸，包括緬語民族在內的藏緬語族居住的地區，應該是古代吐蕃與中華民族發源地兩者之間的中原西北與吐蕃東北的甘肅南部地區。大約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生活在該地區兆河流域的人與中國其它地區的人一樣，創造了水平很高的新石器文化，他們的制陶業相當發達，手工十分精緻。中國著名的青銅文化也是通過著些藏緬族居住的地區傳播各地。

再如印度東北部地區，居住著那加、固基、米佐、梅泰、米基爾和加洛等屬於藏緬語族的民族。據那加族的歷史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世界東方」，在其民間故事中提到Nchin- me，意即中國，認為其祖先是從東北方向移居到阿薩姆地區的。在那加族的歷史傳說中，提到那加族、固基族、米佐族、梅泰族為同一個祖先、後分化成不同的部族。從這些民族的史詩、傳說以及他們的各種風俗習慣來看，其祖先當主要為中國的古羌人，沿著藏彝民族走廊輾轉遷移到緬甸北部、印度東部各地，形成了當地的藏緬語族各民族。

不丹和錫金的土著居民，基本都是操藏語的蒙古人種的居民。

現在看尼泊爾的情況；尼泊爾是個多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從來源講，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很早以來定居在尼泊爾的民族，第二種類型是古代從中國西藏移入的民族；第三種類型是中世紀以來從印度進入的民族。

最早在尼泊爾境內定居的民族即尼泊爾的原住居民，他們之中除塔魯族定居在南部叢林地區外，大多居住在中部山丘地區；體型多屬蒙古人種；語言也多屬漢藏語系的藏緬語族；原先多信仰佛教和薩滿教，後來在印度的強大影響下，不同程度地改信印度教，或接受了印度教的一些習俗。屬於這一類民族的有尼泊爾族、塔芒族、馬嘉族、古隆族，遜瓦爾族、林布族和拉伊族等等。

第二類型的民族有謝爾巴族（又譯作夏爾巴或舍爾巴族，）塔卡利族、洛米族、洛巴族、多爾波族和巴拉高華族等等。他們多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尼邊境的高山地帶，人數較少。由於環境不同，這些民族雖然在生活習慣等許多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基本上保持著與中國藏族相近的語言和文化。

第三種類型：從印度進入的移民集團相當複雜。中世紀從印度進入的移民集團，經過世世代代的融合和衍化，已經完全尼泊爾化了。但是在晚期，特別是在近代徒來的移民集團則完全不同，他們的民族成分互異，種姓地位斑駁，構成一般異樣的力量。[4]

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尼泊爾境內的主要土著居民，應該是蒙古利亞人種。

地球上各人種在地域上的分布，在四千多年前就大致確定了下來。後來因遷徒和相互滲透有所變化，但變化幅度並不大（註：近代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大量白種人入侵征服美洲，導致大規模移民，是資本主義興起後的事件，不包括在此內）。

從前面引述的考古資料我們看到，以中國華北為中心發源的蒙古人種的非幾何形細石器文化，壓在以地中海為中心發源的幾何形細石器文化下面。

哈拉帕文化的存在時期據一種估計為公元前2500-1500年，公元前2000前後是其繁榮時期。這一文化的創造者一般認為是達羅毗茶人。但是也有其他的假說。在哈拉帕等地發現的印章上的文字至今還未釋讀成功，許多具體問題還不能作出確切的結論。

哈拉帕時期已經有了度量衡器。從發掘所得的大批印章上還可以看到文字元號。捷克斯洛伐克學者赫羅茲尼認為他已讀通了一百二十五個符號，並指出哈拉帕文字已經由圖畫文字演進到帶表音文字的性質。不過這種文字的讀通還有待於繼續研究，學者對赫羅茲尼的讀法還不能肯定。中國的語言文字學家劉志一先生對哈拉帕遺址的象形文字進行研究，認為基本是中國的古彝文字系統，用古彝文字可進行較大面積的釋讀。劉志一先生進一步認為，中原地區至少在8000年以前就向中亞、西亞和北歐傳播了彩陶制陶術和象形文字。（參見1992年4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第4版，劉志一：《中國古彝文是西方表音文字的始祖》。）至少這是一種可供參考的學術觀點。

哈拉帕文化在公元前二千紀上半葉開始衰落，至公元前二千紀中葉滅亡。滅亡的原因現在不能確知。但是這一文化的發現，證實早在操印歐語的雅利安人入侵之前，印度就已有了本土的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創造，並不是由入侵的雅利安人開始的。哈拉帕文化是以後印度文化發展的前驅。現代學者已開始從文字、宗教等方面尋求這一文化與以後印度文化的關係。」[5]

關於文化方面，有這樣的述敘，「早期的發掘者看到摩亨焦達羅的城堡內的大浴池，猜測印度河的統治階級以宗教作為統治的手段；用沐浴這樣的宗教禮儀來加強他們的地位。他們的根據是印度河流域的墓地里至今沒找到類似埃及和巴比倫那樣的王室大墓。看來那裡並不一定有強大的主權以及王權神聖的觀念。在印度河流域出土的大量印章上，有不少刻的是牛的圖象。聯想到牛在印度歷史時期的神聖地位，就更使學者們猜測這個文明是由祭司們以和平的宗教方式進行統治的。問題現在看來並不那麼簡單。首先，印度河地區並不一定有統一的宗教，也許每個城鎮都有權選擇自己的宗教。摩亨蕉達羅和卡利班甘有大浴池，但哈拉帕和洛塔爾卻沒有。在洛塔爾和卡利班甘有火祭壇，這可能與伊朗高原風俗有關。在已出土的1755枚有圖像的印章中，以各種形式出現牛的形象固然為數不少（155枚），更大量的則刻著一種神秘的獨角獸（1159枚）。這個形象在印度歷史上沒有什麼特殊的宗教地位。同時，以出土的大量藝術品來看，印度河流域人民崇拜各種偶像，特別是代表繁榮和生育的母神像。既然宗教信仰這樣五花八門，用統一的宗教進行統治的假設就很難成立了。」

印度古代文明在宗教哲學思想上的輝煌，常常令人炫目。與中國古代文明相比，印度古文明是一個雜交的文明，是一個多人種的、多種原始古代文明雜交匯合的文明。而中國的古文明、基本是較單一人種的單一原生態文明。我個人認為，雜交優勢是古代印度文明輝煌炫目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古代印度較少出現專制帝國的大統一局面，各王國固有的文明得以發展、保存並交融，這也是其輝煌的重要條件。

「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進入印度西北部，逐漸與當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同化。以吠陀為代表的雅利安文化，並與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婆羅門教。婆羅門教以『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為標誌，主張用四種姓制度規範社會各個等級的社會職責。其中執掌宗教事物的為『婆羅門』，執掌軍政大權的為『剎帝利』，從事生產活動的為『吠舍』，為這三個等級服務的奴隸是『首陀羅』。四種姓是神造的，不可變更。婆羅門是人中之神，世界之首，力圖用這種說法維持社會的穩定與婆羅門的特權地位。但婆羅門教傳入恆河中下游佛教早期活動的中心地區，則是相當晚的事，約在公元前8世紀。它的到來，給原有的社會結構以極大的衝擊。這裡的居民有的接受了婆羅門教文化及其社會模式，有的則取激烈反對態度。反對者形成強大的社會潮流，反饋到它的西北產地，引起連鎖反應；而婆羅門教仍繼續向南流傳，為一些權勢者所接受，持久不衰。」[6]

按照國際宗教學界的通常看法，印度教的發展歷程：雅利安的神話詩集吠陀 →婆羅門→印度教。著名印度教學者莎爾瑪指出：定義印度教極其困難，可以說無法定義。其內在矛盾性和包容性一樣巨大。簡潔的陳述是：印度教矛盾地等同於它自身的否定。藉由11世紀的穆斯林學者阿爾貝魯尼對印度的觀察：印度教徒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很大……最後他坦白地說，沒有一件由一個印度教徒所說的事情，會不為另一個印度教徒所反對（莎爾瑪著《印度教》，張志強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2-3頁）。

就雅利安人的吠陀贊詩，莎爾瑪的觀點也根本沒有融入印度教之中：「印度教是以多麼薄弱複雜的形式被結合在一起的。由於其豐富的多樣性，因此對吠陀權威名義上的接受，在發生認同危機時，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堅持接受吠陀權威的人很少。吠陀權威在印度佛教歷史上周期性第遭受到質疑；作為印度教徒所接受的儀式和實踐，甚至很可能是前吠陀時期的；吠陀自身對自己權威的懷疑，以及印度教的某些救贖方式遠遠超過了吠陀的範圍，以至於就連不二一元論吠檀多（Advaita Vedanta）這種標準的印度教哲學派別，有時也會被劃分為正統派。對吠陀的批評、冷漠，或是徹底的否認，都可以被容忍，因為它們並沒有伴隨著對整個群體的自覺性排拒行為……作為一個印度教徒與作為一個正統印度教徒之間，存在著一個不同的世界」[7]。

莎爾瑪又指出：「由於吠陀具有歷史局限和經典優先性的地位，使得吠陀在印度教中以無可懷疑的方式扮演了非常有意義的角色。後來的印度教，以吠陀的術語來評價的，實際上是吠檀多的而不是吠陀的，因為其實是《奧義書》對後世發生影響。如前所述，雖然吠陀被視為印度教徒的啟示文獻，但很少有印度教徒知道它的實際內容。不過，接受吠陀權威已經成為正統印度教的標準，就如同向美國憲法宣誓效忠表達對國家的忠誠一樣，儘管他們從未讀過憲法。」

據說，19世紀英國殖民者當局曾用20年的事件對印度教做了系統的調查，最終卻沒能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當年英國外交白的白皮書宣布：……它既是有神論的宗教，又是無神論的宗教；既是多元論的宗教，又是一元論的宗教；既是禁欲主義的宗教，又是縱慾主義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實際上，印度教是一個由多種民族宗教信仰、民間習俗和生活方式相糅合的綜合體。印度前總統尼赫魯指出：作為一種信仰來看，印度教是模糊的……在它的現在的體系中，甚至在過去，它包含著多種的信仰意識，從最高的到最低的，往往相互抵觸，相互矛盾。[8]

「在談到一個古文明的起源時。難免要問創造這個文明的是那個民族和人種。印度河文明早期發掘者對幾百具從摩亨達羅和哈拉帕出土的屍骨進行了測量，提出這些人口成分是複雜的，包括原始澳大利亞人種、蒙古利亞高山人種、地中海人種和歐洲高山人種四種成分。後來一些歷史學家又根據出土的藝術人像判斷印度河人口的主要成份是原始泰米爾人，也就是現在居住在印度南的人口的祖先。這些判斷是根據古典人種學和語言學作出的。」[9]

「哈拉帕城出土的藝術品如陶瓷，陶象等表現了多種的風格，墓地發掘也能看出居住在這個城裡的人採用多種的葬式和不同的陪葬品，說明這些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10]

關於閃米特人的宗教，麥克斯·繆勒認為一開始就是一神論宗教。閃米特的眾神的名字大多是表明道德品質的詞，如「強勁」、「崇高」、「主」、「王」等；它們不說明神的外表，也不涉及神的鮮明的特徵。所以，古代閃米特族的眾神總是趨於合併，對一個個神的崇拜總是轉而對一個由多大權力的神的崇拜。特別是在那單調的沙漠地帶，眾神崇拜差不多都演化成為一神崇拜。

學術界一般認為，哈拉帕城市文明，主要是達羅毗茶（泰米爾）人和地中海（應包括雅利安人和閃米特——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人種及蒙古利亞高山人種共同創造的，可能是以達羅毗茶人為主。由於哈拉帕文明的象形文字至今無釋讀通，因此，對哈拉帕文明的宗教文化面貌和哲學思想的研究，沒有任何可供藉助的可靠文獻能加以利用。

那麼，雅利安人在侵入西北印度時的宗教文化面貌是怎樣的呢？這從大約形成於公元前二千紀中葉最古的《梨俱吠陀》中可以看到：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他們沒有城市、依畜牧為生。《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用自己的語言文字記載他他們自己最初的狀況，其文獻的可靠是沒有問題。梨俱吠陀是屬於多神的，是一部多種神教的經典。其中大多數的神是自然現象或自然勢力的人格化。其頌詩的大多數也是向諸神的祈禱詞，……其中最著名的是天神帝奧斯；太陽神蘇利亞、彌陀羅、薩陀、普善及濕奴；朝神二騎士阿史文兄弟與黎明之神烏薩斯、風暴之神則有因陀羅、阿巴耐巴、魯陀羅、馬魯特；而太虛之神則有風神伐育，雨神巴爾建雅，水神阿巴斯地上的神有地神普利色吠、火神阿嗜尼，司不滅神索糜；與五洲省的河流如印度河的神信仰……當這些神完全被人格化之後，他們被認為具有人的形體。但是他們的身體部分仍僅是象徵的名詞；所以日神的臂是他的光線，火神阿嗜尼的舌與四肢則是它的火焰。……所有日神都以天車駛馳，而通常以兩支馬架著車。他們的食品與人所愛吃的是一樣的，如牛乳、奶油、穀類、綿羊、山羊與牛的肉。這些食品是在祭祀時候供給他們的，而由火神帶上天國，或是由他們乘車下凡到祭祀的地點去領受。他們的飲料是有酒性的索摩漿汁，他們飲後可在天國過著塊樂的生活。」[11]

從最早的《梨俱吠陀》的上面記載可以看出，最初進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其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話傳說，與其有淵源關係的希臘人的多神論的神話傳說，有極大的相似性和相同性，但再往下發展，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吠陀文化沒有出現象基督教和依斯蘭教這樣強烈的一神崇拜的宗教，而是發展成婆羅們教和後來印度教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泛神論的宗教。

在《梨俱吠陀》的未卷，世是形成較晚的一卷里，第一次提到社會地位不同的四個等級，即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說明印度種姓制度開始萌芽。

現在需要解析的是：一、游牧的雅利安人是怎樣同土著人混合同化？二、吠陀的雅利安文化和西北印度土著文化相結合，形成婆羅門教。這婆羅門教裡面，有哪些宗教文化思想和理念是土著人的？有那些是雅利安人的？是怎樣結合的？三、四種姓制度是由雅利安人完全新創的，還是過去西北土著人那裡，已經萌芽？

按照麥克斯·繆勒的理論；整個雅利安人都有著宗教神話和語言的共同起源和源頭。因此，我們用希臘的神話傳說與《犁俱吠陀》中侵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宗教神話相比較，我們看到了其中極大的相似性和共同性，都是清楚明朗地對宇宙諸神的崇敬，例如對太陽神、朝神、黎明三神，火神等的崇敬。這宗教氣息的明晰性，是與蒙古人種的薩滿宗教迥然不同的。

當我們掌握進入西北印度的雅利安人，最初宗教神話傳說與希臘人相似的特質，以此作為基元，就可以對婆羅門教做某些分析，並對西北印度土著文化做一些推測；

公元前1200年左右，雅利安人進入印度西北部，雅利安人最初作為游牧民族，在文化上和經濟上，肯定低於創造過哈拉帕城市文明的土著達羅毗茶等人。土著人是從事農耕的民族，進行宗教冥想和產生人生解脫想法，應該是定居農耕的民族，才有條件進行。雅利安還處在游牧生活中，遊動中的人群很難進行冥思，得行動快于思索，否則，難以生存。因此，我認為，婆羅門教中，關於宿命、業力和輪迴的思想，有可能是印度土著達羅毗茶人等諸色人固有的文化。

雅利安人在與西北印度土著融合交匯過程，及有可能在宗教思想上大量吸收並採納了土著人的許多思想。因此，我們可以從吠陀文獻約觀察到一個行動中的游牧民族，怎樣逐漸定居農耕，並且成為冥思中的民族。這其中既有接受土著現成文化理念的結果，也是雅利安人自己大量創新的結果。

同時，我還以為，宗教和祭祀的作用，在土著居民那裡一定很大。因此，雅利安人進入西北印度，首先爭奪的是宗教祭祀的權利和位置。有了這個權位，就可以在西北印度發展壯大起來。在古代印度、宗教和祭祀的權勢大于軍事的權勢。軍事的權勢只是一時起作用，宗教和祭祀的權勢是長久起作用。

最初，婆羅門教「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婆羅門至上」三大綱領的設計者，是非常厲害的。這是一大創新。雅利安人中的婆羅門宗教職業者首先宣布：自己（指婆羅門）是神聖的，記錄自己（雅利安人）游牧農耕時代的神話是天啟（音），各種姓與靈魂有關的各種問題都得靠婆羅門祭祀來解決。不用刀劍，只向外傳教和推廣種姓制度，就最終控制了整個印度。

婆羅門在種姓制度的支持下，最後發展到現代印度教。印度教崇拜成千上萬個神明（印度教徒稱宇宙有了3億個神）。在這個宗教中，高度發達，深邃的哲學思想與極原始的崇拜方式雜然並存。

大約在公元前18到17世紀，印度河文明出現了明顯的危機。城市迅速地衰落、城址被遺棄。對於印度河文明衰亡的原因，最初提出的解釋是「雅利安人侵說，」現在部分學術界認為不能成立。操印歐語的所謂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公元前三千年來一直到二千年來，前面已提到過，早在哈拉帕文明的高潮時期，印歐人的一些文化成分如火祭就早已滲入到印度河城市中。然而如果入侵者竟是吠陀文學所代表的游牧人民的話，他們生活在旁遮普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而那時印度河大城市早已湮沒幾百年。[12]

彩陶文化在公元前一千紀前期出現在恆阿——雅木拿河平原，可能是灰陶文化在進入次大陸以後發展起來的，是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文化傳統與印歐人文化傳統結合的產物。彩灰陶文化與恆河一雅木拿河平原上原有的巴拉文化與赫陶文化的重疊，也就是說這兩個文化所代表的人民的交往，是很自然的事了。哈拉帕後期文化蹤跡一直流傳到恆河流域中部，可以說是從旁遮普開始的印度河文明傳統的主流。

印度河傳統的另一支是從信德地區向東南發展的。大城市消失後信德地區代之而起的是農村型的「朱卡爾文化」大概是由於這個地區受生態水文變化的影響最嚴重，人口開始向古賈拉特地區遷移，古賈特拉地區在經過城市後文明的人口劇增以後，也開始出現衰落現象。一部分人繼續向東移動，向德干高原。近年來在德干高原的戈達瓦里河谷發現了哈拉帕文明的後代的一些重要居民點。……這支傳統可以算是印度河文明遺留下來的一個支流。（筆者註：哈拉帕文明衰敗後，其主要創造者之一的泰米爾人，應該是退向了印度南部。）

我最早發現釋迦族是蒙古人種的文獻記載是1989年藏學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緯、魯正華合著的《尼泊爾民族志》：「尼泊爾境內的尼瓦爾族中的巴雷種姓，就被認為是釋迦族的後裔。尼瓦爾族的民族語言，屬漢藏緬語族。尼瓦爾族原先信仰佛，現在有部分人致信印度教。尼瓦爾族原先從體型外貌上看，屬蒙古人種，由於長期混合，現在呈現出明星的雅利安人種成分。」[13]這是王宏緯等人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為依據的記錄。此前所有的文獻記載認為釋迦族是雅利安人種，現在看來是靠不住的。

另外三年前蒙古族著名老學者前德門告知筆者：大量引用蒙古族文獻《黃金冊》（已佚）資料的波斯人拉施特·唉·丁所著《史集》中載：蒙古人種的部落中有薩格亞特（釋迦族），又被稱為「賈哈（邊緣人）」。賈哈在西方和拉丁文獻中被認為是蒙古人種的黃帝族，從西方遷往東方（註：《史集》出現於公元13世紀）。著名佛學家印順法師（1906-2005）在《佛教之興起於東方印度》大量引證印度佛教最早的典籍《長阿含經》、《中阿含經》、《雜阿含經》中的記載：釋迦族不是雅利安人種，也不是婆羅門。釋迦族是源自東方系蒙古人種的毗舍離人，源自阿濕摩（即今阿薩姆地區）。在印度居住數十年的日本人類學家前田仁貴，在其專著《印度佛跡巡禮》中指出：釋迦族極可能是中國人。原本印度是沒有水稻的，吃食是以紅薯豆類為主，而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右，迦毗羅衛的釋迦族成功栽培出了水稻，大米成了上層階級的主食進而擴展到全印度，印度有口皆碑。這使釋迦族成為優秀種族而聞名於全印度。釋迦族的國王都與「飯」有關，如「甘露飯王」、「白飯王」、「斛飯王」、「凈飯王」等。水稻是中國的專利。中國人在八千年前就培植出了水稻，這是國際公認的。釋迦族的前輩從東方越過喜馬拉雅山麓西行，在今尼泊爾的迦羅衛定居，並將帶來的水稻在尼泊爾種植。懷善法師在尼泊爾建中華寺和任中華寺主持，共長達十八年。他在尼泊爾期間，大量與釋迦族接觸和做了大量田野調查。懷善法師指出：「釋迦族就是蒙古人種」。懷善法師拍有大量釋迦族照片為證。[14]

恆河下游，東南向流入大海，會合了從西藏來的布拉馬普得拉河，構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流入孟加拉灣。從此向東看，河流、氣候、物產，都適宜於文明的孕育。在這片孕育了各種沙門（包括釋迦佛教和奧義書）思想的東方印度土地上，印順法師指出：東方最先出現的像樣民族，傳說在瞻波，這是早在西方阿利安文化未來以前獨自開展的。印度從來就缺乏明確的歷史，何況是古代？何況是向來被西方雅利安人忽略的東方？然依古代東方人的傳說，還能了解東方的大概。《長阿含·世紀經》（卷二二）說：「爾時，先造瞻婆城，次造伽屍婆羅奈城，其次造王舍城。……以此姻緣，世間便有城郭、郡邑、王所治名。」[15]這是佛教所傳的社會發展故事，以為此世界的城郭，瞻婆城最早，後造伽屍的波羅奈城，到最近才造王舍城。[16]

印順法師又指出：「伽屍婆羅城，宋譯作「波羅奈國伽屍大城」，在恆河中心，即東西的交流點。此七國七城，作一綜合的觀察，即看出它為純東方的。所謂七國分王世界的傳說，實只是早期東方人所知的世界。這一幅國際形勢圖，還在摩竭陀、釋迦、跋嗜諸國族興起以前，根本沒有理會雅利安人的西方。自然，在此傳說中，還是帶中間所羼入的。從這瞻婆中心而分王造成的傳說，去理解此東方民族分布的情況，即可以看出古代東方國際的清晰面目。恆河下流為中心的鴦伽；東北是阿濕波（向東）、蘇摩（北而西向），西南是迦陵伽（沿海岸南下）阿槃提（沿頻陀耶山北麓西進），沿恆河西進的是迦屍（南）與毗提訶（北）。古代的迦陵伽與阿槃提，上來已證明它沒有後來那樣的深入西方與南方。阿濕波，直到釋尊的時代，還離鴦伽不遠，屬於鴦伽，似也還沒有深入到現在的阿薩密。自西方的威力東來以後，沿恆河的東方國家受阿利安文化最深；而南系與北系，被逼得更南更北，居住于山林或沙鹵地帶。這一傳說，系東方人所傳說的古代東方，是毫無疑問的」。[17]

古代東方以瞻婆為中心的七國七城的王統，例如迦陵伽、毗提訶、阿濕波、蘇摩等應該主要是蒙古人種，釋迦族就源於此族群。約在西元前十五世紀，東方的王族已經從東西移至恆河中游地區，而西方雅利安人的王族俱盧（拘羅婆）和般度（般嗜羅）也已約在西元前十世紀左右，到達恆河上游和中游。後來釋迦族沿雪山西進，這約是西元前八世紀以後的事了。東方的西進，西方的東進，發生接觸；古代印度十大王統的傳說，即止於此。

據《長尼迦耶》第3《阿摩晝經》中佛陀自述，釋迦族的祖先俄迦格王（Okkāka）。俄迦格王為了讓寵妃的兒子繼承王位，放逐4位年長的兒子。這四兄弟流亡在雪山湖邊，住在娑迦（Sāka）樹林。為了保持種姓的純潔，他們與自己（Saka）姐妹結為配偶。由此，他們得名為釋迦族（Sakyā）。[18]

在《經集》中，佛陀向頻毗沙羅王講述自己的出身：「就在喜馬拉雅山（雪山）山麓，有個鄉村部族，繁榮富強，屬於僑薩羅國。部落名為太陽，我出身的家族名釋迦。」由於部族（gotta）名為太陽（ādicca），佛陀的常用稱號之一是「太陽的親屬」（ādiccabandhu）。[19]

郭良鋆講：釋迦族祖先Okkāka的梵文形式Iksuvāku，即太陽族的祖先甘蔗王。釋迦族祖先Okkāka未必能等同於Iksuvāku，但可理解為甘蔗王的後代。根據印順法師考證：「釋迦族從東方來，又自稱剎帝利甘蔗王以後，這是不可通的，釋族久受阿利安文化的熏陶，政治上附屬於橋薩羅，然決非同族。這可以從釋迦族與橋薩羅族的關係去說明：橋薩羅王波斯匿登位，憑藉武力，強迫地向釋迦族索婚。釋迦族有不與異族通婚的習慣，卻又不敢得罪他，只得『簡一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號曰釋種而以與之』（《五分律》卷二一）。末利夫人冒充釋女去下嫁，完全看出了橋薩羅與釋迦族的血統不同。當時的釋迦族，處在橋薩羅的威脅之下，也是明白可見的」。[20]

經律一致的傳說，釋迦族是出於懿師摩王族，從別處遷至今尼泊爾的迦毗羅城。依《佛本行集經》（卷五）等說：懿師摩王住於褒怛那城。懿師摩即阿濕摩的音轉，褒怛那即「阿波（的）布和城」，釋迦族的故鄉，他屬於東方系。今有阿薩密（Assam）,與阿濕摩的原音全合，東方的古國，這是其中重要的一國。此古代獨立的阿濕波（摩）國，佛世屬於央伽，或也曾屬於拔祗。它在恆河下游的東北，是可以斷言的。到這裡，也可斷言釋迦族來自今阿薩姆地區。

道宣《釋迦譜》說：阿濕波的意譯是「馬」，馬國與馬邑，確也是經中所說過的。《中阿含·馬邑經》（卷四八）說：「佛游鴦騎國，與大比丘眾俱，往至馬邑。」馬邑，巴利文作Assapura,即assa(馬)與pura(城)的結合語，也即阿濕波。

釋迦的意義還有一種解釋：《阿摩晝經》說：「到雪山南，住直樹林中（註：釋，秦言立言直）。」直樹，巴利文作Sakāsanda，與釋迦的音相同。另，如《五分律·受戒法》（卷一五）說：「在雪山北（？），近舍夷林，築城營邑。」《佛本行集經》（卷五）說：「以釋迦住大樹蓊蔚枝條之下，是故名為奢夷耆耶。」舍夷，即奢夷耆耶，系一種樹名。釋迦族住居在舍夷林邊，因此得名。

現在我們來考證：釋迦族的先祖誐迦格王（Okkaka）是蒙古人種的哪一支。

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曰：謂迦毗羅衛以外之釋族，凡四國：一、梵衍那國，在雪山中，即今興都庫斯山脈之西部。二、四摩咀羅（雪山下）國，在巴達克山南。三、商彌國，在蔥嶺西南境，與印度、阿富汗接壤。四、烏仗那，在今印度西北邊省之北部，其故都直逼蔥嶺下。此四國悉非雅利安人也。唐玄奘是公元六世紀的人，此時距釋迦牟尼涅槃（公元前六世紀）已一千年了。查閱《大唐西域記》此四國的王族是釋迦族，其國民就不一定是釋迦人了。《西域記》第396頁載：四摩咀羅國，國王是釋迦種人，曾收伏過蔥嶺以西的許多國度，由於這國家的領域和突厥相鄰……。

另外還有塞迦族，傳說是釋迦遺族，所以非常信仰佛法。印順法師指出：希臘人、波斯人、塞迦人的一再侵入，西元初，稱為貴霜王朝的大月氏人又進入印度。其中，烏仗那、舍摩（Sami）等四國是塞迦族，被傳說為釋迦同族。塞迦族與波斯人又長期合作關係，都是大乘的信仰者……。[21]我們前面談到烏仗那（巴基斯坦境內）是嘉（夏）人的「都廣之野」，是黃種薩滿教的「建木（宇宙樹）」所在地，是群巫上下的「沃之野」。從唐代烏仗那還在釋迦族手中，我們基本可以判斷釋迦族是哪一支蒙古人種。釋迦族可能應該是建立中國第一個夏王朝和西藏阿里的古象雄（古支那）國的夏（嘉、迦）人。誐迦格王（Okkaka）在梵文中沒有查到這個詞，在巴利文中有這個詞，但同時認為誐迦格王（Okkaka）就是太陽族的祖先甘庶王（Iksuvaku）。我們認為誐迦格王不是甘庶王，只能認為黃種的釋迦族的祖先與雅利安的太陽族通了婚。誐迦格王（Okkaka）用漢藏語來解釋，誐（O）是一個感嘆詞，指「大」的意思；迦（kka）是指「夏（嘉、迦）」人的意思；格（ka）是指「顏色」的意思，現在筆者無法判斷是指什麼色。古代藏語指古漢人和象雄人為「嘉朗」（rgya-nag），意為「黑漢人或黑夏人」。「朗（nag）」是「黑色」的意思。古藏語指印度為「嘉噶」（rgya-dkar），「噶」（dkar）為「白色」，就是「白漢人或白夏人」的意思。「格」是指什麼顏色，以後待查。

另外，印度另一部史詩《羅摩衍那》把支那人視為「釋迦族」的一支，也就是佛祖釋迦牟尼的那個族。《羅摩衍那》的這一記載應該是準確的。

在政治上，釋迦族雖然附屬於太陽族的橋薩羅國，但黃種人的釋迦族自古有不與異族通婚的習慣，橋薩羅王波斯匿登位，憑藉武力，強迫向釋迦族索婚。釋迦族極不願意，再次用婢女（末利夫人）冒充釋女下嫁。雖然釋迦牟尼有時也自稱是太陽族的親戚，只能說二者有通婚關係而已。釋迦族最終在橋薩羅國的軍事進攻下亡了國。

任繼愈、杜繼文先生在談到對佛教產生主要影響的第一條；「釋迦族部族宗教的影響。釋迦牟尼出身於釋迦族聚居的迦毗羅衛國，佛教傳說中的所謂，『過去七佛』『賢劫四佛』可能就是該部族宗教的領袖。從佛教史上著名的提婆達多反佛事件，及其以後提婆達多教團的活動情況看，以佛立宗的不只是釋加牟尼一個僧團，而是釋迦族的傳統信仰。」第三條是「反婆羅門教的沙門思潮影響。釋加牟尼成道前曾參學其他沙門教團的領袖，在其後建教傳道的漫長歲月中，亦經常與其它沙門教團往複辯論。他的思想中有許多主張同六師的觀點接近和相通。第四條：婆羅門教的影響。釋迦僧團是反婆羅門教的重要力量，但其對佛教的影響也不可忽略，其中業報輪迥即與佛教所說十分接近。」[22]

釋迦牟尼有可能是帶著自己土著的蒙古人種的部族宗教信仰，與其他沙門一道參與對婆羅門教的辯論的。佛教產生的公元前六世紀，正值婆羅門教作為正統派思潮普遍流傳於古印度的時代。

在遠古蒙古人種的氏族部落（王國）裡面，部落酋長（國王）和部落的巫師，是由同一個人和同一個家族來充當。例如，在夏朝的黃帝那裡，黃帝是最大的巫師，同時又是國王。中國古代道家黃老方士的修習奇經八脈的六重吐納法，都是追認黃帝為其宗師和創始人，就是這一東方宗教的真實反映。釋迦族內也同樣是這一情況。很多跡象表明，釋迦牟尼很小的時候，可能接受過系統的禪定訓練，他的宗教內部一直承襲著土著文化，當然也就包括自古以來，帶有濃重黃種土著文化特點的宗教。這種宗教不同於雅利安人的婆羅門教，他們更重視禪定冥想所帶來的親身感悟。家族內部的宗教師們學習過這類禪法。釋迦牟尼是太子，將來就是國王，他必須要接受家族內部的宗教禪定訓練，以使他在今後管理國家時具有一定的預測力。因此，我們在《阿含經》中看到釋迦牟尼在很小的時候隨其父飯凈王參加春耕儀式時，釋迦牟尼坐在田地的樹下，很快就進入初禪狀態。

現今釋迦族所在的尼瓦爾族，據說「尼泊爾」一詞就是由「尼瓦爾」變化而來的。尼瓦爾族的起源，學者眾說紛紜，見解不同。主要是以法國學者列維為代表，認為尼瓦爾人來自喜馬拉雅山以北地區。持這種說法的理由比較清楚，因為尼瓦爾人多屬蒙古人種，又長期篤信佛教，尼瓦爾語也是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一種語言。剎帝利的尼娃尼族以「釋迦族」為王族。現在尼泊爾境內遺留下來的釋迦族主要的在加徳滿都的巴當市拉蘭卡，博克拉.湯增和現在佛母故鄉parasi。這些釋迦族都是蒙古人種。

筆者認為與釋迦族和迦摩縷波同為嘉（夏）人的部落，在整個青藏高原和橫斷山脈，還有雲南境內都有許多分布，例如，雲南的納西族和藏族中的嘉莫戎，都是此類人。只是嘉（夏）人在今漢族中的部分可能已無法識別和區分。但從姓氏上還是有某種辦法區別。

釋迦族是蒙古人種，在比較宗教學和人類學的意義極其巨大。人類的宗教史可能需要改寫。筆者認為，釋迦摩尼佛教的宗教源頭應該是在蒙古人種的原始宗教薩滿教中去尋找，而不是在雅利安人種的原始宗教中去尋找。由於麥克斯·繆勒不知道釋迦源自蒙古人種，可能他也沒有到過東方印度，可能他主要的工作區域都在德里附近的梵語區。所以這個工作他沒有做。這就應由我們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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