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加繆、科耶夫如何捲入文化冷戰(2)

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

　　在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前一年，也就是1957年，他同樣進入了提名名單，那一年的獲獎者是阿爾貝·加繆，一位前法國共產黨員，後來則以存在主義、人道主義立場的著作風靡各地。加繆獲獎後提到了「偉大的帕斯捷爾納克」，這也被不少人認為是促使後者得以在翌年獲獎的助推劑。在獲獎之後沒多久，加繆在法國死於一場車禍。

　　儘管加繆不像科耶夫或者克里斯蒂瓦那樣遭到間諜指控，但他作為當時知識界、文化界的明星人物，同樣受到了多方關照。前FBI負責人胡佛就曾經在監視薩特的同時，把目光投向當時還和薩特身處同一戰線的加繆。早在1946年2月，胡佛就要求相關的FBI探員對加繆展開調查，要求弄清楚加繆的身份、背景以及相關活動。而至少在這一時期，加繆依然是親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在當時甚至認為反共產主義的立場或許意味著獨裁政治的出現。

　　但在1952年，加繆和薩特決裂，其中一個分歧點就在於他們對蘇聯的看法。加繆開始質疑左翼人士所暢想的烏托邦的可能性，並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左翼人士對蘇聯非人道主義行徑閉口不談的行為，反對蘇聯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據說加繆曾經對時任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大加嘲諷，激怒了後者，而他對帕斯捷爾納克的高度評價更是讓蘇聯方面極為不滿。在加繆因車禍英年早逝之後，也出現了不少「陰謀論」，其中一個說法就是，加繆的車禍並非意外，而是克格勃乾的。

法國哲學家加繆

　　這一說法出自捷克詩人揚·扎布拉納（Jan Zábrana）的日記，日記中記錄了他所聽聞的加繆死亡「真相」，在謝皮洛夫的授意下，克格勃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工們對加繆所乘坐的汽車動了手腳，造成後者車禍身亡。消息經由義大利《晚郵報》刊出，並被英國的《衛報》轉載，引發了不小的轟動。但《衛報》的報道同時也援引了一位加繆傳記作者的觀點，稱雖然製造車禍實行暗殺的手段是克格勃的慣用伎倆，但他還是很難相信扎布拉納所言屬實。《紐約時報》甚至刊文直言克格勃暗殺說是「荒謬的」。

　　而縱觀加繆的一生，他也不像薩特那樣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更不會像雷蒙·阿隆或者科耶夫那樣投身政界，在他的文字里更多體現出來的還是人道主義立場，這也是加繆能夠在逝世多年後仍然擁有一大批讀者粉絲的原因所在。只不過，處在冷戰年代的加繆，作為文化界的明星人物，更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文化冷戰的暗流中，註定難逃被監視、調查乃至利用的境地。

　　薩特的弱點，與被審查的存在主義

　　讓-保羅·薩特，這位加繆曾經的友人，畢生都是一個左翼人士，並曾經極力擁護蘇聯和他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儘管在晚年他的擁蘇立場有所轉變，並在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對蘇聯大加斥責。在此之前，薩特正因為對蘇聯的態度不同導致他和加繆的分道揚鑣。而在蘇聯大肆在西歐知識界進行滲透的年代裡，儘管並非間諜，但薩特所起到的作用卻不亞於一個蘇聯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法國哲學家薩特

　　薩特和他的伴侶波伏瓦曾經訪問過蘇聯和中國。而他在1962年第二次訪問蘇聯的時候，曾經與接待他和波伏瓦的嚮導與翻譯，蘇聯作家聯盟的成員利娜·佐尼娜（Lena Zonina）有過一段戀情。與1954年的第一次蘇聯之旅不同，薩特的第二次蘇聯之旅顯得更加「自由」，他們被允許接觸蘇聯的普通人家，還可以和蘇聯知識分子親切交談，赫魯曉夫甚至還允許《新世界》雜誌刊登當時還不出名的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選段，在此之前描繪古拉格的作品都是一律不允許見報的。蘇聯方面的精心安排讓薩特產生了蘇聯正在不斷「解凍」的感覺，這自然使他感到欣慰又興奮。

　　根據Carole Seymour-Jones的《危險關係》（A Dangerous Liaison: A Revelatory New Biography of Simone De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一書，薩特與佐尼娜的戀情也在此時萌芽，這位當時西方知識界的風雲人物，突然就在蘇聯陷入愛河。佐尼娜曾經告訴薩特他可能只是愛上一個「俄羅斯母親形象」，一個「幻影」，可薩特的答覆卻是他愛的就是佐尼娜其人。佐尼娜作為蘇聯官方組織人士，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克格勃安插在薩特身邊的特工，但在薩特看來，這都是不值一提的謠傳罷了。佐尼娜在薩特面前表現得並不「愛國」，甚至對蘇聯當局頗有微詞。兩人之間的鴻雁往來也相當頻繁，但受限於蘇聯當局的審查制度，只能夠托友人傳情，甚至還要靠波伏瓦的手稿和收信地址打掩護。

　　但事實上，蘇聯當局不可能對此事一無所知。根據波伏瓦的回憶，在她和薩特下榻的蘇聯酒店裡，遍地都是克格勃的眼線。在蘇聯當局看來，薩特與佐尼娜墮入愛河完全是可以加以利用的，尤其薩特的多情，也被克格勃方面認為是值得利用的弱點。第二次蘇聯之旅讓薩特實質上成為了蘇聯當局的傳聲筒，他所感受到的自由、開放的蘇聯，被他不斷地推銷給後來遇到的每一個友人。

　　而在薩特化身蘇聯正面形象傳聲筒之前，他和存在主義也得到了美國方面的特別關照。鑒於薩特的左派立場，FBI加強了對薩特等人的審查。事實上，在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情報機構里有著不少薩特和加繆的擁躉，他們也嘗試開展行動拉攏這兩位左翼人士。不過，對於FBI的頭頭胡佛來說，他必須弄清楚存在主義到底是不是共產主義的衍生品，以及存在主義是否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在這一點上，FBI對薩特所採取的監視與審查工作，簡直就像是「哲學警察」一樣。甚至有美國特工嘗試竊取薩特和加繆的手稿，但他們並沒有對這些文字進行深度閱讀。在文化冷戰非黑即白的鮮明立場面前，哲學和文學的張力多少讓特工們無所適從。

　　令人意外的消息還包括美國人在調查肯尼迪總統遇刺案時列出的幕後黑手名單，名單上包括CIA、胡佛和FBI、林登·約翰遜、卡斯特羅、義大利黑手黨等等，而由於薩特曾經與一個古巴共產主義組織過從甚密，加上被認為是兇手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也與該組織有關聯，薩特竟然也被懷疑是刺殺肯尼迪的嫌犯之一。當然，在1963年11月22日，也就是肯尼迪遇刺當天，薩特或許就呆在巴黎，只不過他的左翼立場給了陰謀論以發揮的餘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鑒於他對共產主義的擁護，薩特有大半輩子的時光都生活在美國人的密切監視之下，當然，也生活在蘇聯人寸步不離的目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