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天才為何在建國後集體消失？

(2011-12-22 00:24:0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d10080102dw8r.html

感謝笑靨和《大連文學》圈子推薦！

感謝新浪《草根名博》團隊支持！

在我國現代文壇的歷史上，曾經湧現出幾位堪稱天才的文學家。他們的出現讓現代文壇為之生輝，也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然而這些文學天才在建國後卻集體消失，未能重現當年輝煌，讓人扼腕嘆息，留給後世的教訓也發人深思。

曹禺（1910——1996）

這些人里最具天才，成就最大者當屬戲劇大師曹禺。曹禺在年僅23歲時便寫下中國話劇史上劃時代的經典力作《雷雨》。而後又相繼寫下《日出》《原野》《蛻變》《北京人》《家》等作品，幾乎部部是經典。而他在一九四二年將巴金小說《家》改編為劇本後，便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創作高峰，而彼時曹禺不過32歲。在這樣輕的年齡里能有如此功力，可以說無論在現代還是在當代的戲劇史上都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吳祖光（1917——2003)

在現代還有一位戲劇家吳祖光，有「神童」之譽。20歲時寫出了成名作劇本《鳳凰城》，在之後的十年里，又陸續寫出了《正氣歌》《林沖夜奔》《風雪夜歸人》等十一部話劇。既高產又高質，從而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路翎（1923——1994）

在現代文壇，有一位小說家橫空出世，宛如一道彗星划過夜空。他便是路翎。路翎在16歲時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19歲發表第一部中篇小說。年僅21歲時便發表了長達80萬字的長篇小說《才主底兒女們》，震動了當時的文壇。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說：「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 批評家曾唐湜這樣稱讚路翎：「路翎無疑的是目前最有才能的，想像力最豐富而又全心充滿著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雖然他的熱情像是到處噴射著的，還不夠凝練。但也正因為有這一點生澀與未成熟，他的前途也就更不可限量。」

然而在建國後，這三位才華橫溢，文思泉湧的天才作家卻輝煌不再，創作上一再走下坡路，直至從高峰跌至谷底。三人中成名最早，最有才華的是曹禺，同樣退步最大的也是曹禺。用黃永玉的話說是「從一個海洋萎縮成一條小溪流。」曹禺在解放前的十六年的創作生涯里寫了8個劇本，幾乎都是話劇史上的經典之作。而在解放後直至逝世的47時間裡僅僅寫了三部劇本，其中有一部還是與別人合作的，質量上都屬平平之作，完全看不出是出自寫過《雷雨》《日出》的戲劇大師之手。

另一位戲劇家吳祖光情況要稍好，改編了評劇《花為媒》，寫了京劇劇本《三打陶三春》,話劇《闖江湖》等。但總體來說，少年成名的吳祖光，在解放後長達五十多年的時間裡，並未寫多少有分量的作品。現在很多人知道他，還是因為他有一位比他更有名的夫人新鳳霞。

最讓人惋惜和傷感的還屬天才作家路翎的隕落。路翎在解放後成了不受主流意識形態所歡迎的作家，在1952年寫完《哇地上的戰役》後便遭到如潮的批判。此後遭到了長達20餘年的殘酷迫害，在這人生最富創造力的二十餘年裡，路翎卻因為政治的原因，沒寫過一篇文學作品。

三位天才在解放後集體消失並非江郎才盡，相反他們正處在創作的旺盛時期，剛剛解放時，曹禺年僅39歲，吳祖光年僅32歲，路翎則僅僅26歲，以他們這樣的年齡和創作才華本應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但終究不僅沒有再現輝煌，甚至連輝煌時期的一半也沒達到，因為他們已經不能像解放前那樣「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冬秋了」。他們都被卷進了政治的旋窩裡。

吳祖光因系「二流堂成員」，被劃為右派，發配到北大荒勞改。路翎被捲入「胡風反黨集團」遭到長達20年的牢獄之災，以至於精神分裂。曹禺的情況要好得多，儘管在「文革」中也被揪斗，但很快就重新工作。不過曹禺能躲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還是由於他緊跟時世，明哲保身。無論是批胡風、批丁玲、批劉紹棠還是反右，直至文革後批電影《苦戀》，他幾乎成了屬穆桂英的，陣陣落不下。名副其實的牆頭草，隨風倒式的人物。

在重新恢複寫作權利之後，曹禺和路翎都渴望再寫出力作，來挽回被白白損失的光陰。但此時的他們經歷的太多了，早已不是當年那個才氣縱橫，妙筆生花的天才少年了。他們才華早已被歲月風雨和政治風霜所磨平，那支生花妙筆再也找不回來了。曹禺在寫完最後一個劇本《王昭君》後，曾構思過還幾個劇本，最終一個也沒有寫出來，在苦悶中走完了一生。而路翎在人生的最後十年里寫了500多萬字的小說，從數量上看，彷彿當年的路翎又回來了，但這些小說卻都沒有發表，這次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那些小說達不到發表的水平。因此路翎的文學生涯實際上在他年僅29歲的時候便戛然而止了。

其實，在解放後消失的作家不僅僅是他們幾個，魯、郭、茅、巴、老、曹這些大師里，除了魯迅外，都活到了解放後，但在解放後都不復昔日之勇。除了老舍寫了《茶館》《龍鬚溝》等話劇外，在建國後至文革的「十七年」里，這些大師都沒留下什麼力作。在文革後，巴金才寫了《隨想錄》這樣講真話的大書，這樣的書在新時期開始之前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

總而言之，建國後至新時期的整體文學水平遠不如現代文學時期，原因就是政治戕害了文學。作家們被國家圈養，成了那個時代的傳聲筒。同時全國上下都要統一思想，而作家這個職業又是靠思想吃飯的。當不允許你獨立思考，只要求歌頌新時代，寫新人新事時，那些從舊時代走來的作家們自然就水土不服了。只要他們稍微向「右」一點，就成了右派，被打入另冊。別說他們，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位文學「神童」劉紹棠，以及同一時代的王蒙、從維熙這些小年輕的作家也都成了右派。好在他們年輕，進入新時期也依然沒過創作的黃金期。

所以天才的產生是需要土壤的，也需要一個適當的環境。當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再天才的天才也會被扼殺在搖籃里。那些天才作家的消失不僅是他們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壇的損失。讓我們不知少看了多少文學精品。所以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為他們的思想鬆綁，讓政治遠離文壇，才是文學得以發展的基礎。君不見，古往今來的文學精品有哪一篇是在君主的領導之下完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