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與黑」：革命歷史上的真假叛徒（下）

「紅與黑」：革命歷史上的真假叛徒（下）

陳獨秀是「叛徒」嗎？

毛澤東在回顧中共的歷史時，提到大革命的失敗，就要提到陳獨秀。毛澤東曾說陳是一個「不好的馬克思主義者」（尾巴主義、取消主義、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並把他與俄國的普列漢諾夫相提並論。

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的演說中說：「有些不徹底的革命者，起初是鬥爭的，後來就開小差了。比如外國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國這種人也不少，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壓迫來了，馬上有人變節，並把同志獻給敵人作見面禮。」這段講話中雖然沒有提及陳獨秀，但那意思已經呼之欲出了。1939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青年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講演時則明白無誤地說：「陳獨秀不是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嗎？他後來幹了什麼呢？他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青年運動的方向》）1964年6月，毛澤東又在一次講話中說：「我們黨的歷史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張聞天），五朝領袖都沒有把我們搞垮，搞垮不容易，這是歷史經驗。」

這裡，所謂「搞垮」，輕一點是指「路線錯誤」，重一點的話就幾乎等於是說「叛徒」和「變節分子」了。但這和歷史上真實的陳獨秀是不符的，之所以要這麼指稱，其實是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追根溯源，即尋找出這麼一條與「革命路線」相針對的「反革命路線」，便於在政治運動中頻繁使用這種「革命話語」和「革命邏輯」，加大批判的效果和聲勢。

於是，正如胡耀邦後來曾說過的：建國以後「這二十年來，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有時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長制；二是沒有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一些壞人從中撥弄是非、誣陷好人。這是我們黨執政後遇到的一次長時期的深刻危機」。這又讓他非常想知道：「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說他從10年「浩劫」開始就在思考這個問題。那麼，當毛澤東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想法時，為什麼又要在外地（如上海）與人密商（張春橋、姚文元等），從海瑞、李秀成、瞿秋白這些古人和死人身上發難呢？

領袖人物的被捕經歷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如果從戰爭年代的中共七大說起，當時領導班子「五駕馬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的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除了劉少奇、任弼時有過被捕的經歷之外，其他三人沒有被捕的經歷。此後，至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在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中，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這六位政治局常委，也只有劉少奇有過被捕的經歷。到了1958年5月，在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此形成了新的中共的七大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這其中，在戰爭年代有過被捕經歷的，只有劉少奇。

不過，嚴格地說起來，在民主革命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年代中，中共的領導人或多或少都有過驚心動魄的鬥爭經歷。如毛澤東，他在戰爭年代可謂身經百戰，又多次化險為夷。1927年9月初的一天，當時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奉命到長沙組織秋收起義，在湖南瀏陽與江西鄰界的張家坊一個客棧內，毛澤東正準備吃飯，忽然闖進來一幫前來搜查的團丁，他們懷疑毛澤東是「共黨嫌疑犯」，便將他和其他一些「共黨嫌疑犯」一道，押往不遠處的團防局。其間，毛澤東藉機和團丁嘮嗑，趁團丁放鬆警惕，在經過山林時逃脫。

與毛澤東相同經歷的，還有朱德、鄧小平、林彪。至於周恩來，他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時也遇到過一次危險，後來又有一個「伍豪啟事」的舊案。「文革」中，「四人幫」多次企圖通過所謂「伍豪啟事」給周恩來加上「叛徒」的罪名。

任弼時曾於1928年和1929年先後兩次被捕，獄中受到嚴刑折磨，但他堅貞不屈，後經組織營救出獄，而且任弼時逝世較早，也就與「叛徒」八竿子打不著了。

陳雲也曾與周恩來一起在上海等地從事地下鬥爭，據《親情話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陳雲的女兒陳偉蘭回憶說：「文革」時，大街上貼了很多大標語、大字報，說陳雲是叛徒，「我問爸爸，你是叛徒嗎？爸爸認真負責地給我講了他的一段歷史，說明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中只被外國租界的巡捕扣押過幾個小時，並且是與期貨人一起。後來巡捕房找不到什麼疑點證據，很快就放了人，此後他再也沒被捕過。最後爸爸非常嚴肅地說，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絕不會做對不起黨和國家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背叛過黨。」原來陳雲從來沒有被捕過，只是在上海租界罷工時與商務印書館的工人一起被關押了幾個小時，所幸身份沒有暴露，很快得以釋放。

陳雲因為曾在上海從事過地下鬥爭，後來在長征途中奉命經由上海赴蘇聯，當時上海蘇州河上的每個橋頭都有國民黨特務把守，其中很多是叛徒，陳雲不幸被認出。當時陳雲十分機敏，他毫不慌亂，兩眼逼視特務，又用低沉且嚴厲的聲音說：「如果你敢指認我，共產黨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賬。」叛徒特務受到威懾，只好扭過頭，裝作沒看見。這是陳雲熟知叛徒的心理，他們最害怕「紅隊」（即中央特科的「打狗隊」）的懲治，所以陳雲敢於硬碰硬。

「共和國第一冤案」背後的隱情

如此說來，中共領袖之中，只有劉少奇有過被捕的經歷，即他分別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長沙和奉天（瀋陽）的被捕。本來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卻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義，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0多人「履行國民黨政府必須規定的出獄手續」，出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重新提起，更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隨著「文革」的全面展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特別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發動的一個動因，甚至是一個戰果。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個過程。

據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國初期的一次東北地區高級幹部會議上，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的張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讓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麼目的？我聽後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這件事後來具體承辦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毛澤東指示高崗查看劉少奇的檔案，張秀山只是具體承辦的人，據他回憶，當年接到任務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布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羅瑞卿聽後沒有再說什麼」。（張秀山《1954年揭批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會議》，《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後來高崗事件發生後，當年查看劉少奇檔案一事並沒有作為高崗的罪狀之一，可見此事的確是毛交辦的。至於毛要求查檔的原因，則無從知曉。人們只是在十幾年後的「文革」中獲知劉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證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經歷。那麼，當年高崗由毛澤東秘密交辦查檔任務，聯繫後來的「高饒事件」，從中可以透露出什麼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崗之所以認為劉少奇將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動搖，除了他發現毛、劉之間在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上的分歧之外，還有更隱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澤東指示高崗調查東北敵偽檔案中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崗安排東北局第二書記、組織部長張秀山落實。高、饒事件發生後，公安部長羅瑞卿追究張秀山『查劉少奇檔案』的問題，張秀山被加以『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而關於劉少奇奉天被捕一事，當時的滿洲省委向中央作過報告。（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崗把查敵檔的事交給張秀山去辦，後來給毛澤東送交了一份報告。以後他再未提過此事。時隔14年後，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難道是偶然的嗎？」（余汝信《高饒問題其實是毛劉問題——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筆記》）

有了這些種種事端的鋪墊，後來政治鬥爭的狂風暴雨，不是可以預期了么？不過歷史的詭秘和殘酷，竟是如此糾結在劉少奇的身上。

事實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澤東就已明確地表示準備由劉少奇來接替他在黨內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講話時說：「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他還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會是為召開「八大」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了選舉幾位副主席和總書記，是為了在黨內建立「防風林」，以避免如蘇聯發生的因領導人的變動而影響了共產主義事業。翌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毛澤東又與赫魯曉夫談到他不再出任黨主席的設想，據翻譯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主席講得很清楚，『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接著他就一個一個地點名，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與毛澤東會談，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 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回答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說》第7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顯然，當時毛澤東已在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是劉少奇。據黃崢《劉少奇的歷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就向赫魯曉夫介紹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還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時說：「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那裡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另據黃崢《劉少奇十大功績》一文，劉少奇曾在黨內擁有特殊地位，可以歸功於他在歷史上創下的「十大功績」，其中第八、九條內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報告，正確分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任務。九、20世紀60年代，在第一線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為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作出重要貢獻。」（《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過，也正是因為圍繞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條等內容，毛澤東和劉少奇形成了認識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1970年12月斯諾問：「您是什麼時候最終作出劉必須下台的決定的。」毛澤東回答：這個決定早已醞釀了，最後「決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諾《漫長的革命》，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的第一條就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就是說：晚年的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不過，鑒於劉少奇的歷史功績和聲望，要打倒他，其實並不容易。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觸發了鬥爭的靈感——「叛徒」無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並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由原來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為第二位，並且未經選舉成為黨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澤東實際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則因「叛徒、內奸、工賊」三個罪名被「永遠開除黨籍」。

「共和國第一冤案」，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釀成了。（全文完）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