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三解：甲午戰爭日本贏在1774年（下）

「弗洛貝奇照片」，上野彥馬攝於1865年

今天來聊聊圈子。

上面這張照片在日本史學界也有一定的爭議，焦點不在照片本身，而在這周圍一個個人名，因為如果屬實，這個圈子絕對有「亮瞎眼」的水準。

這裡面有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第一位樞密院議長，四次組閣的伊藤博文；兩次組閣任首相的財政專家大隈重信；自己推辭掉首相職位的「脫亞入歐」外相井上馨；日本第一位海軍大將西鄉從道；第一位眾議院議長中島信行；主持日本司法改革，卻比西鄉隆盛更早豎起反旗的江藤新平……

至於坂本龍馬、高杉晉作、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勝海舟、岩倉具視、小松帶刀這些名字，請對照幕末歷史書自行腦補。

可以說，明治維新的一多半就是這一屋人主導的，就連甲午戰爭，也和這些人脫不了干係，且不說戰爭期間，伊藤博文是首相、陸奧宗光是外相、西鄉從道是海軍部長，在戰爭前大肆鼓吹的吞朝鮮、滅中國的「征韓論」，首倡者就是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副島種臣和江藤新平、井上馨則是搖旗吶喊的幹將。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看到「民族英雄」就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自從1874年肖像畫家島田隆資認完人頭「貼牌」之後，對這張照片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　　

部分日本學者重新辨認的「弗洛貝奇照片」，認為拍攝於1868年

同一張照片里，認出了不同的人，儘管不如上一張那麼傳奇，仍舊是人才濟濟。

其中有明治重臣岩倉具視的兩個兒子，岩倉具經、岩倉具定；東西煙草株式會社創始人江副廉藏；曾任外相的中野健明；曾參與岩倉使節團隨行訪歐，後任元老院議員的中島永元；曾任首相的大隈重信。

從可能性來說，當然是第二張照片的可能性大些，因為上述的名字，更貼合佐賀藩成立的「蕃學稽古所」的教師、學生名單，日後註定顯貴的大隈重信此時正是該校的副校長。

看到「稽古」倆字，是不是覺得有點陳腐的餿味？其實這個學校是個「英學塾」，也就是英語學校，也許它後改的名字「致遠館」才更加貼合主旨。不過當時的日本正在大搞「尊王攘夷」的義和團運動，沒事兒耍刀片砍外國人，加個「古」字終歸能保持個政治正確吧。

當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義和團終究沒有達到中國同行的水平，不會逮著揣著鋼筆、帶著眼鏡的人就殺，也不會不分老弱婦孺地宰殺傳教士。所以才有了精通英語的傳教士弗洛貝奇出鏡的機會，對，就中間那個西方臉。

弗洛貝奇的本職，其實是幕府治下長崎英語傳習所的老師，沒事兒還會出門去搞搞學術交流。上兩篇文章中，三解寫過，日本人鑽研了100多年的西方科學是學自荷蘭人，翻的也是荷蘭書，沒想到先打過來的卻是說英語的，這時候「開國」了自然急忙抱佛腳。

有英語需求，就有英語學校，這和「出國熱」帶火了「新東方」是一回事。出名的有，1864年中國人何禮之在自己家開的私塾，學生有100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有誰呢？

後來極力主張甲午年對華開戰的陸奧宗光……歷史是不是很諷刺？

弗洛貝奇這個時候是如魚得水，在各個英文學校之間來回走穴，又和日後的首相伊藤博文相交，也算往來無白丁了。也正因為如此，第一張照片中弗洛貝奇身邊圍繞著這麼多的幕末維新時代的名人，才不至於讓人直接斥做無稽之談。

事實上，這些名人們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1萬日元紙幣上的福澤渝吉像

比如，出身長州藩的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曾經就學於江川英龍的私塾江川塾（別名繩武館），同校就有薩摩武士大山岩、幕府村醫大鳥圭介、松代武士佐久間象山。

大山岩後來官至陸軍元帥，指揮了日俄戰爭，而他本人還是西鄉隆盛、西鄉從道兄弟的堂弟。

大鳥圭介作為幕臣，一直抵抗新政權到了最後一刻，入獄後被特赦，直到擔任駐朝鮮公使，他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

佐久間象山則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一方面崇拜宋朝大儒陸九淵，一方面又提出「和魂洋才」，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還狠。而他所開的象山書院，都培養出了誰呢？

勝海舟、坂本龍馬、吉田松陰、小林虎三郎、橋本左內、高杉晉作。

吉田松陰又辦了一個「松下村塾」，也是桃李遍長州，其中就有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品川彌二郎。

而伊藤博文又和井上馨是長州藩秘密派往英國留學的五人之二。

哦，對了，大鳥圭介還有一位老師叫緒方洪庵，是著名的蘭學者，他有一位同門名聲更響亮，就是被印在10000日圓鈔票上的福澤渝吉。

說到這裡，不少讀者恐怕已經看名字看暈了，也該給個結論了。

上述眾多日本幕末、維新的名人，分屬不同的藩國、出身各有高低，甚至連政治觀點都是「尊王攘夷」、「和魂洋才」、「開國圖強」、「脫亞入歐」的南轅北轍，他們為什麼能夠走到一起？而不是為了主義、理想、黨派、地域的不同而殺得血流成河？

答案可能很難，也可能非常簡單。

據統計，明治時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有七成出自緒方洪庵、佐久間象山和吉田松陰的門下，且不說同門的感情，就說放棄幕府推崇的朱子學，而投身實用之學的決心，其強國的理想又會有什麼不同？真正的務實，恰恰在於先做事，而不是亟亟於個人得失、派系利益的蠅營狗苟，不幸地是，翻開中國近現代史，作秀的遠比做事的混得好，豈不值得深思？

而所有的這些學問和務實的學術傳統，在沒有真正打開國門的日本，又是由誰傳承至此？

請看下圖，自行尋找1774年一同翻譯《解體新書》的幾個人和福澤渝吉、大村益次郎等維新一代人的位置吧。　　

日本蘭學者的傳承示意圖

最後，讓我們一起重溫下樑啟超對於明治維新的一段評論：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勛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

說到底，真正的變革，宛如不斷加熱的茶壺，水泡起自壺底，沸騰起自下層，如果沒有日本100年的西學普及，僅僅只有一個瘋魔開化的帝王，又能靠誰捲起水面的層層浪花呢？

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 劉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