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縣長的尷尬

權力是一種複雜微妙的政治能力與政治關係，在支配與服從、控制與制約的基層權力配置中，那些有職權弱的角色，往往空有一番吶喊——

都是權力惹的「禍」？

□文/本刊記者 孟盛

權力虛化，管事與管權的割裂

在官場，有權沒權取決於兩個要素：是否掌握著「帽子」和銀子。

有「帽子」，即手中捏著別人的官位，這是掣肘下面的手段；有銀子，即手中掌握充裕的資金，才能財大氣粗。

「管帽子有權力，管銀子有底氣」，話丑理端。在縣級政權，能同時擁有兩要素的，只有縣委書記和縣長，只不過後者的權力較前者式弱。至於縣委常委，只要進入了核心決策層，就擁有對人對事的話語權，哪怕只有一票，但有時就會在關鍵時刻發揮100%的威力。

深諳官場規則者認為，在基層黨政領導中，最為尷尬的角色是未進縣委常委的副縣長，正是因為缺少兩要素。

縣級政府副職領導中，有常務副縣長、常委兼副縣長及副縣長3類，按照常見的「1正6副」的政府領導配備原則，撇開不佔職數的掛職類型，黨委「減副」後，3類副縣長的比例通常為「1+1+4」模式，即有2名副縣長黨政交叉任職，4名副縣長未進入縣委常委。

未進縣委常委，意味著副縣長不能參與全縣最高決策機構，即便列席，也只能在相關議題涉及到他所分管領域的時候。對於全縣重要工作部署，他只有建言權；人事任免，他無投票權；重要決策，他甚至連參與研究的機會都沒有。然而，縣政府是執行機構，副縣長作為行政長官，縣委決策的大部分事項都要由他們來落實。

管事與管權的分離，導致副縣長權力虛化，產生執行決策過程中的不順暢，由此出現了一些副縣長「工作難推進，說話不管用，辦事靠關係，出事『堵槍口』」等尷尬現象。

西部某縣級市副市長周波（化名）透露：「現實中，許多副縣長是在靠『稱兄道弟』抓工作。下面分管的局長，關係好的支持工作，脾氣大的根本不通氣，直接繞過你這一級，你管不了他『帽子』，又能奈他何？」

某縣黨校的王校長告訴記者，他親眼目睹一個涉農部門的女局長在大會上，當著10多個局級正職頂撞分管農業的副縣長，後來上升到人格侮辱，副縣長卻隱忍不發。「她仗著有『老大』撐腰，如此跋扈，讓副縣長以後還怎麼開展工作？！」王校長口中的「老大」，是指縣委書記。

「除了分管的部門，鄉鎮社區也不是省油的燈。」副縣長李勝利向記者透露，一次他召集幾個鎮開會，一些鎮黨委書記推脫，讓鎮長代會，資歷老點的乾脆不來，「招呼都不打一個」。

「我影響不了他晉陞，更不能給予其資金或項目上的扶持。」他抱怨，「在年終對鄉鎮進行測評的時候，我還不便把話說深了，否則造成嫌隙，以後更不配合。」

基層現實中，對上，副縣長要面對多種權力關係——與縣委書記、縣長、專職副書記的關係，與縣委常委們的關係，與人大、政協的關係等等。對下，副縣長與部門、鄉鎮、社區等的關係不容忽視。每到換屆時，組織要力保的是縣長人選的順利當選，對副縣長能否當選往往顧不過來，選掉一個也只好自認倒霉。比如曾任副縣長的張某，因工作中過於逗硬，得罪了下面一些鄉鎮幹部，換屆時被選掉了，雖然組織上認為他不錯，卻無能為力，最後去了縣政協任副主席。

所以，在權力被虛化的情況下，協調好這些微妙關係是副縣長一種政治資本，也是最為便捷有效的工作手段。

然則，熟人關係也並非金科玉律。「縣上就那麼小的地兒，說熟人，人人都是熟人，人人都有關係，一旦權力、利益發生分歧或衝突，熟人甚至比陌生人更讓人為難。」副縣長田宏感慨，「誰都不敢得罪，在這個崗位上摔打，學會了收斂、隱忍。」

基層權力與利益格局考驗著副縣長駕御各種關係的本領，處理好了，推動工作暢通無阻、長風破浪，稍有不慎，將陷於極大的被動。

「如果只能靠個人感情的維繫來干工作，靠個人能力或強勢性格這些主觀因素來履職盡責，工作能夠干好嗎？」某市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向光宜對此提出質疑。事實上，一些副縣長不敢大膽地行使職權，就是因為沒有制度化的東西，擔心一旦出現偏差被下面詬病。

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研究局副局長唐方裕指出，政治權力分配的基礎是責權對等，副縣長的尷尬在於責權的割裂。

「更重要的是，處於這樣一種尷尬境地，會嚴重影響工作積極性的發揮。」副縣長李勝利表示，長此以往，難免產生消極心態。

然而，即便副縣長不在狀態，「空空里混日子」也不太容易。他告訴記者，副縣長分管的一攤工作，年初就定了目標任務，市目標督察辦年底對各項指標一一考核，「壓力很大，難度很高，焦慮很重！」

另有一些採訪者則認為，政府副職尷尬的現象僅僅局限於基層。「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的工作很具體，事情雜、頭緒多、任務重、人手少、難度大，基層不講究那麼多規矩，有事抓起誰都可以做，才會出現官員之間角色定位模糊、分工不明、職責混淆等問題。他們認為，特別是在經濟條件不發達地區，這種尷尬會更加明顯。

權力交錯，職責重疊的煩惱

王嶺是西部某縣一名黨外副縣長，分管招商引資、計劃投資和文化教育。他每日疲於奔命，風風火火——3項分管工作，3個直接彙報對象：招商引資由縣紀委書記聯繫、計劃投資由常務副縣長分管、文化教育由縣委宣傳部長聯繫。

一個副縣長對3個常委，開展工作的時間成本陡然增加；多人在平行崗位上分管一項工作，也容易產生配合上的矛盾。

減少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目的是充分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但黨政進一步交叉任職後，除了進入黨委常委的副縣長之外，其餘副職分管的工作都有黨內常委聯繫，分工重疊的現象十分普遍。」王嶺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個性，處理問題有不同的思維和角度，常委與副縣長之間，難免會有意見不統一的時候。」

王嶺說得較為隱諱，該縣專職副書記岳朝（化名）告訴記者，同一樣工作，常委叫「聯繫」，副縣長叫「分管」，提法不同卻都是「管」。按規定，黨委宏觀，統攬全局；政府中觀，執行決策，儘管理論設計上定位明晰，但在基層實際工作中，由於概念模糊及一些人為因素，常有兩方互不服氣互相頂牛甚至矛盾升級的情況。

「有的常委角色錯位，要麼越俎代庖把政府的事做完了，要麼是和政府副職爭權爭名爭誰說了算，扯皮的事不斷。」岳朝透露，有些強勢的常委，「一竿子插到底」，繞過副縣長直接對其分管的局長發號施令，「局長是服從副縣長，還是管得住自己帽子的常委？顯而易見，更看重後者」。

這樣一來，「分管」副縣長必然與「聯繫」的常委產生分歧，無謂的內耗加大了行政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甚至導致工作因扯皮被擱置。

採訪中一些局長也認為，常委越位與政府副職獨斷會形成權力結構的「兩張皮」，容易造成工作難推進或決策失誤的不良後果，政出多門，也讓下面不知該聽誰的。「最終就看誰更強勢，誰更有資歷能力，或誰在一把手面前說得起話。通常情況下，副縣長更弱勢一些。」一局長坦言。

「執政和行政的關係就像舵手和機械師，問題的關鍵取決於常委的態度，常委不應對政府具體的行政行為干預過多，讓副縣長正常履職受到干擾。」岳朝說，「更要批判那種為了獲取不正當私利的權力之爭。」

他透露，縣上搞個「亮化工程」，分管副縣長和常委爭得不可開交。「挂彩燈時不找我，拆遷時就找來了。」常委抱怨副縣長平時不彙報，遇到麻煩才想起讓他出面協調。

還有一種情況，有的常委長期從事黨務工作，對經濟工作不熟悉，實施分工負責制後走上了獨立負責的第一線，難以迅速進入角色。「從傳統體制下的配角意識到主角意識，常委分工負責制對常委的能力素質有了更高的要求。」岳朝認為，「外行干預內行，必然引起爭執。」

許多採訪對象認為，應該有一套細化的管理運行規則，「不能光靠覺悟和經驗幹事」。

聯繫王嶺的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李平（化名）向記者談到自己的經驗：「我只管大的方面，如涉及到重大項目的資金問題，與副縣長共同研究。一般不過問日常政務。」

儘管如此，二者權力的界限依然模糊，在現實操作中很難把握。正如採訪中眾多副縣長或常委的感受，有時只能依靠維繫彼此關係來推動工作。

副縣長的尷尬，進一步佐證了目前基層權力的一種運行軌跡——由權力各方通過理解溝通、協調關係及彼此軟實力的制衡，漸漸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被各方默認的權力運行規則。

權力矛盾，夾縫中的局促空間

常言道，婆婆多了沒飯吃。

在基層政權的權力譜系中，副縣長的權力容量和硬度是最低的，處在多方權力矛盾相互作用力下的犄角。因此，當權力主體出現矛盾時，副縣長在夾縫中處事的尷尬，是最令他們頭疼的事。

古林向記者回憶起當年因修一條縣道引發的不愉快的經歷。按照相關規定，新修縣道，路面由縣交通局負責，邊溝等由鄉鎮負責。由於所涉鄉鎮是聯繫古林的常委的老家，常委要求古林安排交通局長把邊溝等一併修了。古林不敢表態，又不好拒絕，只能讓鄉鎮直接打報告請示縣長。縣長沒同意，常委對古林的做法很是不滿，直接找到縣長多次協調此事，最終發生了爭執。

一個是直管的領導，一個是聯繫工作的常委，古林夾在其中，左右為難。

由於每個人的觀點和立場、看待問題的方法、領導風格和藝術、資歷和年齡的差異，難免有分歧。有的領導之間因為權力和利益分配等原因長期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南轅北轍甚至水火不容，令下面無所適從。

某農業縣縣委書記楊增江（化名）透露，如果縣委書記和縣長有分歧，下面的人日子都難過，但最惱火的是副縣長，因為他是最終安排落實具體事項的角色。「唯一的辦法就是拖……」

「副縣長這個位置更容易在權力矛盾中受到衝擊和『誤傷』。」古林認為，用如履薄冰來形容這種處境一點不為過。無論是縣委書記和縣長、縣長和副書記，還是縣長和常委，這幾對權力矛盾如果產生隔閡和分歧，副縣長就如同「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如果自身缺乏原則和經驗，缺乏較高的領導藝術，還容易被捲入權力爭鬥的漩渦中，淪為犧牲品。

既要堅決服從直接領導，又要維護縣委班子和政府班子團結，還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務，副縣長要在這些微妙的關係中遊刃有餘進退自如，非常考驗其政治素養、處事藝術與從政能力。

「差序格局」下的副縣長生態 刷新

為什麼某些地方官場潛規則屢試不爽，深刻影響著基層權力格局的相對秩序？在「差序格局」下，社會權力運行規則總有其非制度化的一面——

「差序格局」下的副縣長生態

□文/本刊記者 孟盛

社會關係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編織的複雜網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就中國傳統社會的分層結構和人際關係特質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

後來，學術界將這一理論引入基層政治經濟體制中，探討非制度化因素對權力結構的影響，由此可知基層官場權力生態中，人情厚薄、情義深淺、關係遠近對於弱勢權力安身立命的意義。

副市長的回憶

廖南（化名）在西部一歷史文化名城任副市長。回憶當年，他向記者暢談曾經任職副縣長的個中體味。

上世紀90年代，他搭上省委組織部下派高校年輕幹部到基層鍛煉的「順風車」，來到某貧困縣任副縣長。大學裡，廖南就讀的是城市規劃與設計專業，碩士畢業後留校任教，後調至校教務處。

剛開始，由於不熟悉基層工作，廖南象徵性地分管科技、文化體育和一些垂直管理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廖南漸漸熟悉了當地情況，但苦惱也隨之而來。

他所負責的，要麼是不被重視的「冷衙門」，要麼是「不需要管」的垂直管理部門，他也曾雄心壯志要在「冷衙門」里做出點文章，最終因方案得不到縣上支持而「流產」。「那時候每天都很茫然，沒人信任你的能力，更沒人給你展示能力的機會。」他回憶道。

在一次成功完成縣委書記臨時交辦的任務——化解企業改制引發的小規模群體事件後，廖南的才幹得到了認可。此後，他又陸續分管了安全、教育、衛生、檔案、人口與計劃生育、城鄉統籌等。他說，雖然還是一些「弱勢部門」，但畢竟涉及的社會事業的範圍更廣，從中能夠看出一把手對其信任程度的加深，「我個人能力的發揮空間也更大了」。

「另一方面，責任也更重大了，『安全』是個燙手山芋，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出一點岔子，立馬『下課』。儘管是『一崗雙責』（即分管這項工作，就要負責這項工作的安全），但如果其他副縣長分管的部門出了安全紕漏，我也會負連帶責任。」他說。

廖南堪稱縣上城市規劃與建設方面的專家，卻從未分管過城建，「這種『油水部門』自然還輪不到我頭上。」他調侃。

權力分配的「規則」

縣級政權中，政府班子的分工是個敏感話題，在一些地方也折射出「差序格局」下特有的政治現象。

「縣長全面管，常務管全面」。一般而言，縣長主持政府全面工作，常務副縣長負責政府常務工作，如財政、人事等核心部門是必管的；交通、規劃、國土等重要部門，要麼進入常委的副縣長分管，要麼資歷深、威望高、能力強，又深得一把手信任的副縣長分管。

剩下的就是那些「缺錢少權」的「弱勢部門」，排名最後的副縣長分管這類部門的可能性較大。

「權弱責重，那滋味不好受啊！」副縣長陳彬感嘆，「基層的利益觀導向特別明顯，所以分管『弱勢部門』的副縣長在當地往往說不起話。」

某些地方副縣長「門前冷落車馬稀」的背後，是權力分配的失調。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認為，在基層一些地方，分工中既體現組織原則，也存在一些權力配置的潛規則。如果主要領導對權力分配不公，造成責權長期不對等，必然引起被偏廢者心理失衡。

採訪中也有不同看法。曾擔任過縣委書記的向光宜告訴記者，政府班子的分工總的來說是根據個人能力、特長、經驗及多年工作經歷的慣性自然形成的，確實有可能存在主要領導的好惡、親疏和信任度，但總體必須體現平衡原則。「畢竟一碗水要端平。」他說。

與一把手的關係

「差序格局」下，還有什麼關係比與處於權力核心的一把手的關係更為關鍵？

一把手與下屬的關係，歷來要受非制度因素的影響，「人倫情節」的親疏遠近原則會影響個人在一把手心中的位置。

許多採訪對象也認同，副縣長的作用能否充分發揮，決定權很大程度上在縣委書記手上。一把手的充分授權、充分信任，讓其放手大膽干，是副縣長最強有力的政治後盾。

「縣委書記和縣長都該為副縣長樹立威信！」縣委書記楊增江認為。他向記者描述了該縣工作流程：縣政府重大項目報告，涉及到相關部門的，必須由分管副縣長簽批後方能生效，再上報常務副縣長，由縣長主持召開政府常務會研究後報縣委。「如果局長繞過副縣長，直接把文件送到我這裡，那叫不懂規矩，會受到嚴肅批評。」他認為，「副縣長說話不管用，凡事都要一二把手親自去過問，那還怎麼工作？！」

然而，與一把手的關係是個不確定因素，要想真正做到「有位有為有責有權」，副縣長只能做好功課，練好內功，儘可能展示自己的能力才幹、公心廉心、人品官品。如果不幸遇上私心重的一把手，也只能見機行事、擇善而從了。

「很差錢」

熟人社會中，人情是進行社會交易時用於饋贈的資源，更是如何相處的社會規範，吃吃請請在所難免。對此，副縣長卻有「難言之隱」。

廖南向記者描述了他的尷尬。「基層總有些吃請，說難聽點，副縣長連請頓飯都捉襟見肘，太窮酸！」他坦言。

一般而言，常務副縣長管縣政府接待辦，資金充裕，擔任常委的副縣長手上也有少量經費以保障公務開支，惟獨副縣長沒有使用工作經費的「簽字權」。「如果遇上接待對象既無對口部門，又不符合縣政府接待辦標準的時候，只有拉著局長幫忙埋單。」廖南透露，這是副縣長這個群體較為普遍的做法，特別過年過節，當然其中也不乏私人招待。

副縣長陳彬也向記者透露，該縣有個分管教育的副縣長，直接叫教育局長從部門經費中劃撥了幾萬元到政府辦，以保障其工作開支；還有一個縣，一局長被查出挪用專項資金20多萬元，紀委調查後，才發現了一堆副縣長們報銷的發票。

不規範的操作必然帶來負面效應，一些副縣長因此更加管不住部門，形成惡性循環。

採訪中一些副縣長表示，由於涉及社會事務多個口，方方面面的關係都需要去溝通，一些費用的產生不能避免，縣上應給予經費上的保障。

一些地方對此作了嘗試。據了解，為杜絕副縣長四處找部門「消化」發票，西部某縣就規定，副縣長擁有兩萬元工作經費的「簽字權」。

然而，是否有必要讓副縣長徹底「不差錢」，恐怕還需釐清某些官場油條做官的不純動機與浮躁心態。

不是「沒想頭」，而是「有幹頭」

□文/本刊記者 孟盛

心態要放正

「一邊拚命地干，一邊拚命地熬」——某些副縣長在抱怨中尋找各自出路，其間勾勒出許多值得玩味的官場心態。

一些副縣長逐漸琢磨出一套處世哲學——攬事不攬權，做事不爭功，陪同不炫耀；演好角色，拿捏分寸，把握平衡，進退有度……儘管心態疲憊，卻不失為一種伺機「升級」的有效手段。

某些副縣長，特別是「空降部隊」，自知當地上升空間有限，為儘快擺脫角色的束縛，想方設法通過關係運作回市級部門任副局長。儘管從此「清凈無為」，但責任的壓力卻大大減少。

某些副縣長無法快速上進，只能「多年媳婦熬成婆」，苦等5年後換屆一搏。還有一類副縣長，自知「快到點了」，上升無望，消極混日，干工作表現出「干多沒啥意思，不幹不夠意思，干點意思意思，全乾你啥意思」的「撞鐘」心態。

種種不良心態，折射出一些副縣長心煩氣躁的官場生態，這些消極心態不僅導致行政效率低下或行政不作為，同時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更不利於當地班子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院長楊鳳春指出，某些副縣長群體的失衡心態，既存在基層政府管理體制的積弊，同時反映出官本位積習下，一些官員的利己主義思想。

「要說尷尬，每個位置的人都有自己的尷尬，如果連一個副縣長都要叫苦，那些還沒脫貧的老百姓呢？」副市長周波說，「有些角色手中本來就不應擁有某些權力，如果因此而抱怨不能施展拳腳，那是急於攬權、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祟。」他認為，副縣長應提高政治素質、加強理論學習、鍛煉工作能力，多把心思放在幹事上。「沒有無權，只有無能。擺正心態，是金子總要發光，在哪都能闖出名堂！」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當官應以老百姓的滿意度為準繩，而不是去計較個人權力的得失或一時的困頓。」反腐學者辛宇指出，「關鍵看你做事是否出於公心。」

必然階梯

不容否定的現實是：副縣長們大多數是從局長、鄉鎮一把手一步一個台階幹上來的，他們是基層政治角逐中的佼佼者，在邁上這個新台階後，也意味著踏上了新的上升階梯。

羅強兩年前從鎮黨委書記提拔為副縣長，回憶起任職那天，他用「激動不已」來形容當時的心情。晚上，一家人高高興興出去殺了頓館子。他說自己是地地道道農民的兒子，從基層一步一個腳印幹上來，能有今天，拿他老父親的話來說，「光宗耀祖了！」還在公示期，領導同事、親朋好友就紛紛向他表示祝賀。

「這是對我多年來紮根基層踏踏實實幹事的充分肯定。」羅強告訴記者，「信任與期許來自方方面面，組織的、同志的、鄉親的、父母的、妻兒的……讓我始終感覺，這份事業有沉甸甸的責任。」

在副縣長這個崗位上，他說，自己收穫的不僅僅是級別與官位的進步，或者佔領了通往更高位置的一個口岸，而在於對自身綜合能力全方位的鍛煉和磨礪，個人思想能力素質的全面提升。

羅強主要分管農業。憑藉著多年的積累，對傳統農業輕車熟路的他更將以前當鎮黨委書記時，對農村現實之思考和想法帶進新崗位的實踐中。如今，新農村建設在當地搞得風生水起，一家一戶的農家小院乾淨整潔，村村污水集中處理，合作醫療有聲有色，農民從打工仔到小老闆……

「沒有副縣長這個平台，我不可能將這些想法實現，為老百姓做點實實在在的『功課』。」他說，「每次當不認識的鄉親老遠沖我打招呼時，就感到干起這份事業特別帶勁，特別滿足。」

一份耕耘一份收穫。採訪中許多副縣長同樣表示，這個位置雖有尷尬之處，但並不乏奔頭。「畢竟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遠，比起以前當局長，無論是眼界還是看問題的角度，都更為宏觀和全面；要面對更複雜的關係、局面和千頭萬緒的工作，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也成熟了。」副縣長田宏認為，自己在這個崗位上得到了歷練，而目前這個位置也是其仕途中必然的階梯。

現實中，一些工作能力強的副縣長，三兩年，或提拔，或重用，成功踏上常規晉陞通道。

採訪中一些副縣長也表示，尷尬是一些客觀現象，並非對現狀不滿，只是沒料到在這個位置上做事會有那麼大的難度，或許之前對困難預測不足，影響到履職和作用的發揮。

不做「消費型」領導

一些專家學者認為，儘管副縣長話題存在爭議，但不能忽視這一基層政治生活的特殊現象。「郡縣治，則天下安」，自秦置郡縣，縣就是我國行政區劃中的一個基本單元，其發展穩定，是整個社會發展穩定的基石。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縣級政權的建設問題一直受到高度重視。事實上，國家的大政方針最終都要靠基層政權來落實。」四川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李後強教授指出。

我國有兩千多個縣，也就意味著有2萬多名副縣長，他們分工明確、各管一塊，許多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都要靠他們來指導、協調完成，發揮好這一群體的作用，關乎黨風民意，關係事業興衰，直接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發展大計。

他認為，對於講求「生活政治」的基層來說，道德修為、個人魅力、人品官品、性格人格等軟實力的征服比硬權力的領導更為有效。

「不要去做『消費型』領導。比如有些副縣長總想儘可能多地支配部門的權力和資金，下面當然不買賬。為什麼不換個角度想想，給部門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呢？」他向記者談起，當年掛職副縣長時，他分管婦聯、科技等「弱勢部門」，不僅積極為部門爭取省上經費，而且創新思路、亮點頻出、成績斐然，受到全國表彰。

當然，在強調主觀因素的同時也應看到，要想更好地發揮好副縣長群體的作用，客觀條件同樣重要。應該積極為副縣長創造一個較為寬鬆的施政環境，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樹立起他們的威信，激發起他們的創造力，讓他們有幹勁、有衝勁、有動力、有號召力，能夠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干出一番事業、造福一方百姓。

因此，一些採訪對象認為，應在一定範圍內擴充副縣長的權力，為其履職盡責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某市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向光宜主張，一把手應為副縣長落實「三權」——人權、事權和財權。

「人權」，即在組織部門推薦、考察幹部的時候，涉及到副縣長分管的部門，應賦予其提名權。目前雖然也有徵求分管副縣長意見這一程序，但很多時候只是走走形式；「事權」，即在涉及到副縣長分管工作的，在允許其列席縣委常委會之外，應給予其發言權，讓其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主張；「財權」，即在項目審批時，原則上分管副縣長簽批後才能生效，為其樹立權威。此外，還應給予副縣長一定的工作經費保障，滿足其正常的公務開銷，讓他們不再「捉襟見肘」。

為了達到權責統一，有專家學者建議，可以探索副縣長權責明晰方面的規章制度。據記者多方了解，對於政府班子具體行政權力的規定，似乎只有《國務院工作規則》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本地實際制定的規範性文件，這些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內部規程，也僅限於內部工作程序性安排。

至於縣級政府，職責許可權和職位說明更加粗線條，「某些地方會有一些工作文件，對行政架構和分工進行簡要說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毛昭輝告訴記者。儘快加強制度建設應是破解副縣長權責分離等現象的根本保障。（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涉及的副縣長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