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四面楚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五）

漫談《四面楚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五）對漢代的讖緯、《春秋繁露》、《石渠議奏》、《白虎通》形成的影響 「艷」的楚文化基因，與周代的「燕樂」是相通的（詳論見拙撰《論「燕樂」與「楚歌曰艷》，發表於武漢音樂學院學報《黃鐘》2000年第三期），據《史記》記載，周代的「天兆」是「有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這就是「天」的「授命」，或者叫「君權神授」。「文王曰：『火氣盛』，故崇火。」其中的「文王曰，『火氣盛』」是周代接受的「天命」，也是「格物」之「物」的定性，「故崇火」是周代崇拜「火德」的根據。周代的「其色尚赤」是「致知」後進行易改服色、旗幟顏色的必然決定，「其事則火」是周代在「致知」後「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而推行的政治、經濟、文化決策。「火」就是周代的「格物致知」總根，是儒家文化的命脈、根基。可見，「天」授命「火」是周代「格物」之「物」的確定根本【註：絕對不是人為確定的「物」，因「人為」定「物」，就會本末倒置，形成「人定天從」。因此我認為，儒學明星河南二程、朱熹、王陽明等先生們在人為的「格天下萬物」的方向是錯誤的。詳論見拙著《論中國人類學的根基，傳統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脈，自然的形而上學——「格物致知」（ 一個懸置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是「致知」，而後才有要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實現這個過程，才能虔誠地「替天行道」，恭敬地「其事則火」，全心全意地為「火道」、「火德」服務。這就是周公通過對「火」進行「格物」，而後制定「禮」，並以「火德」、「太陽」為「儐鬼神，考制度」的依據和前提。 漢代亦是如此，漢代的「天兆」為劉邦是「赤帝子殺白帝子（五行為火克金）」，楚人劉邦、項羽滅亡秦朝，應驗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讖語」，加之《四面楚歌》所唱的「雞鳴歌」成為楚漢相爭的落幕曲，亦成了劉邦以「楚歌」得天下的最典型註腳。周代和漢代，在五行上的「天兆」都為「火」，加之周代是儒家文化盛倡的時代，漢代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朝代，周代和漢代這兩個朝代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中，尤其是漢代的漢武帝以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是致命的，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定性，都是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形成的，或者說，崇「陽」敬「德」的傳統，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僅僅經過了秦朝的「焚書坑儒」專制，到漢武帝時代又回歸到了「祖述堯舜」的文化傳統，只不過這時漢武帝也效法秦朝，以「水火不相容」為文化背景，針鋒相對地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更由於五行之「火」對政治、文化的影響相同，「天兆」與「讖語」得到當時現實的應驗，因此，在漢代盛行讖、緯，並用「讖緯」的觀點在五行與朝代的關係上，必然免不了要用「天意」來解釋曾經發生的各種巧合，結合「火德」、「太陽」來議論政治、文化之「道」。 有位西方歷史學家說過：「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只有穿過歷史事件，進入事件背後所隱含的思想，才能了解歷史。漢代是「讖緯」盛行的時代，那麼，我們現在就通過「讖緯」來了解漢代所隱含的思想、文化。 讖緯是漢代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它是以天人感應為核心，以陰陽五行來解釋經學而產生的讖緯，由於先秦天命神權、天然感應觀念的流行，故漢代出現許多祥瑞災異、神化帝王和河圖洛書、占星望氣等等說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認為：「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自讖，緯自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也有觀點認為，「讖、緯、圖，此三者實同異名。」這兩種觀點各有其合理性，但又都難以令人信服。 在我看來，儒家對讖緯的看法，有自己對「讖緯」認識屬於同一類的理論根據：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公式中：「陽」為「德」，「陰」為「刑」。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定製，也是「陰陽」與「善惡」之間的規範。例如《漢書·藝文志》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唐代名臣魏徵在《群書治要序》中註明說：「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可見，從儒家「祖述堯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崇尚「德」的，其中堯舜的相關事迹與禪讓天下，就是以「公德」為表率的。「公德」就是「火德」、「太陽之德」，到周代的周公將「太陽之德」與其「文王曰：『火氣盛』，火氣盛，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結合，並將「儐鬼神，考制度」的「禮」與「太陽之德」完美地融通，形成了儒家「鬱郁乎文哉」的體系。這證明，儒家的「讖」與「緯」從「祖述堯舜」開始，很早就是具有同一性的，是一根藤上的因果，尤其是周代，最為典型。故「讖緯」對於其它不屬於儒家體系的現象，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對於儒家來說，卻是完全相通的，就是一回事。 什麼叫「讖緯」呢？所謂「讖」的含義是「驗」，引申為能夠提前出現的、最終結果靈驗、應驗的預言預兆，通常指能夠預言吉凶禍福的隱語、符、圖、物等。「讖」就是指「讖書」，是指附會《河圖》、《洛書》一類的符命之書。「緯」是針對儒家「四書五經」的「經」而言，是對儒家經典的解釋，「緯書」即是解釋儒家經書的書。「讖緯」則是「讖書」和「緯書」的合稱或總稱。「讖」與「緯」是兩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但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名異實同或名異實不同。讖在緯之先，讖與緯不同時。讖緯是西漢武帝獨尊儒經後產生的，大體上是在西漢哀、平之際。這就是說，由於周代和漢代的「五行」都是「火」，且都有「天兆」，這就是董仲舒所謂的「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理論依據。 漢代出現前，還在秦朝時就出現有「讖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些的核心就是要證明「君權神授」，證明得天下之權利的「合法性」。而有權利必有義務，得天下的朝代之義務就是要——「替天行道」。這個「替天行道」的「道」是什麼「道」？就是「讖語」提示的「楚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楚道」是什麼「道」，根據「楚」位在南方，在五行上的本質就是「火」、「太陽」之光明、就是「陽」與「天時」、「夏季」，而「楚歌」就是《四面楚歌》唱的「雞鳴歌」。這是「天、地、人」之「三才」均有預言、天兆和「人和」雞鳴歌的表演舞台，它們演出的核心，突顯的就是「火德」、「太陽」之「德」形成的儒家文化理論體系。 周代和漢代要「替天行」什麼「道」？周代和漢代都與「赤色」有關，而「赤」就是「紅色」和與之相關的朱紅、丹紅、紫紅等等紅色聯繫，這就是「其色尚赤」。紅色是五色之一，五色與五行的關係是相對應的：赤、紅屬於「火」，與太陽有直接的關係，其術數為「五」，於是乎「紅五」便成為五行中「火道」、「太陽文化」的文化鏈，「火」也成為「舉紅色旗幟」之依據，這猶如周文王所說：「火氣盛，其事則火」，火與紅色是一條文化鏈。中國的許多起義，其舉義旗的「顏色」就是其要行什麼政治之「道」的體現，而旗幟的顏色就是與五行關聯的顏色。如當今的「五星紅旗」，就與儒家之「道」有關，當今的SHZY價值觀，許多都源於儒家的理論體系，這是傳統，這是自然現象與人文道德文化的統一。再如自然現象中，飛濺的「火星」就是「紅色的五角形」的，因此「紅」與「五」結合，五音為「徵」（簡譜記為「5」）；北方為「水」，水的結晶雪花是「六菱形」的，故北方之「水」與術數「六」相應，五音為「羽」（簡譜記為「6」）。「儒如五穀」，是中國人每天都不可離開的食物之「天」，所以，儒家文化就是中國人精神文化之「五穀」和傳統文化的根基。這個根基就是——太陽之德。太陽是「火」之「極」，或謂「火」之「太極」、「陽極」，在宇宙中，我們的地球屬於「太陽系」，天上有了太陽，地球上的人類便產生了「陰陽」之分的文化，有了日夜之分，一年四季之分，有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語言與人文界說，也有了自然的生生不息，進而讓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崇拜、信仰「陽」有「德」的文化理論。這種太陽文化之「德」的理論體系，就是儒家文化「生生之仁」的「仁德」理論體系。太陽為「火」、季節為「夏」、方位為「南」。於是，中國傳統文化常常用「南」和「紅色」作為太陽之「道」的代表，太陽之「道」也就是「光明之道」、「光明政治」之「道」、「天下為公」之「道」、「大公無私」之「道」、「天下大同」之「道」、「治國平天下」之「道」……；於是，儒家文化將《南風》列於《詩經》之「首」；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指南針，本又可叫「指北針」，但其最初的名字卻叫「司南」，不叫「司北」。「司南」之名，應該與《周易》的「離卦」所說：「天子南面而坐，天下向明而治」的儒家文化之政治方向、治世之道——即「以德治國」的「陽治」有關。再者，從「舜作五弦琴，歌南風」開始，到夏、商、周的三代文化相因習，中間僅僅有一個屬於「水德」的秦朝，違逆歷史的潮流，進行了道德反動，但歷時不長，便是漢代，到漢武帝時又回到太陽文化之「道」上來了，可見中華民族崇拜「陽」與「德」的道德傳統淵遠流長，這就是中國「道統」的註腳。 在漢代初期，也曾有過要改變「五行」之「道」的輿論，當時根據秦代為「水德」，而「五德終始」的五行相剋，漢代應該更改為「土德」，因為「土克水」，但最終卻沒有更改。所謂「土」，五色為「黃」，就是「黃帝」之「道」的代稱。這種根據鄒衍的「五德終始」理論形成的指導思想，就是漢代初期，黃老思想盛行，併產生形成《淮南子》和《呂氏春秋》之書籍的根源。 漢武帝即位的初期（公元前141年——前136年），是承襲文景以來保境安民政策的時期。當時武帝才16歲，太皇太后竇氏掌握著朝政。這位老太太是一個堅決的「黃老」信徒，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只能忍讓，將勃勃雄心暫時按捺下去。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後，給漢代歷史一個新階段。在學術界里，黃老思想退位，儒家的正統思想開始確立。漢代政權也從率舊無為一躍而轉變為發奮興作，行為上從對人民消極放任，轉變為儒家「有為」的積極干涉。竇太后死後的次年，漢武帝考試公卿薦舉「賢良」，繼之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鳥獸，教通四海，……」 到漢武帝時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結合「讖」的背景，根據漢代前的「讖語」：「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而「楚國」位在南方，「火德」是楚國的根基，太陽是楚祖的化身，加之劉邦曾斬殺白蛇，史載為「赤帝子殺白帝子」，天兆為「火克金」而有天下，更加之 《四面楚歌》之「雞鳴歌」讓「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羽自刎，將天下送給了劉邦，並誕生了漢代。這一切現實在當時的人們眼中，都是「天意」、「天道」的意願，都可以名符其實地與儒家的太陽理論體系嚴絲合縫地吻合起來，也成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依據。在漢武帝時代的人們眼中或思想中，上述的種種現象都是上天之「神」是在向人間反覆的提示：漢代為「火德」。於是，有「漢代孔子」之稱的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將周代以來崇拜「火」、「太陽」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起來，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思想，建立了一個以儒家思想為根基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叫《春秋繁露》，或叫《天人三策》，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並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宣講神學的唯心哲學思想，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董仲舒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並論證「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如《四面楚歌》成為楚漢相爭的落幕曲，成為項羽的喪鐘，高祖的凱歌，這就是「天意」。董仲舒還論證，草木隨著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就是主從關係。「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並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替天行道」的思想。《春秋繁露》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係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青龍），金居右（白虎），火居前（朱雀），水居後（玄武），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經地義的意志和目的，《春秋繁露》也成為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也是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的合法性製造輿論的工具。 這種結合「讖」與「火」、「陽」關係議論漢代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關係的觀點，又稱《天人三策》，得到漢武帝的賞識和重用，董仲舒提出來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以推行。同時，儒家的四書五經也相繼發展出與「讖」相關的「緯」，叫「十翼」，合稱「讖緯」。儒家的四書五經能夠與「緯」結合，證明「讖」的靈驗性，這也說明，儒家的理論體系與「赤色」、「火」、「太陽」、「天時」、「天經地義」文化有關係，也與「知天時」的「太陽使者」——公雞有了關係，也自然與「雞鳴歌」有了淵源關係。為什麼儒家文化能與「讖」「緯」掛鉤，其根源就是「禮」，因為「禮」就是以「儐鬼神，考制度」為標準制定的儒家「崇陽道德」理論體系，或者說是儒家文化理論體系的來源，與「禮火」是一脈相承的「考制度」體系。 在秦朝時，由於「水火不容」，以法治國，焚書坑儒，導致儒家文化遭受重挫，儒家的書籍幾近絕跡。導致到漢代時儒家文化出現了「今文經」和「古文經」的文化現象，且「今文經」和「古文經」兩家常常爭論不休，無法統一。「儒道」的經解不統一，又導致「替天行道」的漢代政治無所適從。於是，至西漢宣帝時召開了「石渠閣議奏」，形成了《石渠議奏》一書；漢章帝初四年（即公元79年），又在洛陽白虎觀召開了今文經、古文經的學術協調會議，並形成了《白虎通》一書。且《白虎通》成為當時「正經義」的官方性共識，也是「永為後世則」的儒家相關學術範本。所謂今「古文經」的「文」，是指記載經典所使用的文字，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書。「今文經」的「文」指的則是漢代通行的隸書。 秦初，秦始皇為箝制人們思想，實行愚民政策，大搞「焚書坑儒」。當時只有「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得以倖免。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將經過董仲舒結合太陽道德論證的儒家思想，作為官方認可的統治思想。政府還專設「經學」博士，負責講授儒家經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中國傳統文化之「經」的地位。 可是，經過秦朝「焚書」的浩劫，儒家經典遭到毀滅性的破壞。西漢流行的儒學多無舊典文本，而是靠倖存的經師口授相傳，由從習經生們記錄下來。他們記錄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漢通行的隸書，屬於那個時代的「今文」，故而這類經書被稱之為「今文經」。 秦朝焚書之時，一些儒生冒死將一些儒學書籍藏在牆壁的夾層里。這些經書到了漢代陸續被發現。漢武帝末年，魯恭王拆孔子舊宅以擴其宮室，在孔府舊宅的牆壁夾層中發現包括《尚書》在內的大批藏書。這些藏書都是用六國時代的蝌蚪文書寫的，所以稱為古文經。因為當時認識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這些古文典重新問世以後，主要藏在皇家的圖書閣，並沒有得到重視。 從表面來看，今古文之爭主要表現在文字及對經義的理解、解釋的不同。一般來講，解經時，今文學派注重闡述經文中的「微言大義」，而古文學派則注重文字訓詁；今文學派竭力把經書和神學迷信相聯繫，特別在西漢，今文經學家為迎合統治者的喜好，解經時喜歡摻雜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他們把經學和陰陽五行相附會，把經書說得神乎其神。古文學派雖然還未能完全擺脫神學迷信的羈絆，但卻反對講災異讖緯，注重實學。 自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以後，說經者與日俱增，經說越來越細碎繁瑣，異說也越來越分歧不堪，形成政治思想的混亂和經書解說的嚴重的不統一。漢代皇家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需要，避免眾說紛紜導致政治上的無所適從，到西漢宣帝時，便召開了「石渠閣會議」。 石渠閣會議，也叫石渠閣奏議，是西漢宣帝劉詢（算上呂后，西漢第八位皇帝）召集的一次儒家的學術會議。西漢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已經成為漢代「替天行道」的正宗統治思想。漢宣帝時為了進一步統一儒家學說，加強思想統治，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詔蕭望之、劉向、韋玄成、薛廣德、施讎、梁丘臨、林尊、周堪、張山拊等儒生，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由漢宣帝親自裁定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所輯奏議共一百五十五篇，今已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斷。經過這次會議，博士員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穀梁」等博士。 到漢章帝初四年(公元79年)，今、古文經又再次出現了嚴重不統一的爭論，漢章帝根據校書郎楊終的建議，仿西漢宣帝時石渠閣議經的方式，於洛陽白虎觀召集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會議的宗旨，根據章帝詔書和楊終建議所言，就是要減省當時經學界盛行的支離繁瑣的章句之學，協調各派學術，共正經義，取得「永為後世則」的效果。參與洛陽白虎觀之會者數十人，其中包括今文經、古文經學各派知名學者。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提出議題，經諸儒討論、發表見解後，再由侍中淳于越上奏，章帝親加裁決。儘管與會者中不乏有較高學術造詣的經學家，如今文經學家丁鴻、古文經學家賈逵等，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學者。但章帝卻將總結會議成果、撰寫《白虎通》的任務交給了史臣班固。用意是要超越於各學派之上，而體現官方最高權威。因此，《白虎通》可以說是由參加白虎觀會議的諸儒生共同起草，漢章帝予以選定(包括章帝本人的論斷)，最後由班固整理、編纂成《白虎通》一書。《白虎通》就是儒家「永為後世則」的範本，也是統一今文經、古文經學各派，平息紛爭的官方範本。 由上述事實可見，《四面楚歌》所唱的「雞鳴歌」，是漢代讖緯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現實環節，「雞鳴歌」是形成社會風俗最直觀、最易行、最能體現「天意」和漢代崇拜「火德」的載體，也是《詩經·南風》的繼續，更是對後世形成深遠、持續性影響的儒家「樂教」載體。因為它是與「火」、「太陽」、赤色、天時、光明、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德、禮、仁、忠、孝、節、義、替天行道、治國、平天下等等儒家文化是同一體系的，都是一條文化鏈上的結點。 作為結束楚漢相爭的亮點，劉邦得天下的凱歌——《四面楚歌》所唱的「雞鳴歌」，是當時極為重要的文化背景，也是對漢代的文化形成潛在影響的契子，打開中國傳統文化寶庫的鑰匙，撩開中國文化面紗（新娘蓋頭）的「稱桿」，可讓我們清晰的看到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之美。 作為重視「樂教」和有深厚音樂傳統的中國，《四面楚歌》所唱的「雞鳴歌」僅僅只是在當今的潛江、天門、沔陽流傳，或者說只在荊州地區流行嗎？雖然花鼓戲的高腔是以「雞鳴歌」根本而形成的戲曲體系，即使現在已將花鼓戲更名為「湖北花鼓戲」了，地位從縣級一躍而「連升三級」（從縣級到地市級，再到省級）地拔高到省級了，潛江早有了「湖北省實驗花鼓劇團」，但「雞鳴歌」只在湖北省有影響嗎？對中國來說，有如此悠久歷史和有如此深遠影響的《四面楚歌》之「楚歌」，且是與儒家的「樂教」有如此密切聯繫的「楚歌」，影響僅僅如此嗎？非也！ 我認為：「雞鳴歌」是形成中國國劇——京劇「二黃」的本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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