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子傅敏回憶往事：傅雷的最後一封家書

傅雷與次子傅敏（右）合影

很多人都知道我國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和他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而對這個家庭的另一個成員、傅雷次子傅敏卻知之甚少。今年4月7日，是傅雷誕辰100周年的日子。記者特意來到傅敏家中，拜訪了這位71歲的老人。傅敏10年前從北京七中退休，他踏踏實實地在那裡工作了大半輩子，退休前的職稱是英語特級教師。傅敏說他很少提及家中「感到心痛」的往事，特別是每年到了9月3日，傅雷夫婦自殺的日子，他都會獨自一人大哭一場，把積壓在心裡的悲痛都發出來。在傅雷誕辰100周年時候，傅敏破例，向本刊述說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傅家往事——年少孤僻影響一生實際上，我對父親的認識，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學時代甚至大學，我認為父親只不過是個翻譯家而已。隨著時間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親的著譯後，我對父親的認識才開始深入。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先生在《永恆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文中，評價父親是「在中國堪稱一兩個世紀也難得出現的翻譯巨匠。」如今，好多大學的研究生、博士生都把父親作為研究課題。父親一輩子給人的印象是躲在書房不問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譯工作。但是在我看來，父親除了在翻譯領域的耕耘和貢獻，更值得我懷念的是他那高貴的品格。他把人的尊嚴看得高於一切，所以最後選擇悲壯地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獄，染上了癆病，24歲去世，當時父親只有4歲。奶奶不認字，但非常有見識。孤兒寡母，從偏僻的鄉村來到當時人稱「小上海」的周浦。父親對我講過，在他小時候，奶奶對他管教極嚴，幾乎整天把他關在書房裡讀書，看到窗外綠樹成蔭，蝴蝶紛飛，父親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不過，奶奶也是個善良、明事理的人，在族中很有威望，許多族裡的事情都由她仲裁。父親小時候很聰明，也非常調皮。他好幾次偷吃祭祀的供品，被奶奶痛打；父親那時念書念煩了，就變換花樣，自得其樂，例如念到「孟子見梁惠王」時，他自作主張改念為「孟子見梁惠王，一塊棉絮換兩塊糖」，奶奶聽到了，對他又是一頓痛打。父親的少年，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頑劣。他12歲到上海南洋附小讀書，因為離開了奶奶的嚴厲管教，自由無度，調皮搗蛋，結果被開除了。之後轉到了天主教會學校徐匯公學（現在的徐匯中學），念了3年，又因反宗教，再次遭開除。17歲時，他帶頭鬧學潮，為了躲避抓捕，奶奶把他弄回了浦東。書是念不下去了。當時父親有一個勤工儉學、在法國學紡織的表哥顧侖布，他動員父親留學。父親的姑母很開明，在她的勸說下，奶奶答應讓父親去留學，但唯一的要求是，讓他走前與一個遠房表妹訂婚——也就是我母親。於是，父親訂婚後於1928年初去了法國。父親的童年時代，是在孤獨中度過的，沒有多少歡樂，更多的是苦難與寂寞，這養成了父親孤僻和乖戾的性格。這一性格貫穿了他生命的始終，也使他後來很難以適應社會，拒絕從俗，最終選擇閉門譯書，也由此成就了中國一個偉大的翻譯巨匠。吃透了羅曼·羅蘭的心父親留學和一般留學生目的不同，他根本沒打算混一個學位鍍金，而是為了獲取知識，真正學到東西。他的語言悟性很強，去法國半年就能進行基本的法語對話。父親在法國時，深受羅曼·羅蘭的影響，讀了羅曼·羅蘭翻譯的《貝多芬傳》後，他嚎啕大哭。這部書為感到彷徨的父親指明了方向。羅曼·羅蘭小說中的主人公，都不是個人主義的英雄，而是具有偉大品格的人。這些人對父親的影響非常大。有一位法國專家，是個中國通，來到中國，發現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書櫃里，都放著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而在法國，這本書幾乎見不到了。他覺得很奇怪，於是買了一套來讀，讀後他才明白為什麼這部書在中國那麼流行。他說，這部書適合中國的國情，而且傅雷的翻譯比原文還好，傅雷吃透了羅曼·羅蘭的心！父親和文藝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這一方面是因為父親對文藝有很高的鑒賞水平，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有一顆坦蕩的赤子之心。我記得1943年，父親在上海籌備黃賓虹畫展，父親比山水畫大師黃賓虹小50多歲，兩人卻成了忘年交。當時黃賓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給他開畫展，他是很有骨氣的人，拒絕了。黃賓虹從北平把畫作寄到上海，父親在上海編畫冊，跑印刷廠，事無巨細，親歷親為。他還寫了一篇文章《觀畫答客問》，這是第一篇研究黃賓虹畫作非常重要的論文。後來，父親還寫了評張愛玲小說的文章，也是研究張愛玲最早最重要的一篇評論文章，文章肯定了張愛玲的小說《金鎖記》，同時也嚴厲批評了她的一些作品。當時張愛玲不以為然，但是在晚年，她也認同了父親的見地。,和劉海粟的決裂人們評說比較多的是父親和劉海粟的關係。在法國時，劉海粟曾請父親做翻譯，把父親當成左膀右臂。父親還說服法國文化部，買了一張劉海粟的畫收藏。1931年冬父親回國，在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專任課，教美術史和法語，還擔任辦公室主任。當時父親只有23歲，一邊教書，一邊翻譯《羅丹藝術論》，還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作為教材。儘管這本書要講的是美術，卻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等融會貫通，非常引人入勝，到現在也很受歡迎。父親在上海美專工作的時間很短，也是因為他為人處事過於直白。當時，有個在學校任教的畫家，把自己的作品掛在大廳里，父親看到了，毫不客氣地說：「這種水平的畫怎麼可以掛在大庭廣眾之下呢？畫得還不如學生！」這麼一來，本來他是想改革教學的，但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原因，最後把自己「改革」掉了。父親和劉海粟「決裂」，也是因為他太耿直。當時上海美專有個叫張弦的教授，也是父親留法時相識的畫家，是個很出色很有才氣的畫家，素描非常棒。但是他得病死了，而死因和生活窮困有關。父親認為張弦的死和劉海粟有關，認為劉海粟辦學太商業，對年輕教授過於苛刻。於是，在張弦的遺作畫展籌備會上，父親和劉海粟發生了激烈爭吵，徹底鬧翻，一下子就斷絕關係20年。直到上世紀50年代，父親和劉海粟都在政協，才恢復關係。其實連我父親也承認，劉海粟對他本人不薄。但是父親就是這麼一個人，對事不對人。他認為對待朋友和藝術一定要真誠，不平則鳴。搭上反右末班車1947年，父親翻譯了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的《美蘇關係檢討》，並寫了一篇文章《所謂反美親蘇》，結果受累了一輩子。其實斯諾的書90%是批評美國，10%是批評蘇聯，寫得比較客觀。父親懂外語，了解的東西很多，對於當時的國際形勢非常清楚，所以文章是據實而寫，既中肯又切中要害。結果就受到了所謂「左派」的批判，說傅雷走中間路線，對他進行了批判。父親在反駁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武斷往往並非惡意，而由於天真，惟其天真，才會有宗教熱情，才會盲目，才會偏狹，不把人類先定了原始罪惡而後寬恕，怎顯得上帝的慈悲與宗教的偉大。不來一次十字軍與異教裁判所，怎麼顯得神的威嚴與真理的神聖不可侵犯？近代思想界以為擺脫了宗教，卻另外創造了一個新宗教。其迷人之處與可怕之處，正與一切宗教無異。與任何虔誠的教徒辯論宇宙問題人生問題都是白費，對他們都是大不敬。」這段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後來，在1957至1958年的反右運動中，又舊事重提，批判我父親。,父親究竟是怎麼戴上右派帽子的？直到幾年前，周而復才告訴我其中的內幕。當時，對父親已經開了九次批判會，父親堅決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當時上海的領導已經準備保護他過關，讓柯靈去做我父親的工作，動員他只要做個檢查就可以過關。開始父親不同意，後來柯靈反覆做工作，父親終於同意了，由柯靈起草檢查。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中央負責反右工作的領導到了上海，說上海右派的知識分子太少了，數量不夠。結果為了湊數，父親的名字被加到了右派名單上。這是1958年的4月底，父親鬱悶地搭上了反右的最後一班車。那時，我想寫信給在波蘭留學的哥哥傅聰，告訴他這些事情，但是母親不讓。其實哥哥已經隱隱約約感到了氣氛的變化。這一年的8月，哥哥給家裡寫了最後一封信。實際上，哥哥當時選擇出走英國，不惜背上「叛國分子」的名聲，也是被逼無奈。因為從國內傳出來的消息是，父親不僅被打成了右派，還成了反革命，被抓了起來，這個消息傳到哥哥耳朵里，讓他感到震驚。本來，他在波蘭的學業要到1959年結束。而1958年6月，中國大使館就不斷催他回國。經過和波蘭政府的協調，畢業考試提前到1958年的12月。就在這個時候，哥哥決定到英國去。當時為了在歐洲各國演出方便，他的護照是各國通行的，因此不存在手續上的障礙。哥哥於聖誕前夜，登機去了英國。到達倫敦後，他給自己定了三條規定：第一不入英國籍，第二不說不利於祖國的話，第三不去台灣。後來，經紀人求他，因為不入英國籍沒辦法演出，他才加入了英國籍。被打成右派，哥哥出走，都令父親的晚年生活痛苦不堪，心靈備受煎熬，身體也非常不好。因為長期工作，他的腰不好、眼睛老流眼淚，醫生說，你再這麼下去，眼睛要瞎掉的。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然翻譯了近150萬字。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譯了丹納的《藝術哲學》和巴爾扎克的小說《幻滅》、《攪水女人》、《都爾的本堂神甫》和《比哀蘭德》。我到現在才明白，父親戴著右派帽子翻譯《藝術哲學》，是為了解脫自己的痛苦，離開這個現實，在藝術的世界裡神遊。為了調養身體，父親開始學著種花，他做什麼事情都有模有樣，一絲不苟。他種了50多種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開得漂亮極了。花開時節，里弄很多鄰居都來觀看。那時父親的朋友為了幫助他擺脫苦悶，送他碑帖讓他練書法，結果他的毛筆字也練得非常好，他年輕時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以後，父親的書法開始敦厚含蓄，既體現當時的處境，也可以看出他內心的苦悶。,寫給哥哥的最後一封信早在1958年父親被劃為右派的那天，他就想走不歸路。那天他半夜兩點多才回家，母親急死了。父親當時是考慮到我還在念書，考慮到我哥哥傅聰在波蘭留學，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才沒有走絕路。否則按照他的性格，當時就走了。1966年，在他自殺前一個禮拜，我在北京，曾給家裡打過一個電話，是媽媽接的，已經感覺氣氛很緊張，但我當時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後來聽父母的老朋友講，在他自殺前兩周，曾經與朋友聚會商量過，大家知道要勸我父親留下是不可能的，竭力勸他讓我媽媽留下，這也是不可能的。後來我想，媽媽還是走的好，要不，以後這麼多苦難，肯定落在我媽媽一個人身上，她怎麼承受得了呢？如果我在上海，有可能媽媽會留下，但也有可能我跟他們一起走了！現在看來，父親對死早就有準備。在新版的《傅雷家書》中，增加了一封父親寫給哥哥的信，這是他寫給哥哥的最後一封信，過去沒有發現。在這封信里，已經流露出父親赴死的念頭。這封信曾經刊登在香港的一家雜誌上，是前幾年陳子善教授發現的。這封信是用英文寫給兒子和兒媳的。父親在信里寫道：「??有關凌霄（傅聰兒子）的點點滴滴都叫我們興奮不已，尤其是媽媽，她自從七月初就不停數日子。『一個月後凌霄就過生日了；三星期後凌霄就過生日了』；昨晚她說：『現在只剩下三天了。』那語氣，簡直像小寶寶就跟在她身邊似的。」「你們眼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成長，真是賞心樂事！想像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媽媽相信有這種可能，我可不信。」這封信字裡行間，已經預示父親走向不歸路的決心。1966年8月底，父母接連遭遇抄家和「批鬥」，9月3日，父親傅雷和母親朱梅馥一起留下遺書自殺身亡。一個細節是，在自盡前，他們先把一塊棉胎鋪在地上，然後才將方凳放上去——目的是不讓方凳被踢倒時發出聲響，讓別人發覺。赴死的決心是如此堅決。在父親最後的遺囑中，他把一切都做了詳細的交代，那麼平靜，那麼坦蕩，就好像出遠門旅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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