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中國第一份報紙的德國人
第二十一章，創辦天津《直報》
「中興以來文玩武戲，曾胡左彭練兵之規模幾於蕩然無存。欲購船械則阻於庫款，欲興西法則格於部議，欲談洋務則駭人聽聞，即沿海各省設局設廠設公司設學堂，而封疆大吏精神專註於斯者寥寥無幾」---《直報》評論
「看報———看報——看直報」
1895年的天津，街頭巷尾，時常可以看到身材瘦小的報童們斜挎著一個大布兜兒，伸長了胳膊揮舞起手中的報紙，穿梭於人群之間。過往的路人，總會被吆喝聲吸引，掏出幾個銅板購買一份報紙，四海五洲的新聞便近在眼前了……
而報童們手裡拿的，天津第一份純中文的報紙《直報》，正是漢納根在1895年創辦的，現在，我又要把「天津第一份中文報紙的創辦者」這一稱謂送給漢納根。
幫助袁世凱完成了中國新軍的規劃，漢納根做了自己該做的後，便瀟洒的離開了天津小站，退出了已經深深的烙上袁世凱印記的新軍。儘管袁世凱再三的挽留他，許諾給他優厚的薪金，但他沒有動搖，在中國的這幾十年，他對中國的狀況太了解了，清政府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他又何苦為這個將傾的大廈做殉葬呢，他為大清國做的夠多的了，現在，他要為自己考慮了。
他決心從事實業。但是，做什麼好呢？在一次與嚴復的閑談中，他把目光放到了報紙上。
嚴復此時已經離開了北洋水師學堂，專心的在家裡忙著翻譯天演論。有一天，沒事兒，漢納根找他聊天，嚴復就勸漢納根，清政府現在已經日薄西山了，你再努力也沒用，中國要想改變，只有啟發民智。你要真想為中國再做些什麼，我勸你搞報紙，在這塊宣傳陣地上，發表一些宣傳新思想，新潮流的文章，對中國的進步會有很大的幫助。
辦報紙，這倒是一個新的方向。在嚴復承諾為報紙供稿後，漢納根決定在天津辦一份中文報紙。
因為天津是直隸總督的治所所在地，所以漢納根給報紙起名叫《直報》，報社的地址在天津市紫竹大道老菜市燈房巷內。 他聘任的報紙總辦是賈祿福。
當時，天津已經有了一份報紙。名字叫做《時報》 (後改稱《京津泰晤士報》)。正是德璀琳在1886年11月6日，與英商怡和洋行的總理笳臣集資在天津創辦的。
漢納根創辦《直報》，為了避免與《時報》雷同，一開始，他就將《直報》定性為一種商業性報紙。因此，在編輯業務、報紙內容、版式和經營方式等方面他都一改普通報紙的模式進行了新的嘗試，《直報》內容多以新聞為主，第1版的前半版一般是銀行等行業的大幅廣告，後半版為「西報摘抄」（主要是歐美等國的報刊摘要）和「宮門邸抄」（為大臣呈送給皇上奏摺的內容節選）；第2版到第5版，內容為新聞；第6版為當時從天津外地的輪渡情況表；第7-8版為廣告，內容涉及工業、農業、商業、醫藥、娛樂等各個方面。其中還有氣象記載，有些內容成為非常有價值的氣象歷史記載，如1900年12月23日，上海《申報》以《津沽寒汛》為題轉載：「天津《直報》雲，近數日來，北風大作，時見六花出飛。海河已結冰凌，由北倉以達北河，河水亦皆膠滯。惟大沽河內冰薄如紙，扁舟一葉，尚能容與中流。」這則當時天津一帶氣溫變化數據的記錄，在今天看來仍屬十分難得的歷史資料。
除了具有商業化特點外，《直報》在甲午戰爭期間，還旗幟鮮明的站在中國一邊，大力抨擊日本的擴張侵略行為。
儘管漢納根離開了中國軍隊，但他對於北洋水師，對於中日兩國還在進行的戰爭，一直都在關注。《直報》開辦時期，中國對日作戰已經到了後期，日軍已經開始包圍威海衛，形勢對中國很不利。而當時，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報紙在輿論上多支持日本，尤其是在當時影響較大的《萬國公報》等報刊，在戰爭的最後階段公然宣稱：「中國既然戰敗，就應當無條件接受日本的條件。」同時極力攻擊台灣軍民的反割台鬥爭，面對西方人的偏見，漢納根是滿腔怒氣，他利用自己手上的報紙，化劍為筆，開始了大聲疾呼。支持清政府抗戰，譴責日本侵華。
每天，他親自作鎮報社辦公室，針對軍事和政治形勢，口述出他要說的話，由報社的編輯轉化為中國文字，他再親自審定後，在《直報》頭版上發表，名為「論說」，這種「論說」相當於現在的社論，體現了漢納根那一時期的主要思想。
在報紙上，漢納根無情的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他在《直報》上發表的文章說，倭人包藏禍心已非一日，改裝易服效法泰西，不惜重資多購戰艦，凡操練槍炮製造葯彈，無不曲盡西法之妙而精益求精，蓋其蓄志與中國為難。而清政府不僅戰守無備，而且人人有輕敵之心。但是擴張和侵略是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徵，日本明治維新後即以興亞自命，走上了向外擴張的道路。日本不義之戰根本原因在於政體，走上侵略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漢納根將矛頭直指日本的「征韓論」和「大陸計劃」，這在當時來講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而針對當時一些失敗論者的悲觀論調，尤其對急於求和者所說的中國如果堅持抗戰，「必先有英之富方可，否則立敗」的觀點，漢納根給以了堅決反擊。漢納根組織人撰寫了《論中國宜急戰不宜遽和》的文章，認為從西方的經驗來看，各國均因戰而興。「千百年來強弱迭更盛衰互倚，大抵以戰為立國之本，能戰則弱者可化而為強，不能戰則盛者即變而為衰。即使兩國交兵，力竭求和，受人脅制，則和亦終不可恃。」，明確指出，我國的敵手日本，從它制定的「大陸政策」即見其野心之大。即使清政府可作一時讓步，但不可能時時讓步，事事讓步。何況日本貪得無厭，條約既有所不顧，公法亦有所不遵。無論議和抑或訂約，彼必將多方需索，百計刁難。即使如願以償，其必將以所得之資增修武備，我豈能以有限之資財供無窮之欲壑?而且，「戰之權在我，和之權在人，我苟有可戰之具足以勝人，則彼將力竭計窮請成於我，不言和而和乃可恃」。若但以和議為先，於戰事漫不講求，只能以失敗告終。同時他認為如果現在議和，必然產生嚴重的後遺症和惡劣的國際影響。對於中國而言，各營將領必將酣歌飲博，以為此後海疆無事，可以優遊自在，不必以戰事為念。如果這樣即使有雄兵百萬，實則與無兵一樣。對於日本而言，「得償以後，即以此項增其戰艦，厲其兵戎，伺我動靜，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暫和而終不能和，動輒得咎中國，其何以為國乎!」在國際上甚至會引起瓜分狂潮。中國為亞洲大國，如果被日本所牽制，即便不為西人所哂笑，誰又能保證它們不動效尤之心?如果「事變迭乘，強鄰肆擾，豈能事事言和，處處退讓乎?」既然議和有如此之弊，所以「為今之計惟有力排和議，獨主戰局」。
信息戰、間諜戰在西方近代戰爭中已廣泛運用。而在高升號事件中，漢納根更是深受其害，因此，漢納根在《直報》上還對日本的間諜行為給予揭露，希望清政府注意防範，文章中講，近代以來歐洲各國戰爭莫不有調諜專司，日本已設十餘年，專探中土時事，以及收購各處詳細行軍地圖。可以說，「諜報工作影響到日本政府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決策。」但清政府卻昧於世事，對於日本針對中國的諜報偵探工作未作任何反應。為此他力勸清政府建立自己的諜報系統。並引用拿破崙的警言敬告清政府：「將能知敵情而其情不為敵所知者，能滅人國。兩軍相當不知敵所欲為者，軍必破，將必虜。」 他認為，目前日本「行軍以用諜用間為先務，日本之諜已流布中華固人人知之矣，」但是我國諸公卻不以為然。報社一方面希望通過輿論宣傳使清政府有所警醒，一方面積極為清政府出謀劃策，並提出了一些用諜原則：
如：(1)提出對於諜報人員的總體要求。「遠與本國政府密通，近與本軍統帥暗接。」間諜所探軍情分頭密報，必須精通敵國文字、敵國風俗及民政等。(2)提出獲取諜報計謀：利用本軍巡哨、突捕生口、招徠降人、詢問土著、截取文書、搭漏電報、廣募探子等。(3)提出具體辦法。一是用一種化學特製紙，有情報即先用藥水寫上後，用平常黑墨蓋寫別的文字，再用可靠的人傳遞出去。二是寄謊電、布風謠，令敵「守所不必守，攻所不必攻」。同時強調諜報系統的原則「所用諸探，人人各不相知」。而且用探子之時，錢財萬不可計較等。
而清政府在借用外腦方面的循陳守舊，也是漢納根撰文抨擊的一個重點，他空有一腔熱血，而屢次被擯棄的經歷，也使文章顯得更深刻。
他說，古今治國之要，無不以人才為本。而中國目前人才消乏，所以應該蠲除忌諱，摒棄浮言，有條件地重用西人。漢納根還引用國外的典型事例，認為昔日普魯士乃日耳曼之列邦，屢被敵侵，幾乎覆沒。自內任俾斯麥，外任毛奇，信而用之之後，不獨洗前恥，反侵地至今，成德意志大一統之國。當今政府為何而不晉用楚材?何況現在和議難成，所以非戰無以為國。如果于洋員中曾建功績，秉性忠直者予以練兵之任，寬籌經費，廣購船械，練十萬軍以資大舉，將收復我藩屬，返我邊疆，直搗扶桑。
此外，戰爭期間，漢納根還十分關注中國邊防，尤其是台灣和澎湖。他在《直報》上曾多次提醒清政府加強台灣的防禦能力，認為台灣孤懸海外，且海港林立，防範宜嚴。儘管台灣到處築有炮台扼守，但其炮壘能否堅固，守將能否得力，亦須加意查察。並建議清政府預籌戰備，布置台南北以及澎湖之處防務。並對唐景崧繼任台灣巡撫後加強防禦的措施表示支持與鼓勵。同時提醒清政府，「不能以財力有限遂昧遠圖」。
從上述文章可以看出，漢納根一直在為自己得不到重用而憤懣不平，也為中國之衰敗而惋惜，因此，言論不乏有情緒化的因素，但可以看出其救亡心切的真情。
但是，戰爭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北洋水師自從漢納根離開後，士氣更加低落。本來，漢納根提出的整治水師建議中，有一條是加快購買新船。但是雖然漢納根的購船計劃很快地得到了批准，而當事者辦事拖延，加上胡燏棻一再阻撓，所以，緩不濟急，新船還沒有買，日本已經開始對北洋艦隊開始攻擊了。寡不敵眾的丁汝昌只好畏縮在威海衛里，以保船為第一要務，朝廷很多人要求撤換丁汝昌，為了平息議論，李鴻章又任命了一名洋總查，馬格祿。
馬格祿是英國人，甲午戰爭前是航行於天津、大沽間的拖船「金龍」號的船長。據說，馬氏「以沉湎於酒著名」，「以斯人而當斯任，實為至殘酷、至愚蠢之事。」
馬格祿是一位出身於「頗有身望之家門」的拖船船主，並未經過正規的海軍專業訓練，對海上作戰茫然無知，對保衛威海衛更是束手無策，事急之時，只能「求慰藉於杯中之物。」
1895年正月，威海衛南幫炮台及威海衛城、北幫炮台相繼失陷，日軍對停泊在威海衛港內的北洋艦隊實行晝夜圍攻。並以魚雷艇於夜間入港偷襲，先後炸傷、炸沉了「定遠」、「來遠」等艦隻，形勢萬分危急。馬格祿身為北洋海軍總查，不思怎樣擺脫危機，卻與部分洋員及少數清軍軍官共同策劃，威脅、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在得到陸路增援無望密報後，令各艦同時沉船，以免資敵，遭到抵制後，旋又令剩餘艦船拚死突圍，也無人執行。12日，丁汝昌與記名總兵張文宣相繼自殺，「定遠」管帶劉步蟾在此之前命人炸沉「定遠」後以手槍自殺。營務處道員牛昶昞與外國顧問盜用丁汝昌名義起草降書，派「廣丙」管帶程璧光，乘「鎮北」炮艦向日軍乞降，17日，日艦隊開進威海衛港，北洋海軍殘餘艦船「鎮遠」、「濟遠」等4艦和6艘炮艇及全部軍用物資被掠，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威海衛的陷落，使漢納根大受打擊，自己親手修建的炮台被日本軍隊摧毀了，而讓他悲憤的是，日軍的進攻點正是他曾提議要加強固防的後路，而當時，人們還因此而污衊他為了圖私利。面對戰敗，漢納根同所有中國人一樣，感到痛苦，那一時期，漢納根頻頻發表反思戰爭失敗原因的文章。
漢納根在《直報》上發表的《征倭議》一文中指出，在對待戰爭的態度上清政府未認真備戰，是造成甲午戰爭中出現被動局面的主要原因。文章認為清政府「中興以來文玩武戲，曾胡左彭練兵之規模幾於蕩然無存。欲購船械則阻於庫款，欲興西法則格於部議，欲談洋務則駭人聽聞，即沿海各省設局設廠設公司設學堂，而封疆大吏精神專註於斯者寥寥無幾」。由於長期因循積弱，武備廢弛，將不知兵，所以造成「外侮一至，招軍募勇，訓練無素，望風輒逃」的局面。那麼造成輕敵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麼?他引用了西方人所寫的《支那辨亡論》的觀點，認為是清政府「揚己抑人」和「舊學以養尊處優」的虛驕自大心理因素造成的。
此外，漢納根認為，中國軍事將領素質低，聞警即跑，嚴重動搖了軍心，這也是造成清軍潰敗的主要軍事原因。他說，「自與日本交戰以來，餉非不足，械非不精，其所以聞警先奔，望風亡潰者，由於將領之庸碌愜怯，非兵真不能戰也」。但是「治三軍則系乎主帥，主帥者將士之強弱以之，社稷之安危以之，鄰國之向背以之，敵人之欺畏以之」。並舉例說，平壤之役，豈真力不勝哉?實則由於將領貪婪，性尤框怯，聞警先逃，一軍皆潰。鳳凰城之失，乃潰卒自焚，更非敵人力取。由是而大連灣、金州、旅順、威海衛率皆未開一炮，未遺一矢，拱手相讓，蔓延至今，豈真力不勝哉?若果力不能勝，何以宋尚書、聶軍門孤軍屹立，屢挫敵鋒，至今為陪京保障。可見前者之失皆營官統領，平時只知肥己剋扣餉銀，至臨敵，軍心渙散，竟不足一戰也。所以漢納根認為「支那今日之敗亡，乃支那人之自敗、自亡，非日本之能敗亡人國也」。
作為北洋水師中的一員，漢納根對軍事失敗的探討也更為深刻，他認為，北洋海軍軍隊體制弊端和腐敗，尤其是海軍軍權不統一造成了巨大的戰略失誤。他分析，「中國自籌設水師以來，統計大小兵輪，自製與購成者已有四十餘號，徒以分省設防，劃疆而守，遇有事變，朝廷固嘗撥調它省師艦以為接濟，而號令不齊，衣械不一，平日無上統下屬之分，臨事難收使臂使指之效。」由於事權不一而造成的惡果在這次戰爭中已暴露無疑。並舉例說，威海失陷的關鍵原因是「戴丁不和」造成的，而「戴丁不和」又是因為戴、丁二人對權力分配不均而有意見分歧造成的。同時他認為統領所用之管帶、管哨各官，「並非因才氣，多半是賄買或先講明月給銀若干，若干由統領留用」。「上下交征，焉能奮勇殺敵?」所以即使潰敗後，「該統領私心自愧，不敢責之於營官，營官更不敢責之於兵勇，以致每戰必潰」 。
威海陷落後，清政府無心抗戰，一再求和，最後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馬關，與日本全權代表、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議和。1895年3月20日雙方在春帆樓會見。開始議和，4月17日，李鴻章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又稱《春帆樓條約》）共11款，並附有「另約」和「議訂專條」。主要內容有：
1．中國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廢絕中朝宗藩關係。
2．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給日本。
3．賠償日本軍費銀二億兩。
4．開放重慶、沙市、蘇州和杭州為商埠。
5．日本可以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
《馬關條約》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條約》以來外國侵略者加給中國的一個最刻毒的不平等條約，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適應了帝國主義各國向中國輸出資本的願望。條約簽訂後，由於俄、德、法三國的干涉，日本將遼東半島退還給中國，中國付給日本「酬報」銀三千萬兩。
中日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但是隨著日本在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政府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而在佔領朝鮮、台灣後，日本在戰略上對中國的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張他們侵略領土的慾望，為起日後全面擒華埋下了伏筆。
《馬關條約》的簽訂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折，對古老的中華帝國來說，猶如晴天霹靂。1895年以前皇帝、官僚、士紳大多數生活在傳統的思想世界裡。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發動的歷次侵華戰爭，也都以中國的失敗和簽訂喪權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終。但隨著烽煙的暫平息，朝野上下在受過一陣驚恐和發生一番吵嚷之後，很快就又恢復老樣子。依舊是文恬武嬉，歌舞昇平。嚴重的內憂外患，不但未能使這個昏睡的，陷於麻木狀態的帝國的大多數統治者們驚醒、振作。他們在自欺欺人的「自強中興」和所謂「中外和好的」的夢幻中自我陶醉。甲午慘敗和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情形已和已往不同了。一則是這次戰爭敗得太慘，日本提出的條款太苛刻。再則是這次戰爭的對手是中國人一直看不上眼的小國日本。戰後社會各階層都是極大的震撼和痛心疾首。慘敗的結局使光緒皇帝蒙受到難以承受的恥辱與刺激。他痛感國事危艱、危亡在即，「若不變法圖強，社稷難資保守。」
於是，中華大地出現了一股維新變法的思潮，而漢納根，也想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擴大報紙的影響，他知道，要想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好的主筆，找誰呢，他第一個想到的是嚴復。
嚴復是一個守信用的人，當初他答應漢納根，一定支持他辦報紙，果然，這天，嚴復拿來了幾篇文章給漢納根，供報紙發表。
這就是嚴復的《原強》、《辟韓》、《救亡決論》、《論事變之亟》等一系列救亡文章。嚴復的文章在《直報》上發表後，不僅一舉奠定了他在這場維新運動中的地位，還在中國北方掀起了一次輿論高潮。這次輿論潮流以兩條主線向前發展，一是進化論，一是以啟民智、新民德為主線對國民性進行改造。縱觀歷史長河，我們完全可以把這次輿論高潮看成是戊戌維新運動的一部分。如果說倡西學是「新民智」的主要手段，那麼重建道德體系是「新民德」的重要內容。嚴復在《直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對國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做了比較充分的論述。他認為，中國走向國家富強、政治民主的必由之路是重鑄國魂，即重新塑造國民性。同時他還認為「新民德」是立國之本，是當務之急。他說目前對於中國來說「不為其標，則無以救目前之潰敗；不為其本，則雖治其標，而不久亦將自廢。標者何?收大權、練軍實，如俄國所為是已。至於其本，則亦於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嚴復將國民素質作為衡量國家興亡的重要因素，這在當時不僅是非常超前的思想，而且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而在文章中，嚴復更是厲聲斥責歷代帝王是「大盜竊國者」，力主變法圖強，以西方科學取代八股文章，力倡新學和廢除專制政治。嚴復的這些文章一刊出，報紙就被人們搶購一空，有時甚至還要加印才能滿足需要，
看到嚴復的文章這麼受歡迎，漢納根很高興，便想聘請嚴復為《直報》主筆，但是，當漢納根向嚴復提出這個想法時，嚴復卻拒絕了，因為，他正在翻譯天演論，寫文章都是抽空寫的，根本沒有空閑時間來編報紙，雖然他也很想過一把主筆癮。看到漢納根有些失望，嚴復說，我沒有時間幫你，但我向你推薦一個人，這個人，才華比我高，讓他來當主筆，肯定行。
聽嚴復這麼推崇，漢納根的好奇心來了，他心想，還有誰的才華讓嚴復這樣推崇呢？
本文摘自本人所著《大清洋帥－－漢納根》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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