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藝術審美經驗上的積累

現在我們至少弄清楚了，返回古代的開端之思的策動力實質來自現代。它是源於現代哲學和現代思想的危機而開展的自我反思與躬身自問。所以對德里達的論斷可以做點補充：開端之思不僅是打在我們時代身上的烙印，相反簡直就是我們時代的籲求和衝動。在此意義上，它同時又是一種危機意識，是清醒地感覺到了現代性的危機後的一種思想救治或突圍。這樣一來，中國人追問自己的思想開端的問題，就不再是簡單地響應海德格爾的說法的事。首先我們必須省察自身，看看是否發生了現代性的思想危機。對此的回答，顯然是肯定的。誰也否認不了，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就行進在現代化的艱難路程上。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學術文化進入現代轉型後從不間斷的對西方新潮的追逐，就來自同一個現代策動力，紮根於同一個危機感。現象學方法告訴我們，不要簡單地否定任何一種看似虛妄的表象，因為每一種虛妄表象都有它真實的根源。海德格爾不以為然的那種對西方最新思潮的追逐或鶩奇，就源自我們被西方列強的炮艦和鴉片轟開國門後「師夷長技」的急切。縱然出現了魯迅所說的「文化偏至」傾向，先物質而後文明，最終大家的認識仍歸於一致：強國富民同樣需要在精神文明上學習西方。分歧只在於學習什麼？是英、美、德、法，還是俄蘇？拿審美之域的開啟來說，本身完全是現代的事，這在西方也是如此。至於中國，古代有藝術審美經驗上的積累，但缺乏藝術審美的專門學科。王國維對張之洞不在新創的大學教育中開設美學和哲學的奏摺所做的駁議，本身就表明，美學作為西方現代知識體系之一，移植到中國的第一步就遭遇了重大阻力。而王國維本人相當成功的美學嘗試的突然中斷，更預示了美學在中國以後的困厄命運。此後整整一個世紀內的美學的兩度短暫繁榮，都是在把美學的本質當作審美解放論或審美自由論的前提下才出現的。建國後以美的「客觀說」為主導的美學大討論，一方面始終堅守在意識形態和經典文本的範圍內，一方面這種「客觀說」又包含著對現存秩序的讚美肯定之意。文革結束後的「美學熱」，更是把藝術審美當成超越思想禁錮的有力武器。而當這種超越所期待的自由超過了允許的界線後，美學重又跌入低潮。今天在市場經濟的熱潮所激發的種種衝擊和蠶食之下，美學和哲學的陣地早已所剩無幾。這隻要看一下如今高等學府的哲學系和美學專業被削減到寥寥可數的幾個就知其大概了。即便在那些地方，研究純粹意義的美學或哲學的學者又有幾人？海德格爾在半個世紀前預言的哲學將被自然科學的控制論所取代的預言，不幸在中國已變成現實。美學或藝術哲學在當代中國還有用嗎？美學或藝術哲學還繼續有可能性嗎？

我們的審美之域從其開拓之始就處在危機中，同時由於西方思想資源強大的影響，更遮蔽了我們對中國人自己的思想開端的追問。所以開端之思，不單關係到華夏本真的開啟敞亮的重大問題，也直接關係中國現代美學的建設。開端之思和審美之域密切關聯在一起。由此可見，我們回應海德格爾返回的步伐，絕非效顰學步之舉，而乃出自對中國本土的審美現代性的深刻體認。這樣做，才確保了對海德格爾的藝術審美沉思的真正意義上的穿越。當然，返回並不等於回到希臘的形而上學源頭去。自從埃曼紐爾·萊維納斯（EmmanuelLevinas）在現象學和存在論方面取得了傑出的哲學成果並獲得學界公認以來，即使在西方，人們也已經認識到，開端之思還應當有希伯萊這樣一個重要的源頭。毫無疑問，中國人應該返回到自己的開端，而且確實我們有著自己古老而悠久的思想源頭。不過在這裡，也需要澄清一些誤解。首先千萬不要誤以為，已成為我們文化傳統的儒道思想就是中國人的開端。回顧歷史，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經歷了各個時代的變遷，都有其它思想因素不斷加入。以西漢後歷代尊為正統的儒家為例，兩漢經學有來自齊魯方術的讖緯之學的攙入，宋明理學有唐代佛學的禪宗理念的滲透，清代實學則有明末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知識的影響。所以顧頡剛先生提出的古代史「層累迭加」說，對美學史及思想史的研究是同樣適用的。這一「層累迭加」說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 畢業論文網：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歷史傳統，其實並非真正的一脈相傳，而是不斷增飾、不斷混雜的過程。因此中國人的思想開端要到儒家道家形成之前去尋找，我們的返回的步伐要深入到先秦甚至更以前。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材料中肯定包含有更接近開端之處的東西，並且不要急於用後世形成的各家觀點去框它們，否則會模糊了它們的思想面貌。與此同時，需要採取分析的態度，對保存至今的思想文獻做一番剝離和重新綜合的工作。即使是諸子百家的東西，由於不少典籍已經過後代儒家學者之手的整理，因而必須另行對待和處理。大家熟知的《詩經》是最典型的例子。最早的《詩三百篇》不僅經過孔子的刪詩，還經過漢代儒生三大家的詮釋和傳承。《尚書》的情況相似，並因古文和今文本的同時存在，還要更複雜一點。同時在古代的文獻整理過程中，有的材料會遭到分割，分門別類地加以保存，這樣就會淹沒在意識形態的強勢文化中。早如《呂氏春秋》、《淮南子》，晚如《永樂大典》等各種類書，都屬於這種情況。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儒家文獻中，也會有開端之思的材料保存下來，雖然可能已經遭到曲解，改變了形態，同樣需要分析、搜羅和歸納綜合的過細過程。這個領域的開拓之功，應歸於錢鍾書先生，他的《管錐編》做的就是這樣的工作。我們發現，這部談藝術的著作，有意不迴避儒家經典，甚至就從《周易》、《毛詩正義》開始，以此構成全書體例的一大特點，其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在儒家思想學術中的穿越。《管錐編》的成就大家說了不少，唯獨這一點尚未見人道出，其實這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最後，儘管中國人的開端之思，在歷史演進中被施以意識形態化的扭曲（至近代還要加上技術化的改造），久已遮蔽不見，但在一定場合和條件下也會似靈光之一現地綻呈出來。古典的詩學和畫論就常有這樣的情況，由於著重關注藝術的意境和意象，經常直切審美現象的特性與本質。這方面的著述，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以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最有閃光點。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有真跡，如不可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境界，需要我們今天從新的高度進入，重新估價其非凡的神秘魅力和美的世界。如果說海德格爾在思想田野中的「繞圈子」不得不止步於他力所能及的某一處，如果說海德格爾已經重新回到了西方那非常古老悠遠的年代，那我們要做的，就是在他止步的地方繼續前進，重歸東方非常古老悠遠的年代，用現代的眼光找到我們的開端和本原，以便作為未來世紀飛躍的起點。我相信，唯其如此，包括美學文藝學在內的中國當代學術，才可能實現古典傳統的現代轉型，並健康紮實地成長和紮根於中國大地。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