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告別唯GDP主義 城鎮化有新意

　　中國的城鎮化不是新事物。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是18%，今天是53%左右，從數字上看，距離歐美髮達國家70%左右差距不大。甚至可以說中國城鎮化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是，另一方面，中國新城鎮化還有空間。除了從53%到70%還有17個百分點的空間，更應該注意到53%的當中，尚有2.6個億未被城市真正吸納的農民工。如果除掉這部分人中國的城市化只有36.3%。比如廣州、北京 、上海存在著大量的城中村。我想，新城鎮化首先也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先解決這一部分農民工問題。

　　另外，我們應該注意到，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鎮化，不是中央政府頂層設計的城鎮化，也不是學者們討論出來的城鎮化，而是地方官員做出來的城鎮化，地方官員才是城鎮化的具體操作者，這就要求從地方官員的視角來檢視中國的城鎮化。正是從這個視角，至少能發現四個問題值得重視：第一，長期以來，地方官員關心的是「土地的城鎮化」，而不是「人的城鎮化」；第二，他們關心的不是城市內涵的升級，而是城市的行政升級，這就是為什麼如今有那麼多縣升級為市，縣成為區的原因。第三，錢從哪裡來？過去城鎮化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權力擴大，不斷發行債務，結果地方債越來越嚴重。我個人的觀點是，僅僅審計地方債還不夠，還必須來一個土地的大審計，國家需要弄清楚現在城市的土地究竟被誰拿走了？一筆糊塗賬肯定不行。最後，即便城市化率達到70%，中國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口會留在農村，這就要求農村地方的服務升級。應該考量到，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上樓」肯定不對，這是一種變相剝奪，今天同樣應該提出「保護農村」的概念，要知道，一旦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5%以上，鄉村和城市的地位可能發生變化，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嚮往鄉村生活。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經歷，歐美國家都走過。

　　關於城鎮化，我還擔心這樣一個傾向：即把財富變成GDP.GDP只是一個流量。你看看美國、歐洲國家，他們都是留住財富，留下青山綠水。相反，中國目前的現狀是土地上的大米種出來不能吃，空氣污染嚴重。在唯GDP論理念下進行的城鎮化，肯定會陷入GDP主義的詛咒。這樣的方式是一種賭博，即把所有的財富先換成籌碼，青山、綠水、資源、礦藏都變成了追求GDP的籌碼。GDP主義的典型是，如果我自己洗衣服，你自己洗衣服，就沒有GDP，但是如果是我幫你洗衣服，你幫我洗衣服，有了交易政府立馬就有GDP了。今日的中國就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在裡面交易，成為了追求GDP的籌碼，這一邏輯讓中國陷入了魔咒。

　　當年亞當-斯密提出《國富論》，中國應該從中看到財富和GDP的區別，如果把所有的財富都換成GDP，如同賭棍一樣，最終必然什麼都沒有了，那時候，老百姓手中還會有什麼財富呢，只能是兩手空空了。中國的「新城鎮化」應考慮增加國民的財富，而只追求GDP的城鎮化只會令人失望。

　　長期以來，中國官員上上下下的統一思維模式或者論證方式是：「有GDP不一定幸福，但沒有GDP一定不幸福」，或者「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萬萬不能」。但在我看來，這個冠冕堂皇的說法是一個假命題。GDP是市場上各種經濟交易活動的產物。只要有經濟交易，就不會沒有GDP。很多國家包括近年來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像中國官員那樣每天把GDP掛在嘴上，難道這些國家就沒有GDP了？

　　中國的新型城鎮化，乃至整個中國改革都需要破除「GDP主義」魔咒。因為GDP應當使人幸福，但異化了的GDP使社會異化，使人異化，使社會不幸福，使人不幸福，並且GDP越高，越異化，越不幸福。經濟的畸形發展和社會的高度異化，是中國式GDP的典型象徵。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流血流汗、承受GDP增長造成的最大痛苦的社會底層，並沒有得到高GDP增長所帶來的多大的好處，而獲益最的大人可以做投資移民，做環境移民，結果，表現為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眾、財富者與貧窮者的高度對立。

　　城市化更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關鍵，在於城市體制改革。城市體制改革可以產生GDP，並且是好的GDP，同時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質，改善城市的治理。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是通過戶口制度的改革把農民工融入城市。除此還需要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鄭永年 ，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

(責任編輯：D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