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來關於《金瓶梅》與宗教研究的文獻綜述

　　內容摘要：《金瓶梅》作為深刻反映社會生活的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品，有著很多的宗教痕迹與印跡。但是，縱觀《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多偏重於研究書中描繪鮮明的情態，或人物形象及其藝術成就，再就是《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相對地有些忽略《金瓶梅》與宗教這一歷史文化課題，本文即對近十五年來關於《金瓶梅》與宗教研究的文獻進行綜述。中國論文網 http://www.xzbu.com/9/view-3247960.htm　　關鍵詞：《金瓶梅》；宗教；文獻　　《金瓶梅》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以後被稱為「金學」，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版本、寫作年代、成書過程、作者、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語言風貌、理論批評、資料彙編、翻譯出版等眾多課題的展開，標誌著金學成為當代顯學。　　宗教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分，文學則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反映著文學創作時代的紛繁複雜的社會生活，當然也就包括了宗教。研究考察宗教與文學的關係，尤其是與宗教有著密切聯繫的明清小說，對於認識和理解明清小說的主題思想與文化內涵，有著相當的意義。《金瓶梅》作為深刻反映社會生活的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品，有著很多的宗教痕迹與印跡。但是，縱觀《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多偏重於研究書中描繪鮮明的情態，或人物形象及其藝術成就，再就是《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相對地有些忽略《金瓶梅》與宗教這一歷史文化課題，因此，將《金瓶梅》與宗教文化結合的專題研究，數量上似乎是稍嫌不多，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學術界盛行以「階級鬥爭」來解釋一切文學現象，宗教與小說關係的研究自然也是受此思想的挾制。20世紀80年代，大量的學者，開始用客觀的目光，審視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文化背景下通俗小說的創作，重新關注宗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形成了宗教與小說研究的新熱潮。關於《金瓶梅》與宗教的研究著述也多了起來。　　施曄在她的論文《玉皇廟、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及其宗教文化因緣》中寫到，笑笑生「對兩教的諷筆、刺筆展現了佛道世俗化進程中市民複雜的宗教文化心理，同時還折射出作者尊奉儒家思想為正統的潛意識」。其言雖然笑笑生並沒有將《金瓶梅》寫成忠孝文字，然而主流的儒教文化因子仍然瀰漫於整部作品中。成曉輝寫了三篇不同題的論文表述了同一主旨，即《金瓶梅》是一部充滿了佛教精神的世情小說，佛教是這部作品的主題，當然，這三篇論文的論述方法和論點都一樣，給人以似曾相識的感覺，難免有重複勞動之嫌。趙甜甜的論文《〈金瓶梅〉慈悲情懷之我見》也是闡述《金瓶梅》是一部充滿了佛教精神的悲天憫人情懷的作品。笑笑生推崇佛道，作者創造的普靜禪師就是明證，普靜給讀者的印象是擁有無邊的佛法，還以他的薦亡，解釋冤魂作結，展示出「空」。笑笑生在文中宣揚佛道意識，佛道精神且以宣揚佛教教義為核心。但從其客觀效果來說，也許這與作者的意識相矛盾，它否定了儒家和佛道兩教的道德觀。　　孔繁華在《〈金瓶梅〉與宗教》中認為《金瓶梅》的宗教觀念有因果報應觀念和鬼神靈應觀念。相比之前的研究論文，他還增加了一條天命思想，這一條由書中的許多勸人聽天由命的詩得出。他也指出《金瓶梅》所宣揚的天命思想，實際是佛道二教「色」、「空」思想的移植。他論證鬼神靈應比魏崇新更充分，如瓶兒夢子虛索命系因果善惡的表達，潘金蓮託夢與陳經濟與春梅也是寫報應懲罰，指出鬼神現象也是為創作主旨服務，增加了懲戒的效果。　　玉皇廟與永福寺在《金瓶梅》中有著非同尋常的作用，因此在很多論文中有論述。大塚秀高的論文《從玉皇廟到永福寺——〈金瓶梅〉的構思（續）》（認為改訂本（崇禎本）的前半部就是以玉皇廟和以在那裡結拜的十友為中心展開情節的，中心是在玉皇廟，而永福寺在《金瓶梅》的後半部情節中占最重要的地位。他提出《金瓶梅》中的玉皇廟和永福寺也可看成是潘金蓮和吳月娘的象徵。因此，《金瓶梅》的情節可看成前半部以玉皇廟和潘金蓮為中心展開，後半部以永福寺和吳月娘為中心展開。他認為第39回官哥在玉皇廟打醮是《金瓶梅》的一大分界點。西門慶在雲遊胡僧處得壯陽葯的第49回也是一分界點，這發生在永福寺。《金瓶梅》的基本構造就是圍繞玉皇廟和永福寺展開的。施曄也持相同意見。他說玉皇廟、永福寺是支撐小說上下兩部分的雙翼。他的上下兩部分之分，是以前65回為上半部，概括為西門慶的發跡史。後35回為下半部，概括為西門慶的衰敗史。第一，玉皇廟和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布局極為規整對稱，這在大塚秀高的論文中也有體現，只是大塚秀高沒有概括。第二，施曄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玉皇廟又在推動故事情節發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舉的兩個例子也就是前面大塚秀高說得兩個分界點。第39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西門慶忙於玉皇廟打醮，沒給潘金蓮上壽，以至於加深了潘金蓮對李瓶兒母子的仇恨，由指桑罵槐的叫罵到用貓嚇死官哥，到瓶兒無法承受喪子之痛而病亡，一系列情節都是「由玉皇廟串聯的」。第49回永福寺處胡僧的壯陽葯也引導西門慶一步一步走向不歸路。第三，玉皇廟、永福寺還是起結人物的舞台。《金瓶梅》的主要人物皆出於玉皇廟而歸於永福寺。他指出玉皇廟、永福寺已深入到了小說的結構搭建，人物塑造和情節發展之中。王平的論文專門論述崇禎本第一回宗教現象的敘事功能，也談到了玉皇廟與永福寺。他指出從第1回起，玉皇廟與永福寺便多次出現，成為照應全書的重要情節。他還專門論述了第1回中藉助玉皇廟道教神仙的畫像，成功地刻畫了應伯爵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徵，為後面這一人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大塚秀高把第39回和第49回看作是《金瓶梅》的兩大分界點。施曄把《金瓶梅》分為以第六十五回為界的上下兩部分。吳光正《〈金瓶梅詞話〉的宗教描寫與作者的藝術構思》則認為《金瓶梅詞話》中的宗教描寫是該小說情節的自然分界點。第29回和第79回的宗教描寫不僅對相關人物和相關情節進行了設計，而且將整個小說分成了興起、發展和結局三個情節架構。前29迴向讀者介紹了西門慶家族的境況，對家庭成員的各種關係作了成功的揭示，展示了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等人的情色慾望。第39至79回主要表現的是妻妾爭鋒，吳潘之爭是一大敘事中心。第79回後的情節是由吳神仙在79回中的判語預測展開情節，直到第100回，通過普靜禪師解釋冤魂完成了對小說人物的交代。吳光正認為逢九的回目都有宗教描寫的存在，而且這些宗教描寫都在情節發展上起著承前啟後的敘事功能。這一點在大塚秀高的論文中早有提起，只是沒有展開論述。吳光正對39回、49回、59回、69回、79回、89回、100回的宗教描寫都進行了分析。他說第59回，陰陽先生為官哥看水琬宣告了道教夢想的破滅並轉而宣誓了佛教的因果輪迴。第89回為《金瓶梅》敘事上得分界點。總的來說，他的分界有一定的道理。

　　關於宗教對人物描寫的作用，很多論文也進行了論述。無獨有偶，孔繁華在論文中也論述了宗教意識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他明顯地指出「吳神仙冰鑒定終身」一回是人物設計的藍圖。他也指出作者安排人物的命運，不是簡單地套用果報觀念，只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例如西門慶，孔繁華認為作者「在因果報應思想的支配下，所塑造的西門慶，在總體上達到了『深罪西門』的創作意圖」。對於其他人物也是一樣，雖然使用了了宗教因果報應的觀念，但這種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上的因果律，使人物命運由因到果的發展更符合性格邏輯。蔡莉就宗教描寫對《金瓶梅詞話》人物塑造的藝術作用作了專門的論述。她認為宗教描寫將人物性格塑造得更加完整化、多層次化。宗教描寫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有三個作用，其一，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吳月娘借官哥來規勸西門慶時兩人的對話寫出了兩人的性格特點。其二，揭示了人物的未來命運。主要講了「吳神仙貴賤相人」和「妻妾笑卜龜兒卦」這兩次算命，這兩者在文中的作用以前者為主，但也各表一枝。前者尤其對了解人物未來命運，勾勒小說人物性格以反映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主要由春梅的判詞引發）有重要作用。其三，形成人物性格的對比。官哥寄名經疏被拆看之時，潘金蓮。孟玉樓和吳月娘的心態被描寫的各具特色。蔡莉論述的比較充分，但就第一點來看，論述展開不足，說服力不夠。　　吳光正只專門對宗教判語與人物設計展開論述。相關人物的命相描寫一方面顯示了作品的人物架構，將人物分成兩個層面，用以體現男性世界的長幼之別和女性世界的正副之別。西門慶看了面相、手相和行相，79回的時候還演了禽星，很全面，寫得也很細緻。作為子輩的官哥和陳經濟只是算了命或看過相。還通過命相描寫的多寡顯示女主人公的重要性。吳月娘先後算了三次命。其他人物的宗教判語相比他們來說就顯得簡單，有些人沒有。表明這些人物的命運相對簡單，而且表明了他們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宗教判語揭示人物的形貌，性格和命運。在對這些特性進行總結和預測的同時傳達著作者的創作意圖。與上述其他對此也有論述的論文不同的是，吳光正重點分析了吳月娘、潘金蓮、李瓶兒、孟玉樓等每個人不同時期獲得的宗教判語以及對這些不同的原因作了闡述。　　關於《金瓶梅》和宗教的研究大多數集中在因果報應、品評其中的宗教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社會研究，比如說《金瓶梅》中反映的當時社會與宗教有關的觀念、儀式與習慣等。研究材料極為豐富，為我們思考《金瓶梅》與宗教提供了非常詳實的素材和十分廣闊的思路。宗教文化的研究是跨文學、跨文化的研究，要想學術創新，首先還是要多讀文本，只有建立在精讀文本的基礎上，才能夠發現問題，才能夠引發思考。其次要多涉獵關於宗教的書籍，佛教、道教都是博大精深，尤其是佛教，有很多的知識都需要了解，如果連宗教的知識都不了解，又何來研究文本與宗教的關係。從《金瓶梅》看佛教，再從佛教看《金瓶梅》，宗教作為文學的題材，成為作品的主題，或隱藏於其中的潛意識。宗教也藉文學這一形式，向讀者普及教義，使教義生活化，通俗化。沿著這種思路走下去，可以發現更多的東西。　　陳思，湖南師範大學元明清文學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