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事件的世界意義：俄歐和好，美歐離心

11月13日夜間巴黎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恐怖襲擊，法國總統奧特朗稱其是對法國的「戰爭行為」，教皇方濟各稱之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

　　據各種國際媒體報道，襲擊由「三路攻擊者構成」，造成129人死亡，352人受傷。法國進入緊急狀態，關閉邊界，全國為死難者悼念3天。

　　「恐怖之夜」發出了什麼信號

　　在襲擊發生的同時，有些襲擊者大喊自己是「敘利亞復仇者」、「伊斯蘭國戰士」。事後，伊斯蘭國發表聲明，宣稱「襲擊是我們乾的」，「回敬了異教徒」。隨後，法國情報部門、反恐機構和警方證實，對方所言不虛。

　　襲擊現場，主要發生在巴黎的3處地點，共計7起爆炸或槍擊，但相互間的協調非常嚴密，差不多同時發生。

　　這意味著，伊斯蘭國成功地轉移了戰線。它將反擊之矛一舉刺向歐洲的中心，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諾言、決心和戰鬥力。巴黎作為歐洲最國際化、最開放、最多元的城市和法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有此一劫，必將元氣大傷，甚至光澤難再。

　　這也意味著，法國的中東和非洲政策面臨著巨大的反彈和失敗。僅自伊拉克戰爭開始，法國參與了美國主導的所有軍事行動，獨自實施了對馬里、幾內亞等地的清剿，與英國等國發動了利比亞戰爭，對敘利亞實行一面倒的支持反政府軍政策。同時，法國在薩科齊總統時期放棄了獨立自主政策，「地中海聯盟」戰略虎頭蛇尾，最終不了了之，法國從此失去了方向感。可以說，恐怖之夜是一次總清算。今日恐襲是往日張狂的回報。法國是在為過去的錯誤政策買單。

　　這還意味著，法國的內外政策必將劇變，發生大幅度調整。首先是安全和防務方面。法國安全政策的基石是由戴高樂號航母戰鬥群和核潛艇組成的海上力量，法國為此驕傲，但因軍費達不到北約要求的佔國內生產總值2%比例而一直受到詬病。現在不得不在經濟低迷、振興無望的情況下，投入更多軍費、軍力和警力實施反恐戰爭，尤其是提高情報收集和情報合作費用。無疑，這對於多年苦不堪言的法國經濟是雪上加霜。

　　其次，法國國民情緒和公眾輿論將迅速發酵，族群和宗教緊張關係暴增，導致國內政治力量重新洗牌，比如，使原本無望取勝的極右翼黨派國民陣線(FN)在12月6-13日的選舉中進一步得勢。再次，法國的移民政策預計將出現重大調整，首當其衝的是目前勢已洶湧的難民危機。

　　但法國的問題，同樣是歐洲的問題。恐襲發生在巴黎，震動的是整個歐洲。

　　恐襲擊穿了法國人的心理底線，將成為法國的歷史性節點。恐襲造成了寒蟬效應，大家都在猜測「下一個首都是哪兒」，因此也將成為歐洲的歷史性節點。恐襲還打破了「歐洲不再有安全問題」的神話：歐洲將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自我消耗、杯弓蛇影的精神折磨，開始了一場看不見戰線的長期內戰。

　　可以認為，巴黎恐襲是一個歐洲版的「911」。恐怖之夜之後，巴黎再也不是從前的巴黎，法國再也不是以往的法國，歐洲再也不是過去的歐洲了。

　　就在當下，歐洲版的「911」必將改變世界議程。事實上，在巴黎恐襲的巨大陰影面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10次峰會陡然失色。接踵而來、即將於11月18—19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召開的第23屆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很可能大失水準。擬於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巴黎舉行的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峰會，定然沖淡原定目標，退而求其次。

　　時局為之一變

　　人們正在競相消化巴黎恐襲的震撼性後果，試圖從多個角度理解它的潛在影響。有一點是肯定的：新一輪世界格局的分化組合開始了。

　　第一，國際安全的核心舞台重回中東

　　西亞北非地區，即西方文獻中的MENA，作為世界能源聚居地、大國爭雄的跑馬地、美國獨霸天下的殖民地、「文明衝突」的試驗地和新近的歐洲難民發源地，由於伊斯蘭國的橫空出世，特別是由於它的極端血腥和頑強抵抗而上升為西方世界最危險的敵人，現已蛻化為重建無望的超級亂攤子、各種勢力橫行無忌的遊樂園和軍閥割據與外軍捲入並競相殺伐的大戰場。一句話，這裡墮入了民不聊生的叢林狀態，已經沒有法律和秩序可言。

　　曾幾何時，美國自感即將實現能源獨立，於是後退一步，對中東北非地區縱而不救，圍而不打，既不肯撒手，又不再實行傳統的保護、威懾和分而治之政策。這種隔岸觀火的「後台指揮」策略和法國促成的歐洲冒進，通過凌遲利比亞，將中東北非地區變成了全球地緣政治的黑暗漩渦和國際安全的核心舞台。

　　2015年9月30日，俄羅斯逆勢突圍，兵發敘利亞的伊斯蘭國，中東北非局勢頓然今非昔比。在這樣的形勢下，受傷的法國被迫奮起還擊，正好趁風起帆;歐洲別無選擇，只能跟進;美國若再袖手旁觀，繼續對伊斯蘭國明打暗拉，將在歐洲面前成為孤家寡人。

　　但伊斯蘭國是一個隱形國家。它有自己的治理體系，甚至發行貨幣，但沒有固定的疆土和國民。它全民皆兵，但參戰人數眾說紛紜，據估計從2000-50000不等。它的主要戰鬥發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但巴黎恐襲標誌著「敵後戰場」時代來臨。

　　至為關鍵的是，伊斯蘭國經常是以一種鬆散、暴戾、來無影去無蹤的團伙示人，本身是一個帶有極強宗教天啟光環的意識形態體，末日之戰和末日審判是其「國民」最本真的嚮往，毫不在乎現世得失。他們最震懾靈魂的恐怖之處，就在於獨特而強大的意識形態感染能力。

　　相較之下，南中國海的幾聲抱怨和數艘軍艦，只是攪局而已。美國針對中國的「再平衡戰略」，有可能在有心無力之下，偃旗息鼓。

　　第二，俄歐和好，美歐離心

　　2013年3月烏克蘭危機之後，美國逼迫歐洲一道制裁俄羅斯，俄美矛盾空前激烈，俄歐矛盾並無惡化，歐洲內部嫌隙增多。

　　本來，美國製造烏克蘭危機，就是想打壓歐元，以挑動俄歐對抗為槓桿，使歐洲空轉，永遠無法以聯合自強方式脫離美國掌控。與此同時，烏克蘭危機的妙處在於一石三鳥——看住歐洲，釘死俄羅斯，拖垮中國西進黑海和北高加索的戰略意圖。

　　美國更加深遠的如意算盤是，限制歐洲與俄羅斯的合作前景，分化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接近，用烏克蘭的潰瘍面相要挾，西壓歐洲，中制俄羅斯，東遏中國。

　　▲俄羅斯空襲敘利亞現場圖

　　普京總統於9月底發起的敘利亞行動，是一項策略性的戰略舉動，或戰略性的策略安排，本意是圍魏救趙，解烏克蘭後遺症之圍，由於構思奇絕，時機巧妙，一出手即一鳴驚人，成效非凡。俄羅斯出兵，一舉推倒了俄歐之間的猜忌之牆，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失德和伊斯蘭國問題上的失策大白於天下。

　　接下來，烏克蘭危機要麼邊緣化而被世人忘記，要麼轉而成為俄歐大合作的催化劑。無論哪一種情形佔據上風，歐洲都將更為獨立，成為一支注重合作但獨善其身的力量。

　　美國的世界戰略和亞太再平衡戰略，甚至強勢美元政策，將受到嚴重考驗。它以往可以號令歐洲，不論是以北約軍事集團的名義，還是憑西方世界領袖的地位，但此後它將越發今不如昔，因為深陷自身移民麻煩、難民重壓和財政危機的歐洲，客觀上也難於再言聽計從。

　　第三，西方進入無助狀態

　　巴黎恐襲之後的世界更加動蕩不安，但看起來，板塊震蕩的一個意外後果將是，中國周邊國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將成為政治、安全和外交上的受益者，並為此收穫經濟紅利。拉美會相對而言更加穩定，更加獨立於「美國後院」的結構性宿命安排。然而最大的贏家，則非俄羅斯莫屬。

　　觸目驚心的變化是，以歐洲為主體的所謂西方世界，遭遇了它們精神上、文化上、宗教上的強勁對手，這些對手像瀰漫各地的霧霾一樣，頑強且無孔不入，防不勝防。在戰略上，西方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得不充分重視，不得不做長期打算，但這很容易陷入徒勞無功的惡性循環之中。在安全上，西方世界不管願不願意，必須投入重資，且常備不懈，但這很難避免勞民傷財。甚至在生活方式上，都會時不時心有餘悸，保險起見而忍痛割愛。

　　強硬外表支撐下的內心迷茫和無助感，才是真正擊倒西方龐然大物的致命毒藥。

　　西方不亮東方亮。西方人一貫奉行的雙重標準以及高高在上的優越感，都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決定性地走下坡路了。

　　西方世界集體墮入懷疑和無助時代，歷史的轉折點就在巴黎。

　　全球經濟版圖再次重繪

　　一個更加內向和自顧不暇的歐洲，一個經濟缺乏增長前景的歐洲，一個被歐元問題困擾的核心歐洲和離心力量拉扯的歐盟歐洲和歐盟之外歐洲，一個被恐襲不斷困擾、居民如驚弓之鳥、內部敵人層出不窮、憤怒但基本上無計可施進而憂心忡忡的歐洲，註定是要沉淪的。

　　歐洲在經濟上前景不妙。除直接出兵，推行奧朗德承諾的「無情反擊」所涉及的軍費之外，為了防範永遠不知盡頭的「下一次」恐襲，歐洲的治安費、安保費、安檢費等各種追加費用和額外負擔，都會提高，並且一旦實行，就難以取消。這樣的新常態，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財政負擔。長此以往，將拖垮歐洲。福利國家的地位難以為繼，歐洲在國際體系中的整體分量也會下降。

　　歐洲將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守勢。歐洲各國的旅遊業、航空業會首先嘗到巴黎恐襲帶來的苦澀。歐洲的外國直接投資和跨國貿易可能遭受池魚之禍，甚至時而殃及物流業。歐洲的金融業也難逃厄運：已經深陷負利率不能自拔的銀行業，會更不願、更不能支持實體經濟;保險業會更趨保守，一方面擴大理賠範圍，一方面大幅提高保費;證券業會更加易受外部衝擊因素影響，特別是恐襲事件的影響。反過來，這些情況會影響歐洲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

　　美國失去了歐洲這個無條件追隨者，自身的絕對霸主地位也將隨之被進一步撼動。軍事上，因為烏克蘭危機，剛要復活的軍事集團北約突然間失去了目標和動力，美國將形同光桿司令。經濟上，即便堅持貿易、投資和碳排放的「制定標準權」，接受標準的國家範圍也將大打折扣。政治上，新條件下維繫跨大西洋關係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一旦落地，美國很可能發現事與願違，自己面對的是一個萎縮的經濟集團，一個虛弱的、失落的夥伴。

　　作為明顯對比，俄羅斯將浴火重生，在獲得難得的喘息之機之後，迅速革新政策，變得左右逢源，重新加入快速發展的大國行列。相應地，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提高勢在必行，俄羅斯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對於雙方都更加珍貴。

　　中國將成為戰略穩定和世界和平的堡壘。2008年美歐金融危機以來，發達世界中的美國和歐洲深受危機摧殘，但均未實現渴望已久的改革。中國則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實現中國夢為崇高目標，一馬當先，邁出了同時在多條戰線大刀闊斧改革的堅定步伐。這些改革，將保障中國經濟不會停滯或翻車，從而長期保持全球經濟最大增長極的優勢地位。

　　在中國增長庇佑下的中國周邊國家，今後10年，有可能出現躍進性的經濟進步。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太島國在內的大洋洲，是亞太一體化的組成部分，是一帶一路的自然延伸。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方興未艾，會成為中國企業不可多得的機會之鄉。拉美會越來越重視擴展亞洲紐帶，增進跨太平洋合作。

　　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來說，歐洲將成為一支穿越「穆斯林之牆」的政治盟友和可靠夥伴。

　　出人意料和不可思議的是，11月底，就在人民幣「入籃」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的決定性時刻，巴黎事件可能成為國際金融秩序中的「上帝之手」，起到神助作用。秘密在於，歐洲需要道德支持，美國只能故作輕鬆，順應天意。

　　對於中國走出去的影響

　　中國各類已經或正在實行國際化經營的企業，包括金融服務業，在業務拓展規劃和全球網點布局時，需要直接或間接考慮到巴黎事件的影響。

　　首先，僅就巴黎恐襲的地緣後果而言，隨著非洲國家在中國幫助下加快推行地區航空中心、陸上交通通道、電信設施樞紐和全面工業化的展開以及中國和美、日、印等域外大國與非洲在金融服務業領域大規模合作的推進，法國對法語非洲的控制力必將江河日下，影響力日漸式微。在此情形下，巴黎的橋頭堡和中轉站作用，值得存疑。

　　其次，安全風險空前升高。中國企業在巴黎的分公司和中資銀行的巴黎分行，可能經歷業務波動、中斷和業績下滑，員工可能收到意外傷害。這就要求，國家風險評估中的安全風險因素，不宜再作為次要因素，此前向來側重於受戰亂影響和恐襲頻發的國家，而這些國家通常是發展中國家。巴黎恐襲生動地說明，在穩定的、發達的、法制健全的國家，如法國，安全風險同樣重大，同樣不能倖免。

　　再者，業務的地域選擇和全球布局。應當更具戰略眼光，從企業和銀行的實際需要出發，將更多的資源投向未來的成長之地，而絕不要貪圖虛名，一味抱住發達國家。中國周邊地區潛力很大，中東歐地區日益崛起，拉美地區需求巨大，大洋洲地區熱盼中國投資，而非洲是無可匹敵的商業沃土，那裡有最好的商業機會。毋庸諱言，分行分公司等新設機構，理當多多考慮這些地區。

　　最後，對項目具體的所在地和員工出差提出了新要求。一個國家，其國家風險被判定為很高或非常高，不是就不能做業務了，相反，應主要是看業務在哪個領域、與誰合作、地點何在以及期限長短、金額大小。正因如此，恐襲易發地和項目在何地，關係極大。但推動項目的人員，比如項目施工人員和銀行貸款人員，與項目在何地也密不可分。員工出差，路線規劃和中轉地點，必須將恐襲因素考慮在內。

　　說到底，中國眾多的各類企業和金融機構、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以及即將面世運營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等，只要制定相關政策或開展跨國經營和國際貸款業務，上述4條，何嘗不是它們的必由之路?

　　本文原刊於《中國投資》2015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