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刻帖對帖學與後世書法的影響

北宋刻帖對帖學與後世書法的影響 2008-12-10 07:59閱讀： 北宋刻帖對帖學與後世書法的影響《中國書法》雜誌2008年第11期（署名圉公）北宋趙氏王朝於960年定都汴京（今開封）後，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這一方略的實施使北宋的文化藝術走向了空前的繁榮。北宋刻帖即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所產生的一種文化現象。談到北宋刻帖，自然先從《淳化閣帖》說起。有關資料顯示，《淳化閣帖》是我國歷史上現存最早的一部叢帖。所謂叢帖，是針對於單帖而言的。叢帖又有匯帖、套帖之稱。在《淳化閣帖》之前，據記載南唐曾有《保大帖》、《昇元帖》二部叢帖問世，惜皆已失傳，也就無可考究了。《淳化閣帖》因摹勒刊刻於宋太宗淳化三年（992）而得名，又因所刊刻書法作品大部分出自皇宮秘閣，又被稱為《淳化秘閣法帖》，或簡稱為《閣帖》、《官法帖》、《法帖》。《淳化閣帖》的編刊問世，不排除與宋太宗對書法藝術的偏愛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宋太宗意欲通過這種形式來樹立趙宋統治在文化繼承上的正統性。在這之前的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就詔令有關人員編纂了五百卷的《太平廣記》和一千卷的《太平御覽》。隨後又於太平興國七年（982）詔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十年後，宋太宗又詔令翰林侍書學士王著負責輯刻《淳化閣帖》十卷，不能不看作是這一系列宋代文化工程的延續。《淳化閣帖》原是用棗木鐫版刊印而成，宋·汪逵在《淳化閣帖辨記》中考證說：「其本乃木刻，計184版，2287行。」後又有人統計出，《淳化閣帖》十卷共收歷代書家102人，420帖。其帖源大致有三個方面：官方搜集、民間求購和內府御藏。其中，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法帖，收漢至唐帝王19人，計50帖；第二卷至四卷為歷代名臣法帖，收漢張芝至唐薄紹之等67人，計114帖；第五卷為歷代諸家法帖，收上古倉頡至唐代張旭等14人23帖（無名氏法帖6件）。第六卷至第八卷為王羲之書，計170帖（其中有重出）；第九卷至第十卷為王獻之書，計63帖。從中可以看出，420帖法書中，羲、獻二王佔了233帖，超出了半數以上，可見宋人對「二王」書法的推崇。《淳化閣帖》的刊行問世，開啟了中國書法史上的刻帖之風，從而引發了宋代乃至明清的刻帖熱潮。宋太宗以後的北、南宋300餘年間，幾乎每一朝都有一批新帖問世。繼《淳化閣帖》之後，北宋較為著名的刻帖有如下十數種。宋仁宗慶曆五年（1041），丞相劉沆在長沙任上時以《淳化閣帖》為祖本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於石，世稱《長沙帖》，又因長沙在宋時屬潭州，故亦稱《潭帖》。與《淳化閣帖》相比較，《潭帖》又增刻了王羲之《霜寒》、《十七日》二帖及晉代王濛和唐代顏真卿諸帖。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駙馬都尉潘師旦以《淳化閣帖》為祖本重摹並參入別帖，編為二十卷刻於絳州，世稱《絳帖》。宋英宗治平年間，廬陵蕭汝器宰和州之含山，得劉楚公《被賜閣帖》，重新摹刻後攜回廬陵，被後人稱之為《廬陵帖》。宋哲宗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孫諤等上書，請旨重修《淳化閣帖》，至建中靖國元年摹刻完工，歷時十二年，史稱《秘閣帖》；元祐七年（1086），劉次庄得呂和卿閣本，重摹刻於臨江，史稱《臨江帖》，因劉次庄齋號「戲魚堂」，又稱《臨江戲魚堂帖》；也是這一年，朝廷下旨把《淳化閣帖》與《秘閣帖》之外的法書摹刻入石，稱之為《秘閣續帖》，十卷。宋徽宗大觀初年，徽宗以《淳化閣帖》多有漫患不清，且王著標題又多處舛錯，棗木版業已皴裂之故，遂詔取內府所藏墨跡，命龍大淵等更定次序，重摹刻上石，又命時任丞相的蔡京重題了帖名。因此帖末署「大觀三年（1109）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正書二行，世稱《大觀帖》，又因刻石於太清樓下，故亦名之曰《太清樓帖》。大觀三年已丑，汝州知州王寀採集夏、商、晉、唐、五代名人書法刻石，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都刻有汝州印記，後世稱之為《汝州帖》。宋高宗南渡後，因戰亂所致，內府舊藏帖版、書跡幾乎散失殆盡。紹興十一年（1141），宋高宗紹依《淳化閣帖》原拓翻刻置於國子監，世稱《紹興國子監本》。後又增入唐、宋人墨跡重勒石于禁中，名之為《紹興重刻國子監帖》。同年，紹興郡守張斛集《秘閣帖》、《潭帖》、《汝帖》、《臨江帖》諸帖，參校編纂成《武陵帖》，後又摹刻編纂《鼎帖》。紹興十四年（1144），九江郡守林師說摹刻《鐘鼎款識帖》。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閣帖》，卷尾楷書題作「淳熙十二年乙已歲二月廿五日修內史恭奉聖旨摹勒上石」字樣，故稱《淳熙修內史本》。淳熙十二年三月，又將南渡後續得晉、唐名家遺墨編成十卷摹勒上石，名曰《淳熙秘閣續帖》。因此之故，《淳熙修內史本》又被更名為《淳熙秘閣前帖》。南宋紹熙、慶元之間，韓侂胄刻《閱古堂帖》，後改名為《群玉堂帖》，計十卷。嘉熙、淳祐之間，曾宏父刻《鳳墅帖》及《鳳墅續帖》。計四十冊，前後費時七年。南宋其他見諸典籍的刻帖還有《玉麟堂帖》、《寶真齋法書》、《黔江帖》、《武岡帖》、《烏鎮帖》、《福清帖》、《澧陽帖》、《蔡州帖》、《彭州帖》、《荔枝樓帖》、《賜書堂帖》、《時賢題詠帖》、《甲秀堂帖》、《星風樓帖》、《百一帖》、《世彩堂帖》、《姑熟帖》、《忠孝堂帖》等數十種。這些刻帖，大半以上都是以《淳化閣帖》、《大觀帖》為祖本增刪而成，其他的或是集歷代名家法書不見於《淳化》、《大觀》二帖之外者，或是專一摹刻某一家者，總之北宋乃至南宋刻帖之興盛，讓人嘆為觀止。宋代刻帖對後世刻帖影響很大，明清兩代，刻帖之風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資料顯示，這期間所刻的叢帖就多達３００餘種。較為著名的有明洪武初年泉州府知府常性以《淳化閣帖》為祖本摹刻的《泉州帖》。周憲王為世子時以《淳化閣帖》為主，參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墨跡而摹刻的《東書堂帖》。晉靖王為世子時所摹刻的《寶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州文征仲父子刻《停雲館帖》。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長沙章簡甫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崇年間，華亭董其昌刻《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刻《郁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凈雲枝帖》；雲間陳眉公集米元章書，刻《來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刻《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皋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莫如忠及其子刻《崇蘭館帖》；雲間顧從義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翻刻《淳化閣帖》十冊。明末潘允端刻《蘭亭松雪十八跋》；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等十餘種法帖。清代刻帖前中期以宮廷為主，據《國朝宮史》和《續國朝宮史》記載，僅宮廷鐫刻的法帖就有１００餘種。清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古人墨跡，晉、唐、宋乃至明清，編次摹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及《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嘉慶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鐶之刻其叔父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清代士大夫及民間刻帖也很盛行。如真定梁蕉林刻《秋碧堂帖》八卷；孟津王鐸刻《擬山園帖》；華亭沈氏刻《落紙雲煙堂帖》、《賜金堂帖》，陳香泉刻《予寧堂帖》；丹徒笪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卞永譽《式古堂法帖》；梁清標《秋碧堂法帖》；江西曾恆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氏有《秀餮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繼涑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照墨跡刻《玉虹樓帖》十六卷；孫昭董刻《隱墨齋帖》十卷；陝西巡撫鄂西林刻《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刻《綠蓑山莊帖》；大興李味庄刻《平遠山房帖》；雲南周於禮刻《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刻有《平津館帖》。其他的還有《寄暢園帖》、《望雲樓帖》、《禊蘭堂帖》、《清嘯閣帖》、《貞隱園帖》、《安素軒帖》、《壽石齋帖》、《快霽堂帖》、《詒晉齋帖》等十數種。可以說，自《淳化閣帖》後，經明一代，到清代刻帖達到鼎盛期。清以後因影印技術的出現，刻帖漸趨尾聲。民國年間只有《北陶閣帖》、《蘊真堂帖》等刻帖問世。北宋刻帖的行世，隨之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帖學研究。帖學的興起，仍然始於北宋。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劉次庄首先作《法帖釋文》附刻於《戲魚堂帖》後；後南宋陳與義著《法帖刊誤》對劉次庄《法帖釋文》進行校正。其間歐陽修、曾鞏、蘇軾、黃庭堅、米芾都有關於帖學研究的文字見諸各種題跋、筆記、雜考之中。南宋中期，帖學研究之風愈濃，出現了如曹士冕的《法帖譜系》、曾宏父的《石刻鋪敘》、姜虁的《絳帖平》等１０餘種書學專著，分別對各種叢帖的優劣、源流、摹刻背景、法書真偽進行了考證與研究。這些帖學專著的問世，為後世帖學的研究與發展奠定了基礎。北宋刻帖不僅對後世刻帖及帖學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的書法藝術亦是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首先，北宋刻帖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幾近絕跡的歷代名家法書。以王羲之為例來說明之。在唐太宗時期，王羲之的真跡尚存１０００餘件，而到宋太宗下旨摹刻《淳化閣帖》時，之間也才一百多年。這一百多年來，由於戰亂頻仍，加之保存條件的限制，只剩下１６0餘件了，而且還包括一部分仿作。前人法書佚失速度之快，令人震驚。假如沒有《淳化閣帖》及其他刻帖的話，中國的書法歷史將要改寫了。從另一個側面說，我們今天之所以能一窺張芝、崔瑗、謝安、索靖、羊欣等書法大家的書法風采，同樣也得益於刻帖的編纂。其次，北宋刻帖的刊行，使書法藝術得以傳播與普及。宋以前，由於刊刻技術等各種原因的限制，法書墨跡成為帝王貴族的專寵，民間士人難得一睹只鱗片羽。北宋時刊刻技術有了質的發展，由唐人的「響搨」進化到「棰拓」，這與前者相比，不但節省了時間，而且還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說是一次書法真跡複製的技術革命。這場革命的劃時代意義在於從根本上打破了法書真跡為少數皇室貴族所把持的局面，使得廣大布衣平民、文人士大夫階層有了觀摹、臨習歷代傑出書法作品的機會，壯大了書法隊伍，對宋代乃至後世書法的繁榮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第三，北宋刻帖還造就了一大批書法名家和一些歷史書法現象。北宋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等都曾對刻帖有著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二王」法書用功尤深，正是因為這種原因，蘇、黃、米、蔡終成一代書法巨匠。再加上北宋刻帖中收錄了大量的尺牘信札,而這些尺牘信札又多為具有魏晉風範的行草書，這就引導著當時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學習起行草書來。行草書是最宜抒發書寫者性情的書體，因此說，宋代刻帖對尚意書風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其後，元代的趙孟頫、鮮於樞；明代的文徵明、王寵、董其昌、王鐸、黃道周；清代的查士標、張照、王文治傅山；近現的沈伊默、鄧散木、白蕉等書壇大家也都從刻帖中汲取書法營養，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藝術風格。縱觀研讀明清兩代尺牘，幾乎每一件都有北宋刻帖的影子。北宋刻帖已然構成了行草書法的正源，深刻影響了中國書法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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