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見晉南西周國族初析

史書記載的山西周代古國甚多，異姓國族不計，與周室同姓者除晉國而外，尚有虞、霍、楊、韓、魏等。但在曲沃縣曲村晉國遺址大規模發掘之前，山西的西周文化遺存主要見於洪洞和聞喜。自1979年以來，曲村－天馬遺址、北趙晉侯墓地持續十餘年的考古發掘，幾乎找到了西周時期所有晉侯夫婦的墓葬，基本確定了晉國都邑的所在。　　此外，近幾年集中於霍山以南的浮山橋北 、絳縣橫水、曲沃羊舌 、黎城西關 、翼城大河口 等地，也發現了重要的西周墓地，增加了更多全新的資料，使晉南西周考古異彩紛呈，為周代歷史文化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許多研究課題隨之開拓，也顯示了晉南在當時的重要地位。相關的研究成果已初步揭示這些墓地可能與一些古國族有關，是了解西周分封制度和國家體制的重要資料，本文擬參照有關歷史記載，對此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異姓封國的有關發現　　（一）帝堯之裔國　　有關研究雖曾探討過周人最初有可能起源於晉南的問題，至今依然未得到任何考古資料的支持。但這一帶曾為堯都、夏墟的說法，幾乎已被考古資料所證實。襄汾陶寺遺址及古城的發現，多數學者傾向其與唐堯文化有關。而夏縣東下馮遺址的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大家均認為是夏文化的一個重要類型。崛起於涇渭地區的周人開始涉足晉南，文獻記載得較明確的是在西周初期或略早的時候，人們所熟知的歷史掌故當然是西伯戡黎了。　　關於這一歷史事件，最早見於《尚書》，「西伯既戡黎」為其一章。西伯是指周文王。戡，注家釋為勝。黎，則為商代小方國。《說文》釋其地望雲「黎，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史記·周本紀》載文王受命，也就是決虞、芮之訟後的第三年，曾「敗耆國」。《集解》引徐廣曰：「一作『幾』。」《正義》「即黎國也。鄒誕生雲本或作『黎』。孔安國雲『黎在上黨東北』。《括地誌》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雲『西伯既戡黎』是也。」據各家注釋可知，《尚書》的黎國，就是《周本紀》之耆國，《殷本紀》作「飢國」，居地在上黨黎城縣。上黨為現在長治之古稱，又曾名潞州，今黎城縣仍隸屬長治地區。　　因為上黨地處流經商都安陽附近的漳河上游，且相距不過百餘公里，故文王勝黎後引起了殷商大臣祖伊的驚恐，而奔告殷王帝辛。若當時之黎確處黎城的話，說明周人進入晉南的時間可早到滅商前數年。戡黎自然是一種冒險之舉，但周文王肯放膽一試的目地明顯是出於滅商的戰略需要而對殷商統治集團反映的試探。另外，商紂當時正對東夷用兵，可能無力顧及西方之事。　　但畢竟有距離迫近的問題，所以過去研究者對此多有懷疑，認為滅商以前周人不大可能將其勢力擴張到殷都附近。　　歷史上有些事情可能確令有今人難解的地方。近年，黎城縣西關村近百座西周墓的發現卻提醒了我們，關於此問題可能還需要仔細考量。西關村墓地並未全面發掘，但據清理的部分墓葬分析，其年代為西周中晚期。現保存有三座帶墓道的大型墓，中型墓M8出土的青銅壺鑄有銘文，表明作器者是「楷侯」。「楷」，研究認為與「飢」、「耆」、「黎」古音相通，楷侯實即「黎侯」、「耆侯」。可見黎城在西周時期確有一黎侯國，地望與國別既吻合，可見戡黎之事發生於此亦非虛謬。　　墓葬年代在西周中晚期，當然與商後期之黎的年代不符。其首先是因發掘墓葬過少，未能清楚反映時間範圍，也可能是因水庫淹沒的緣故。但我們都知道，周代的封國往往是建於原有國族的舊地，故西關村的周黎應當就是在商代黎國故地上所封之諸侯。　　關於西周之黎建於何時，文獻是有明確記載的。《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武王勝殷，……封帝堯之後於黎」。這就是說，在武王滅商之後，黎即被封。西關村的發現可以說明黎國的地位相對較高，被封為諸侯。《史記·衛世家》記載衛頃侯為了讓周夷王將衛國改命為侯，曾厚賂周夷王的記載就能表明其中的差別。又據《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云：「帝堯陶唐氏，祁姓也」，知西周黎國應為祁姓，希望能得到西關村後續考古發掘的證實。　　依據這些記載，我們就可以相信，周王朝將帝堯後裔封於此地，可能是考慮其原居晉地，更熟悉情況。西周早期封為諸侯的主要是周室同姓和姻親重臣，封黎為侯說明了周人對堯後的倚重和信賴。　　（二）商遺之先族國　　近年，晉南浮山縣的橋北村遺址的也有一些重要發現，遂被認為也可能是與帝堯後裔有關的西周封國。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此發掘了一批商周時期的墓葬，其中有五座帶墓道大墓及9座中型墓的年代，被認為屬於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前的墓葬。儘管因被盜掘出土文物不多，但年代特徵還是較清楚的。其有殉人、帶要坑等特點與商文化墓葬相似，不同於關中以及晉南天馬－曲村遺址為代表的周文化。主持發掘的田建文先生依據墓葬特徵、存在的年代範圍，及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等，認為橋北發現的可能正是商代晚期唐國的墓地。並據《史記·晉世家》「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封叔虞於唐」的記載，說就是周公所伐滅之唐。　　但因橋北墓地被盜的文物中屢出帶「先」字族徽的銅器，就致使這一推論出現了變數。因為殷墟甲骨文的商代族名中也有「先」，故橋北可能就是該族的居地。在未能將先族與唐國關係合理的聯繫在一起之前，就難以排除「先與唐雖同在晉南，但兩者並非一地」的可能。　　另外，橋北墓地具有濃郁的商文化特徵，看不出太多的地方特色或說是唐文化因素。我們已考證了黎城西關村墓地可能為唐之後裔，後者墓葬沒有見殉人等習俗來看，倒是與晉國墓地更接近，與橋北墓地的差距反而較大。同是唐堯之後，相距不遠的兩處墓地應不致有這樣的差別。由此可見，橋北為商遺族墓地的可能性更大。　　二、姬周同姓封國　　隨著平定三監之亂、東征等戰事的結束，周王朝開始了對晉南地區的有效擴張，標誌應該是對晉國的分封，但滅商之後可能已經開始。　　（一）徙封的虞國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文王晚年曾發生過虞、芮爭訟的事。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故芮城在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康地記》雲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陝州河北縣約為今山西中條山南麓，黃河北岸的芮城、平陸縣境，故兩國可能在今芮城縣一帶。　　不過，關於虞、芮兩國初居地是否確在山西芮城，近期有較大爭論，或以為在陝西隴縣及甘肅華亭境內。其說是否可靠，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沒有必要繼續深究，但很清楚的是到虞在周初曾受封於大陽、河北殆無疑義。《漢書·地理志》記載：「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為晉所滅」，說的就是著名的歷史故事「假途滅虢」時因借道而亡的虞國。大陽鄰河北。《漢書·溝洫志》曰：「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之謂之虞」。　　有關虞國遺存雖沒有突破性的發現，但有關的考古也提供了重要線索。《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按晉軍自從曲沃一帶欲伐虢，芮城、平陸當然為必經之地。虢國故地在河南三門峽市已被考古發掘證實，其黃河北岸的平陸一帶有虞城應無可疑，不然何以有假道之謀的產生。考古調查在今平陸縣張店鎮西發現周代古城遺址，被認為可能就是虞城，應予密切關注。　　虞國地望既定，就與黎國一起勾畫出西周初年周王朝向晉南的擴張基本線索，大約首先是沿中條山南麓，黃河北岸一線伸展的。　　（二）晉都考古與始封地的推測　　北京大學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曲村遺址和北趙晉侯墓地的發掘，晉都旋被確定，對晉文化也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曲村遺址的西周文化遺存被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又分為前後兩段。曲村西周墓地被分為六段，歸於早期者也包括了第一、二段。不過，報告沒有對不同段更確切年代的交待，西周早期最早遺存的時間界限並不具體。參加曲村遺址發掘的主要專家之一，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先生就說過，「天馬－曲村遺址雖有早至成康時期的遺存，但其絕對年代能早到什麼時候，並無確切的結論」。仔細觀察報告所提供的第一段鬲、罐、簋等典型陶器，可以發現與關中地區豐鎬、周原等遺址出土的西周早期早段的同類器尚存在一些差異。　　曲村第一段的陶鬲有一些為瘦高體的，屬於西周早期偏早階段的基本特點。但其口沿外撇甚至微外卷的現象比較普遍，頸部束斂程度較明顯，或有出肩感覺，與關中這一階段的陶鬲口沿普遍斜侈，束頸和出肩不明顯等均有差別。曲村的仿銅鬲已佔一定比例，在關中也是不見的。曲村從未見到灃西、周原等地一些西周早期早段墓葬、居址出土的高領鬲、侈口分襠鬲等。　　曲村一段的陶罐幾乎均為圓肩罐，與關中西周早期早段的同類罐比較接近。但體顯高，似有自身特點，不見周原、灃西等遺址、墓葬常見的矮領罐，甚至折肩罐等。當然也未見在關中此階段部分遺迹單位中所出肩飾方格、菱形印紋的陶罐，這些保存了先周晚期陶器風格的標本。　　曲村出土的陶簋多為商式特點，寬折沿外侈，普遍圈足較高顯然不同於殷墟四期陶簋。周原、灃西周初常見的商式簋明顯與殷墟所出保持了一致，略晚才有一部分呈寬斜沿，圈足增高的標本。曲村所出顯然是傳承了關中同時期略晚的商因素陶簋特徵。　　總體而言，曲村西周遺址第一期一段的陶器，更多的表現的關中西周早期後段的風格，僅有少部分早期前段的特點，似乎可考慮對曲村第一段的年代進行調整，定為關中西周早期後段可能更合適。以此年代範圍觀察曲村墓地早期銅器墓，以及北趙晉侯墓地最早的M114組墓，都是比較契合的。　　M6081屬於曲村墓地最早的墓葬這一，出有一些商末周初的銅器，但也明顯有相當於西周早期偏晚的尊、卣等，故其年代不可能到周初。其他如M6069等墓，雖有周初之器，但主要為早期偏晚的銅器。北趙晉侯墓地M114雖出土了可能是晉國始封之君叔虞的方鼎，但該組墓出土的其他銅器、陶器特徵明顯較晚，故被認為可能已到西周早中期之際，墓主或有可能是晉侯燮父夫婦 。　　這些情況都反映了一個問題，天馬—曲村遺址開始的時間很難早到武成時期。雖然鄒衡師當年曾有晉的初封地可能就是天馬——曲村一帶的看法，李伯謙先生也曾有過類似的認識 ，鄒師甚至提出曲村墓地四鼎墓M6081為叔虞墓的懷疑，但除了M6081的年代比較接近叔虞的活動時間外，遺址內可企及成王的時代的西周遺存似乎非常稀少。　　故自覐公簋面世後，朱鳳瀚、李伯謙先生等均開始懷疑叔虞初封之唐，可能非天馬——曲村遺址，而是另有其地。根據筆者對遺址文化遺存的分析，晉之始封地在這裡的可能性確是非常之小。因為叔虞初居封地時必然要統率眾多的人口，除了關中以姬、姜族群為主體的周人外，可能還有其他歸附周王朝的人群，自然還包括所謂「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等。雖然筆者主張諸侯國的卿大夫們都有自己的采邑在國都以外，但都城內一定會有其住宅。所以，晉初居地不可能沒有大量人口入住後所形成的文化堆積。特別是這類因分封遷徙人群所帶來的外來文化因素，不會在進行過多年考古發掘，揭露面積達13000多平方米後仍未發現，其必然是不存在於此，故應另作它求。　　叔虞之封在成王時期，文獻記載中是比較清楚的。《史記·晉世家》載：「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於是封叔虞於唐。」這說明叔虞之封還是比較早的，最大的可能是在東徵結束，封康叔於衛，東土大事粗定以後。受封的一個重要契機，則是晉地之唐國發生了動亂，周公率軍平亂並順勢滅之。周王朝經營東土時形勢嚴重，根本無暇它顧，但當緩過手來，準備向其它地區擴張之際，唐亂恰給予了周公這個政治家一個可乘之機，周王朝對晉南的經略，遂得大舉。　　唐之地望，《史記·晉世家》說「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鄒衡師於此有過詳細論證，說「霍山以南，絳山以北，汾水以東，澮水以西方園百數里的範圍能，很有可能就是《晉世家》所謂『方百里』」。不過這個範圍較大，要尋找還是不很容易。　　曲村的考古遺存滿足不了始封年代的要求，我們認為橋北也不是唐墟，那就需要對其它含有西周早期遺存的大型遺址進一步研究。晉南含有西周早期遺存的遺址尚有不少，如洪洞縣的堆坊、永凝堡，侯馬的上馬 、翼城縣的大河口、葦溝－北壽城等。這些遺址及天馬－曲村所含的西周早期遺存，首先表明周王朝在這一時期已全面掌控了晉南汾河平原的事實，並在其偏晚階段已形成了天馬－曲村為代表的核心聚落。其次，這些遺址多在河、汾之東的範圍，作為晉之始居地的地理條件都已具備，但規模偏小了恐不可能。　　現知天馬－曲村之外規模最大的就是葦溝－北壽城遺址，其也是以鄒衡先生為代表的不少學者曾重點考慮的對象之一，但因沒有特別重要的發現漸為大家忽略。從現有不多的出土物觀察，確沒有超出曲村遺址西周第一段遺存的標本，似乎也不足以當叔虞所封。但該遺址範圍南北2000、東西1000米，規模僅次於天馬－曲村，年代又比較一致，還出土過戰國「絳亭」的陶文，都是非常重要的跡象。周文王自岐遷都於豐以後，岐邑周原遺址在西周一代仍為重要都會，繁華不讓豐鎬，大量的重要考古發現和青銅器窖藏的存在就是證明。　　葦溝－北壽城會否同於關中之周原，也不可不考慮。否則，在晉都之側的數公里之內就有一座同時期的大型聚落，似不好理解。如是晉國卿大夫采邑的話，幾乎形成「大都耦國」的局面，豈非不經？《晉本紀》記載晉孝侯封桓叔於曲沃，因曲沃邑大於晉都，招致議論說「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但作為故都，由國家統一管理，則不存在問題，而類同周原與豐鎬的格局。所以，將來對葦溝－北壽城進行一些考古發掘，還是有必要的。　　另外，臨汾市龐杜曾發現過商末周初的青銅器，也有遺址。李伯謙先生建議在此做些工作，也許會有收穫。這應是一個重要的線索，不可輕棄。　　（三）姬楊的建立　　因為有歷史文獻的線索，洪洞永凝堡等遺址可能屬於楊國，基本得到學術界的認同，所存在的問題尚有楊國為姬姓還是姞姓的爭論。認為屬於姬姓者依據《左傳》等文獻立論，相信楊國出自周或晉。主張為姞姓者據北趙晉侯墓地M63出土的兩件有銘文的「楊姞作羞醴壺」，認為楊姞是姞姓楊國之女嫁作晉穆侯夫人者，為避免文獻楊為姬姓的矛盾，提出了先有姞姓之楊，後封姬姓之楊的看法。　　陝西眉縣楊家村銅器窖藏四十二年逨鼎銘文記載了周宣王命逨的詞語，有「余肇建長父侯於楊」等語。肇建，為初建、初立之意。「侯於楊」就是封於楊地為諸侯。王輝先生研究銘文中的「長父」與尚父通，正與《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十一下「楊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為楊侯」所記吻合，證實了楊為姬姓，初封於宣王四十二年，是非常有見地的看法。　　但永凝堡等地發現有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遺存，與《新唐書》、逨鼎所記卻無法兼容，故在尚父封楊以前曾有一姞姓楊國之不是沒有可能。依《晉世家》記載，宣王四十二年為晉穆侯逝世的前一年，夫人來自早先之姞姓楊國也無不通。此楊可能就是在晉始封時所建姞姓之國，也是楊姞所來的母國。　　三、其他族姓的遺存　　（一）橫水倗氏墓地　　絳縣橫水是一處規模較大的西周墓地，保存狀況良好，勘探發現300餘座墓，有帶墓道的大墓三座。從出土文物來看，墓地的年代約為西周早中之際到西周晚期偏早的厲王時期。墓葬方向為東西向，有殉人、腰坑，墓的四角有斜洞等特徵，與晉及關中等地其他姬周系統的墓葬墓葬形式有較明顯的差別，也與可能屬於商人的橋北墓地等不同　　大墓M2銅器銘文有倗伯作寶鼎等內容，應是「倗伯」為自己作器。M1出土的銅器上鑄有「倗伯作畢姬寶旅鼎（簋、甗）」等內容，似為倗伯為其妻作器。因《畢媿鼎》銘文為「倗仲作畢媿媵鼎，其萬年寶用」，知是倗仲嫁女之媵器，明倗為媿姓。倗伯為畢姬所作器成組出於一座女性墓內，此畢姬定為其夫人。依據這些線索，發掘者和許多學者均認為其為西周時期的倗國墓地，從而推出晉的疆域在西周中期之前南不過絳山。對於史書上未及倗國的原因，被推測「或許是太小了吧。」　　這些看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還很難說就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我們曾進行過簡單分析，傾向於其是晉國卿大夫級的家族墓地，附近應有其采邑。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橫水墓地如確為「媿姓」，屬於戎狄之民的「懷姓」就是媿姓，已是學界共識。正好與《左傳·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記載吻合，應為諸懷之一，屬晉早期的卿大夫之列；　　其二，M2是與M1並列的另一條帶墓道的大墓，所出銅器有「倗伯歷」的銘文，被認為就是倗伯墓。但該墓的青銅禮器組合是三鼎二簋，與晉卿的身份較相應，故應是倗氏墓地，其采邑之位置當在附近。　　其實，還有一條理由，就是距晉都天馬－曲村遺址較近。兩地直線距離約為20餘公里，大體應在「方百里」的範圍內。墓地形成的時間與曲村－天馬晉國及晉侯墓地一致，讓人很容易感覺兩者有依附關係。當然，會有研究者質疑晉國卿大夫級可否稱「伯」，依春秋諸國的大臣往往以伯稱而論，西周似不例外。　　假如倗是周王所封之方國，依最小國土方五十里及以下計，倗之北疆設為十公里，豈不令晉之南疆過於局促？不足五十里者為附庸，本是附於諸侯，不合於天子的，充其量倗為晉之附庸爾。　　（二）大河口墓地　　近年翼城大河口也發現了一處西周墓地，已發掘6座東西向土坑豎穴墓，出土大批青銅器、玉石器、漆木器和陶瓷器等文物，時代從西周早期延續到兩周之際。這無疑是晉南西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穫，其中的大墓M1出土文物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內容之豐富，幾在已發掘的西周墓葬中少有可匹者，可以說是異乎尋常的。　　發掘者「認為大河口村墓地可能又是一個西周封國墓地，這一發現有助於研究西周時代晉南地區封國與晉國間的關係，並可證明文獻記載的晉國初封範圍及其在整個西周疆域都不大，即汾澮之間。」從大河口M1出土隨葬品的豐富程度來看，明顯也超過了橫水墓地出土文物最多的M2，亦不讓於眾多保存較好的晉侯墓，這一認識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但大河口M2的出土物就趨於正常，隨葬的青銅禮器組合為鼎3、簋2、甗、盤、盉、鍾各1，另有玉器、銅器等，顯示的級別特徵似未能超越晉侯墓地。加之距晉都天馬－曲村遺址也較近，恐難滿足方百里的晉疆。特別是距有可能為晉之故邑的葦溝－北壽城遺址幾僅10公里，就存在一個封國，且在西周一代並行發展，更使得晉國疆域沒有多少空間。所以，我們認為大河口墓地仍不能排除其為晉卿采邑墓地的可能性。　　近年北京大學與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在關中西部的考古調查資料發現了周公廟、水溝、孔頭溝等多處多規模頗大的西周遺址，初步的研究認為基本屬於西周時期重要大臣的采邑，相互間距約為10公里左右。基本與天馬－曲村、葦溝－北壽城、大河口的布局相近。大河口墓葬為東西向，四角有斜洞，墓底有腰坑等特徵，與橫水墓地相似，可能也是與懷姓有關的狄人之俗。因此，大河口與橫水一樣，也屬於晉懷姓九宗之一的采邑墓地。　　至於大河口M1的隨葬品異常豐富的問題，我認為可能有更深層的原因。不排除其為懷姓的主要宗族之長，周人為籠絡狄人，厚賂以結其心，賻贈之盛異乎尋常。許多銅器上均有銘文，但多不相同，顯然不是自家所鑄。墓主也可能曾得周室重視，受封於周王，才有這樣特別的禮遇，但與作為晉卿之身份並無矛盾。周代封國之卿，有一部分直接受封於天子是有文獻可征的。《禮記·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大河口墓地的周人，可能就是天子所命之晉卿，橫水墓地與之相當甚至還要略低。　　晉南其他如侯馬上馬墓地的西周墓，多為中小型墓葬，也不大可能為一封國之遺存。因距曲村遺址不過20餘公里，能長期存在於此，更應是晉國封域內的一個小型聚落之墓地，性質可能為某晉臣的采邑。　　四，餘論　　本文的分析說明，封於晉南的一些西周國族，都與更早的古族有關。除了來自關中姬周族的虞、晉、楊等外，還有一些是原居晉南的舊族。既有出於中原文化系統的帝堯後裔之祁姓黎國，殷商遺民之先國族，又有出自戎狄系統的懷姓九宗之媿姓倗氏等。這些國族的文化遺存均有重要的考古發現，但據各種因素分析，其還不能一概而論，認為都是西周的封國，實際應該存在諸侯、封國，以及采邑的差別。只有這樣更進一步的區分，才能較清楚的認識周王朝經營晉南的基本格局。　　可以看出，在滅商之初，甚至略早一些，周人已將其控掌的範圍擴展的晉南，甚至東及殷王都近畿的長治黎城一帶。但比較有關資料，似乎可以覺察出在這一時期，周人是沿著黃河北岸相對有限的空間東進的，尚不能看到在晉南地區全面展開的跡象。可能是為了遮護關中與東方廣大地區聯繫的通道，後世所謂「崤函之地」的安全，周武王安置親近貴族於沿線守護，保證了王朝對東方的有效統治。西周初期，在對殷商殘餘勢力，以及東夷族反抗的持續多年的打擊、鎮壓中，連接通道的順暢應有非常重要作用。　　東徵結束後，周人因平唐亂進入河、汾地區，以晉始封於唐為其標誌。隨唐受封的懷姓諸宗考古遺存的發現，不僅印證了文獻的記載，更重要的是可以窺見到文獻記載產生的背景，觀察到晉國建立時所擁有的實力，以及晉在該地區的重要地位，表明了周王朝的重視，以及晉最終能發展成大國的歷史原因。大河口、橫水等屬於晉卿的墓地，是繼關中西部地區西周采邑考古的新發現，對於周代社會的行政建制研究有重要意義。　　至於洪洞一帶的姞姓楊國等，最初也應是隨唐叔虞一起被分封的，起著與晉共同藩屏周室的作用，但更瀕臨戎狄。到了西周晚期，其可能已經衰落，故有周宣王之子，姬姓楊國的繼封。

註解：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村古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4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洪洞縣文化館：《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年3期；臨汾地區文化局：《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發掘報告》，《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2.朱華：《聞喜上郭村古墓群試掘》，《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聞喜上郭村周代墓葬清理記》，《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聞喜縣上郭村1989年發掘簡報》，《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西實習組等：《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考古學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村——天馬》1979－1989，科學出版社，2000年。4.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年1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四次發掘》，《文物》1994年8期；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5.鄒衡：《論早期晉都》，《文物》1994年1期；李伯謙：《天馬——曲村遺址發掘與晉國始封地的推定》，《迎接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6. 橋北考古隊：《山西浮山橋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7.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山西絳縣橫水發掘大型西周墓葬》，《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7日1版。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沃縣文物局：《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1期。9.張崇寧：《揭開古黎國的神秘面紗》，《發現山西——考古人手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0 .謝堯亭：《山西翼城大河口發現西周墓》，《中國文物報》2008年11.張崇寧：《掀開古黎國的神秘面紗——黎城縣西周墓地的發掘和研究》，《發現山西——考古人手記》，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12. 同注13。13.橋北考古隊：《山西浮山橋北商周墓》，《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14. 田建文：《初識唐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1期，2004年6月。15.李伯謙：《覐晛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在認識》，《中原文物》2009年1期。16.齊思和：《中國古史探研·西周地理考》；張莜衡：《<散盤>考釋》，《人文雜誌》1958年3、4期；尹盛平：《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3頁。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9頁。18.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曲村——天馬》1979－1989，科學出版社，2000年。19.李伯謙：《覐晛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在認識》，《中原文物》2009年1期。20. 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8期。21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8期。22.鄒衡：《晉始地考略》，《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試論早期晉都》，《文物》1994年1期。23.李伯謙：《晉國始封地考略》，《中國文物報》1993年12月12日；《天馬——曲村遺址發掘與晉國始封地的推定》，《迎接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98年。24.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8期。第1133頁。25.朱鳳瀚：《覐公簋與唐伯侯於晉》，《考古》2007年3期；李伯謙：《覐晛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在認識》，《中原文物》2009年1期。26.張天恩：《論西周采邑制度的一個問題》，《考古與文物》2008年2期。27.鄒衡：《晉始地考略》，《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28.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洪趙縣坊堆大遺址墓群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4期；張素琳：《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文物》1987年2期；臨汾地區文化局：《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發掘報告》，《三晉考古》（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30.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西實習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考古學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10月。31.李伯謙：《覐晛公簋與晉國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的在認識》，《中原文物》2009年1期。32.李學勤：《晉侯邦父與楊姞》，《中國文物報》1994年5月29日第三版。33.王輝：《四十二年逨鼎銘文箋釋》，《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發掘簡報》，《考古》2006年7期。35.田建文、宋建中、吉琨璋：《橫水墓地的發現與晉文化研究》，《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16日7版；李學勤：《絳縣橫北村大墓與崩阝國》，《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36.張天恩：《考古發現的西周采邑試析》，《周秦文化研究論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37.謝堯亭：《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獲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2008年7月4日第5版。38.謝堯亭：《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獲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2008年7月4日第5版。39.程建榮、張敏、雷興山：《岐山孔頭溝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性質初探》，《文博》200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