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學實際是中國文化的本源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 馮時先生訪談錄作者： 馮時賴彥融　　發布時間： 2011-10-18　　文章出處：中國考古網賴彥融：不同的學科里都會利用到古文字材料進行研究。您能跟我們聊聊古文字學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的研究特點嗎？馮老師:不同學科的研究，由於研究目的的不同，運用古文字材料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比如對於書法藝術而言，一般只是從藝術的角度探討文字的書風、字形的結體和破體變化。在狹義的中文系裡，較多的則是從語言文字的角度去研究古漢字的字形、音韻、訓詁和語法等問題。至於歷史學的要求當然又不一樣，首先它得把古文字當作史料來看待。古文字材料不僅僅是研究的對象，而且也是研究歷史的基本材料。解決古文字的問題不會是這個學科的最終目的，它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利用古文字材料去解決歷史問題。考古學作為歷史學的一部分，最終也是要解決歷史問題。可是它和傳統的歷史學又有不同，傳統的歷史學只需要利用文獻材料就可以，並不要求運用考古學的知識和方法，更不需要研究者要有田野考古的訓練。所以說，考古學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不僅要關注古文字材料和文獻史料，還要關注古代遺迹遺物的問題。我們不僅要處理古文字材料，同時還得處理與出土文獻相關的、能夠彼此印證的遺迹遺物。比如我們研究青銅器銘文，自然就會考慮到器物本身的形制特點，會借用考古類型學作為輔助方法去解決器物的時代問題；研究甲骨文，在文字以外還得考慮甲骨的出土層位關係、坑位及鑽鑿特點。判別文字材料的時代或深入探討文字內容，可能還要結合遺址的狀況和器物的發展。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研究，學者將某個字考釋為某種器物，但在考古學的角度看，該種器物在那個時代還沒有出現，這就是單純的古文字研究與在考古學背景下的古文字研究的區別，也說明古文字研究利用考古資料的必要。所以說在考古所研究古文字，不僅要把古文字作為史料來利用，同時更要關注和利用相關的考古資料，如此才可能更好地解決歷史問題。其實，無論身在哪個系所，也不論你是什麼學術背景訓練出身的，最關鍵的還是看你研究什麼問題。只要你研究的是歷史問題，利用古文字材料都最好能夠掌握地層學、器物類型學及相關的考古學知識。即便是研究語言、書法，也得把材料的時代疏理清楚。預先考慮的問題越多，得出來的結論自然也越客觀。 文字材料的出現往往會對考古學與歷史學問題的最終解決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就像甲骨文的發現對於殷墟性質的認證具有決定意義一樣，同時，考古學的發展對古文字的研究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古文字學研究的深化雖然需要通過學科自身的完善來實現，但脫離考古學的支持則不可想像。學科的局限性要求我們在研究古史問題的時候必須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思考，而考古學對於古文字學的價值也正體現在這裡。賴彥融:您通治古文字學中的各個子學科，範圍涉及傳統小學詁訓、年代學以至科技史和思想史等。如此廣博的研究層面，箇中系統能不能說就是去『攻堅』歷史問題？馮老師:對。古文字研究本身已經很狹窄了，如果我們只限於枝節問題而糾纏不清，自然會影響到你治學的格局。儘管某些古文字的基礎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學問既需要從小到大，也需要從大到小。胸中無全局，枝節問題也難解決。所以我想，從事古文字研究最好能把材料打通，將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融匯貫通，這樣才可能更好地解決歷史問題。賴彥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多年來的研究心得嗎？馮老師：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歷史有幾個關鍵點：首先是史料的真偽問題，另外就是史料的年代問題，同時還要關注相應的歷史制度。史料真偽的判別當然有很多層次，一種情況是偽史料，其本身當然沒有任何價值。還有一種情況是史料雖真，但它所記述的事情卻未必真，是史實方面的偽，我們稱這類情況為偽史實。這涉及到史實鑒別中偽史料和偽史實兩個層次的問題。有的史料乾脆就是假的，這是偽史料，還有一類史料不假，可是記述者所表述的史實和史觀並不是那個時候的東西，這是偽史實。這些都是我們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需要認真鑒別的。賴彥融：關於「偽史實」，您能跟我們具體的多說說嗎？馮老師：「偽史實」是文本雖真，可裡邊講的東西卻未必真。史牆諛頌周穆王，雖然出於時人之筆，他講述的事情就不盡可信。近些年，學術界對五帝的討論又成風氣，或者仍以為太史公的《五帝本紀》就是信史。其實在春秋中期以前的出土文獻中，我們根本找不到五帝的影子，這說明至少商代和西周的人們並不知道五帝為何人。太史公在《五帝本紀》中其實對黃帝的史實交待得很清實，當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縉紳先生難言之。有關的學說，儒者或不傳，《尚書》不載，說的非常客觀。而至戰國時期的銘文資料及竹簡文字則開始出現黃帝甚至五帝的記載，但這些史料的時代過晚，它所記載的內容如果與更早的史料比較，顯然不可能是夏以前的信史。戰國文獻反映的不過是戰國的史觀，這其中牽涉到史觀的發展和變化，我們必須把它區分清楚。後人偽造歷史，常附會世系，將氏之所出依附於某位聖王，這種情況在古史上極為常見，當然是受相應史觀的影響。五帝的材料，春秋中期以前不見，這和周王室衰微、諸侯逐漸強大的時代背景正好肳合，可見在春秋中期以後，隨著當時政治局勢的改變，相應的史觀也開始有了巨大的變化。其實我們對古史的討論，世系的問題非常關鍵。商王的世系我們了解得很清楚，甲骨文記商王的始祖就是夒，夒到底是誰？王國維說他是帝嚳，很多學者不認同這個觀點，我也不認同。因為契的材料很早就有了，而帝嚳的觀念則出現得太晚，所以夒應該是商代的始祖契。商人追溯自己的祖先也不過追溯到契，並沒有出現過什麼五帝。商人記錄自己的世系當然不會有錯。周人追溯夏人的祖先也只到夏禹。所以從商周兩代的世系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並沒有五帝的蹤跡。五帝的史觀應該形成於春秋中期以後，而且明顯帶有數術的色彩，它跟五方色聯繫起來，逐漸發展出五德終始的觀念。所以對於史料的鑒別，偽史實的鑒別更為重要，古史辨派的學者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賴彥融：在鑒別出史料的真偽後，下一步應該就是要對史料進行斷代吧？馮老師：是的。研究某段時期的歷史，就得利用那一段時期的史料。假如用很晚的史料去研究早期的歷史，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如研究上古音韻，一般利用的是《詩經》、《楚辭》的材料，但那些材料其實只能反映東周時候的語音狀況，並不能完全反映商代、西周時的語音。我們研究商代歷史，商代的甲骨文、金文材料就是第一手資料，我們叫它「直接材料」。而傳世文獻如《尚書》、《殷本紀》則是「基本史料」，基本史料雖然重要，但史料價值無法跟直接史料相比。對於史料時代的斷代，在判斷史觀的發展方面尤其重要。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史料，而一時代的史料必然體現著這一時代的史觀，因而也就具有這一時代的局限。所以，辨清史料的時代對於偽史實的揭示將有著直接的作用。這一工作對於出土文獻而言要相對容易一些，對這部分材料，斷代要細，斷代愈細，脈絡就愈為清晰。傳世文獻的形成要複雜得多，即使如此，史料的斷代工作也必須要做。總之，我們在利用史料之前，要首先把史料的時代分清楚。賴彥融:近來您對山東莒縣凌陽河大口尊陶文提出新說，認為屬古彝文系統。其實，早於1994年，您在;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一文已將鄒平丁公陶文以古彝文釋讀出，進一步印證了中國文字起源的二源說或多源說，馬學良、俞偉超、松丸道雄等先生對此多有稱譽。您對古彝文的研究機緣和研究經過又是怎樣呢？馮老師:學術的發展最終都是由史料決定的，新史料決定了新史學。人們對古代的認識完全是根據新史料而獲得的。當我們只見到甲骨文一種文字的時候，當然只能覺得中國文字只有一種，沒有別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漢文字一統的觀念。所以當時不管什麼地方、什麼考古學文化出土的所謂刻畫符號，我們的解讀方法也只有一種，就是用甲骨文去做對讀。山東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也好，陝西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也好，江浙良渚文化出土的也好，時間和空間跨度雖然很大，可是我們都只用甲骨文去與它比較對讀，並沒有考慮到某些文字可能根本不屬於漢字的系統，這是因為我們未能擺脫漢字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以為漢字才是先人使用的唯一一種標準文字。隨著考古學的發展，我們認識到這種觀點是很有局限的。現在我們看到了很多能夠確定是非漢字系統的古文字材料，使得我們的某些觀念發生了改變。譬如，中國的古文字並不僅僅是漢字，它應該既包括漢字，同時也涵括非漢字系統的古文字。這當然又牽涉到中國文字起源的討論，這些變化實際緣起于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時代遺址所發現的陶文。陶片上的刻文不是單個，而是十一個字，已經具有了書面語的形式，所以它是文字應該沒有問題，我用古彝文材料成功地把它解讀出來，證明它不是漢字系統的文字。有了這些新的認識，我們現在可以說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包括兩個獨立的系統：一個是東方的彝文字系統，另一個是西方的夏文字系統，東西方的劃分則是以太行山為界。由此我們也悟出一個道理，就是對文字起源的討論，不能脫離考古學的研究。因為某一種特定的文字，一定是被特定的族群使用的，而判斷不同族群的唯一材料就是考古學文化。這體現了考古學研究對古文字學研究的直接影響。所以，文字起源研究必須與其相關的考古學文化加以聯繫，這樣才能在正確區別不同文字體系的基礎上研釋文字，因為文字起源於象形的事實意味著相同的象形符號可能根本不屬於同一種文字體系。顯然，文字的解讀工作必須首先判別文字的不同體系，而文字系統的區分又不可能不以使用這些文字的考古學文化為背景。現在我們基本上能藉由考古學文化，判別出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東西兩大文化群，這兩大區劃和我們今天所了解到的夷夏兩種文字，也就是東方彝文字系統和西方夏文字系統的事實是肳合的。總的來說，研究文字起源，第一要打破漢字一統這種傳統觀念，樹立多種文字並存的認識，這又會反過來促進考古學的研究。第二要判斷文字的性質，必須依靠相應的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特有的文字是被特定的族群使用的，所以文字起源的研究一定要和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結合起來，如此才能比較客觀地解決問題。當年我寫;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其用意也在於此。它使我們第一次確切地認識到在漢字之外還有非漢字系統的古文字存在。這種觀念一旦建立，它對考古學文化研究的促進便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這篇文章在考古學和古文字學領域的價值也就在此。賴彥融：丁公陶文的釋讀為研究中國古文字的起源問題帶來了突破。您認為當前的中國古文字學研究還有什麼地方有待深入探討的？馮老師：我們可以為古文字學研究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對出土文獻的理解程度到底有多深？我們講的是否就是原典的本義？還是張三李四臆創的思想？這裡其實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也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我們只有通過文獻的學習，把古代的知識體系與制度了解清楚，才能對出土文獻有更深入的理解，不然我們只能停留在文獻的表面。文字我們都認識，可是文字背後的制度我們卻不了解，這項工作不是一兩個人可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全體學人長時間的共同努力，才可取得長足成果的。賴彥融：1990年您先後發表了《殷歷歲首研究》、《殷歷月首研究》、《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中國早期星象圖研究》，這四篇論文在學界迴響很大。這標誌性的一年使您此後多了「天文考古學家」的一重身份。您是如何從古文字走進天文考古？馮老師：凡事都有一些機遇。我的興趣點一直是在古文字，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感覺如果古史的年代、年曆問題不解決，很多商周歷史的問題就無法深入。年曆的問題甚至成為我們正確理解古文字材料的基礎。比如甲骨文里「眾人」和「眾」的身份有很多爭議。卜辭有一月「令眾黍」的記載，「眾黍」何意？是播種？收穫？還是祭黍神？我們無法說清。甲骨文還有「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十一月」。這裡的「一月」、「十一月」相當於後來的什麼月份？什麼節令？對於正確理解卜辭的本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過去有學者認為「協田」就是耕田，或以為種麥，十一月如合今天的農曆，已經天寒地凍，怎麼耕田？種麥更沒有可能，這些月份和今天的農曆該如何對應？這些都是商史研究的基本問題，所以我下決心，一定要解決殷歷問題。殷歷的問題極其重要，但也具有相當的難度。董作賓先生的《殷暦譜》幾乎耗費了他一生的精力，結果很多人認為還是失敗了，所以人們視歷算為絕學，對殷歷的研究望而卻步。但是，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殷商歷史，這個問題就繞不過去。醞釀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我寫就了;殷歷歲首研究;和;殷歷月首研究;兩文。這段時間，因為我研究殷歷，特別關注商周時代的天文學材料。結果在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M45發現了，傳來的消息是發現了蚌殼堆砌的龍和虎，我腦子裡馬上想到的就是四象。當時我還沒有看到原始材料，僅憑龍和虎就說它與天象有關，不免證據不足。1988年《文物》第三期發表了西水坡的發掘簡報，刊發了M45的平面圖，在圖上看到除龍虎之外，墓主人腳端還有一個特殊的圖形。從形象上看，我立刻意識到那就是北斗，心裡知道問題可以圓滿解答了。因為北斗和龍虎並存的圖像，與曾侯乙墓所出的二十八宿漆箱蓋上的北斗、龍虎圖像完全可以互證。1988年底我寫完;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沒想到文章在1990年《文物》第三期刊出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此後，我逐漸萌生了建立中國天文考古學體系的想法。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愈來愈認識到天文學實際是中國文化的本源。要想透徹地理解中國文化，就得從這裡入手。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很多基本觀念和制度，都是人們以對天人關係的理解為背景建立起來的。如果我們拋開天文，很多東西就探不到源，就把不準脈，所以天文學對於中國文化的研究簡直太重要了，而這一切認識其實都得益於西水坡考古這樣一個難得的機遇。賴彥融：所以在後來就有了《中國天文考古學》的撰作？這部書的寫作構想是什麼呢？馮老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想創建一個學科。中國的科技史研究，尤其是天文學史的研究具有非常悠久的傳統。《史記》已有《天官書》，歷代的正史，如果體例齊全，都有;天文志;，所以中國古代非常重視天文的傳統。我的書就是為了想在中國創建中國天文考古學這樣一門學科。在當時要寫一部《中國天文考古學》還是有相當難度的。首先要廣泛的搜集材料去解決一些基本問題。其次，既然希望它成為一門學科，就得建立學科本身的定義、基本概念、理論方法和研究規範，以至提出它要解決的問題和主要任務，方方面面都得交代清楚。所以我從1988年到1998年，用了十年時間，才把這本書結稿完成。這十年間也寫了一部小書——《星漢流年 — 中國天文考古錄》作為試水。出乎意料的是，反應不錯，這使我更有信心將這項工作繼續下去。中國的天文學史研究雖然很有傳統，但多是從文獻到文獻。隨著考古學的發展，開始有學者試圖通過考古學的材料來解決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技術和思想問題。我做的工作只是更關注了新石器時代的東西。因為有西水坡的考古發現，我才有機會探討中國天文學的起源問題，也才有機會得出一些新的結論，取得一些認識上的突破。所以我常說，解讀西水坡墓葬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我們識別出6000年前的人們有什麼具體的發明，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給我們一個客觀認識古代社會的知識背景。過去我們是基於戰國秦漢這樣的背景認識前代，西水坡墓葬被解讀後，我們的認知背景一下子提前到了公元前4000年，商代成為了西水坡的後人，商人看西水坡就猶如我們今天看商代，這完全打破了認識古史的傳統模式。所以我反覆強調西水坡考古的重要性，它拓寬了我們的眼界，改變了我們的觀念。我的這部書，重點是要建立中國天文考古學體系，提供學界一個審視中國古代社會的新視角。我在書中曾寫到，了解了古代的天文學，我們就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文明誕生和發展的脈絡。天文學對於中國早期文明研究的意義在此，《中國天文考古學》的寫作構想和意義也就在此。賴彥融：2004年您又完成了《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這本書和《中國天文考古學》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馮老師：《中國天文考古學》出版以後，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構思了一部書，擬題作《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如果說《星漢流年 — 中國天文考古錄》是《中國天文考古學》的試水，那麼《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就可以說是《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的試水，裡面試圖探討中國文化中的制度與形上觀念問題。《中國天文考古學》主要是在建立一個學科體系，它是用天文學的知識方法來探索和解決中國考古學問題，章節的劃分是以天文學的基本內容為基礎，對很多中國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內涵還沒有展開過多的討論。《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則是以文化為章節劃分，這裡並不是空談文化，而是以天文學為背景，用考古學的材料來探討文化。我們可以把古人關於天地人的關係概括為一種宇宙觀，從而在宇宙觀的框架下，討論中國古代的思想和制度。由於天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所以我設想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諸多核心思想的起源和發展脈絡進行疏理。《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的寫作構想目前基本可以理出七個脈絡: (1)時空觀 （2）政治觀 （3）宗教觀 （4）祭祀制度 （5）禮儀制度 （6）哲學觀 （7）科學觀。在這部書中，我們不採取傳統的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思路，而將重心放在考古學的遺迹遺物上，以文獻輔助考釋，然後梳理出這些觀念的起源和發展脈絡。因此說，《中國天文考古學》是一個學科建立的開始，而《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及我正在撰寫的《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則是真正運用天文考古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化的核心所在。賴彥融：您可否簡單談談天文考古學研究的意義和基本方法？馮老師：天文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其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歷史問題。而且由於天文學發生在文明誕生的初期，所以對於天文考古學的研究，其意義不僅在於科學史一個方面，更重要的則在於其對文明起源研究的推動。事實上，古人對於天、地、人的關係的創立過程也就是他們創造文明的過程，這意味著我們可以通過對古人遺留的遺迹遺物的天文學研究，從根本上解決文明的誕生和文化的形成問題，這對於考古學研究和歷史學研究當然非常重要。 天文考古學的研究其實並不神秘，不過這一研究必須首先建立在科學且嚴謹的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之上。沒有考古學研究作為基礎，也便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天文考古學研究，這一點值得特別注意。正像考古學研究乃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部分一樣，天文考古學研究同樣是以解決歷史問題為其最終目的。而歷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就在尊傳統、重古據。作為歷史科學的天文考古學研究當然也應如此。史學研究最忌橫空出世的玄想，一些前無古人、後無傳承的妙論雖然新奇，但它很可能並非古人的真實作為，而只是我們自己的臆度與設計。因此，天文考古學研究必須以客觀的考古學研究為前提，在此基礎上佔有堅實的古證古據，並將其所論納入中國天文學與中國文化的固有傳統中，尋其淵源，理其流變，方可得出可信的結論。當然，天文考古學研究需要以相應的天文學知識作為研究的支持，但其結論的獲得卻絕不能僅憑計算的機巧。今天，天文考古學研究已愈來愈為學者所接受，人們也漸漸習慣了以天文學的觀點去審視古代文明，這當然體現了學術的進步。賴彥融：您的新作《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即將在年底出版，《中國古文字學概論》也將在下一年付梓。除了剛提到的《天文考古學與上古宇宙觀》外，您接下來還有什麼研究計劃嗎？馮老師：我自己很早就計劃寫一部《商周年代學論稿》，這個工作一直在慢慢做，因為年代學的研究急不得，問題考慮得不成熟，很快就會被新材料推翻，所建立的體系也站不住。目前的工作則是重新整理《小屯南地甲骨》，會逐一核對學者的綴合，補拍補拓補摹，最終把資料整理齊備，重新出版。賴彥融：期待能儘早拜讀大作，也預祝您接下來的研究工作順利進行。最後，您有什麼話勉勵一下後學，讓我們可以秉執以致學？馮老師：謝謝你。《尚書·兌命》中有句話:「念終始典於學」，就以這話與各位共勉吧。賴彥融：馮老師，感謝您今天抽出寶貴的時間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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