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華：經典、大師與大學

經典、大師與大學

陳國華 《中華讀書報 》（ 2014年06月25日17版）

GavinHamilton所繪《大將軍寇流蘭》

《大學之道》作者亨利·紐曼畫像

為了紀念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建院13周年，第11期博雅出版論壇在其新落成的新聞與傳播學院大樓舉辦，題目是「守望經典，閱讀精品」。論壇舉辦方邀請我發言，我聯想到自己的求學經歷和所讀過的一些經典，就錢學森提出的「大師之問」，談談我對經典、大師、老師和大學之間關係的認識以及如何閱讀經典。

一、我與經典

我與經典的關係體現在三方面。首先是學經典。如果不算小時候讀的《西遊記》、《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第一次接觸經典是在1982年初考上北外碩士研究生之後。我在周珏良教授開的文學批評課上讀了莎劇《奧賽羅》（Othello）和英文版亞里士多德的《詩學》（Poetics）；後來在導師許國璋教授的指導下，讀了許慎的《說文解字》，阿諾德、朗斯洛的（Arnauld&Lancelot1660）《普遍唯理語法》（GrammaireGénéraleetRaisonnée）和喬姆斯基（Chomsky1957）的《句法結構》（SyntacticStructures），這些都是詞典學和語言學的經典。我還遵照許老的囑咐，選了北大郭錫良教授為中文系研究生開的《馬氏文通》研讀課，讀了馬建忠（1898）的這部古漢語語法經典。這些經典讓我一生受用無窮。

其次是教經典。我從2000年開始為北外英語系和後來的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開語言學名著解讀這門課，課上所選的十幾部名著，從《普遍唯理語法》到雷考夫、約翰森（Lakoff&Johnson1980）的《我們藉以生活的隱喻》（MetaphorsWeLiveBy），都是語言學的經典。

最後是譯經典。我從2006年開始在《英語學習·漢玉精雕》欄目上隔期連載我注釋和翻譯的《論語》選，之後是《孟子》選。2014年3月《英語世界》開始隔期刊載我注釋和翻譯的英文經典著作的選段，包括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茹絲·貝訥迪克（RuthBenedict，1887—1948）所著文化人類學經典《菊花與戰刀》（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1946）（絕大多數譯者都將Chrysanthemum譯成「菊」，好處是簡潔。在意象上，「花」與「刀」更加對稱。如果這裡譯成「菊花」，那麼與之對稱的兩個字最好是「戰刀」。）的片段及英國著名教育學家、神學家約翰·紐曼（JohnHenryNewman，1801—1890）的經典《大學之道》（TheIdeaofaUniversity，1854）的片段。這兩部經典都是我擔任外研社翻譯基金評審專家時接觸過的作品。

我發現，讀經典的最大好處是可以提升讀者的思想境界、文化素養和學術洞察力。

二、何謂經典

先說什麼才算經典。《漢語大詞典》（羅竹風2007）對經典的釋義是：

（1）舊指作為典範的儒家載籍，如「著於經典」（《漢書·孫寶傳》）。

（2）指宗教典籍，如「演說經典」（《法華經·序品》）。

（3）權威著作；具有權威性的，如「經典著作」（丁玲《杜晚香》）。

義項（1）和（2）過於狹隘，義項（3）不確切。學術經典的觀點可以具有權威性，藝術經典不表達觀點，僅展示具有創新性的美感，美感無法用權威與否來衡量。

《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對經典的釋義是：

（1）［名］指傳統的具有權威的著作：博覽～。

（2）［名］泛指各宗教宣揚教義的根本性著作。

（3）［形］著作具有權威性的：馬列主義～著作|～作家。

（4）［形］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響較大的：～影片。

前三個義項與《漢語大詞典》的大同小異，義項（4）的「典型性」接近於經典的屬性之一，即典範性。具有典範性的作品才稱得上經典。那麼什麼是經，什麼又算具有典範性？

我們可以從經線和緯線的視角來界定經典。經線的視角就是從縱向看，用時間作為尺度來衡量作品，經得起時間檢驗、能傳世的作品才稱得上經。緯線的視角就是從橫向看，用空間作為尺度來衡量作品，能得到世界各地相當多的人的認可和接受，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作品，才稱得上具有典範性。

用一句話概括，經典就是能傳世且具有一定普世性的作品。經典的價值與其傳世時間的長度和能被接受的廣度成正比。按照這兩條標準衡量，中國古人創作的能稱為世界頂級經典的作品中，文學有《詩經》，《莊子》，唐詩、宋詞中的名家詩篇和古代小說中的四大名著；哲學有《易經》、《老子》；倫理哲學、教育學、政治學有《論語》、《孟子》；史學兼文學有《史記》。與這些經典相比，中國古代戲劇最好的劇本，在經典性上也只能屈居第二，因為它傳世性尚可，普世性不足。相比之下，同樣是戲劇，古希臘的戲劇和以莎士比亞為代表的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因傳世性和普世性俱佳，毫無懸念地穩居世界頂級文學經典之列。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湯顯祖只是中國的湯顯祖，不是中國的莎士比亞。

三、經典、老師與大師

大師就是產出經典的人。世上大師少而老師多。學生有機會拜大師為師當然最好，但大師不一定都是好老師。有的大師自己學問做得不錯，但教書或指導學生卻不很在行。在無法拜大師為師的情況下，學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個好老師。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學生怕跟錯老師。學生要想在學業上有所成就，關鍵是認準一個好老師。

一個好的將軍具備三個素質：一、愛兵如子；二、能激勵士兵上陣殺敵；三、能指揮士兵打勝仗。這三個素質中，第三個最重要，因為這個將軍哪怕再愛兵如子，再能激勵士兵上陣殺敵，如果他指揮的軍隊總是打敗仗，士兵們也是白白送死。

一個好的老師也具備三個素質：一、愛學生如子；二、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三、能指導學生學有所成。這三個素質中，同樣也是第三個最重要，因為對學生的關愛可能是一種婦人之愛。例如學生的論文明明寫得不夠好，卻礙於種種原因而給他個高分，或本來不及格，卻放他一馬，讓他及格；這種老師可以稱為好人型老師。也有的老師對學生既能關懷備至，又能嚴格要求，但是沒有能力為學生的學術發展指點方向；這種老師可以稱為虎媽型老師。有的老師講課生動有趣，能激發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至於學生後來繼承了他的衣缽；這種老師可以稱為師傅型老師。這個老師如果學術造詣高超，那他本身就是大師；可是多數情況並非如此，這時老師如果能把學生引介給大師，或指引他來到大師的成名作、代表作面前，指導他讀這些經典，讓他能與大師對話，甚至站到大師的肩膀上，那他就不失為一個好老師。這種老師可以稱為燈塔型老師。

沒有深厚家學的學生一般不會主動去讀經典，因為經典往往在時間上距離遙遠，在內容上與現實問題關聯不密切，在語言上不十分易懂，所以需要老師指引。不考慮或沒有能力把學生帶到大師或經典著作面前的老師，不算真正的好老師。

想當年我在洛外教書的時候，如果不是聽了老師朱樹颺（曾與周珏良、巫寧坤同窗）的建議，就不會報考北外的碩士生；不來北外讀研，我就得不到許國璋、周珏良還有英國文體學家米克·肖特（MickShort）的指教；得不到這三位好老師的指教，我就不會欣賞莎士比亞的語言藝術；不研究莎士比亞的語言，我就不會申請去英國倫敦大學和謝菲爾德大學跟著名文體學家凱蒂·威爾斯（KateWales）和英語史權威專家諾曼·布雷克（NormanBlake）教授訪學；沒有肖特和威爾斯的推薦，我就不會獲得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在劍橋大學英文部師從著名英語歷史文體學家希爾維婭·亞當森（SylviaAdamson）讀博；沒有亞當森教授的指引和扶持，就不會走上後來的學術道路。相反，假如當初我聽了一位虎媽型老師的建議，不去研究莎士比亞那種「老掉牙的語言」，轉而研究當代英語的用法，我肯定不會有後來的思想境界、文化素養和學術洞察力。

四、大師與大學

大師與真正的大學，即university意義上的大學，是一種共生共榮的關係。

中國的大學古時又稱太學，據說早在周朝時就有了。最早的大學是國家的最高學府，設在王宮附近，僅向包括王子在內的貴族子弟開放，直到漢代，才開始招收平民百姓。教學內容基本限於儒家經典，教學宗旨是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培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國子」，即國家的棟樑人才。西晉改太學為國子學，隋朝又改稱國子監，使之兼具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兩種功能。這種大學與英語國家的university相距甚遠。

英語university一般譯成大學，但是中國的大學並不都相當於英語國家的大學。我們的許多專科大學，如農業大學、林業大學、地質大學、礦業大學、體育大學、語言大學、外國語大學，英語國家只能稱為school、college、institute、academy等，算不上university。有的大學顯然意識到自己的校名譯成英語後有些不倫不類，於是動了一點腦筋。例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現在乾脆自稱BeihangUniversity，中央民族大學也自稱MinzuUniversityofChina。中國各種專科性大學的名字逐字譯成各種university後之所以給人以不倫不類的感覺，首先在於university派生自universe（全體；宇宙），作為一類高等教育機構的類名，university本身就蘊含與「專科」相對的「全科」這一意思。

關於university意義上的大學是什麼樣的教育機構，我們不妨看看英國著名神學家、教育家亨利·紐曼是怎麼說的。紐曼畢業於牛津大學三一學院，是以重振普世精神（catholicspirituality）為宗旨的牛津運動（OxfordMovement）的領袖。他1854年出任新創辦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學校長（rector），為了宣傳這所大學，他作了一系列演講，講稿後來輯成《大學之道》一書。這本書是西方高等教育史上比較早地全面而系統地論述大學教育基本理論問題的經典。紐曼在書中《何謂大學》（WhatIsaUniversity）這一章里說：

大學是一薈萃之處，八方學子到此學習各種知識。世間萬物的精粹不可能在每一個地方都能得到；你得到某個大城市或是大商埠去找，那裡所有最上等的自然和人工產品都在一起；在其他地方，你一次只能在其各自的產地找到一種。全國、全天下的財富都被運到那裡；那裡有最優的市場，最優的工匠。那裡是貿易的中心、時尚的最高法院、人才競爭的裁判、珍稀事物的評判標準。那裡能看到一流畫作的畫廊，能聽到最美妙歌喉的演唱，能欣賞到技巧無與倫比的演出。那裡是大佈道者、大演說家、大貴族、大政治家薈萃之所。就事物的本質而言，偉大與一統並肩而行；優異意味著一個中心。這個中心，我再三再四地說，就是大學。（筆者譯）

大學可以多種多樣，但是大學之道，恐怕只有一條，那就是以學術大師為教授，以通識教育為基礎，以思想自由發展為條件。在對大學性質的認識上，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與紐曼完全一致。他在論文《大學一解》（《清華學報》1941.1）中不僅詳細闡述了大學通識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大學「充其極可以為國家文化之中心，可以為國際思潮交流與朝宗之匯點」。梅貽琦的另外一句話更為有名，即「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話實際上有一定的片面性。今天我們套用梅貽琦的名言，不妨可以這樣說「所謂大學者，非僅傳授特定專科知識之謂也，傳承人類全部知識之謂也；非僅聘有大師之謂也，為天下培育大師之謂也。」

五、讀經與解經

要想把學生培育成大師，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引導他們讀大師的經典之作，而且是讀原著的原文。不讀原文，體會不到原著的妙處。例如為了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國家大劇院最近上演了幾部莎劇，我去看了羅馬歷史劇《大將軍寇流蘭》（Coriolanus）。英若誠的譯本語言地道、流暢，導演林兆華對劇本的處理不乏新意，濮存昕等演員的表演也可圈可點，一般觀眾看完演出，可能會覺得還不錯。可是對那些讀過英文原作的觀眾而言，沒有從某個人物嘴裡聽到某段精彩的台詞，看到該出場的某個人物沒有出場，發現寇流蘭的死法和原作中的不一樣，他會覺得大失所望。而他如果聽到某個沒有看過原著的人說，莎士比亞的劇本也不過如此，就不免會為莎士比亞打抱不平，也會為那些因沒有讀過原著而欣賞不到莎劇妙處的人感到惋惜。

守望經典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在細讀經典的過程中對經典給予新的解讀。由於語言的演變和文本傳抄中的訛誤，遠古流傳下來的經典不可避免會存在有歧義或晦澀難懂之處。例如《論語》，這是一部古代教育學、哲學、倫理學的經典。作為中國最早、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中發表了大量有關教育的言論，涉及教育哲學而有歧義或有爭議的論述主要有以下五條：

1.「學而時習之」（1.1）是講學習與複習的關係，還是講學習與實踐的關係？

2.「溫故而知新」（2.11）的意思是「通過溫故而去知新」，還是「溫故而且知新」？

3.「自行束脩以上」（7.7）說的是學費問題、入學年齡問題，還是對求學者素質的要求？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8.9）是在鼓吹愚民政策，還是在倡導對民眾的引導和理解？

5.「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17.25）是否流露出了孔子對婦女的鄙視？

對於這五條著名論斷，筆者（2013）曾在《對孔子教育哲學五個基本理念的重新解讀與英譯》中提出了新的解讀和英文翻譯。然而還有一條基本沒有爭議的著名論述同樣值得我們今天重新解讀，那就是「有教無類」（15.39）。與上面一些論斷不同的是，「有教無類」無論怎樣解讀，都不失為一個進步的教育理念。但是對這句話的傳統解讀卻不是沒有問題。

傳統上對「類」的解釋是「種類」。朱熹在《論語集注》中對「有教無類」的解讀是：「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我們知道，人性善是孟子的理念，朱熹的解讀顯然出現了時代錯亂，把孟子的思想加到了孔子頭上。朱熹把人分成善的和惡的這兩類，也違背孔子的思想，因為《論語》里沒有善人和惡人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但是朱熹對於「教」的功用的解讀基本是對的，那就是君子的教化可以克服一些人身上的惡劣習氣。這一點對於本文後面的新解讀至關重要。

《張居正講評〈論語〉》（2007：257-258）進一步闡釋朱熹的話說：

類，是等類。孔子說：「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其中有智的，有愚的；有賢的，有不肖的，種種不齊。然君子之心，惟欲使人人皆復於善而後矣。」智的，愚的，賢的，不肖的，都是一般樣教訓化導他，何嘗分別等級，而有所揀擇於其間哉？蓋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文武之民，遍為爾德，亦有教無類之一驗也。

其實孔子並不像張居正說的那樣不分「智的，愚的，賢的，不肖的」，而是把人分成各種不同的等級。他曾把人分為兩等，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6.21）。他也曾把人分為三等，即「上智」、「下愚」和一般人，認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17.3），也就是說，絕大多數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只有最聰明和最愚蠢的人是無法改變的。他還把人分成四等，即「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16.9）。孔子把他門下的學生分為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11.2），這也是分類。此外，孔子還實行因材施教，區分不同學生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實施教導。同一個概念，如「孝」，他往往對一個學生這樣解釋，對另一個學生又那樣解釋（2.5—2.8），從不對所有學生「一般樣教訓化導」。

楊伯峻和金池分別站在教師和學生的立場上解讀「有教無類」。楊伯峻《論語譯註》（1980）的譯文是「人人我都教育，沒有[貧富、地域等等]區別」；金池《論語新譯》（2005：290）的譯文是「受教育不分類別」。把「有教無類」的「教」解讀為「教育」，是有問題的。《論語》中除了「有教無類」外，教字共出現了以下六次：

1.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庄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2.20）

2.子以四教：文、行、忠、信。（7.25）

3.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3.9）

4.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3.29）

5.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13.30）

6.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20.2）

上述句中的「教」，意思要麼是「教化」（如1—3、6），要麼是「訓練」（如4—5），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學校「教育」。「有教無類」的「教」不大可能是例外，因為在孔子時代或更早的文獻中，找不到「教」表示「教育」的用法，這種用法最早出現於《孟子》的著作里，例如：

7.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

8.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

孔子招收學生不分貧富和地域。他對學生的唯一要求就是「自行束脩以上」，即「自我約束以求上進」（見筆者2013）。他自豪地說，對這種人「吾未嘗無誨焉」（7.7），即「我還從未有過不加教誨的情況」。。這顯示了孔子作為教育家的高尚和偉大。他如果想表達「我招收學生不分貧富」的意思，完全可以換個說法，明白地說出來，例如「志於學者無分貧富，吾未嘗無誨焉」，用不著把「有」和「無」作為兩個對立的概念提出來，表達為一句帶有顯著格言特點的「有教無類」。

所有問題歸根結底都出在這個「類」字上。筆者發現，在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7）里，「有教無」之後是一個《說文解字》和《漢語大字典》都沒有收的字，形似「顓」/zhuān/，不過左下角不是「而」，而是「豕」。與這個字和「類」（類）在字形上相近的有兩個字，一個是「顡」/wài/，意思是「痴呆，不聰明」（見《漢語大字典》「顡」條）；另一個是與「類」（類）相通的「纇」/lèi/，意思是「絲上的結」，引申義為「缺點，毛病」（見同上，「纇」條）。「顓」的意思是「拘謹；老實」（見同上，「顓」條），放在這裡說不通。「顡」的意思雖說得通，卻不大可能是孔子的意思，因為孔子說過「唯上智與下愚不移」（17.3），不相信可以讓痴呆者變得不痴呆，而且「顡」的讀音/wài/也與「類」（類）/lèi/完全不同。放在「有教無」之後的位置上且在讀音和意思上既說得通又不與孔子其他論述相矛盾的唯一選擇是「纇」。筆者在《英語學習·漢玉精雕·〈論語〉選》（2009.3）里大膽假設，傳世本《論語》里的這個「類」（類）實際是「纇」的別字。由於讀音相同，字形相似，所以人們經常把前者寫成後者。「有教無纇」意思就是「有教化就不會有瑕疵/毛病/不良習性」。也就是說，在稟性與教育、先天與後天的關係這一教育哲學的根本問題上，孔子承認，就智力而言，有極少數天才和白痴，後天教育沒有辦法改變他們；就品性而言，後天教育可以避免一個人形成不良習性或毛病，使他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這樣從先天稟性和後天教化的視角來解讀「有教無纇」，我認為更符合孔子的一貫思想。

總而言之，讀經不應是「拜讀」，而應設身處地站在經典作者的立場上進行解讀，然後不妨站在其對立方的立場上與他過過招（crossswordswithhim），既讀出經典作者的獨到見解，又看到其不足之處，這樣才能明白後人在經典的基礎上又做了什麼，自己接下來應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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