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讀｜《比較的幽靈》：東南亞國家的民族主義表現

《比較的幽靈》1963年2月2日，在與我被教導著把它想像成「東南亞」的這塊土地初次相逢約莫一年之後，我有了一次奇特的經歷，那時我無以名之。當時的印尼總統蘇加諾要接受印度尼西亞大學的名譽學位，他臨時邀請了外交使團，與大學生和教員們一同出席。不知怎的我最後成了一位年長的歐洲外交官的耳語翻譯。蘇加諾在講他最愛的兩個主題：民族主義和領導者。本來風平浪靜，突然，他開始談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不是將其說成大屠殺的劊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而是說成一個民族主義者。更讓我倆驚詫莫名的是，這位總統必定是疑心沒幾個學生曾經聽說過希特勒，他試圖賦予元首的遙遠幽靈以地方生命，用他特有的、別人學不來的公共演講風格，像說腹語似的說道：比方說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絕頂聰明——也許他想說，光有物質基礎，幸福還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他稱之為第三帝國（Dritte Reich）。這個第三帝國實實在在地會給德國人民帶來幸福。第一帝國是腓特烈大帝的帝國，是老腓特烈領導的帝國；第二帝國是就在世界大戰之前還存在著的那個，而今在世界大戰中被摧毀了。「來吧，讓我們建造起一個第三帝國，在這第三帝國里，嗨，姐妹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兄弟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孩子們，你們會活得很快樂；嗨，你們，德意志的愛國者們，你們將目睹德意志加冕為王，凌駕於世界所有民族之上。」兄弟姐妹們，希特勒如此描繪這些理想，真是太聰明了！我順著他的講話低語的時候，老外交官變得越來越不安和疑惑。「你有把握嗎，他真是在說這個？」他再三問我。我已經多次聽過蘇加諾用他那腹語式風格講述孫逸仙、凱末爾、甘地、德·瓦勒拉和胡志明，那些時候他想提醒他的同胞們，民族主義是一種普世之物，而且同國際主義不可分割。我極力向外交官解釋這一點，但沒有成功，他怒氣沖沖地回到了大使館，比從前更確信蘇加諾是個瘋狂而危險的江湖騙子。對我而言，我感到暈頭轉向。在我的年輕生命里，我是頭一回被邀約透過倒轉的望遠鏡來看我的歐洲。蘇加諾自認是個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統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靜安詳地看待這些恐怖，虔誠的基督徒就是以這樣的平靜安詳，沉思以上帝的名義干下的數世紀的集體屠殺和摧殘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輕快的距離，如同我的學校老師談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祿或皮薩羅。從今往後要像從前那樣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難了。我找不出一個好名頭來稱呼這種體驗，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之後，那時我在菲律賓，為了自學西班牙語，結結巴巴地讀何塞·黎剎（José Rizal）的極端民族主義的小說《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在故事之初有一個令人頭暈目眩的瞬間。年輕的混血主人公，長期旅居歐洲之後，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馬尼拉。他從馬車車窗望出去，看到了市裡的植物園，發現他也是（可以這麼說）處在倒轉的望遠鏡的末端。這些園圃自然而然（黎剎說是maquinalmente）、不可避免地隱沒到它們在歐洲的姐妹園子的意象當中去了。他不再能夠實際平常地體會它們，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時又遠在天邊地看著它們。小說家引人注目地把這一無可救藥的雙重幻影的動因命名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 。原來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裡說道：比較的幽靈。「東南亞」的諸起源對我來說，「東南亞」一直是個再好不過的場所（locus），可以由此努力適應這類揮之不去的幽靈。作為一種意義深遠的想像物，它年齒極淺，比我本人的還淺。不必驚怪，它的命名出自外部，甚至在今天，居住在它的大約175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用說水域）上的幾乎5億人口，極少有人認為自己是「東南亞人」。較老的中國概念「南洋」，模模糊糊指的是由海路可達的一片「南方」區域。後來日語里的派生詞南方（nampō），寬泛而有彈性地延展到美國人稱之為西南太平洋的地方。「東南亞」本身只是在1943年夏，隨著蒙巴頓的「東南亞司令部」的設立，才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術語問世；該司令部是更傳統的印度司令部的支脈，但是它駐紮在康提，所司的領土職責包括錫蘭和英屬印度的東北邊疆（兩者都不在今天的「東南亞」），卻排除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直到1945年7月），還有菲律賓。然而這一命名顯然是對下述事實的反應：歷史上首次有一個單一勢力——裕仁天皇的軍隊勢力——有效地控制了英屬緬甸和西屬——美屬菲律賓之間的整片地帶。幾乎正好在同一時間，學術界開始嚴肅地運用這個術語，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那兩個海上帝國的學者們。這股新浪潮可以說在1941年已經露頭，那時了不起的緬甸學者、前英國殖民地的公務員約翰·弗尼瓦爾（John Furnivall）發表了他的《東南亞的福利與進步》一書——是在紐約，兩年後緊接著發表了《東南亞的教育進步》——又是在紐約。1942年，美國政治科學家魯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與他的同事倫諾克斯·米爾斯（Lennox Mills）和弗吉尼亞·湯普森（Virginia Thompson）一道，出版了《東南亞的政府與民族主義》。左翼美國人布魯諾·拉斯克（Bruno Lasker）於1944年出版了《東南亞各民族》，1950年又出版了精彩的《東南亞的人性枷鎖》。英國殖民地官員維克多·珀塞爾（Victor Purcell）在1951年寫成了不落俗套的《東南亞華人》。次年，英國歷史學家誇里奇·威爾士（Quaritch Wales）在其《古代東南亞的戰爭》一書中，犯了時代錯誤，將「東南亞」的世紀推遠到歐洲人到來前的往昔。隨著英國前殖民地官員D.G.E.霍爾頗具官方權威的《東南亞史》於1955年問世，這個概念堂而皇之地正規化了（雖然霍爾在該書的第一版中沒有把菲律賓包含在內，這一缺席在以後的連續再版中部分得到彌補）。為什麼姍姍來遲？又為什麼最後一蹴而就？首先，這裡缺乏一種歷史性的霸權勢力，就像奧斯曼土耳其人對近東或中東，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對「拉丁」美洲，莫卧兒人對「印度」，以及讓「中國」成為一種貌似可信的有界幻象的北京歷代君王那種權力。其次，一旦伊斯蘭教（從十三世紀開始）和基督教（從十六世紀開始）打破了印度教——佛教相混融的文明態勢，這個地區就呈現出非同一般的宗教異質性，而印度教——佛教文明的遺迹如今尚名列世界奇蹟之中，如柬埔寨的吳哥，爪哇的婆羅浮屠，暹羅的大城府，緬甸的蒲甘和末羅漢等。今天，緬甸、暹羅、寮國和柬埔寨各自信佛，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汶萊是穆斯林佔優，菲律賓主要是天主教徒，而越南尤其繼承了儒教、道教和大乘佛教。但是無疑地，起關鍵作用的要素還是這一地區形形色色帝國主義的奇特歷史。這裡只有比利時人和義大利人不見蹤影。英國人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婆羅洲，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葡萄牙人在東帝汶，西班牙人和美國人在菲律賓，法國人在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加上半獨立的緩衝國暹羅，在倫敦和巴黎這對冤家的殖民地間苦苦支撐。再有，這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並非像非洲大部分地區所發生的那樣，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擁而至，而是數世紀間前前後後趕來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義的十六世紀末葉，荷蘭人在重商主義的十七世紀，英國人在啟蒙主義的十八世紀，法國人在工業主義的十九世紀，美國人在機動化的二十世紀到達此地。每個帝國勢力跟它的競爭國互相猜忌、明爭暗鬥，把自己的領地同其餘地區隔離開來，結果到二十世紀初，巴達維亞（雅加達）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更了解阿姆斯特丹，而不大了解他們的遠祖曾交往密切的柬埔寨；他們在馬尼拉的兄弟族類對馬德里和紐約的了解，又超過了對南中國海對面一衣帶水的越南濱海地區的了解。而且，即便是在這個飛機、電報、電話的時代，這些殖民地也是距宗主國最為遙遠的。越南之於巴黎，菲律賓之於馬德里或華盛頓，東帝汶之於里斯本，馬來亞之於倫敦（除了人種斑駁陸離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外），都比各帝國版圖內其他任何地方更遠。僻遠、異質，還有可謂宗主國的分割，這個地區統一命名如此之遲，也就不足為怪了。然而二十世紀伊始，這一區域有史以來首次開始形成邊界，這要特別歸功於墨卡托的遺產。今天的緬甸，在1885年到1937年間，曾是殖民地印度的組成部分，是它唯一的佛教省份。但就在那時候，連續的、繪成地圖的邊界線已經給定，大體上延續至今。巴黎明確標示出中國領土在哪裡終止，法屬越南的東京從哪裡起始，它消除了數世紀以來滲透性的相互聯繫，更別提今日越南的某些地區被合併到中華帝國里的那一千年了。二十世紀初，新幾內亞島位於東經141度以西的那一半屬於荷屬東印度，如今它是東南亞的一部分。然而東邊一半就不是。這半邊的以北部分，在1885年和一戰之間，是凱撒·威廉蘭（Kaiser Wilhelmland），隸屬於同樣可笑地喚作俾斯麥群島的一個德國殖民地。以南部分是英國人的。1920年後，這南北兩部分漸次變成了一個虛弱的單位，由澳大利亞的次生帝國主義控制。如果我們不但想到巴布亞紐幾內亞被排除在東南亞之外，還想到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最近拒絕了錫蘭/斯里蘭卡的加入申請，我們就能看清這幅地圖的真正重要性。回溯一千年，錫蘭同東南亞有著文化、商業甚至政治的密切聯繫，它還和緬甸、暹羅、柬埔寨、寮國共同信仰小乘佛教（穿過孟加拉灣的雙向朝聖路線存在好幾個世紀了，至今依然如故）。它的農業、氣候、食物和文化極其類似於東南亞的很多地區。可是它最終卻被——也許不太舒坦地——釘在了「南亞」。造成最後一蹴而就的是太平洋戰爭、飛速的戰後去殖民化、冷戰的發動，以及美國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區唯一霸主的持續努力。這一地區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帝國主義在1942年初到1945年間的冷不防地恥辱性崩潰、1943年起越來越孤注一擲的日本對「土著民」的武裝和軍事訓練、有時受到遠道而來的盟軍援助的抗日游擊隊的興起，還有在緬甸和菲律賓展開的日軍和盟軍之間創巨痛深的激戰：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當日本於1945年8月投降以後，歐洲人不可能昂然捲土重來。在亞非殖民化區域的別的任何地方，這樣的事情從沒發生過。它也意味著，繼大約140年前的西屬美洲之後，東南亞成了唯一的這樣一塊殖民化區域：這裡爭取獨立以及更多東西的武裝鬥爭是家常便飯。不同尋常的是，在拉美的最西端，即菲律賓，這個過程在1896年已經開始了，那時候，由博尼法西奧（Andrés Bonifacio）、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馬比尼（ApolinarioMabini）領導的一場既早熟（對亞洲而言）又晚熟（對拉美而言）的起義，於1898年締造了一個自由的菲律賓共和國，雖然它不久即被美國鎮壓了。緬甸、寮國、柬埔寨、越南、印尼，某種程度上還有馬來亞，實際上都在為獨立而戰，大多取得了苦澀的成功——也漸漸意識到彼此在干同樣的事業。1947年初，泰國進步的民選總理比里·帕儂榮（Pridi Phanomyong），在他被軍方推翻之前的短暫時光里，發起了一個流產的「東南亞聯盟」，想建立反帝互助的區域網路。然而，是冷戰在亞洲的揭幕真正開啟了使東南亞成為像它今天那樣一種想像的現實的漫長曆程。在美國看來，大亞洲的主要國家都有一個多少比較固定的地位。日本已經被美國人佔領了，唯華盛頓的軍事和經濟機器馬首是瞻。印度在分治危機之後，在尼赫魯和國大黨的無與爭鋒的領導權下，似乎鐵定是准英屬的。中國嘛，唉，1949年後「丟失」給共產主義了，但是它太龐大了，頂多適合閃電式的、半秘密的干涉。印巴和中國之間地帶的那些新國家則另是一番景象。在幾乎所有這些國家，土生土長的、通常是武裝起來的、由共產黨人領導的運動質疑盟國企圖創建的戰後秩序的合法性。在1949年的緬甸，即取得正式獨立一年以後，兩個競爭的共產主義政黨，加上各式各樣的族群反叛團體，讓吳努（Unu）政府差不多隻控制了仰光。東面的法國殖民地，1946年末爆發了第一次印支戰爭，一年後胡志明宣布越南獨立。當這場戰爭在奠邊府趨向尾聲時，共產主義運動傳遍了寮國這個山地國家，稍後又傳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菲律賓，美國人重新扶植了一個腐敗的地方巨頭階層，來領導已被正式承認為獨立（當然是在1946年7月4日）的這個國家，這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共產主義起義（1948——約1954年），它是以戰爭年代的人民抗日軍（Hukbalahap）為班底的。在印尼，起初看上去，本土的左派已經在1948年被忠於革命總統蘇加諾和副總統哈達（Hatta）的軍隊制伏了，但在主權移交之後，印尼共產黨卻出人意料（而又合法）地恢復了元氣，不過十年時間，成為共產主義集團以外最大的共產黨。在馬來亞（它直到1957年才正式獨立），1948年春之後倫敦發現，它面對著它的現代帝國歷史上最長久、最猛烈的抵抗——來自一個馬來亞共產黨，該黨是從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發展而成的。只有在暹羅，「常態」似乎佔了上風；武裝的共產主義僅在1960年代中期才開始冒頭。世界上沒有別的地區有這樣驚心動魄的傳略，拉美沒有，近東沒有，非洲沒有，南亞也沒有。新霸主打定主意，它不應像中國那樣「丟失」了。於是，1954年，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成立了，它初創於美國人的馬尼拉，後來總部設在曼谷，其用意就是挽救這整個後殖民地區免遭共產主義幽靈之害。隨後十年里，東南亞的本地政府採取了兩種措施，要創建一個不那麼全盤地受外人支配的區域性組織；這兩種措施最終都夭折了。由暹羅、菲律賓和當時的馬來亞創建於1961年的東南亞聯盟（ASA），最後無力解決因馬尼拉對北婆羅洲（沙巴）的主權要求而起的日漸升級的爭吵。馬菲印尼聯盟（Maphilindo）是印尼的激進民粹主義總統蘇加諾1963年想出的妙計，打算包含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這些個「馬來」民族，然而一當白廳從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羅洲以及從前編造出來的「白人拉甲的沙撈越」拼湊出「馬來西亞」，它轉眼間就塌陷了。不過，1967年，當蘇加諾在一場大規模兇殺的狂歡中倒台以後，一個較為持久的機構創立了，那就是東南亞國家聯盟，它最近——隔了三十年之後——接納了越南、緬甸和寮國，也許有朝一日會讓洪森的柬埔寨與沙納納·古斯芒的東帝汶加入進來。東南亞研究，東南亞人，東南亞專家有一個領域，它迥異於外交官、將軍、情報機構和國家首腦們組成的領域，在它那裡，東南亞更早也更成功地在變成一種現實。各色殖民主義製造了大量學術成就，這些學問被各殖民地框限於研究本地區——用英語研究緬甸和馬來亞，用美語研究菲律賓，用荷蘭語研究東印度群島/印度尼西亞，用法語研究越南、柬埔寨和寮國，等等。正像這樣，戰後美國的反共霸權給東南亞研究這個新領域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從事這種研究的第一個學術計劃（programme）於1947年在耶魯大學創立，不久以後，我所在的康奈爾大學緊跟著設立了一個同類計劃。在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所造成的驚恐狀態下，隨著第二次印支戰爭爆發，相似的計劃在全美國繁衍開去。後來，這種模式蔓延到澳大利亞、日本、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斯堪的納維亞等地，側重點各各有別。美國開創的這種東南亞研究，與殖民地時代先已存在的那種學術研究之間，自始即有一種關鍵的差別。殖民地時代幾乎所有的偉大學者——比如，約翰·弗尼瓦爾和戈登·盧斯（緬甸）；馬伯樂和保羅·馬斯（印度支那）；理查德·溫斯特德和R.J.威爾金森（馬來亞）；特奧多爾·皮若（Theodoor Pigeaud）和貝特蘭·施里克（荷屬東印度）；羅伊·巴頓和羅爾斯頓·海登（菲律賓）——都是或曾經是殖民地官員。他們一生有很長時期住在殖民地，對那裡了如指掌。然而如此沉浸其中的前提條件是，即便他們私底下懷疑殖民事業，也不大可能公然說出來。在戰後的後殖民時代，這類人物消失了。東南亞，或者至少是它非共產主義的區域，遭逢了成群的美國官員，他們要處理一切事務，從軍事、情報到教育和資本主義發展，但他們都是大忙人，也幾乎不通當地語言，很少有時間或意向去做殖民地的風平浪靜所容許的悠閑研究，他們走馬燈似的輪換崗位，以致不能深入理解任何東西。結果，東南亞研究成了宗主國教授們的領地，他們主要並非美國聯邦國家的財政受益人，毋寧說是私立大學和州立大學，還有私人基金會（特別是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受益人。既然他們工作的架構——東南亞——是這一地區非殖民化和美國不依不饒的冷戰霸權的後果，他們的研究明顯集中在同他們殖民時代的前輩迥然有別的學科領域裡：首先是政治科學，還有近現代史和人類學，而不是考古學、古代史和古典文學。這一轉變意味著它的領軍人物不是有著文官思想或官僚責任的人（很多人對非共產主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懷著積極的、公開的同情，公然批評華盛頓政策的也不在少數）。稱之為東南亞研究的一個制度化研究領域，處在有著無限財力和巨大政治野心的一個大陸強國的中心，就眼下的目的來說，它的創建具有兩大後果。第一，教授們和研究生們跨越學科匯聚一堂，不是出於特殊的國家興趣，而是出於區域興趣。前者講授——後者聽受——這樣一些課程：東南亞史、東南亞政治、東南亞經濟、東南亞的神話與象徵，諸如此類。這種課程有一種實際的好處，它迫使所有學生橫跨一個極其多樣化的「區域」，多少帶著比較的眼光思考問題，並且把學生們聚到一處密切切磋，即便某人對古代越南感興趣，另一個對菲律賓公共行政感興趣，還有一個對爪哇人的神秘崇拜感興趣。（這也有不利之處，它往往把這些學生同研究朝鮮、斯里蘭卡、中東、中國等地的教授和學生分隔開來。）熱烈的學生課堂和個人關係最終延伸入學術的職業生涯，深深地與作為一個真實地點的東南亞捆綁在一起，並奉獻給它。這一奉獻也超越了直接的冷戰分界線，因為原則上，共產主義的、中立的和親美的國家都在一個單一架構內並列著被研究。就此而言，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東南亞對美國大學中的人們來說，比對其他任何人都更為真實。第二，那時候美國有資源可以創建舉世無雙的「東南亞」圖書館；它也有學術經費把感興趣的學生從諸多不同的國家吸引過來，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從東南亞本身那些出入自由的國家過來的學生。多年的學生生活，伴隨著他們共同的研究，跨國的友誼、愛情，有時還有婚姻，在1950年代已經開始造就一批年輕人，他們能夠想像自己是東南亞人，同樣也是印尼人，或菲律賓人，或暹羅人。他們歸國後，一般待在國立大學、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和資望較高的大眾傳媒的重要崗位上，常常會把這些個人關係維繫幾十年。而且，這些學生中相當數量的人憑藉在美國的學習，能夠以一種共同語言（在美國或別處）發表研究成果。對這類人而言，英語成了——這一點完全不曾刻意強調——東南亞真正的通用語，某種程度上也是它的現實性的保證；很久以後，外交官、政客、將軍甚至技術官僚們才作如是觀。1960年代中後期，越南戰爭加劇為第二次印支戰爭，這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即東南亞在大學共同體內外的進一步成形。在美國大眾傳媒看來，越南差不多從來就位於東南亞——儘管考慮到它數世紀以來同中國的惱人的親近，還有它在河內的共產主義政權，人們本應可能視之為中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當強制徵兵開始帶來不良後果的時候，學院里註冊學習東南亞課程的人數暴漲，有關東南亞的圖書也越來越唾手可得。回想起來，更令人吃驚的是有那麼多教授和學生，他們雖然在越南問題或越南語的知識上專業化程度不深，卻自認為有道德義務和知識能力，以東南亞研究權威的姿態，對這個國家及這場戰爭公開發表意見。而且更有趣的是，這場戰爭（事實上它嚴重分化了東南亞專家）造成的校園生活的政治化和兩極化，對在國外求學——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地方——的東南亞學生產生了影響。人們可能發現，泰國和菲律賓學生針對戰爭進行抗議和遊行示威，並同印度支那的民族休戚與共，而他們的政府與美國戰爭機器沆瀣一氣。這些學生去遊行示威，當然有他們自己的民族政治的理由，也有激進的、人道主義的理由，但是關鍵在於，他們視彼此為遊行的同志，旁邊還有從事東南亞研究的美裔、歐裔、澳裔、加拿大裔學生，和他們一起抗議。在隨後的幾十年里，這些學生中有人成了真正民主化、包容性的東盟最為莊重博識的代言人之一。他們是這樣一類人：在曼谷他們敦促泰國政府公開支持昂山素季，在馬尼拉和吉隆坡他們抵制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政府的企圖，這兩國政府可惡地熱衷於鎮壓要求東帝汶自由的會議，姑息蘇哈托政權。當然，成效不大。作為東南亞勞工和資本家的「華人」

資料圖：馬來西亞錫礦業早期發展主要依靠華僑勞工和華僑資金。當歷史學家們開始——就在不久前——將東南亞想像成冷戰前和殖民前就已存在的古老實體的時候，可供發掘和審視這一實體的一個要地是中華帝國積數世紀之久的巨大檔案。從這個王國出發，佛教朝聖者穿越東南亞沿海地區，往返於中國與今日南亞的聖地之間，有的人留下了詳盡的旅行記述。東南亞的許多較大的王國都習於向當朝天子派遣使團，直到歐洲人中斷了這一活動為止；他們使團的目的是為了貿易、情報與政治合法性。帝國朝廷喜歡把這些使團說成是「朝貢者」，但也利用它們來搜集有關其「野蠻的」南部外圍的信息。（古代北京和當代華盛頓在這點上有一種諷刺性的相似。）因而並非意外的是，當代最卓越的「古代東南亞」歷史學家沃爾特斯（O. W. Wolters）——他的全部作品宏偉地跨越了今天被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和柬埔寨佔據的領土範圍——剛出道時是個年輕的漢學家，為馬來亞殖民行政機構的一個部門工作，該部門被荒唐地誤稱為「中華屬國」部。福建和廣東，今日中國的這兩個東南沿海省份，其中有些男子往往不遵守經常很兇殘的帝國禁海令，從很早時期起就遷往東南亞，入贅當地家庭，做起了工匠、商人、港務長，有些情況下還成了有權有勢的朝臣。偶爾甚至更加高貴：當今的暹羅王室，這麼說吧，有50%的「中國」血統；柬埔寨的諾羅敦家族也不亞於此。初來乍到，在一個陌生環境里，多數人沒法像他們自己被養育的那樣，養育他們的混血後裔。除非有意外的外部干預，他們的子孫會漸漸同化到當地種群里。這種同化比較輕鬆，因為最初的移民不知道他們是「華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文盲，通常講的是閩南語和粵語這類彼此聽不懂的話；因此他們認同於職業、宗族和老家，而不是認同於幾個世紀後方才浮現的民族。有三股重要力量運轉起來，改變了這種逐漸潛移默化的狀況。首先是歐洲人的到來。他們對這些語言都茫然不解，他們的眼睛只盯著面相、服飾和職業，他們的野心傾注在掌控本地區的貿易上，所以他們決定，這一類人統統是「華人」，進而以這個決定為基礎採取行動。（東南亞對「華人」的大屠殺在十八世紀由本地區第一批法西斯分子發起：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荷蘭人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其次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起義，它在中國東南造成一片狼藉，讓清王朝幾乎全盤喪失了對其南方海岸邊界的控制。近乎同時出現的汽船，以及資本主義殖民地東南亞這個勞動力匱乏的巨大市場，使得來自不同語言群體的年輕男子以空前規模大量移民成為可能。

資料圖：華人街販和金飾匠蠟像，現存於菲律賓菲華歷史博物館。最後是十九世紀末華人民族主義的登台，不只是在中國本土的城市，而且（有時甚至更早）還在南洋。特別是在今天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一地帶上，這些民族主義伴隨著識字率（不管是漢字還是羅馬字）的提高、報紙的出現、移民中的性別比正常化——這帶來了更加穩定的家庭生活。相反地，暹羅和菲律賓因不同原因，同化進展得相當快速平穩，那裡的這種趨勢就大為遜色，對暹羅和菲律賓民族主義的認同反而強烈得多。隨著1911年清王朝的覆滅，以及民族性的中華共和國的蹣跚出場，對東南亞那些自己以某種方式認同於華人，或者/而且被當地種群和殖民政府認作華人的人們來說，民族身份和國民身份的問題就開始變得迫在眉睫了。在後殖民時代，出於地方的、區域的和國際的一些原因，這個問題甚至變得更加咄咄逼人。地方上（至少在資本主義國家），歐洲人的政治經濟控制權的解除，為上升中的華人企業家急速提升經濟權力開闢了道路，同時使他們更嚴重地遭受本土精英的敲詐勒索和全國民眾的憤恨嫉忌。區域上，華人商業利益鋪展得超越了國界，因為資本家尋求將風險和機會多樣化。與此同時，分別以當時左翼的北京和右翼的台北為中心，中國兩個敵對的政權各施手段，企圖在當地的民族國家精英、地方反對派和流亡華人中網羅友朋。沒過多久，也就有了新加坡自治市這個異數：形式上是多族群或多種族的，而實際上是華人民族的又一種發展可能，處在李光耀及其忠實追隨者的無限期政權控制之下。在後殖民時期，對相信華人是單一實體的那些人們（通常是外部觀察者）來說，把華人視為正在形成的一種名副其實的東南亞經濟的獨一無二、必不可少的跨地區基礎，這不算奇談怪論。隨著亞洲冷戰趨於緩和，隨著電子通訊技術發展起來，也隨著1970和1980年代的長期繁榮進一步拓深，這樣一種信念更是四處流傳：東盟的外交官們正極力從政治上和戰略上為東南亞所做的事，華人將會從經濟上做到。然而，這一景象是否符合現實甚為可疑。從一開始，本地區各民族國家的經濟，除新加坡外，本質上是競爭性的而非互補性的。有個驚人的事實是，在金融危機前的1990年代初期，區域內貿易仍然僅具次要意義。比如1992年，東盟內的出口額總計僅佔總出口額的17.4%。即便這個17.4%也是欺騙性的，因為進入新加坡倉庫的貨物其實不是為了本地消費，而是為了轉運到本區域之外。菲律賓（5.9%）、暹羅（12.7%）和印尼（11.6%）的這些數字尤為不起眼。有關東盟內進口額的數據差不多是一回事。東南亞各國也沒有充分投資在彼此的開發上——新加坡再次是個例外。金融危機以後，也隨著中國大陸和台灣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甚至這些低百分比都極有可能還要縮小。沒幾個觀察家注意不到，當艱難時世來臨之際，東盟國家及其資本家在彼此互助上束手無策，而且實際上往往是遵照那條古老而通達世故的法則行動的：各尋生路（sauve qui peut）。東南亞：作為一個政治集團？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當東盟於1967年組建的時候，邀請加入的公函被發送到東南亞的所有現存國家，而沒有發送給東南亞以外的任何國家。其中不但包括新加坡（它才剛剛成為獨立國家），還包括南越和北越、柬埔寨、寮國、緬甸，甚至產油的酋長國汶萊（它十七年後才正式獨立於倫敦）。雖然後邊這組邀請函在當時無一被接受，但這份草擬於距北越春節攻勢僅數月的邀請名單，原則上是同冷戰慣例的斷絕，今天可以把它看作是邁出的第一步，要順著非洲、美洲和西歐的現行安排的路數，創建一個區域性外交集團。這裡的核心理念是要創造出制度性約定，無須大國干預就能解決區域內的爭端，並且創造出一種聯合的「世界性存在」（world presence），那是當地任何國家單憑一己之力所做不到的。這些目標實際實現的程度有限而模糊。對抗之結束不是由於東盟，而是由於蘇哈托將軍推翻了蘇加諾，東盟的創製者。馬科斯決定不再繼續提出菲律賓對沙巴的主權要求，是因為那時他發現，馬來西亞的政治領導人可以通過援助1972年——即他獨裁的元年——在菲律賓南部爆發的穆斯林（摩洛）分離主義叛亂，對菲實施破壞性的報復。但是，1960年代末英國軍隊從東南亞撤退，1975年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略地位坍陷，都給東盟在本地摩拳擦掌提供了比較有利的環境。焦點不出意外地落在印度支那。主要由暹羅、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牽頭，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開展起來，旨在防止東盟國家被迫接收從水陸兩路逃離河內、萬象和金邊那幾個獲勝的共產主義政權的大批難民。越南軍隊1978——1979年在柬埔寨大獲全勝之後，東盟緊接著同北京和華盛頓密切合作，阻止河內扶植的韓桑林政府僭取柬埔寨的聯合國席位，為波爾布特的武裝及抵制越南強加的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其他集團提供各種支援。這樣，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期間，東盟更多是作為一個反越而非反共集團在發揮作用。這種局面的完結，靠的不是東盟之力，毋寧說是因為世界列強利用聯合國進行了協同干預，也是因為河內斷定它在柬埔寨的目標實際上已經達成。由於東盟多數政府的威權性質，它也是軟弱乏力的。幾乎沒有什麼政權容忍嚴厲的國內批評，它們的合作從一開始就依賴於「不干涉」彼此自行界定的內政。如此一來，東盟面對菲律賓的摩洛問題，或者雅加達在東帝汶弄巧成拙的帝國主義，就無所作為了。最近將越南、寮國和緬甸的專制政府吸納進東盟，也不大可能減緩這種無能。東盟在如何處置洪森的柬埔寨這個問題上可恥的優柔寡斷，只不過證實了這一印象，更不消說緬甸和越南之拒不接受東盟有關偷越國境者的最新原則了。然而很顯然，在過去的十年里，東盟越來越多地設法讓自身在國際外交上受人重視，而且本地區早該發生的政治領導人的代際更迭可能打開通往民主化與更講原則的聯盟的道路。個人動力1958年1月我進入康奈爾大學讀書，是出於最膚淺的原因：好奇。那時印度尼西亞出現在報紙的頭版，因為它有個龐大、合法的共產黨，也因為中央情報局培植的一場內戰一觸即發。碰巧喬治·卡欣（George Kahin）在康奈爾授課，這位學者寫出了有關某個國家現代政治的開山之作，在那年頭，大部分美國人和歐洲人很難在一幅世界地圖上找到那個國家。然而卡欣還是美國第二家東南亞研究中心極富創造性的主任，他在身邊匯聚了一批不同凡響的教授級人才，精神飽滿地努力招收對每個正在湧現的東南亞民族國家感興趣的學生，假定他們有充足理由一起研究，互相學習。（因此對我來說，單就印尼本身進行研究在制度上就走不通了；只有把它放在區域背景下才行。）卡欣塑造我們品性的影響力的最後一個決定性方面是他的愛國主義。恰是由於他希望為他的國家感到驕傲而非羞恥，他的學術生涯過去是，甚至現在依然是由他的政治行動主義形塑的。他在1950年代初曾被剝奪護照，因為他尖銳批評美國外交政策。後來，隨著美國對印度支那干預的加深，他將他的主要關切點轉向那裡，而不是指向他最初的喜好——印度尼西亞。回顧起來，我覺得卡欣似乎是戰後美國對東南亞霸權計劃的邏輯——歷史對立面。他的學生從他那裡學到了政治與學術的不可分離。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相較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印度尼西亞肯定是個有待研究的特殊地方。卡欣禮聘了溫文爾雅的語言學家和詞典編纂學家約翰·埃科爾斯，後者出版了一種東南亞民族語言的第一部優秀的後殖民詞典，並通過他的授課，使得年輕的「印尼專家們」成為通曉當地民族語言的第一個規模可觀的東南亞專家群體。卡欣還禮聘了出生於里加的俄裔猶太舞蹈家、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家克萊爾·霍爾特（Claire Holt），後者在193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都居住在荷屬東印度從事研究，1950年代返回獨立後的印尼，重拾並擴展她早期的工作。距耶魯幾小時車程的地方住著捷克裔猶太歷史學家哈里·班達（Harry Benda），他曾在1930年代後期為東印度群島的一家奧地利公司工作，還被日本人監禁過。這兩位老師給學生們帶來了對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帝國主義面相的歐洲式懷疑態度，還讓學生們喚起了對殖民地時代和獨立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明晰感覺。最後，1960和1970年代最具影響的美國人類學家之一，克利福德·格爾茨，在爪哇和巴厘島做了他最重要的田野工作；這是機緣湊巧，如格爾茨本人後來記敘所言。那時候，印度尼西亞在某些方面或許是特別的，但它總是被放置在東南亞框架下來思考和研究。這個框架恰恰受到越戰那些年頭的經驗的強化，當時，對差別迥異的國家與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和學生們，在不同程度上被迫作為東南亞專家採取主戰或反戰的立場。這不光是為了知識或政治的理由。不論我們個別的學術研究興趣是什麼，我們在一起走向成熟，一起學習研究，閱讀和批評彼此的作品；我們以某種方式被一個東南亞拴在一起，而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我們幫著賦予那個東南亞某種現實性。這些就是機構環境，它們讓我在1972年4月被印尼禁止入境以後，能夠不當回事地轉向暹羅研究（1974——1975年），十年後又掉頭邁向菲律賓（雖然有一小段時間我認真考慮過聞所未聞的舉動：冒險闖到東南亞之外，去斯里蘭卡）。暹羅和菲律賓似乎是印度尼西亞的「自然」對照物；讓這種轉向和比較成為可能的那些資源，康奈爾應有盡有：精良的語言教學、傑出的教員團隊，還要感謝那時美金的威力、埃科爾斯無私的盡心儘力，和世界最好的東南亞圖書館。也是從容納了前印度支那大勢已去的（ci-devant）革命國家的這個東南亞出發，我後來才有機會走筆到更遠的地方。1982——1983年間寫作《想像的共同體》的初始推動力，就來自1978——1979年在中國、越南、柬埔寨三角之間（要是容許這種擬人化的話）爆發的第三次印支戰爭。但是我也不能忘懷從雅加達看希特勒的那種望遠鏡視野，它讓我從此不再可能把歐洲視為理所當然。幾年後，蘇聯的解體結束了冷戰，事實上也結束了那種模式的共產主義，卻又鬼使神差地給西方的官方想像力召喚出新的幽靈：其中最顯著者是（邪惡的）民族主義。在這些形勢下，而且恰值我生命中這樣一個時期：在東南亞開展嚴肅的、全心投入的田野工作的機會，因種種原因日趨減少，於是我被逐步引向更廣闊的、也更裝腔作勢地具有理論性和普遍性的思索和構想。然而這些新近的研究依然紮根於東南亞，不管有多堅實。所以，即使如後文所示，我曾神遊至秘魯（我不過在里約熱內盧待過幾天，那時最接近它），我的腳步也是從菲律賓拐入那個方向的：在某種舞台照明下，菲律賓可以看起來像是從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沿海漂移到遠西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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