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再孝順也不如兒子受寵

總認為女人得成為母親才能算是個「女人」，但社會雖然會對女人成為母親表示恭喜，卻不會替母親分擔任何責任。因此，女人或許會對成為母親感到高興，但一旦孩子出生，她們就會立刻察覺自己得付出多麼大的犧牲。

不過，以上的舉例只適用於近代家庭[1]。對於只需負責生產不需擔心教育的前近代統治階級的女人，以及不管孩子教育的下層階級女人，她們或許根本不需考慮這個問題。對於女兒的人生已經註定將與母親相同的社會，母親和女兒之間也就沒有所謂的競爭和怨恨。所以，或許前近代的女人所面對的問題只有「勞苦」沒有「苦惱」。

母親會期望從孩子身上獲得回報。兒子的任務簡單來說，就是成為一個有出息的兒子、解救受到父親壓迫的母親，並一輩子孝順母親。因此，母親的目標就是把兒子教養成具有戀母情結的男人，以及幫助他順利繼承家業。這時，母親的報酬就是變成繼承人的母親，並在家父長制下提升至有如皇太后的地位。

女兒呢？女兒終究會嫁到別人家。在無法期望回收投資的情況下，再多的投資都只會象是丟進了水溝。但這種過去的常識已經不適用於今日的社會，現在的女兒已經成了母親一輩子的所有物。女兒即使出嫁後，還是有義務照顧娘家的父母，母親也會期待女兒能夠扛起照顧的工作。過去十年里，父母對於「希望誰來照顧自己」的優先順序已經從媳婦轉成女兒，實際上女兒擔任照顧者的比例也的確增加了。

現實生活中，有些母親儘管依靠著女兒的照顧，但在外人面前卻又否認這種事實。有些家庭是由姐姐代替弟弟扛下照顧母親的責任，然而母親卻總是覺得自己很可憐，竟然得依靠女兒的照顧。但更可憐的其實是這些女兒，因為母親不但不感謝她們的照顧，甚至還認為自己很可憐。

近來，女性的人生選擇逐漸增加，母親開始期望女兒可以滿足她們的需求。現在的女人不再有借口說「我只是個女人」，因為女人「只要肯努力，也可以在社會上獲得成功」。九○年代以後的20年間，女性在四年制大學的入學率出現快速增長，甚至超越短期大學的入學率。女人在醫學院和法學院等實用科學領域的主修人數也顯著增加，最近的醫師國家考試中，女性的合格者大約佔了三成，就連司法考試也有三成左右是女性。

這個數字背後存在二代母親的執念，因為女兒的高等教育若缺乏母親的支持，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即使父親表示「女人不需要教育」以及「上短大就夠了」，母親還是會私下告訴女兒「別管妳爸爸怎麼說，媽媽一定會想辦法幫妳籌學費」，因此女兒才能進入大學就讀。不過，這些女兒很少選擇就讀工學院與商學院。這種「女性就業」的取向呈現出母親世代對於現狀的認知與絕望，因為母親們在結婚前都有上班的經驗，她們很清楚女人根本無法在需要團隊合作的工作領域立足，也會以此勸告女兒選擇可以靠著證照獨立工作的學科。

少子化使得女兒變成「有著女性臉孔的兒子」。在只有一、兩名小孩的家庭，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是女兒，而這樣的家庭便不可能出現性差別的教育。事實上，有不少家庭把女兒當成兒子教養，對女兒懷有和兒子一樣的期待，投入如同兒子的教育資源，女性的重考率也因此提高。

這時的女兒儘管在根本上仍然不同於兒子，卻得同時回應母親對於兒子與女兒的兩種期待。女人在這個時代的選擇雖然增加，卻得同時背負起「女兒的責任」與「兒子的責任」。在同時存在女兒與兒子的家庭，母親會比較關心兒子，這麼一來女兒的角色也就變得更加複雜。這時的女兒不僅必須回應母親的要求成為優等生，還得注意不可讓自己的成績超過哥哥或弟弟，以免威脅到母親心愛的兒子。小倉千加子在小說《惡夢》中描述女人在這種處境下的痛苦時，寫道：「我雖然是個女人，卻得拿出可以與男性匹敵，但又不能超越哥哥的成績。」

母親會為女兒的幸福感到高興嗎？

女人有兩種價值，一種是自己爭取的價值，另一種是藉由別人（男人）獲得的價值。酒井順子[2]在《敗犬的遠吠》中暗示了，在女人圈裡後者的價值高於前者，對女人來說，或許生活在無法靠自己取得價值的時代還比較輕鬆一點。現在的女兒則得設法同時滿足這兩種價值，母親也對女兒抱持著這樣的期待。有些母親甚至會告訴女兒：「妳專心去上班，我可以幫妳照顧孩子。」

那麼，女兒會感謝這樣的母親嗎？

母親這麼做就如同在宣告：「我一輩子都不會放開妳。」這也如同在告訴女兒，妳的人生是屬於我的，妳得扮演我的分身、實現我的夢想。母女關係或許正如信田佐代子的一本小說書名：《以愛為名的支配》[3]。母親的期待只會帶給女兒壓迫，「母愛」和「自我犧牲」只是母親用來支配女兒的借口。

中山千夏[4]曾在文章中描述自己在星媽的長期支配下，最後起而反抗的始末。儘管母親一直告訴中山「我這麼做都是為了妳」但在中山不斷質疑下，母親最後終於承認「事實上，我是為了我自己」。我很佩服中山可以如此勇敢地面對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因為當我發覺自己一直在逃避與母親的對峙時，母親已經老了。對於已經變成弱者的母親，我再也沒有機會和她釐清兩人的母女關係。

話說回來，母親會對女兒的幸福感到高興嗎？

雖然母親會對女兒懷有期待，但女兒真的實現自己無法完成的事時，母親的心裡大概除了高興，也會萌生一些複雜的感覺。母親和兒子就不存在競爭的問題，因為他們之間存在性別的緩衝區。然而面對女兒時，母親就無法拿性別做為自己失敗的借口。儘管母親可以把女兒的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幫助，但成功的人終究是女兒不是自己。

如果女兒想要完成母親的野心，就不能只達成「自己爭取的價值」，還得獲得「他人（男人）賦予的價值」。母親的身分是一種得到男人選擇的價值，即使這是一種連母親也不滿意的價值，但再怎麼成功的女人如果缺少這種價值，還是會被母親視為只成功了一半的女兒。諷刺的是，母親還可以藉此確定女兒依舊處於自己的掌控範圍。一個無法成為母親的女兒，也就是一個無法和母親承擔起相同苦難的女兒，母親自然不可能承認這樣的女兒是一個完整的「女人」。

如果女兒真的嫁給一個連母親也會感到羨慕的完美男人，母親又會有什麼感覺呢？

很多新娘的母親都很喜歡自己的女婿，有些母親甚至會希望女兒可以嫁給自己喜歡的男人，但無論如何，嫁給那個男人的女人終究是女兒不是自己。因此，女兒過得愈是幸福，母親的心情想必也會變得愈複雜，甚至夾雜一絲女兒被別的男人奪走的失落感。所以女兒離婚返回娘家時，母親或許反而會因此暗自竊喜。

母親和女兒的和解

一位優秀的長女一直對母親懷抱著怨恨，甚至說：「媽媽其實很嫉妒我。」這位長女就是佐野洋子[9]。在佐野的世代，很少女人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以及進入職場工作。相較於優秀的女兒，她母親也像當時的所有母親一樣比較疼愛懦弱的兒子，但她哥哥卻在11歲時突然病死。哥哥死後，父母便把哥哥的畫具全轉交給她，並開始期待她可以代替很會畫畫的哥哥。佐野在父母的期待下考上美術大學，並在日後成為一位成功的畫家。但母親在面對女兒的活躍時，臉上卻露出不高興的表情。

「妳這麼努力不就是為了讓我考上大學？而且，我不是一直很努力地工作？為什麼妳還會這麼不高興？」

佐野始終認為母親一定想過，如果當初死的人是她就好了。她沒有辦法喜歡母親，對母親的憎恨也一直讓她感到自責。

如果是兒子憎恨父親，應該就不會感到如此自責，從這點就可以看出父子關係與母女關係有著極大的差異。母親雖然是個壓迫者，卻也是個受害者，因此女兒不僅不能憎恨母親，還應該為自己曾經有過這種念頭而感到羞恥。相較於對母親的憎恨，佐野的書里更多的是自責的聲音。

佐野花錢把母親送進老人院後，母親便逐漸出現認知障礙。那位曾經十分強勢、粗暴、不會誇讚女兒，也不曾說謝謝或對不起的母親，如今已經變成一尊獃滯的佛像。自從小時候被母親甩開她伸過去的手後，她就發誓以後絕不再把手伸向母親。但如今她又再次牽起母親的手，撫摸著母親以前不讓她撫摸的身體，甚至鑽進母親的被窩。可是，她也知道如果母親的意識仍然正常，這一切就不可能發生。

佐野說：「以前，我從來沒有喜歡過我母親。」直到母親生病後，她才和母親和解。當獃滯的母親開口對她說：「對不起、謝謝。」她哭著告訴母親：「我真高興妳還活著！」過去這五十幾年，自責一直讓她感到痛苦，如今她終於可以放下了。她寫下「媽媽原諒我了」，而不是「我原諒媽媽了」。從這點就可以看出，佐野的心裡有著多麼強烈的自責。

佐野在母親還活著的時候與母親達成和解，讀者們讀到這裡一定會有種鬆了口氣的感覺吧。但人生並非總是如此，有些女兒得等到母親死後才能脫離女兒的角色。

我沒有來得及在我母親去世前和她達成和解。換句話說，在我原諒母親或是母親原諒我之前，母親就去世了。太遲了嗎？事實上，死者還活著。對女兒來說，這時的母親就是活在她心裡的母親。我透過與自己心中的母親不斷對話下，母親在我心中的樣貌已經有了改變。

無論是回應母親的期待或背叛母親的期待，母親在世時女兒都無法逃離母親的束縛；無論是順從母親或違逆母親，母親還是會一直支配著女兒的人生。母親即使去世後，也還是會想要繼續支配女兒的人生。但母親是女兒的分身，女兒也是母親的分身，因此女兒對母親的怨恨與厭惡會轉換成自責與自我厭惡。無法喜歡母親的自己，未來也註定無法喜歡自己的女兒。厭女症對女兒來說，始終是對於流著母親血液的自己的自我厭惡。

如同信田所說的，母女要走向和解的唯一方法就是，彼此都得先承認「對方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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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註：依照近代人口學下的歷史記述概念，「近代家族」的特徵包括：一．以夫婦為中心。二．以子女為中心。三．排除非家屬。如果從性別論來看，就得再加上二項特徵，包括：四．公私領域分離。五．對各個領域的性別角色分配。歐洲的近代家庭形成於十八至十九世紀，日本則是形成於明治末期至大正年間的大都市地區，並於戰後的高度成長期間迅速地普及化。[2]酒井順子（1966－），日本散文作家，代表作為《敗犬的遠吠》。[3]小說的日文書名原義為「以愛為名的支配」，但在台灣出版的書名最後被修改為《母愛的療愈》。[4]中山千夏（1948－），演員、歌手、參議院議員、作家。[5]岩月謙司（1955－），日本生物學家，專長為動物生理和行動學。[6]海倫．德意志（HeleneDeutsch,1884－1982），澳裔美籍精神分析學家。她是弗洛依德的學生，同時也是第一位專門從事婦女研究的精神分析學家。[7]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Klein,1884－1982），英國精神分析學家，生於維也納，主要貢獻為對兒童精神分析和客體關係理論的發展。[8]竹村和子（1954－2011），日本的英國文學學者，研究領域涵蓋英美文學、批評理論和女性主義思想。[9]佐野洋子（1938－2010），作家、繪本作家。[10]原註：這裡所指的「有些人」，應該是指江藤淳以及認同江藤淳看法的上野。[11]南希．邱德蘿（NancyChodorow,1944－），美國的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精神分析學家。[12]原註：事實上，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前往特羅布里恩群島（TrobriandIslands）時，發現當地雖然是母系社會但卻沒有戀母情結的意外現象，而且在母子家庭與父親是招贅的家庭中成長的兒子們身上，認同父親的機制就變得難以發揮作用。

書名：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 作者：上野千鶴子 上野千鶴子（ChizukoUeno） 一九四八年出生於富山縣，京都大學大學院社會學博士、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女性學和性別研究先驅。一九八○年代以後，以女權主義者身分引領時代、持續挖掘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近年來更把觸角延伸至老年人、福利和照護等專業領域。一九九四年以《近代家族的成立與結束》榮獲三得利學藝賞，其他著作包括《家父長制與資本制》、《女游》、《裙子下的劇場》、《一個人的老後》、《一個人的午後》等。

本書內容最初連載在雜誌《scripta》二號至十六號（二○○七年一月至二○一○年七月）的專欄「日本的厭女文化」，所有文章經過編修，並增添第十六章後集結出版。